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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文化与审美
1.6.4 第四节 贝多芬

第四节 贝多芬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年)生于德国波恩。酗酒的父亲希望他成为莫扎特式的神童,强迫小贝多芬长时间练习钢琴。零乱的学习和恶劣的家庭环境摧残了贝多芬的童年生活,也锻炼了他的独立精神。波恩丰富的音乐生活培养了他的音乐鉴赏力,他的第一位真正的音乐教师是波恩的宫廷乐师J·G·聂夫。贝多芬1792年赴维也纳,曾跟海顿短期学习(两人不很融洽),还师从过阿尔布雷希茨贝格、萨列里和申克等。1795年在维也纳以钢琴家身份登台。

与海顿、莫扎特不同,在维也纳,贝多芬过着一种更为自尊的、有保障的艺术家生活。这是一种改变了方式的赞助制度,他没有依附于某个亲王、公爵的宫廷,但是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被他的有强烈个性的演奏风格、新颖的乐思所吸引,以不同的方式慷慨资助:付大笔款项、提供私人乐队供实验演出等。贝多芬虽与贵族保护人往来,但人格是完全独立的,偶尔甚至是粗暴的。他曾说:“与贵族相处是好事,但是必须使他们对你有深刻的印象。”此外出版业和音乐会生活的发展都补益了他的经济生活。他不再需要像海顿、莫扎特那样,为了保护人或约定者的特别需要而仓促地写作。贝多芬是发自内心而创作,为理想中的广大听众而创作。

贝多芬有前辈音乐家们未曾有过的广博的社会阅历。他身处欧洲最为惊心动魄的政治变革时期,先后经历了开明君主专制、法国大革命和封建复辟的历史时期。生气勃勃的社会新阶层及其思想,鼓舞、培育着他成为一位具有社会参与精神的艺术家。他早年在波恩大学旁听哲学课,崇拜最激进的启蒙学者——文学教授E·施奈德尔。法国大革命的强烈冲击,无不反映在以他的《第三交响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中,然而也就是从这首作品起,他开始真正捕捉到了自己音乐的风格气质。在反对法国扩张侵略的战争中,他写了应时作品《威灵顿的胜利》和康塔塔《光荣的时刻》。尽管拿破仑称帝后他憎恶这位独裁者,但他始终为拿破仑的伟大而心荡神移,这位社会地位低下的科西嘉岛炮兵少尉的成功鼓舞着他的民主思想。他是长期抱定一种思想的人,在革命已时过境迁的封建复辟时期,《第九交响曲》、《庄严弥撒》最后申明了他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贝多芬个人生活经历的痛苦与他艺术事业的辉煌形成巨大的反差。当他在维也纳刚刚站稳脚跟,美好前景的艺术之门向他敞开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可治愈的耳疾在迅速地恶化,最终必然要完全丧失听觉。1802年他在维也纳郊外痛苦地写下了“海利根拖塔特遗嘱”,但是,他终于战胜了自我,渡过了危机,他决心在生活的痛苦阴影下,到艺术中去寻找欢乐。1816年贝多芬完全失聪后过着隐居的生活,性格变得郁闷、暴躁、病态的多疑,来访者只能与他笔谈,可是他的创作力完全没有减退。他一生未婚,虽然与一些贵族女子相爱。收养的侄儿给他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烦恼。

贝多芬的作品数量比海顿和莫扎特少,他的创作过程是艰难的,构思一部作品,捕捉到一个理想的乐思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贝多芬的音乐比前两者更富有个人独创性。他的作品包括:9首交响曲、1部歌剧、2首弥撒曲、11首序曲、1首小提琴协奏曲和5首钢琴协奏曲、16首弦乐四重奏、30首钢琴奏鸣曲、10首小提琴奏鸣曲等。

贝多芬的创作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早期的代表作是:《C大调第一交响曲》、《bB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D大调第二交响曲》、《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C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有:《C小调奏鸣曲》(悲怆)、《#C小调奏鸣曲》(月光),《d小调奏鸣曲》(暴风雨)等。贝多芬中期创作明显地确立了个人的风格,后人理解的贝多芬的风格,一般是指这个时期的音乐。主要作品有:《b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bB大调第四交响曲》、《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F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A大调第七交响曲》、《F大调第八交响曲》、《G大调第四钢琴协奏曲》、《b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歌剧《费德里奥》,序曲:《埃格蒙特》、《科里奥兰》,钢琴奏鸣曲:《C大调》(华尔斯坦)、《f小调》(热情),小提琴、钢琴奏鸣曲:《F大调》(春天)、《A大调》(克莱策),弥乐四重奏:3首献给拉祖莫夫斯基的“俄罗斯”四重奏、《bE大调四重奏》(“竖琴”四重奏)、《f小调四重奏》(庄严四重奏)等。贝多芬的后期创作,音乐语言集中、抽象,精神的崇高与形式的奇特结合在一起。作品有:《d小调第九交响曲》、《D大调庄严弥撒》、《#C小调四重奏》、《bB大调四重奏》(大赋格)等。

贝多芬是一位伟大的交响曲作曲家。他继承了海顿、莫扎特所奠定的古典交响曲体裁和奏鸣曲式的音乐形式,然而他以崭新的时代精神充实丰满了这些音乐形式体裁。他在第三、五、九交响曲中,从不同的角度一再追寻“斗争——宁静沉思——喧嚣戏谑——欢乐凯旋”这样一个哲理性的交响公式,时代的英雄主题、个人与命运搏斗、人类达到理想王国的奋斗无不凝聚其中。

贝多芬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的两个主题具有真正的形象对比,主题的广阔发展在音乐中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部成为奏鸣曲式动力的中心,尾声里主题的发展潜能再一次得到发掘。宏大斗争的第一乐章之后的第二乐章,时而亲切、时而悲哀的静谧沉思是贝多芬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动人的侧面。贝多芬交响曲在套曲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以谐谑曲取代了传统的小步舞曲第三乐章,谐谑曲的粗鲁、神秘、惊奇和戏谑正体现了他的生动性格。扩大了规模的凯旋的第四乐章则体现了古典主义的艺术理想。

钢琴奏鸣曲在贝多芬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是创作的试验园地。贝多芬的交响性思维和音乐激烈狂暴的气势,大大扩展了钢琴音乐的表现力,改变了昔日人们对这种纤巧、细腻的宫廷娱乐乐器的印象。他的钢琴奏鸣曲被称为音乐家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常指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集》)。

贝多芬是音乐艺术的解放者,他以自身的才能和魅力改变了音乐家必是身穿宫廷仆人号衣的屈辱的历史。他摆脱了音乐为上流社会娱乐装饰的因袭传统,使音乐艺术从一般美的境界进入到崇高的境界,从而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中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贝多芬既是古典主义的完成者,又是浪漫主义时代的引路人。他的音乐对于时代与个人的情感表现,宏伟的戏剧性和对自然的依恋等,都为浪漫主义开启了通向新时代的大门。

【注释】

[1]关于启蒙运动要说明的是,在传统的观点中,我们似乎过分看重法国的启蒙运动,而忽视了启蒙运动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事实上,启蒙运动滥觞于意大利文艺复兴,于17世纪首先在英国产生,表现为英国自然神的出现,突出了启蒙思想的最初要求和理性精神的重要意义。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视为启蒙运动的一种偏激和极端的形式,德国的启蒙运动虽没有法国激烈,但是却更加深刻、内在。此外,德国启蒙运动始终呈现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织的状况,尤其是后者,对德国的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作为文化思潮的古典主义,与音乐中的古典主义并不等同。在时间上,后者要比前者晚了近一个世纪。从文化特征上分析,古典主义可以视为及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风格的第二次复兴,虽其基调是理性主义的,但在局部仍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气息。而音乐中的古典主义的大环境——具有全欧性的启蒙运动,其核心和灵魂是人的理性精神。此外,音乐中的古典主义有时往往特指18世纪末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但他们的精神显然已经包含有浪漫主义的因素。

[3][美]约瑟夫·马克斯利:《西方音乐欣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4]卡尔·巴特:《论莫扎特的自由》,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21页。

[5]卡尔·巴特:《论莫扎特的自由》,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9页。

[6]汉斯·昆:《超验的踪迹》,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44页。

[7]汉斯·昆:《超验的踪迹》,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67页。

[8]卡尔·巴特:《莫扎特评说》,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13~14页。

[9]关于西方文化的这一特征,参阅邓晓芒《思辨的张力》,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汉斯·昆:《超验的踪迹》,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65页。

[11]卡尔·巴特:《论莫扎特的自由》,转引自卡尔·巴特、汉斯·昆:《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6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