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早期近代音乐^[39]

从公元13世纪起，人文主义文化逐步传入西欧。到了15、16世纪，诸如学者、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和文学作家这样一些人文主义文化的塑造者开始感到，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它是在先前那个黑暗时代之后的新生，是“复兴”。^[40]这就是我们所经常提到的西欧历史上著名的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产生了一批人文主义者(Humanist)，从事包括修辞学、文法、历史、诗歌、伦理学在内的“人文学”研究。这些人文主义者非常精通古典文化，尤其对古希腊罗马时期(尤其是古罗马)的文学艺术有特别偏好，建筑与雕刻艺术、西塞罗的人文学和维吉尔的诗歌在他们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41]

文艺复兴标志着欧洲社会从专一的宗教信仰向世俗方面的过渡，是“从一个绝对信仰和神秘主义的时代向理性信念和科学探索时代的过渡”，^[42]其基础是个人主义的复苏和自由人格的觉醒，首先就表现为人的个性解放。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了一种“新人”(包括妇女)的看法。“新人”被认为是世界的主人，他有能力探索任何奥秘，创造出新的东西。另一方面，文艺复兴运动不仅把人文主义的个人观念、世俗观念结合起来，同时它还包含了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重视生命的细节，并努力探求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而与此同时，大量古代文献的发现及考古学的兴起使得人们的全新看法在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化中找到了依据。这一“信而考古”的风气从表面上看是对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精神的“复兴”，实质上则打破了教会对人的精神统治和思想禁锢，从而形成了新时代的文化精神。^[43]

在文艺复兴思潮的有力推动下，欧洲音乐艺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一时期的音乐逐渐摆脱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与绘画、诗歌有了大量的联系，显得更为清晰、简朴和真诚。在世俗文化中，音乐得到了更全面自由的发展。

15世纪的尼德兰乐派作曲家进一步发展了复调音乐技术，使音乐在世俗领域和宗教领域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有杜费(Dufay，1400～1474年)、奥克海姆(Okeghem，1430～1495年)、欧布莱赫特(Obvecht，1450～1560年)、约斯堪(Josquin，1450～1521年)以及拉索(Lassus，1532～1594年)等。拉索是尼德兰乐派最为重要的作曲家，其著名的合唱作品《回声》至今仍在音乐会上经常上演。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意大利的运动，它是个人主义素质与古典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当这一运动的思潮逐渐向欧洲其他地区——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德意志等地区传播和扩散时，其本身也是一个衰减和变味的过程，^[44]这一点在德意志地区显得尤为明显。面对着中世纪基督教压抑人性的恶果，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选择个人的感性权利和实践自由，带来了文艺复兴的音乐文化潮流;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北方民族却仍然保持着其虔诚和质朴的一面。当文艺复兴思潮扩展到德意志地区以后，贫穷落后的现实使德国人不仅没有实现文学艺术上的复兴，反而走向了与文艺复兴思潮相左的道路，其标志就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它使德国人更为坚定地抛弃掉个体自由，惟独信仰、惟独圣经、惟独恩典，从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上的超验自由。

16世纪的德国音乐文化与其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把音乐作为了改革的一部分，并领导了创作新教“圣咏”合唱(Chorat)的工作。这是一种具有四个声部的圣咏，曲调选自群众熟悉的宗教歌曲和民歌，旋律在高声部，其歌词采用德文而不是拉丁文，因此较以往的圣咏更加大众化、通俗化。路德所写的一首圣咏《上帝是我们坚固的堡垒》在当时就非常流行，被恩格斯誉为德国16世纪的马赛曲。

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下，天主教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为抵制世俗音乐的侵入，天主教会曾企图禁止使用除格里高利圣咏之外的所有音乐。但随着宗教改革的不断深入，天主教音乐也在新旧风格的碰撞中进一步向人性复归，并预示着欧洲近代音乐文化的到来。

【注释】

[1]又译为苏美尔(公元前4000～前3000年)，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

[2]［美］约瑟夫·马克斯利:《西方音乐欣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文中所提到的两座古城:底比斯(Thebes)位于埃及尼罗河畔，是早期埃及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40～前1786年，包括第11～12朝)的首都。而著名的古城耶利哥(Jericho)则位于西亚死海以北，又译为杰里科，是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战斗之地。

[3]由于反映这一时期历史情况的主要文献是后来的荷马史诗，所以我们习惯上也称其为“荷马时代”。

[4]之所以说是“黑暗时代”，是因为在多利亚人的大举进犯之下，迈锡尼文明遭到摧毁，整个希腊地区也因此而退回到原始社会的水平。随着B系线形文字的废弃，古希腊人再次坠入文盲状态，直到公元8世纪左右，腓尼基字母文字的传入才再度把希腊人带入到文明，后来的荷马史诗正是在这一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产生的。参阅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1页。当然，自迈锡尼时期以来的希腊民族融合在这一时期却仍然得到了延续，并最终形成了具有复合特征的希腊文化。

[5]希腊神话传说是历史融合的结果，在它之中，既包含着东方神话的神秘主义色彩，也包含着爱琴海世界的古朴特色，同时又融入了北方印欧语入侵者的粗犷勇武风格。关于这一点，请参阅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9～17页。

[6]值得注意的是，奥尔弗斯神秘祭在古希腊民间非常流行，其轮回转世说形成了最初的灵肉二元分立思想，经古希腊哲学家以及神秘主义者的发挥，最终演变为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彼岸意识，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7]这两部巨著虽传为盲诗人荷马所著，实际上则是特洛伊战争以来数百年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二者的题材都与特洛伊战争相关，其中《伊利亚特》记述了希腊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因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夺其女奴而愤然退出战场，使希腊联军连遭失败，待他最亲密的战友也阵亡后，他才投入战斗，击毙特洛伊主将赫克托耳。《奥德赛》则介绍希腊军中智勇双全的英雄奥德修斯战后回国时漂泊10年、历经艰险的故事。参阅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4页。

[8]波希战争是古代东西方两大政治力量的相碰撞的必然结果。希腊世界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末已经颇具规模。与此同时，在西亚兴起的波斯帝国也统治了小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至埃及的广大地区，并进军多瑙河，控制色雷斯，直接逼近希腊，呈锐不可当之势，二者的战争不可避免。关于这场战争的情况和意义，请参阅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3～258页。

[9]［美］理查德·贝克:《音乐的魅力》，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58页。

[10]从荷马史诗到古希腊悲剧的发展过程，请参阅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6页。

[11]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2]王曾才:《西方文化要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13]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1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18页。

[15]［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詹姆斯·泽菲:《西方哲学史》第七版，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页。

[16]何乾三:《西方音乐美学史稿》，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17]爆发于公元前355年的“神圣战争”给马其顿插手希腊城邦事务提供了机会。公元前338年，以雅典和底比斯人为主的希腊联军在彼奥提亚的喀罗尼亚与马其顿军队决战，结果希腊联军大败，此后希腊城邦失去了政治独立处于马其顿的掌控之中。公元前337年春，马其顿统帅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成立了“希腊联盟”，并共同向波斯宣战。然而，第二年腓力不幸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在动荡的形势下继位，他在平息各地的骚乱与起义之后，开始向波斯进军。经过十年征伐，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远征的过程(即帝国建立的过程)给东方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使希腊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的文明得以接触、交流、融汇，扩大了各民族以至世界的范围，加快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参阅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290页。

[18]也有学者认为，希腊化时期应以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英年早逝导致马其顿帝国的崩溃为开端，诚如布林顿等人所言:“亚历山大之死开所谓‘希腊化’新纪元之开端。希腊化这个名称来自‘希勒斯’(Hellas意即希腊)，意即类希腊(Greek-like);它表示在纪元前323年与纪元前2和1世纪罗马征服东地中海这段期间，所形成的各国制度和文化都出自亚历山大帝国。”参阅布林顿、克里斯多夫、乌尔夫:《西洋文化史》第一卷，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137页。

[19]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20]典型表现为:伊壁鸠鲁学派的享乐主义、早期斯多葛学派的禁欲主义的两极冲突导致普遍的怀疑主义和消极厌世情绪，在宗教生活方面则转向神秘主义。参阅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81页。

[21]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22]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23]早期的沉淀和古典时期的成就使希腊文化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罗马，希腊人面对乡巴佬式的罗马人有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即便是在勇猛强悍的罗马人征服希腊人之后，在高贵的希腊文化面前也只能深感自卑。希腊文化因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迅速渗透到罗马文化中，所以罗马文化更多是沿袭希腊文化而发展的，在音乐文化上同样如此。鉴于此，关于罗马帝国的生成史，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介绍。

[24]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25]这里所说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是指对物质享乐的片面追求所导致的堕落空虚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特指罗马人纵欲主义的生活方式。

[26]随着罗马帝国的没落，欧洲北部的日耳曼蛮族雇佣军首领奥多亚克勒令西罗马帝国的皇帝罗幕洛退位，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与此相对应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则一直维持到1453年由奥斯曼土耳其人终结。

[27]公元5～7世纪，蛮族入侵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破坏了相应的卫生条件，引发了瘟疫的大流行。

[28]按传统的观点来看，中世纪不仅野蛮落后，而且宗教势力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所以中世纪是“黑暗时代”。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尽管这一时期行政系统解体，社会及经济秩序崩溃，瘟疫肆虐，战乱不断，但是撇开这些“黑暗”的因素不谈，不得不承认中世纪仍然有不少正面的发展: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经院哲学，巴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出现以及粗具规模的大学教育，城市的兴起，工商业的复苏，等等。这些事实说明中世纪远非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愚昧，欧洲的各民族在中世纪都取得了进步，并逐渐形成了具有整体意义的欧洲文化。

[29]基督教最初是从犹太教中发展出来的，在最初流入罗马时，并没有太多地引起沉溺于物欲之中的罗马人的注意，罗马人将其与犹太教混为一谈，并对其大加迫害。但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却从犹太人和罗马下层民众中逐渐扩散到罗马军队、贵族和政府官员中，对罗马的多神教传统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米兰赦令》之后，基督教才开始获得其合法地位。公元380年，狄奥多西大帝颁布诏书，独尊基督教为国教，使基督教成为西欧最大的支配力量。

[30]亨利希·海涅:《浪漫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页。

[31]依迪斯·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源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298页。

[32]这可能与公元9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有关，是查理大帝在法兰克帝国推行的宗教文化政策所引出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涉及广泛的古典主义内容和具有乐观的探究精神，被认为具有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特征，故名。参阅刘新利:《基督教与德意志民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5页。当然，它不可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同日而语，充其量仅限于给处于普遍文盲状态下的欧洲进行扫盲。但无论如何，它确实使西欧社会逐步走出因蛮族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重新踏上了文明的进程。

[33]埃格布雷特认为，习惯上自然生成的多声部音乐肯定在人为意义上的多声部音乐产生过程之前早已有了，据英国教士吉拉尔杜斯(Giraldus Cambrensis，1147～1223年)的介绍，威尔士人和北翁布里亚人就是多声部的歌唱习惯，“不通过艺术而通过习俗和仿佛已长时间成了自然的运用，这两个种族已经获得了(多声部演唱的)特色”。在世界许多地区里也都还能找到原始的多声部音乐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已经不同程度地蕴含了后世作曲技术中的各种基本规则。但遗憾的是，自古以来，民间多声部音乐传统却并没有进入书面记载中。参阅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34]这要求我们对以下两件事情的关注:1．大约在9世纪下半叶的《音乐手册》已经通过早期乐谱教授多声部音乐实践。2．规多·冯·阿莱佐(约992～1050年)对记谱法的完善。参阅汉斯·亨利希·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21页。

[35]不少欧美学者将欧洲的现代化历程描绘为“世俗化”历程，意在表明基督教在欧洲影响力逐渐削弱的过程。在此我们将“世俗化”的概念借用于欧洲音乐的进程之中，说明“音乐的世俗化”即音乐从彼岸世界的圣咏向人性本身的回归。当然这仅仅只是一个尝试，需要说明的是，宗教世俗化本身并不意味着信仰的取消，同样，欧洲音乐的世俗化也需要我们区分“宗教音乐”与“教会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36]“新艺术”借用了当时法籍意大利音乐理论家菲立浦·德·维特里主教(Philippus de Vitriaco，1291～1361年)在1322年所写的论文《新艺术》，尽管它只限于音乐记谱法的新理论，但却由此引出了以法国为首的欧洲新音乐风格。此外，关于新音乐风格的形成并非一句话所能概括，其过程和相关事件可谓非常之繁琐。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中世纪音乐显然不够关注，相关的研究则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若要清楚地梳理中世纪音乐文化，尤其是中世纪后期音乐文化，恐怕是一个相当艰巨的课题，故本书对这一主题暂不做过多的讨论，请读者谅解。

[37]参阅埃格布雷特:《西方音乐》，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149页。

[38]尽管经历了14世纪40年代的经济萧条、1348年的鼠疫之灾以及一些政治和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佛罗伦萨仍因其城市的繁荣与富足，逐渐成为14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新艺术的中心地区。

[39]关于本节的标题，我们考虑再三，采用“早期近代音乐”这种说法。我们所面对的是欧洲15、16世纪音乐文化，国内外音乐学界通常将这一段时间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文化”，但仔细考察的话，这种提法可能是以偏概全的。原因在于:1．文艺复兴本身就是介于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在文化上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的影子，因此就文艺复兴本身到底有多大价值也是众说纷纭。2．从文化史的角度，文艺复兴主要针对意大利及其周围地区，在欧洲北部的日耳曼民族则更多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而且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二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至于二者间的关系目前学界尚有分歧，因此用文艺复兴来概括这一时期的整个欧洲的音乐文化恐怕不太贴切。3．文艺复兴主要是文学艺术上的复兴，这固然不错，但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并不是对中世纪音乐的决裂，而是对中世纪音乐的进一步延续和发展，就这一点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也并不具有超越性，不足以作为一种音乐文化的风格分期。在这种情况下，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一说法显然不合适。当然，也有学者直接用时间来命名，称为“15、16世纪音乐”，这有其客观性和公正性的一面，但是却不能在标题中反映出这段时期音乐的基本特征。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选择了“早期近代音乐”这一说法。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分期上，西方学界并无“近代”一说，而是用的“modern”。“近代”与我们的语境相关，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西方历史的分期。相比而言“早期近代”的提法要相对合适一些。一方面它有别于中世纪，另一方面它与17、18世纪的近代精神也并不等同，从而能够较好地体现15、16世纪音乐所蕴含的基本精神。

[40]瑞士学者布克哈特曾撰写专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对文艺复兴的文化予以了说明，他认为文艺复兴是意大利人的天赋和个人主义的产物，是“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相结合的”。自该书出版以来，学界对于文艺复兴的观点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20世纪初甚至有人全盘否定文艺复兴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化意义。

[41]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年)，古罗马哲学家、演说家、修辞学家、神学家。维吉尔(Vergil，前70～前19年)，罗马的史诗大师以及罗马拉丁文学中最为著名的诗人，擅长于史诗及农村田园诗的创作。

[42]［美］约瑟夫·马克斯利:《西方音乐欣赏》，人民音乐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

[43]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并没有摆脱中世纪的特征，与近代欧洲崇尚理性所不同，文艺复兴时期仍然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时代，其区别在于:中世纪的权威压抑人性，导致了个人内在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的痛苦;文艺复兴则借用古代的权威使人从这种普遍虚伪和痛苦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而实现了人性的觉醒。其结果，文艺复兴虽然没有导致社会的物质进步，却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的复兴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在这些文艺复兴的精英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整个时代所富有的想像力和创造力，也看到了近代欧洲的文化特征。

[44]赵林:《西方宗教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