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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文化与审美
1.6.3 第三节 莫扎特

第三节 莫扎特

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 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年)是西方音乐史上令人惊叹的天才。这位神童在35年的短暂人生中获得了辉煌的音乐成就。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格林在听过莫扎特的演奏之后说道:“我看,如果我经常听这个孩子演奏,我真会着迷的。他使我明白,一个人如果看到奇迹,他是很难使自己不陷入癫狂的。”晚年的歌德也把整个莫扎特现象称为一种无法解释的“奇迹”,与莫扎特同时代的海顿以及其后的罗西尼、古诺、布索尼以及现代的奥涅格和昂热梅特,(他们)在谈到他们的这位艺术同行时几乎都因极度景仰而语塞。[4]

莫扎特的生平广为人知,我们在这里不过多介绍。如今对莫扎特音乐的特征描述已不能仅仅停留在感性层次的体验上,而应该做更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我们常说海顿的音乐轻快典雅、充满生活气息;贝多芬的音乐富有表现力,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但同样作为维也纳三杰之一的莫扎特,我们却似乎很难用言语来对其准确地定位。通常的理论是,音乐艺术虽然与实用性和功利性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能直接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内容,但它源于生活,与现实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再现。我们常说贝多芬的作品,尤其是他的交响乐作品充满了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性和英雄性,那么莫扎特惨淡的生活现状却与他优美的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无数音乐家的眼中,莫扎特简直就是上帝,对莫扎特近乎神一样的崇拜,这是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莫扎特音乐的风格与他的生活现实大相径庭,或者说,惨淡的生活状况与优美的音乐风格竟然在莫扎特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则更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也是莫扎特音乐文化研究中令人大为困惑的地方。

据《茨温利年鉴》记载,莫扎特是“在一个天主教氛围中降生并领受了天主教洗礼的,同样也是在天主教氛围中逝世并接受了天主教的安息祝福的”,[5]这足以说明莫扎特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份。因此,莫扎特在音乐创作上不可能完全脱离宗教文化的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文化时容易忽视的一点。事实上,不少西欧的作曲家是为自身的信仰而创作音乐,从巴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创作音乐对于音乐家而言,既是一种恩典,也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信仰的需求,这一点莫扎特也不例外。

创作音乐也许是体现莫扎特虔诚信仰的最为直接的方式。在创作安魂曲的时候,莫扎特曾经说道:“……你知道,创作对我来说至少不比休息更累,况且我也不能无事可做。我预料有些事情将在我身上应验。钟声响了,我只能用标点符号向你表示……”而生活中的莫扎特虽然自由不羁,但是他同样坚持信仰,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对此描述道:“诚然,莫扎特与教会中那些虚伪的虔诚派几乎没有交往,他憎恨教士的行径。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知道,他对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如他自己所说——“‘缺乏真正的信任’,不愿与这类人同行或者长久保持友谊。”[6]

所以,尽管莫扎特不同于巴赫长时间在教堂里工作,但他仍然拥有坚定的信仰。我们知道,音乐艺术具有模糊性和非语义性,在时间进行的过程中因其抽象、不易理解而体现为一种不可言说的“奥秘”,这使得音乐艺术最有可能通过神秘的直观而与真理合一。莫扎特的作品就是其典型。它以其感性和非感性的美、力量和清澈向人们昭示着最高的存在,从而以不可言说的方式通向绝对真理,这正是莫扎特音乐的“奥秘”之所在。汉斯·昆对莫扎特的音乐这样说道:“只要我敞开心扉,我便能够在这种说着无字语言的音乐中为一种无法表达、不可言说的奥秘所感动,我便能够在这令人折服的、令人感到解脱、令人感到幸福的音乐经历中感触到、感觉到和经验到那至深之深或者至高之高的临在……宗教语言为了概括表述对于超验的这种体认和揭示,始终需要上帝这个词。”[7]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莫扎特的宗教作品中体验到。以《安魂曲》为例,作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部杰作,《安魂曲》是他灵感的最后闪光。在创作过程中,莫扎特保持了一贯的曲风,非常真挚、动人,尤其是结尾部分的合唱,仿佛是我们感受到他在上帝之光的普照下,幸福地走向天国。

莫扎特一生尽管穷困潦倒,但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我们并没有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痛苦的呻吟,而只有纯粹的欢乐。在《安魂曲》及其他大量的作品中,我们发现莫扎特的作品少有个体性的自我体验,而(更多的)是超越了个体性的自我体验而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审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无疑使莫扎特的音乐具有了属神的特征。卡尔·巴特在评价莫扎特音乐的这一特征时描述道:“它显然是来自这样一个高层面,从此一高层面上(人们在那里将认知一切!)同时观察到了此在的右侧和左侧,即欢乐与悲痛、善与恶、生与死的现实及其局限……他的音乐表现的是现实生活的冲突,然而尽管如此,其背景却是上帝的善良造物,因此(这大概便是关于他战无不胜的‘优美’的议论所指的东西吧)而永远处于从左侧向右侧的转化之中而从不会逆向转化。……这就是他的音乐美妙、悦耳、动人之所在。”[8]

从这个意义上讲,很显然,莫扎特在音乐创作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他通过自己的神性将上帝传达给他的音乐流溢出来,并传达给世人。这无疑是莫扎特音乐宗教情怀的典型特征。那么,莫扎特的音乐到底传达给我们什么呢?不是别的,正是自由!

我们知道,莫扎特有着孩童般的自由不羁的天性,但我们决不能把这一点同他的音乐创作简单地联系起来,看做是对宗教禁锢的反抗。从时代精神的角度出发,我们常把这种自由与不羁同反对宗教、争取自由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联系往往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已经阐明,莫扎特只是对教会的腐朽表现出不满和反叛,他的音乐不仅不是对宗教信仰的背离,恰恰相反,而是对其内心信仰的一种肯定。所以,莫扎特的音乐蕴含着浓厚的宗教情怀,并体现为一种超验的内在自由。

一方面,内心世界的自由,使莫扎特成为缪斯之神的化身,莫扎特通过音乐达到了神人合一的境界。或者我们干脆可以说莫扎特本人就是神,神与莫扎特是一回事,这体现了西方文化的返身性结构。[9]正如卡尔·巴特所言,除了耶稣基督的惟一之言和惟一之光,在创造物世界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光、言和真理。而这些光、言和真理是那惟一之光的反光,那惟一真理和启示的反射。[10]而另一方面,莫扎特音乐中的神性的落脚点就是莫扎特精神在音乐中的自由与纯粹,这一自由与纯粹正体现了人的自由意志在幻想力(判断力)中的无拘无束,一种看似无目的却又合目的的惟美追求。这样,莫扎特的音乐不仅实现了人与神的音乐沟通,也使得彼岸世界的音乐向人间回归,莫扎特音乐的宗教情怀则必然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人文关怀,无论是莫扎特创作的宗教作品还是世俗作品均能体现出这一点。

一言以蔽之,我们可以说莫扎特音乐既充满了彼岸的神性,同时也充满了此岸的人性,是“此在”活生生的写照。这一独特之处使我们在体验莫扎特音乐的时候能够始终感受到现实中始终存在的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在他的音乐中,没有无黑暗的光明,也没有不包含痛苦的欢乐;反之亦然:任何畏惧、任何愤怒、任何哀怨都有和平、宁静与之相伴,不论在近处或是在远方。总之,没有不带哭泣的欢笑,也没有不带欢笑的哭泣!”[11]当然,这两方面始终在转化,在音乐进行的过程中不断地通过自否定的力量达到更高层次的肯定,寻求光明、寻求正义,从而走向绝对真理,这不仅是莫扎特音乐所具有的内在动力,也是人类的生命意义之所在。

由此可见,莫扎特音乐的宗教情怀返回人间,是人的自我意识在上帝的这一影像的返照中自我生长的必然结果。音符间的协调与一致,使我们感受到莫扎特音乐的自由与不拘,如同游戏一般,在不打破游戏规则(传统作曲理论)的情况下愉快地嬉戏和玩耍,这正是莫扎特音乐的游戏意味之所在。难怪很多人都认为莫扎特的音乐适合于人的成长,寓教于乐。

以上我们对莫扎特音乐的宗教性特征作了一番辨析,其结果是,我们在莫扎特音乐的宗教性中发现了“莫扎特”自己。同样我们也可以因此而证明,在对西方音乐的欣赏和聆听(三度创作)过程中,实际上也就可以归结为自我意识的个体性体验。说到底,你听到的音乐就是你自己。也许这就是莫扎特音乐的宗教情怀所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