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风格

风格这一概念，在希腊文中本义是“木堆”、“石柱”，拉丁文中引申为用文字来表述思想的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艺术风格是个含义相当丰富的概念。概而言之，指的是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在艺术作品中的鲜明体现，它是由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有机统一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整体性，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风格的关键因素是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没有独特的创作个性，便不可能产生风格。那么，什么是创作个性呢?创作个性并不完全等同于艺术家的个性，只有当艺术家的个性特色成为支配、影响他创作的重要因素，构成作品的某种艺术特色时，才形成创作个性。因此，创作个性，是指艺术家的思想情感、气质性格、审美趣味、艺术修养等个性特色在创作中的综合体现，或者说是艺术家在创作方面所呈现的个性特色。这种创作个性的差异，正是形成不同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创作个性贯串于艺术家整个创作活动之中，从生活素材的收集，题材的选择，主题的锤炼，创作原则的运用，文体的类型到艺术表现等，都会打上创作个性的烙印，当这一切成功地体现于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之中，作品就有了自己的风格。

（一）艺术风格形成的标志

1.独创性

艺术风格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的独创性。所谓独创就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艺术贵在创新，如李白的雄奇、壮丽、豪放、飘逸，杜甫的沉郁、顿挫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三杰”——达·芬奇的典雅庄重，拉斐尔的秀美细腻，米开朗琪罗的雄健粗犷——他们风格迥异，很易分辨。艺术风格可以相近、相似，但决不能完全相同，如果完全相同就等于没有风格。因此，艺术风格必须独创，而不能蹈袭、模仿前人。

2.稳定性

艺术风格是艺术家长期摸索、总结、升华、提炼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是一个艺术家艺术创作成熟的标志。风格不可能只是在一两部作品中，昙花一现，它必须有一定量的积累，必须是在艺术家的一系列作品中连续不断地迭现出来，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并得到人们的赏识和承认，才能真正地形成。如果缺乏这种持续一贯的特征，而始终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那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风格。鲁迅先生的风格独特而又稳定，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鲁迅曾用多个笔名发表作品，但读者仍能从冷峻犀利的文风中，辨认出鲁迅的风格。郭沫若的作品，从他“五四”时代创作的诗歌《女神》，抗战中写的话剧《屈原》，新中国建立后写的诗词《满江红》、《沧海横流》等来看，虽然这些作品文体各异、题材有别，而且写于不同时代，但都表现出激越奔放的豪情，闪耀着崇高理想的光芒，具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显出郭老那独有的艺术风格。再如当代画家李可染的水墨山水画，不管画什么题材，总是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在强烈的对比中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需要指出的是，风格的这种稳定性、统一性是相对的。它并不排斥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一个艺术家风格的形成往往有一个发展、成熟、定型的过程，而且随着时代生活、个人经历、题材内容、创作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写出风格不尽相同的作品。例如陆游，既写过“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那种雄浑悲壮，充满英雄气概的爱国主义诗篇;也写过“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之类细腻、闲适的作品;还写过“红酥手，黄鄊酒，满城春色宫墙柳”这样缠绵悱恻的儿女情长之作。苏轼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之作，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悱恻之作。需要说明的是，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并不矛盾。因为，一般说来，优秀艺术家尽管可以写出多种风格的作品，但其中必然有一种主要的、足以标志他创作个性的艺术风格贯穿始终，无论从创作的量和质来说，都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即使在同一艺术家不同风格的作品中，细细品味，仍不难发现其主要风格的韵味、神采蕴含其中，这就是艺术家的主导风格。主导风格是一个艺术家的根本标记，是风格的核心基调。比如，豪放就是苏轼的主导风格。

3.公认性

一种艺术风格的确立，一般说来，必须经受两大考验，即时间性和群众性。所谓时间性即历史的积淀，时代的淘洗。所谓群众性，即广大民众的共同认可。别林斯基说:“对于文学来说，公众是最高的审判，最高的法庭。”^[32]艺术风格的评定决不是少数评论家说了就可以算数的，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影响力要在社会实践和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过程中，在相当长时期内得到广大欣赏对象的一致公认和赞许，方能得以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说，艺术风格既是艺术家个体性的表现，又是一种群体性的展现。如京剧大师梅兰芳的风格，荷花淀派代表作家孙犁的风格，都是社会公认的。

（二）艺术风格的类型

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曾对艺术风格的分类提出过不少见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阳刚与阴柔之分。阳刚美是指那些雄健、刚劲的风格，在情志气势上表现为内烈外刚，强烈豪放，有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磅礴气概，充溢着一股活泼奔放、流动进取的动态美。阴柔美是指那些秀雅柔婉的风格，呈现为内柔外秀、清丽含蓄、情思悠长、色彩柔和，给人以怡情顺性的愉悦感。阳刚美与阴柔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骥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正是这两种风格美的写照。在国外，美学界也提出了两种风格，即是崇高（壮美）和优美，与我国的阳刚和阴柔基本相似。

1.雄浑与秀婉

这是艺术风格中最主要的核心，是阳刚美和阴柔美的典型代表。雄浑由“雄”与“浑”两种风格元素构成。“雄”，是宏大威武、强而有力。“浑”，是浑厚博大、浑然一体。“雄”重在广度、力度;“浑”偏于深度、厚度。“雄浑”在表现景物或境界时，往往同雄奇、壮丽相近。雄浑的特点:一是空间上的广度。在作品中描绘的景象无边无际，极为广阔。如“黄河远上白云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无边落木潇潇下”等。二是蕴涵的力量与气势。作品中体现出一种“雄浑之气”，也就是“浩然正气”，气势万钧，压倒一切。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不尽长江滚滚来”等，音乐作品中如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等。

秀婉是阴柔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风格，“秀”偏重在艺术作品外在的形式因素，体现和谐、光润、纤巧的特点。“婉”偏重在艺术形象的内在神韵、精神气质，体现温柔、平和、优雅、含蓄。秀婉的特点:一是纤巧光润。即小巧玲珑，光亮滋润。如安格尔的《泉》、苏州的园林等，都体现出了这一特色。二是细腻温柔。如“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若是两情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都体现了温柔细腻的特色。

2.典雅与俚俗

这是艺术风格中最具有普遍性的一对矛盾。“雅”与“俗”在含义上是对立的，同时，不少艺术家又想把这一对矛盾统一体融入作品中，达到“雅俗共赏”。

典雅，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指“阳春白雪”。“典”的本意是古代的典籍，在创作时要求引经据典。“雅”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正统规范的标准，是上层社会追求的一种境界。典雅的特点:一是雍容华贵。如宋代赵佶的画《芙蓉锦鸡图》，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二是庄重文雅。如我国古乐《梅花三弄》、《渔舟唱晚》，达·芬奇的《丽达的圣母》等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俚俗，在我国古代艺术中指“下里巴人”。“俚”的本义为地方方言，有地域色彩和民间色彩。“俗”从褒义上讲，即通俗;就贬义上讲，即粗俗。俚俗的特点:一是地域性。如明代民歌“傻俊角，我的哥”就是地方民歌，再如秦腔、豫剧、河北梆子等地方戏，地方色彩就非常浓厚;二是通俗性。如现在流行曲“心太软”、“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通俗直白。

典雅与俚俗，既对立又统一，彼此影响，相辅相成。单纯的“雅”，容易流于古奥、矫饰，缺乏群众性和生动性;一味的“俗”，又可能过于直露、浅显，缺乏含蓄性。二者结合，取长补短，方为理想。古人说:“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意思是既有俗的形式，又有雅的内容，达到化俗为雅的艺术境界。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老舍的《骆驼祥子》、张藜的电视剧《命运不是辘轳》等都是外俗内雅、俗中透雅的艺术范例。从艺术发展的趋势看，雅俗的界限将逐渐淡化，呈现为雅俗相融、雅俗结合。

（三）艺术风格形成的因素

1.主观因素

早在我国古代就有“文如其人”、“因文观人”、“诗以见人”的说法，由此可见，艺术风格是艺术家的气质、秉性、学识、修养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因而风格的形成首先取决于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由于艺术家先天条件及所处的社会环境、阶级地位、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等差别，必然形成其特有的思想感情、气质风度、学识才华和审美趣味。如李白生性旷达洒脱，故诗风豪放飘逸;“钢琴诗人”肖邦，具有诗人般敏锐、纤秀的气质，又非常热爱祖国，这使他的作品风格既清秀雅丽，又充满革命激情;而被称为“艺术疯子”的荷兰画家凡·高，生性孤僻，后又得了精神病，形成了他的作品的怪异狂放的特色。一个人的性格脾气、思想品行、生活态度、道德情操许多方面，它们在人的一生中还时有变化，艺术风格随之产生变化。以荒唐淫逸著称的陈后主，既写过《玉树后庭花》之类的艳词，固然与其人格一致，但作为一代君王，有时也会逞一下帝王威风，写出了“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那样的壮词。

2.客观因素

每个艺术家都属于一定的民族、阶级，生活于一定的时代社会之中，时代的政治风云、阶级的思想意识、民族的欣赏习惯等都会对艺术家风格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使其染上鲜明的时代、阶级和民族的色彩。这便是形成艺术家风格的客观因素。

（1）时代

艺术往往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一定时代的政治状况、阶级关系、社会思潮、道德风尚等总会给艺术家以巨大的影响，给他们的艺术风格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上下奋起抗战，同仇敌忾，斗志昂扬。这种精神反映在抗日的艺术作品里，通过各种风格表现出来，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激越昂扬，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大气磅礴，贺绿汀的《游击队之歌》开朗豪迈。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都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风格。艺术风格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便形成了时代风格。这正如雪莱所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

（2）民族

在客观因素中，对艺术风格影响最深远、最大和最稳固的就是民族，这就形成了民族风格。每一个艺术家都是某一民族的一员，他的艺术总要植根于民族土壤之中，创作题材不但主要取材于本民族的生活，反映本民族的情感心理、习俗爱好，而且在艺术形式上还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地域特色、欣赏习惯的影响，给作品染上浓厚的民族色彩，从而形成了艺术的民族风格。别林斯基认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33]同一民族的艺术家尽管风格差别很大，但总能让人看出某些共同的民族因素。南北朝民歌中的《敕勒歌》就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遒劲、刚健风格，当代民歌《蒙古人》的北方雄壮辽阔的风格就非常浓郁。

反之，不同民族的作家，即使思想倾向、描写题材大体相似，仍能让人分明感到他们的风格差异。鲁迅和高尔基都是伟大的革命作家，作品风格却大不相同;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杰出的戏剧家，同是描写爱情题材的高手，作品《牡丹亭》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也迥异其趣。

（3）阶级

在阶级社会中，艺术家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自觉不自觉地反映着阶级的意识和情趣，这种阶级的意识、情趣自然会渗透到艺术家的审美观念、创作个性之中，从而影响到作品艺术风格的形成，打上阶级的烙印，形成阶级风格。如《诗经》中一些“雅”、“颂”作品呆滞空泛，汉赋的华丽铺陈，齐梁宫体诗的浓艳绮靡，正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审美趣味。反之，如《诗经》中的“国风”、汉代的“乐府”、南北朝民歌的清新活泼，正是在劳动人民生活、思想、情趣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良好风格。

应当指出，风格的阶级性，同艺术家本人的阶级意识的强弱与否，自觉与否，以及艺术作品的题材内容有密切关联。一般来说，艺术家的阶级意识愈强烈，自觉地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呼喊张扬，而作品的题材又带有较鲜明的政治色彩，那么他的艺术风格中阶级色彩必然相应浓郁。例如，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革命岁月，一批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的作品像高尔基的《母亲》、鲍狄埃的《国际歌》、王式廓的油画《血衣》、光未然和冼星海合作的《黄河大合唱》等，阶级色彩就极为鲜明。反之，在和平年代产生的一些反映人们日常生活、自然风光的艺术作品，如山水画、田园诗、爱情歌等其阶级色彩就较淡薄。

总之，在风格形成的原因中，主观因素同客观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客观因素只能制约风格的大概轮廓，而真正影响艺术家风格形成的，主要还是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