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海顿

约瑟夫·海顿(Franz Joseph Haydn，1732～1809年)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出生于奥地利东部与匈牙利临近的罗劳镇的车匠家庭。8岁入维也纳圣斯蒂芬大教堂唱诗班，8年的歌童生活使他获得早期的音乐教育。为了能跟随其上几次作曲课，他曾短期当过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波波拉的贴身男仆。1761年加入埃斯特哈齐家族宫中的乐队，后成为乐长。在宫中的近30年时间里，写出了他的大部分作品。1790年尼科劳斯亲王去世，宫中的音乐组织解体，海顿移居维也纳。1791年、1794年他两度访英，创作演出获极大成功，被牛津大学授予名誉音乐博士。晚年仍以旺盛的精力创作出两部著名清唱剧《创世纪》(1798年)和《四季》(1801年)。

海顿是最后一位仍然长期安命于旧的音乐赞助制度下的作曲家。在埃斯特哈齐宫中，他穿白色长袜，头戴假发，听命主人，创作演出。身处乐仆地位的悲哀，与外界隔绝的孤独，都曾给他带来烦恼。可是宫中优越的创作演出条件，为他的长期潜心艺术探索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他曾说:“我与世隔绝，无人搅扰，不得不成为‘独创者’。”

海顿写有108首交响曲、68首弦乐四重奏及协奏曲、嬉游曲等其他器乐作品;声乐作品有26部歌剧和4部清唱剧。他的交响曲和四重奏为古典维也纳乐派的体裁风格奠定了基础。

海顿进入埃斯特哈齐宫的第一年开始了在交响曲方面的新探索，创作了第6首D大调《早晨》、第7首C大调《中午》、和第8首G大调《晚上》三首交响曲。这些并非真正的标题交响曲，作品题材和整体上往往不受标题的限制，只是一些音乐细节与标题有关(海顿许多作品都有这一特点)。海顿在18世纪60年代的交响曲还未完全摆脱巴洛克、古典早期的器乐传统和宫廷浮华的风格。70年代，他的交响曲逐渐显露出个人风格，曾短期地出现伤感的色彩，如:第44首《伤感》、第45首《告别》。80年代，与莫扎特的愉快交往对海顿的音乐在抒情性、形式配器的灵活等方面产生了影响。他在欧洲日渐扩大的名声，与亲王订立的不准转让作品契约的松动，使他能够应巴黎音乐会之邀创作6首《巴黎交响曲》(第82～87首)，成为他第一批成熟的作品。90年代，海顿在新的生活环境下，在英国音乐会听众的激发下，写下了他的12首“伦敦”交响曲(第93～104首)，达到了他艺术的顶峰。其中著名的有:第94首G大调《惊愕》、第100首G调《军队》、第101首D大调《时钟》、第103^bE大调《鼓声》和第104首D大调。

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与交响曲相辅相成地发展，主要作品有:作品33的6首“俄罗斯”四重奏(因题献给俄国保尔大公而得名)、作品50的6首“普鲁士”四重奏、作品64之5“云雀”、作品76之3“皇帝”、作品76的6首和作品77的2首四重奏。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形式是海顿通过长期探索实践，在他的大量作品中最终确立起来的套曲形式。他早期的一些作品受巴洛克教堂交响曲的形式影响，另一些是意大利歌剧序曲式的快板、行板、日常舞曲三乐章交响曲。由于风俗性，短小的小步舞曲的第三乐章无法平衡快板、行板的第一、第二乐章，他在60年代末就开始采用奏鸣曲式回旋曲的第四乐章。形成典型的古曲交响曲模式:第一乐章，慢板引子，快板奏鸣曲式，充满活力信心的;第二乐章，抒情的慢板，三部曲式或变奏曲，常有海顿音乐的优美和幽默;第三乐章，小号前曲，较短小;第四乐章，快板或急板，明快的舞曲风格。海顿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在交响曲首尾乐章的奏鸣曲式中，采用以旋律、节奏富有个性、和声明晰的主题或动机来发展音乐的原则，形成富有逻辑性的古典音乐语言风格。

由此可见，海顿的音乐创作促进了18世纪后期一种新型器乐语言的完善，“这种语言以主题和动机的动力发展为基础。有棱角的主题、刚劲的节奏、富有表现力的和声、结构中的逻辑性和不断变化的情绪构成了海顿精炼的、非常有个性的风格，在这样一种风格中，似乎是第一次完全实现了成熟的古典主义风格”。^[3]

海顿的音乐明快、乐观、幽默，充满了生气。他乐天安命于生活的环境，然而对音乐艺术的追求却孜孜不息。他认为艺术的真正意义在于使人幸福，使人得到鼓舞和力量。这些思想体现了启蒙主义的信念。海顿像是一个永不失去童心的长者，他的交响曲尽管不具有深刻的思想，可是充满着人生的乐趣与幽默感，为了吸引更广泛的听众，他采用民间舞曲性的旋律。在把交响曲从贵族客厅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上，海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是18世纪完美的古典主义音乐风格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