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宋辽金元的音乐

(公元960～1368年)

一、词体歌曲与散曲

由宋代起，随都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社会音乐活动的重心由宫廷走向世俗。北宋已出现了市民音乐活动场所“勾栏”、“游棚”。适合于市民和文人趣味的诸如词调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得到了尤为迅速的发展。

词调音乐为入乐的长短句诗歌体裁，多采用依曲填词的创作方式，萌源于晚唐五代。由于长短句歌词有助于乐曲节奏多样变化，情感表达更自由灵活，艺人乐工乐于演唱，文人也竞相仿作，因而其间开创了“宋词元曲”的新时期。

宋代是词体歌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人们常用词调多达八百多首，其曲调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及当代流行的民歌、小曲，如《忆江南》、《柳青娘》等;另一部分来自唐代歌舞大曲的部分段落，如《阳关引》、《倾杯序》、《水调歌头》、《声声慢》、《调笑令》等;以及少数民族和外来音乐，像《菩萨蛮》、《苏慕遮》等。宋代文人创作的词曲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按题材风格可大致分为婉约派与豪放派两类。婉约派的词内容多为男女相思离别之情的抒发，风格纤弱柔婉，讲究音律与曲调的配合，以与音乐关系密切的词人柳永、周邦彦为代表。豪放派词曲开拓了词的表现内容，打破了过于严格的音律束缚，风格雄健粗犷，发韧于北宋的苏轼，继之以靖康之难之后的一批南宋爱国词人如辛弃疾、陈亮、张孝祥、岳飞等。宋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中曾将两派词风作了形象比较:“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宋代有一部分懂得音乐的词人也常自己创作新的词牌曲调，这种新创的歌曲称为“自度曲”。南宋的姜夔是自度曲最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作有自度曲《扬州慢》、《杏花天影》等14首，载于《白石道人歌曲》，并注有“俗字谱”(古工尺谱)，是宋代词调音乐的珍贵遗产。姜夔的自度曲词乐浑然一体，风格委婉抒情、清新典雅;在旋法、结构、调式、转调等技巧处理上精致细腻;他的作品多用七声音阶，四度与七度音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常引用升高的商、徵或宫等变化音。从而使曲调赋予一种独特而又深远的意韵。

元代流行的散曲直接继承宋词音乐传统，同时又吸收了其他民间曲艺形式。它多根据宋元杂剧曲牌填配新词，但不同于表现曲折故事的杂剧，而是以清唱形式抒发个人情怀，通过对某种情景的描述表达作者的内心感触。音乐重在优美抒情，不求戏剧性效果，形式有单首曲牌的小令如《天净沙》，以及由多首同一宫调的曲牌联缀的套曲，像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就是由《夜行船》、《鸳鸯煞》、《乔木查》、《庆宣和》、《落梅风》、《风入松》、《拨不断》和《离亭宴煞》八支曲牌组合而成。散曲音调上有南、北曲之分。南曲用五声音阶，字少声多，较为婉转;北曲用七声，字多声少，曲调简朴而高亢。唱时一般以弦索、笙、笛、拍板等乐器伴奏。

二、说唱艺术的发展

宋元间适应城镇市民文艺生活的歌唱艺术在曲种上已相当丰富，除以演唱支曲为主的“小唱”外，还有不少结构较大的套曲形式或讲唱兼用的说唱体裁，比较重要的有陶真、鼓子词、货郎儿、唱赚、诸宫调等。

陶真约源于北宋，是一种用琵琶或鼓伴奏的说唱。唱词多为七字句，音乐上可能只是上下句反复吟唱。唱者多为盲艺人，不入勾栏，只在街巷和农村热闹处演唱。

鼓予词是以支曲迭唱为基本形式的曲艺，用渔鼓伴奏，是明清“道情”的前身。另有说唱性叙事鼓予词，其中插有说白。现存有北宋赵德麟的《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和无名氏《刎颈鸳鸯会》。

货郎儿是以宋代小贩的叫卖声发展而成的民间歌曲。元代艺人将它分成前后两部分，中间串入其他曲调，形成了“转调货郎儿”，并用几个不同的转调货郎儿，中间插入说白来说唱一桩故事。

唱赚是在北宋缠令、缠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说唱艺术。缠令由若干曲牌组成，前加引子后有尾声;缠达则有引子无尾声，中间仅两个曲牌叠交。南宋杭州艺人张五牛在缠令、缠达这种小型套曲的高潮处加入了“动鼓板”中的《太平令》，并袭用所谓“赚鼓板”的名称为“赚”，从而确立了唱赚的形式。其主要用鼓板伴奏，唱者自己击鼓扣板，类似后来的大鼓书。

诸宫调是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它是继承叙事鼓予词及唱赚等曲艺形式，并在说白上承袭了唐代变文的代言体特点而形成的。一部诸宫调常由许多种不同的曲式单元联合组成，而以说白插入其间。各曲式单元中的曲牌都用同一宫调，但就各单元相互联接的关系又属不同宫调，这也就是“诸宫调”名称的由来。诸宫调为北宋汴京勾栏艺人孔三传首创，重要作品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三、戏曲艺术的成长

我国戏曲艺术至宋代已达成熟。北宋时在唐代参军戏的基础上已形成了一种“杂剧”艺术。内容也以滑稽讽刺为主，通常有末尼、引戏、付末、付净和孤五种角色。表演一般由“艳段”、“正杂剧”和“后散段”三部分组成。

12世纪的南宋初期，浙江温州又兴起被称为“永嘉杂剧”，又名“南戏”的民间戏曲，由于南戏留存的几个剧本证明了它已是成熟了的戏曲形式，所以一向被认为是我国戏曲艺术正式成立的标志。南戏的曲调直接取自当时南方流行的各种民歌小曲——南曲，后来成为明清许多声腔兴起和发展的基础。重要的剧目有《赵贞女蔡二郎》、《王魁负桂英》、《乐昌分镜》等。

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院本的基础上，吸取唱赚、诸宫调等民间音乐的艺术成就，于金、元间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型戏曲形式，因专用北方音乐，所以亦常被称为北曲。元杂剧结构严整，一本杂剧通常分为四折。第一折前或折与折之间还有类似序幕或过场性质的楔子;在音乐上每一折由宫调相同的若干曲牌组成一个有引子和尾声的套曲形式，四折用四个不同宫调的套曲;元杂剧通常只有正末或正旦一个角色歌唱，其他角色只说不唱。元杂剧的勃兴与当时蒙古族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有关。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因政治上没有出路，于是借杂剧抒其不平，同艺人合编剧本，甚至同台演出，加速了杂剧艺术的发展，并产生了创作《窦娥冤》、《拜月亭》的关汉卿，《西厢记》的王实甫等一大批优秀剧作家。

宋金元间，我国戏曲已形成了南北戏曲音乐的不同风格特点，“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宛转为主”，“北之沉雄，南之柔婉”，为明清戏曲多样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乐器、器乐和乐论

在器乐方面，宋代的琴家常以描写自然风光、隐世生活表达个人幽深思绪为主，有时也反映对国事及民族安危的忧患之情，代表作有南宋浙派琴家郭楚望的《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毛敏仲的《樵歌》，徐天民的《泽畔吟》，刘志芳的《鸥鹭忘机》，以及姜夔的琴歌《古怨》等。《潇湘水云》的作者触景生情，是寄寓了他对祖国沦亡的感慨之作。全曲音调流畅，跌宕起伏，堪称宋代琴曲中的杰作。琵琶曲则有明代以前产生的《海青拿天鹅》。

宋元间在民间瓦肆及其他游乐场所，还经常有由双韵合阮咸，嵇琴(即奚琴)合萧管等的“小乐器”;或用方响、笙、笛、小提鼓等组合的“清乐”;以及萧、管、笙、轧筝、嵇琴、方响等的“细乐”等器乐小合奏表演。这些小合奏回音响轻细，音色清越，别有风味，成为当时一个极有特色的民间乐种。

在乐器上，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唐代出现的奚琴，到北宋时发展到“马尾胡琴”，初步确立了后来广泛流行的“胡琴”类拉弦乐器的形制。宋元间还出现了三弦、双韵、勃海琴、葫芦琴、火不思等弹弦乐器，云璈(即现今云锣)和铳鼓两种敲击乐器，以及唢呐等吹奏乐器。元代还由中亚地区传入了早期的管风琴——“兴隆笙”，但未能广泛流行。

宋元文人的音乐思想理论研究有所发展，但常有稽古保守的倾向。乐律学方面有沈括、张炎、蔡元定等对律调的研究，蔡元定的十八律理论，以三分损益的十二律为基础，而于黄钟、太簇、姑冼、林钟、南吕、应钟六律后各增加一个比本律高一个音差的变律，得出了十八律。它从理论上解决了旋宫后音阶的音程结构不一致的困难，但从实践上并不是理想的方法。

这一时期重要的音乐论著有宋代蔡元定的《律吕新书》、陈旸的《乐书》、张炎的《词源》、王灼的《碧鸡漫志》;元代芝庵的《唱论》和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