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希腊音乐

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埃及等古代文化遗迹向我们昭示了古代音乐艺术的繁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我们所发现的第一个明显的文化遗迹，早在6000年以前这里就已经存在音乐。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在萨默拉(Sumeria)^[1]寺庙的宗教仪式中已经开始使用训练有素的歌手和大量的乐器;而在巴比伦王国统治的500年间(公元前1830～前1270年)，殿堂音乐仪式已较为普遍，某些巴比伦王国时期的圣歌甚至演化为后来的犹太音乐和早期基督教音乐。

音乐在古代社会是神圣力量的化身，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一段文字的描述中窥见一斑:

“底比斯城在音乐声中兴起，耶利科城则在音乐声中衰亡。大卫演奏里拉琴治愈了扫罗的忧郁症。在耶路撒冷圣殿里的教师都是音乐家，‘他们穿着精美的亚麻布衣服，拿着镲、萨泰里琴和竖琴’站在圣坛的东头，和他们一起有120个教士在吹奏号角。”^[2]

古希腊文化离不开爱琴海的滋养，它在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儿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并且在与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的不断接触中走向繁荣。同时，古希腊还与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有着密切的文化往来，在与这些文明相交融的过程中，古希腊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从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尽管漫长的岁月已经使回荡在雅典剧场的音响消失殆尽，今天的人们已然无法体验到古希腊音乐的盛景，而只能从一些文字记载、建筑、雕刻以及较少的音乐片断中去追溯遥远的过去，但可以肯定，古希腊音乐既是古代音乐进入全盛时期的标志，也是西方音乐发展历程的起点。

一、古代时期

公元前12世纪，来自北方的多立亚人(Dorian)南下，逐步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各国，开始了希腊历史上的“古代时期”。^[3]尽管是“黑暗时代”，^[4]这一时期的希腊民族大融合却使希腊神话传说从先前“扑朔迷离、源流繁杂”的状态走向了统一，^[5]并成为早期希腊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与奥林匹斯(Olympics)诸神相联系的神话中，记载了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同时也是音乐、诗歌、文学之神)、主管艺术和科学的九位姐妹女神缪斯(Nine Muses)等涉及音乐的美妙传说;人们在对奥尔弗斯教(Orpheus)^[6]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祭祀中通过音乐来寻求精神的遁世之道。此外，地理位置的差异和民族文化成分的多样性，使得古代希腊音乐在不同的地方和时期都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和文化特征。

希腊文明在历经古代时期的黑暗之后于公元前8世纪开始复苏。城邦的逐渐形成促进了希腊社会的发展，并带动了希腊文化的繁荣。其重要标志包括:希腊文字的创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荷马史诗、赫西俄德作品以及稍后的“系统叙事诗”的出现。

史诗(Epic)是一种用诗的形式或韵文表达的长篇叙事文体，记载了黑暗时代的历史情况，以《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最为著名。这两部由叙事诗和短歌结合而成的巨著，相传是盲诗人荷马(Homer，生平不详)一边弹琴一边吟唱的即兴创作，所以我们习惯上将其称为“荷马史诗”，^[7]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其本身也是希腊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伟大创作。

荷马史诗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古希腊的歌曲、歌手和乐器，音乐与诗歌的结合使其以口头传唱的方式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荷马因此而成为诗人的同义语。在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的宗教仪式上，荷马史诗也常常作为正式的节目而成为公众的财富。

在古代希腊，音乐艺术尚未独立，而是以一种综合艺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乐”(CHOREIA)。“乐”主要由舞蹈、歌唱和音乐所组成，它在祭祀和宗教仪式，尤其是与酒神狄奥尼索斯有联系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宗教仪式外，音乐也常常出现在日常的世俗娱乐生活中。公元前8到前7世纪以后，反映古代希腊人生活的抒情歌曲产生。抒情歌曲种类较为丰富，主要有悲歌、颂歌、饮酒歌等，这些歌曲强调抒发人的思想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古希腊的乐器在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乐”的艺术中得到初步的发展。竖琴是主要的乐器，其种类主要有里尔琴(一种七弦竖琴)和基萨拉琴(一种改进的三角竖琴，琴弦从5～7根发展至11根不等)。

二、古典时期

公元前492年，由于波斯对希腊的入侵，引发了希腊反抗波斯侵略军的波希战争。^[8]随着对波斯的军事胜利，希腊迎来了长达200年的全盛时期，也就是希腊历史上的“古典时期”，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的希腊在多神教和城邦民主政治的土壤中达到了文化发展的顶峰。由于雅典是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具有丰富多样性的希腊文化在雅典得到了某种综合，因此我们也将这一时期称之为“雅典时期”。音乐是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哲学家柏拉图用“音乐”这个词概括了所有的思想领域和精神文化——歌唱、诗歌、乐器演奏、舞蹈和讲演，这些活动在宗教节日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古希腊戏剧发展过程中又被集中在一起。^[9]

戏剧艺术的形成标志着古典时期希腊音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古希腊戏剧包括悲剧、喜剧、拟剧(又译“摹拟剧”)以及萨图罗斯剧(又译为“羊人剧”)等，其中尤以悲剧和喜剧的成就最高。

1．悲剧艺术

悲剧(tragedy)源于荷马时代的祭祀与宗教仪式，这一点可以从辞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悲剧在古希腊语中为tragōidia，其原意是“山羊之歌”。相传酒神在漫游世界的时候离不开半人半山羊神萨提尔的跟随与伺候，于是人们每当参加节庆来祭祀酒神的时候，就戴着山羊胡子，头顶羊角，身披羊皮，化装成酒神的伺者萨提尔，吹起阿弗罗斯管，敲起低沉的羯鼓，饮酒狂欢，载歌载舞，这便是悲剧艺术的雏形。

在早期的悲剧中，颂歌队的歌咏与合唱在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颂歌队按照一定的节奏歌唱、吟诵和做动作。在合唱队之外，起初舞台上也只有一个演员(主角)。此后，随着剧情发展以及情节表现的需要，悲剧的演员人数以及合唱队的规模也随之调整。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前后，悲剧艺术逐渐发展成一种包括戏剧、诗歌、音乐、舞蹈的综合性体裁。从形式上而言，悲剧通常由开场白、进场合唱、若干个戏剧场面、各场之间的合唱、终场等5个部分所构成，而戏剧表演和合唱段落则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从内容上而言，悲剧基本上取材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尤其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希腊史诗，在经过赫西俄德在《神谱》中的系统化、有机化表述，以及“系统叙事诗”中对命运和神谕的突出后，最终形成了悲壮凝重的风格特征。^[10]在深厚的历史、宗教和人文背景下，悲剧通过对人生意义的不断追问和反思，表现出“人在不可知的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和惶恐不安”和“人的悲壮美丽然而却又徒劳无功的挣扎”^[11]，从而以一种原始和谐美深刻地再现悲剧性的人和情感。

在悲剧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前525～前456年)生活在雅典民主政治初期，他的作品大多讲述人——神之间的故事，带有很浓的宗教祭祀色彩。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前496～前406年)生活在雅典民主政治的极盛时期，他写的悲剧不仅构思复杂，而且更为贴近人的现实生活。欧里庇德斯(Euripides，前480～前406年)则是处在雅典民主政治由盛转衰的时期，他通过诗意般的创作，完成了古典悲剧从神的悲剧向人的悲剧的转变。而比欧里庇德斯更为年轻的悲剧诗人们则更为猛烈地抨击传统悲剧音乐，大胆引进新的转调法，扩大音域，大量地使用半音旋律。他们“模仿阿夫洛斯管吹出的颤动的音调，创作出像火焰般飘忽不定的曲调”。其中最为激进的当属提莫米乌斯(Timotheus，前450～前360年)，他所谱写的酒神颂歌音域超过自然人声四度，调式游移不定。

遗憾的是，绝大部分悲剧作品早已随着古希腊罗马的终结而在中世纪遗失殆尽。我们今天所能涉及到的仅仅只剩下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三人得以幸存的一小部分作品，其中包括埃斯库罗斯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aus Bound)、《俄瑞斯忒亚》(Oresteia)，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普斯王》(Oedipus)和《安提戈涅》(Antigone)，欧里庇德斯的《伊菲姬妮在奥利德》、《伊菲姬妮在陶里德》。

2．喜剧艺术

古典时期悲剧艺术的发展带动了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的起源虽不同于悲剧，但同样是与群众性的祭祀歌舞相关联的。从辞源学的角度，喜剧(Komoidia)由Komos和Oide歌两个部分所组成，其中Komos指的正是当时所盛行的一种狂欢游行，可见喜剧最初是一种狂欢游行时的歌。经过发展和加工，这种歌逐渐形成了大型的喜剧。起初，喜剧被看做是一种低级的表演，充其量只是舞台上的点缀和陪衬，直到公元前487年雅典将喜剧列为正式的节庆项目之后，喜剧才真正得到肯定。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喜剧的正式上演要比悲剧晚了将近半个世纪。

喜剧在结构上与悲剧类似，由对白和合唱两个部分所组成，它也有着固定的程序，包括开场白、进场、对驳、插曲和退场五个部分，其中“对驳”是最主要的部分，它通过冲突双方的辩论来体现剧本的主题。与悲剧突出悲剧性的情感相比，喜剧的特点在于“借着表现剧中人物的愚行、缺点和不协调以激发欢笑而带来愉悦。如果说悲剧的结局是让人同情的话，则喜剧的结局是令人愉快的”。^[12]它意味着“人终于意识到了这个所谓的命运不过是人的自身本质力量的外化，不过是一个貌似庄严的玩笑，从而人就以一种欢愉的心情向过去告别。喜剧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以轻松的方式把那些被假象所遮掩着的真实本质揭露出来，从而使那个在悲剧中显得无比神秘和可怖的抽象命运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东西——它不过是自我意识在未知世界这面巨大的哈哈镜中的一个狰狞丑怪的映像”。^[13]

所以，喜剧艺术不再关注命运的强大必然性所致的悲剧性情感，而把目光投向感性的现实生活，以嘲讽、夸张的方式揭露种种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象，从而形成与悲剧完全不同的内容与风格。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前450～前388年)在其代表作品《云》(The Clouds)、《吕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中就大量运用群众性的合唱、诙谐讽刺的歌曲、抒情的独白和咏叙、轻快的音乐来批评讽刺当时权威人物的日常行为。在这里，个体性的嘲讽对悲剧中令人敬畏的“命运”的否定，打破了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原始和谐之美，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因此而开始走向终结。

3．音乐理论

古希腊的音乐理论与哲学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作为奥尔弗斯教内部的一种改良运动，毕达哥拉斯学派继承了奥尔弗斯教关于灵魂的轮回转世说，并在对“命运”(定数)的思考中抽象出数本原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整个有规定的宇宙的组织，就是数以及数的关系的和谐系统”。^[14]这一理论很快运用到音乐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相信，“在音乐的和谐与人的内在生活的和谐之间有某种关系”，“音乐是数字在所有事物中普遍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15]为此他们创立了最早的音程学。音程是建立在同宇宙结构本身有关的数量比例的基础之上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琴弦发出的声音是否和谐，取决于弦的长短是否符合基本的数量比例关系，如发音体在弦长上比例为1∶2、3∶4、2∶3时，可以分别得到八度、四度和五度的和谐音程，同时，三度、六度则被视为不协和音程了。可见，和谐现象是由比例、尺度和数造成的，而和谐本身则是以各个组成部分的数学关系为基础的。^[16]早期音程学理论是古希腊乃至欧洲音乐发展的理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毕达哥拉斯是西方音乐的开拓者。

早期音乐的调式在古典时期基本成型。这些调式以不同民族的名称来命名，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多利亚调式、弗里几亚调式、利第亚调式、混合利第亚调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向下方五度转调构成的下多利亚调式、下弗里几亚调式、下利第亚调式等。除技术理论之外，古典时期的希腊音乐理论也开始涉及诸如音乐的起源和本质、音乐与社会、音乐的教育功能以及音乐审美等有关音乐学方面的问题，直至今日，音乐理论的许多基本观点都还可以从中找到原型。

三、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王国对希腊的征服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17]结束了希腊城邦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亚历山大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把希腊文化的影响推及到东方世界中，从而开创了希腊化时代。^[18]“希腊化”的含义是指希腊文化在空间地域上的向外扩展所导致的希腊文化对东方各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希腊文化在这一时期广泛传播至北非和亚洲，客观上推动了人类历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进程;在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化频繁的接触与交流过程中，也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原有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从而使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与内容。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么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就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希腊文化向东方扩散的过程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精神日益被东方文化的影响所销蚀、渗透和替代的过程。^[19]在一切虚荣和浮华的表象背后，古典主义和谐与平衡的打破，城邦时代英雄主义理想的陨落，使希腊人摒弃了城邦时代的精神传统:他们不再敬畏神灵，不再关注英雄和国家，甚至不再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除了他们自己;他们把目光转向自身，沉溺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之中，最终陷入肉体和灵魂的冲突里而不可自拔。^[20]这一切都表明:希腊化只不过是“希腊文化的回光返照阶段”而已，告别“浑雄壮丽、动人魂魄”的悲剧时代后，希腊文化只能在一片“低吟浅唱、醉生梦死”的平庸中走向了没落，^[21]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颓废正是其缩影。

希腊化时期以来的音乐成就并不显著，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但并没有超越古典时期的音乐艺术高峰。在悲剧艺术已步入暮年的同时，喜剧艺术倒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充分地表明了古典文化的衰退:就其主题而言，从感性的现实生活、政治制度和社会现象转向空虚无聊的私生活轶事，不仅说明了人们对社会的一切漠不关心，更进一步体现了希腊文化精神凋零之后希腊人在精神上的萎靡不振和生活中的倦怠乏力，“出于末世的希腊人，被自私自利和放荡淫逸的生活方式腐蚀得孱弱不堪，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富丽堂皇、美艳无比，实际上却已经丧失了一切深刻的内蕴和高贵的气质”，^[22]最终，这一苟延残喘的腐朽局面在罗马人勇猛强悍的征服下遭到终结。^[23]

如果说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希腊艺术造诣精湛的话，那么罗马艺术则在枯燥呆板的军人作风和法律体系下显得乏味无趣。“罗马人是缺乏艺术品位和美感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种艺术，那就是战争;只有一种美，那就是血肉飞溅的残忍之美——罗马公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就是对血淋淋的决斗场面作壁上观”。^[24]强烈的竞技性把功利主义和肉体崇拜推向了极端，所以艺术在希腊和罗马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同为戏剧艺术，如果说希腊戏剧体现出肉体和精神的原始和谐之美，那么罗马戏剧则体现出一种“唯物主义”的凝重之力。^[25]

在希腊，音乐深深地扎根于宗教生活之中，深受人们的喜爱;在罗马，音乐与宗教生活是完全割裂的，它更多地与政治生活联系在一起——这使得罗马的音乐更多具有政治意义上的功能，强烈的功利性和现实主义态度使音乐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种无聊的奢侈品，与此同时艺术家也成为一种低贱的职业。因此，罗马的音乐艺术并无创新可言，甚至只能说是对古希腊音乐艺术的拙劣模仿。当然，尽管罗马人对物质的片面发展使其在音乐文化上缺乏建树，一旦这种极端的物质狂妄和肉体荒淫崩溃，其结果必然导致精神生活的复归。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成为音乐在新的精神生活中降生的催化剂，中世纪音乐文化是其最好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