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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文化与审美
1.12.2 第二节 说唱音乐

第二节 说唱音乐

一、大鼓的勃兴与弹词的繁盛

清末民初以来的说唱音乐与戏曲音乐呈现了繁复多样的局面。由于中国沦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城市商品经济畸形繁荣。大批原在农村的民间艺人流入城市,为了适应城市较高文化层次的人们新的要求,在城市得以生存,加之各种说唱、戏曲在城市争胜集散中相互交流和吸收,促使老的曲种、剧种在艺术上不断发展提高、新的曲种、剧种应运而生,但是,城市殖民地化商业化的政治经济,也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说唱、戏曲受到腐蚀。

明清时已形成的北方鼓词在清末以大鼓类说唱最有代表性。最早进入城市的是因用书鼓和两枚犁碎片击节而得名的“犁铧大鼓”。它起源于山东农村,表演形式为一人演唱或二人对唱,除书鼓、钢铁片外另有三弦、四胡伴奏,著名艺人有何老凤、王小玉姐妹和谢大玉等“四大玉”等。与犁铧大鼓之后出现的,还有乐亭大鼓、梅花大鼓等,而音乐上发展得较为成熟,并在全国产生影响的是京韵大鼓。

京韵大鼓起源于清末河北的木板大鼓,传入京、津后因其字音带河北乡音而称“怯大鼓”,后经许多艺人改革,加上三弦、四胡等伴奏乐器,以小段替长篇大书,特别由刘宝全、白云鹏等人进一步改进,定名为京韵大鼓。其中刘宝全对京韵大鼓贡献尤大,他吸收京剧、梆子等的发音吐字和唱法发展创新,使之成为只唱不说,唱腔有慢板、垛板、紧板等丰富板式变化的新腔;并改河北乡音为主洋音;更结合他嗓音甜脆圆亮、高低兼备的特点,形成了字正腔圆、韵味醇厚的独特风格。代表性的曲目有《单刀会》、《长坂坡》、《大西厢》、《丑末寅初》等。三十年代后艺人白凤鸣所创的“少白派”,骆玉笙的“骆派”,对之后的京韵大鼓艺术给予了直接影响。

南方的苏州弹词这时期在女艺人朱素兰首创“书场”、自堂会、书寓、茶楼酒肆步入正式舞台后,许多艺人在以往流派上竞相翻制新腔。清末民初有夏荷生在《描金凤》中结合俞、马调特点并吸收了昆腔的“夏调”;20年代有朱介生的较老俞调更优美细腻的“新俞调”;30年代有沈俭安、薛筱卿较马调有音乐性的“沈薛调”;祁连芳的纤柔幽雅的“祁调”;40年代后蒋月泉在“俞调”和周玉泉的“周调”基础上,吸取京剧念白和声韵的特点,创造了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旋律婉转、饶有韵味、富于音乐性的“蒋调”,之后还有徐云志的“徐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苏州弹词久盛不衰,是与他们十分重视学习其他民间艺术,敢于大胆创新;又多无流派门户之见,善于相互引进借鉴;并较早成立科班组织,注意培养接班人有关;同时与进步文化界人士长期的关注、帮助也不无关系。

二、层出不穷的新曲种

一些旧的说唱曲种在流传全国各地过程中,逐步与当民间音乐相结合,并采用地方语言,便产生了许多新的地方曲种,如在乐亭大鼓基础上产生了“北京琴书”,在“弦子书”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河大鼓”等等。其中尤以河南坠子、山东琴书和四川清音为重要。河南坠子流行于河南、安徽、山东一带,因主要伴奏乐器“坠子”而得名,本世纪初由“莺歌柳书”和“道情书”结合而成,富于歌唱性和抒情性,30年代曾出现过闻名全国的女艺人乔清秀,以演《玉堂春》、《凤仪亭》等享有盛名。山东琴书起源于山东荷泽地区,流行于山东、华北及东北。三十年代中由邓九如确立了其体制,山东琴书以唱为主,主要伴奏乐器有杨琴、筝、坠琴、胡琴等,基本曲调为“凤阳歌”和垛子板,以板腔体方式,并吸取许多民间小曲穿插为音乐结构形式,是一种板腔体与曲牌体并用的说唱曲种。

四川清音原为流行于农村乡镇的“唱琵琶”或“唱月琴”,是清末牌子曲的一种形式,三十年代始进入重庆、成都等大城市,曲调主要有“八大调”与诸小调联缀而成,大、小调可分别演唱,也可将大调分拆为头尾,中间插入数首小调,构成各种牌子曲。著名女艺人李月秋在创腔和演唱上作出了较大贡献。此外,像东北大鼓、广东粤曲、四川竹琴等等各地的说唱曲种,也无一不在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

三、说唱艺术中的新题材

由于说唱长于叙述宣讲,这一时期随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也产生了不少讲唱时事政治的作品。苏滩艺人林步青曾创制“时事新赋”,即兴编唱讽刺社会黑暗的唱段;唱梨膏糖调的杭州艺人杜宝材也以编唱讽刺贪官污吏和社会时弊的小曲而广为人知,其形式即以他的艺名“小热昏”命名。

在辛亥革命前后,涌现了不少新编的时事说唱,像单弦《秋瑾就义》,粤曲《革命武装歌》、《三民主义歌》,西河大鼓《科学救国》、《中山纪事》以及像《十二月太平年》、《放足乐》、《女子文明灯》等要求民主自由的作品。之后由艺人们创作演出的还有天津时调《直奉战》、《民国六年闹水灾》、粤曲《夜吊沙基烈士》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则有永新小鼓《打倒军阀列强》、《闹暴动》等。30年代,锦歌新编了《长江歌》、《送郎参军》等;侗族歌师石戒福编唱了琵琶歌《长征歌》等。

中国共产党直接参加和组织过不少说唱艺术活动,用以革命宣传。20世纪30年代初,苏区的红三军团政治部在《红军日报》上,登载过20余篇歌唱作品,瞿秋白亲自修改过大鼓词《王大嫂》,并在《红色中华》上发表。4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说书组》的帮助下,艺人韩起祥编演了《刘巧团圆》、《张玉秀参加选举会》等,表现解放区人民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