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
解析艺术的本质，首先要弄清楚: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社会事物，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事物?它与其他社会现象、社会事物的联系与区别又是什么?它在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为我们揭示艺术本质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反映人类的物质关系的经济基础;其二是反映精神关系的上层建筑。所谓经济基础，是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中人的地位和关系，以及分配形式等方面的总和）。它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造就了社会的物质基础。所谓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艺术等观点，以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复杂系统。显而易见，上层建筑也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设施，也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二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称之为观念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治观点、法律观点、道德观念，以及哲学、宗教、艺术，甚至还包括不同的情感、幻想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所指出的:“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恩格斯的这段话从三个方面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第一，上层建筑，即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决定于经济基础;第二，上层建筑反过来又影响经济基础，即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第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三个方面集中概括了包括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辩证关系，即它们所具有的共性特点。具体阐述如下:
（一）艺术与经济基础的关系
首先，经济基础对艺术具有制约和决定的作用。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发生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作用表现为，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如原始社会的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它就反映了原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情态。由于原始先民们对自然界各种现象难以理解的结果，便幻想出一种主宰自然的巨大力量的社会存在，于是原始神话艺术产生了，巫术艺术产生了。原始神话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就是原始先民战胜旱灾与水灾美好愿望的反映。江苏省连云港市郊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原始岩画，距今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岩画的主要内容为人面、兽面、农作物以及各种符号。在人面像中基本上都有一条线向下通到禾苗、谷穗等农作物的图案上，中间杂以许多似为计数的圆点符号。这些画当属新石器时期创作的岩画，反映了我国古代东方民族对土地的崇拜和依赖，显然是当时农业经济状貌的真实写照。
其次，艺术对经济基础也具有反作用。从根本上说，艺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一条基本原则，应该首先肯定下来。但是，艺术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即艺术一经产生，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基础，而是要对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或一定程度的阻碍、破坏作用。而且，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改变后，旧的艺术形态不一定会随之消亡，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影响。一般来讲，任何形态的艺术，都是适应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巩固和维护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经济基础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艺术为它服务就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的社会主义艺术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制约、所决定的，反过来应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前进服务，这也正是艺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真实含义。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各个艺术门类，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杰作，很多作品明显地植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面貌、新气象;同时，也毫不含糊地针砭了种种社会弊端，从而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起到了积极的维护和巩固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被推翻、被改变后，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不可能随之立即土崩瓦解，致使某些包含着守旧、落后思想的艺术，消极地作用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说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唱反调而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一再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鼓励艺术家创作好作品，打击、禁止黄色书刊、音像制品，清除文化垃圾，等等，正反映了人们对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的重视。
（二）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
前面已谈到，艺术与其他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都决定于经济基础，反映经济基础，最终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又都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是它们的共性，体现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最普遍、最一般的辩证关系。但是，它们又有着各自的特殊性。对此，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明确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2]同时，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信中又强调“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3]。我们从恩格斯这两段精辟的论述中可看出，各种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它们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分别处于不同的地位，各自又以特殊的地位和方式与经济基础发生着关系，从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距离经济基础非常近或比较近，可以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关系的政治、法律与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极为密切;另一种则是“远离经济基础”，“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主要包括哲学、宗教和艺术等。这些特殊的意识形态因与经济基础离得远，必须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中间环节”才能与经济基础间接发生关系，因而，我们要进一步认识艺术的本质，就不能不考察艺术同这些“中间环节”的关系，了解艺术是如何通过“中间环节”联系于经济基础的。
1.艺术与政治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和直接反映，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核心。它距离经济基础最近，关系也最密切。同时，它也是艺术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的最重要的“中间环节”，因而，政治对于艺术的影响最为直接、广泛而巨大。但是，这种影响只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相互影响，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因为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门，本身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在理论问题上有两种偏向:一是认为艺术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附庸;二是认为艺术应脱离政治，不受政治的制约。
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战争和阶级斗争尖锐的非常年代，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几乎是胶合在一起的。当年，毛泽东因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要求文艺能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4]。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歌剧《白毛女》、版画《血衣》、小说《暴风骤雨》等一大批文艺作品，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的确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战斗作用。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了“艺术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是，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从理论层面分析，政治与艺术同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之间只能是相互影响的“姐弟兄妹”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如果不这样看问题，错误地认为政治可以决定艺术，这就等于在政治与经济基础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的;从艺术实践上来看，“文革”十年动乱中，“四人帮”利用“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大搞“阴谋政治”，将文艺绑在他们的政治斗争战车上，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肆意封杀文艺作品，大搞所谓的“三突出”、“高大全”等，由此而推出的许多作品成为政治的传声筒和政治教条的图解，致使中国的文艺园地“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单调乏味、濒于凋敝。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要记取的。
但是，也不能借此而认为艺术是完全独立的，可以脱离政治，不受政治的任何影响。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中非常清楚地告诫大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5]实际上，在有政治的社会生活中，艺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影响，政治为艺术制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艺术发展的方向，保障艺术得到更快、更健康的发展。艺术也可以通过自身显现的审美情感和精神倾向来影响政治。如《马赛曲》、《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艺术作品，直接影响着接受者的情感态度和政治倾向。当接受者接受了这种影响后，就会在社会生活中追求这种政治倾向，从而影响到社会的政治局面。
总之，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应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是相比较而言，政治对艺术的影响更为广泛、直接、重大些。
2.艺术与道德
道德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等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与艺术的联系相当紧密，这种特殊关系甚至成为古今中外艺术理论中的一个争论焦点，许多著名的思想家、美学家、艺术家都对此发表过各自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把艺术完全当作道德教育的手段，否认艺术与道德的根本区别;二是完全否定艺术与道德的内在联系，认为道德内容会损害艺术;三是承认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紧密，认为两者互相影响，具有内在的联系，与此同时，又承认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进行道德教化。第三种观点无疑正确地揭示了艺术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道德对艺术的影响。首先，一定社会的伦理道德总会通过艺术的内容和精神得以体现。任何艺术总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们的道德风貌。因此，艺术作品常常包含着道德的内容，通过塑造典型形象的方式来反映人们的道德观念。20世纪80年代，50集电视连续剧《渴望》上演后引起全国轰动，其重要的原因是作品深深涉及道德内容，反映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人物的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就连主人公刘慧芳也成为人们心目中贤慧、善良的偶像和代名词。
其次，是艺术家的道德观对艺术创作也有着重大影响。艺术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而在描写和表现人们的道德面貌与道德生活时，必然要融入艺术家自己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换言之，通过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艺术家本人的道德观。如第五届全国小品大赛荣获非职业组一等奖的《高效率的爱》，是一部反映老年人亲情的作品。一位丧妻的老人，有一男二女都忙碌在外。他因寂寞、孤独谎称自己生病了，想骗孩子们回来团聚几日。不料想，孝顺的儿女们匆匆忙忙赶回家，不容老人分辩，争着要出钱为老人联系医院治病。下海经商的大姐认为自己最有钱，要独自支付医药费，却遭到弟弟和小妹的坚决反对，误以为大姐要剥夺他们对父亲尽孝心的权利。三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却急坏了“装病”的父亲道出了实情。小品以喜剧的表现手法，反映了当今社会，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谁出的钱愈多，谁就愈孝敬老人。然而，对老人的孝敬决非钱能所及，老人最需要的是真情、理解和精神上的关爱。正如歌曲里唱的那样，做父母的“不需要儿女做多大贡献”，只要能“常回家看看”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小品之所以受到评委和观众的喜爱与好评，其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编剧的道德判断与评价道出了老年人的心声。
艺术对道德的影响。首先，是对广大民众具有道德示范教育作用。由于艺术家以审美的方式对道德观念进行独特的思考，并将自己的道德判断与评价渗透于审美创造，灌注于审美形象之中，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增强了形象感人的魅力，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精神，进而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变化。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艺术凭借典型形象对民众的道德示范作用，给道德以巨大的影响。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历经战场的生死搏斗、爱情的无情摧残、疾病的痛苦折磨、生活的百般考验，终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一切困难。他那坚强的个性和勇敢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以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顽强精神投入到生活、学习和工作之中去。尤其是对残疾青年人的成长影响更大。大家熟知的张海迪，高位截瘫，生活都难以自理。但她自强不息，拼搏进取，取得了一般正常人都难以企及的成绩。当人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坚强时，她说是保尔·柯察金给了她生活的信心、勇气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这样的艺术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其次，是对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改变能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道德和封建思想，倡导新道德新思想;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批驳了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礼教，严厉斥责了儒家的所谓“仁义道德”。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一批艺术作品，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划出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对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的变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艺术与道德相互影响、联系密切，但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它们毕竟还有着本质的区别。如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范围上，艺术较道德更加广泛;在表现方式上，道德是以概念、原则和规范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艺术却以形象来具体描写、刻画或表现这种关系;在评价标准上，道德评价以“善”为惟一标准，而艺术往往以“真、善、美”的统一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还应当看到，并非一切艺术作品都具有道德内容，在表现性艺术中，注重形式美感的山水花鸟画、抒情音乐或抽象艺术，一般情况下，作者的道德评价比较隐晦，但情趣倾向以及与大众审美趣味的接近或疏离，与时代精神的趋同或背离等，还是约略可感的，似乎有一种道德的影子令欣赏者去琢磨、体味。对于那些具有道德内容的作品来说，也需要“寓教于乐”，也就是将道德内容有机地融合在艺术形象之中，使其具有审美的教育作用。
3.艺术与宗教
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的后期，它是原始先民在面对很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难以解释和把握的情况下，幻想出来的超自然的神灵力量。人们期望以祈祷、祭献或巫术来求助主宰自然界的神灵，于是，开始有了最初的宗教仪式。而宗教仪式活动的方式则是以载歌载舞、绘画、雕刻等形式进行的。远古的图腾歌舞本身就是一种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那种如痴如狂的舞蹈、类似表演的祭祀仪式，使宗教与艺术从诞生之初就紧密地结合为一体，成为宗教艺术的最早形态。在后期的发展进程中，艺术与宗教也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许多内在的同一性。譬如，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上，都借助形象来表现自身，都充满了感知、想象、联想、情感等心理活动。尤其是在情感表现方面，都注重人的情感的反映，因而，人类的生与死、善与恶、灵与肉等问题，成为宗教和艺术共同关注和表现的主题。不仅如此，艺术的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也同样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的需求，成为人们心理的需要和精神寄托的产物。英国著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其《艺术》一书中就指出，艺术和宗教同属于幻想的领域、情感的领域，同是“人们摆脱现实环境达到迷狂境界的两个途径。审美的狂喜和宗教的狂热是联合在一起的两个派别，艺术与宗教都是达到同一类心理状态的手段”[6]。可见，艺术与宗教的联系极为密切，而且，它们相互之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宗教影响艺术。首先，宗教往往利用艺术宣传教义，客观上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题材和内容。从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史来看，最初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由宗教文化背景所产生的神话故事。如古希腊文学名著《荷马史诗》，就是在神的故事和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传说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西方关于亚当、夏娃的神话故事取材于犹太教的《圣经》，具有浓郁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情感。从建筑艺术来说，古希腊的神庙、古埃及的金字塔、遍及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以及佛教的庙宇、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其题材内容也都是来自于宗教故事。从中可以看到宗教对艺术影响之巨大。
其次，宗教要求艺术为其服务，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其影响遍及当时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少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特别是创作巨型的宗教壁画，只有在教会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如文艺复兴时期称为艺术“三杰”之一的米开朗琪罗受教皇朱诺二世的委托，为西斯庭教堂创作的天顶画《创世纪》，场面宏伟、造型完美，足足耗费了画家4年时间才得以完成。教堂建筑作为基督教会强大势力的象征，在欧洲的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时期都是非常兴盛的。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就是哥特式教堂建筑的代表性杰作之一。其造型特点充满着向上的冲力，给人以升腾感，体现了弃绝尘寰的宗教情绪。哥特式教堂的内部装饰，常用彩色的玻璃，在整个窗子上镶嵌一幅幅以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图画，经阳光照耀五彩缤纷，折射出上帝居住的景象，显示了宗教艺术的强烈特色。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各门艺术的发展都具有很大影响。仅从敦煌、龙门、云冈、麦积山这四大石窟的建造上，也足以看到宗教对绘画、雕塑、建筑、文学、音乐等艺术影响之巨大。
艺术也对宗教产生影响，主要体现为艺术参与宗教活动，宣扬宗教思想，推动了宗教的发展。艺术和宗教不仅在历史上攀结在一起，就是在当今社会里，艺术和宗教也是常常形影不离，特别是当宗教趋于萧条时，就越向艺术攀附，借助艺术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西方基督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当代西方有的基督教教堂竟建成现代派样式，外观上同传统教堂建筑截然两样，有的像大歌剧院，有的像俱乐部，人们在那里可以听音乐、喝咖啡、谈天说地。这些现代派建筑的教堂，实际上成了人们娱乐的场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们吸引到教堂来。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宗教借助于艺术的力量，来发展它的教会组织。经常采用民间曲调或民间说唱的形式，编写圣歌、圣诗宣传教理和教义。这些曲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歌词通俗易懂、易学易唱，颇能起到宣传、普及作用。艺术在帮助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中介、催化作用。
由此可见，艺术与宗教之间由于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所以，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才会结伴同行、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在对立和统一的关系中，不断地发展着自己。
4.艺术与哲学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相关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人们对于世界根本性的认识和普遍规律的把握，都可以在哲学中找到答案。哲学代表着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艺术代表着人类感性的最高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王国的两座高峰，二者之间的关系至为密切。
哲学主要通过美学的中介对艺术产生影响。美学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干脆称美学为“艺术哲学”，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哲学家，同时也是对艺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学家。例如，儒学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以“礼”、“乐”为中心的美学思想，要求美与善相统一、文与质相统一;庄子哲学追求个体的自由和无限的境界，形成了庄子美学以自然无为作为至上之美的理论基础。综观整个中国美学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还有后来的禅宗佛学，对古代中国艺术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哲学对艺术的影响，首先，是对艺术家创作思想的影响。既然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的活动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特定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表现或流露出来。如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者，深受传统哲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的影响，追求一种“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为达到这种境界，一方面是充分利用花园、水池、假山、林木等，创造一种荷花飘香、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自然美;另一方面，又非常讲究亭、台、楼、阁等建筑物的形式美，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一种富有情趣的园林美。中国古典园林还吸取了传统哲学中关于“虚、实辩证统一”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借景”、“分景”、“隔景”等许多处理空间的方法。如颐和园（图1-1），站在园内可以望见玉泉山的宝塔，虽然这座塔建在园外，却仿佛是颐和园的一部分，这叫做“借景”;颐和园中的长廊，把园内的风景分成两半，这叫“分景”;颐和园内的谐趣园自成一体，形成著名的园中之园，这叫做“隔景”。中国园林正是通过上述种种办法，来运用虚实结合的美学思想布置空间、创造空间、扩大空间，以增强空间的美感，在有限的环境中创造出无限的意境。
其次，是艺术作品的内容富有哲理性。如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7]，诗中的哲理，来自诗人对生活的真切的体验，使得哲理与诗情在具体的艺术形象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8]，短短几句，既写出诗人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思想感情，又蕴藏着诗人慨叹生命有限、自然无穷的深邃人生哲理，引人进入一种包括宇宙古今的无限宽广的精神境界之中。
图1-1 颐和园
再次，是哲学能促进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的形成。例如，作为现代主义文艺的重要流派之一的表现主义，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统一协调的运动，其成员的政治信仰和哲学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大都受到康德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尼采的生命哲学的影响。表现主义强调反传统，不满于社会现状，积极推崇“表现论”，颠覆了在欧洲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模仿论”美学。在艺术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要求深入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注重主观世界的表现，于是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以德国和奥地利为中心的欧美国家，形成了一个遍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流派，进而汇成一股强大的表现主义思潮，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和代表作品:奥地利的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毛猿》、挪威画家蒙克的《呼号》、德国音乐家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等。可以说，各种艺术流派及思潮的出现，总是与一定的哲学观相联系，具有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当然，哲学对艺术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露哲学观点，更不是每部作品都非得具有哲理性。与此同时，艺术也对哲学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对哲学家的思维具有启迪作用。尤其是哲学家对艺术的思考，往往成为其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古希腊模仿论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美学》，意大利直觉论者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英国形式论大师克莱夫·贝尔的《艺术》等。
其次，艺术作品可以传播特定的哲学思想。如让-保尔·萨特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小说家和戏剧家。他非常喜欢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和小说、戏剧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哲学见解，尤以戏剧创作的成就最高。《禁闭》就是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剧本，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际关系的基本观点，揭示了西方社会人的痛苦生存状况和卑鄙的生活态度。剧本的故事梗概是:在地狱某一密室里有一男二女三个灵魂，他们生前都作恶犯科。男的叫加尔散，是个临阵逃跑的胆小鬼;艾斯黛尔是个色情狂，曾亲手溺死自己的女儿;伊内丝是个该下“地狱”的疯狂的同性恋者。在地狱里，伊内丝极力引诱艾斯黛尔与她搞同性恋，而艾斯黛尔追求的是加尔散，加尔散却又追求伊内丝。他们都在身不由己地折磨别人，但也受着别人的折磨，因而，倍感生活痛苦不堪。最后发展到艾斯黛尔持刀要杀死伊内丝，伊内丝提醒艾斯黛尔，说她早已是个死人了。于是，这三个灵魂才醒悟到: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又是她们的受害者。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到处都有陷阱”，“他人就是地狱”。就此点明了全剧的主题:个人的思想行为都要受到自己不能左右的力量的阻碍，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萨特运用戏剧的形式，传播了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5.艺术与科学
科学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各种自然科学理论更是精神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通过技术的形式还可以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人类的物质文化。特别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中，科技革命与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文化的面貌，对于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涉及艺术的各个领域。艺术与科技的关系，已成为现代艺术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所以，当今许多美学家、艺术家都在思索这个问题，就连当代著名的科学家也在思索着艺术与科技的关系。例如，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著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就很关心音乐与物理、音乐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他曾发起组织科学与艺术研讨会，探索艺术与科学的共同特征及相互影响，促进科学界与艺术界的交流。显然，探讨艺术与科学，尤其是艺术与当代科技飞速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
艺术与科学关系密切、历史久远。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提出了“美是和谐”的思想与“黄金分割”的理论，并将这些原则运用到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各门艺术中去。到了14世纪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期间，自然科学有了极大的发展，使人们对宇宙有了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个时期的一些艺术家，本身就是科学家，他们把许多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原理运用到艺术创作中，促进了艺术的完善和发展。例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家，又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在解剖学、植物学、光学、力学、工程机械学等科学领域都有巨大成就。达·芬奇把几何学、透视学等原理运用到绘画艺术中，创作出不少著名美术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这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带入到绘画理论中，以科学的思维方法来促进艺术家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变，从而推动艺术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的革新，对后来绘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对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刻的。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对艺术的影响表现得更加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现代科技为艺术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促使新的艺术种类和艺术形式的产生。例如，摄影、电影和电视，都是19世纪末以来现代科技在声学、光学、电学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才诞生的。此外，这些新生的艺术种类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影自1895年诞生以来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乃至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动感电影的出现，都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推动。进入20世纪中叶，随着电子技术的迅速发展，电声乐器、电脑音乐、电脑美术设计、计算机网络艺术先后涌现，发展势头迅猛，前景无限美好。
其二，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还表现在为艺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环境和提供了新的传播手段。电影和电视等传播媒体和卫星通讯技术的产生与发展，使得影视艺术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任何艺术无法与之相比的庞大观众群，人们可以通过电视观赏文艺节目。美国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指出:“从语言到文字，几万年;从文字到印刷，几千年;从印刷到电影和广播，400年;从第一次试验电视到通过月球播回实况电视，50年。下一步是什么?某些新形式媒介正在地平线上出现。”[9]此外，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代科技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多的闲暇和情趣、更多的资金和经费用于艺术的创造和消费，为艺术的发展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和更为广阔的艺术天地。
其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又表现在艺术与技术、美学与科学的相互渗透，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新兴的工业艺术设计，影响到人类的衣食住行。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高了人们的审美品位和消费水平，使日常生活消费品具有了艺术的造型，既实用，又美观;变劳动场所为美的环境，不仅节时省力，还令人精神畅快。人们愈来愈感受到，科技对艺术的影响重大而意义深远。
其四，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更表现在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对艺术观念和美学观念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例如，有的研究者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鲁迅《阿Q正传》的主人公进行系统分析，从而对阿Q复杂的典型性格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有的研究者运用控制论的方法，发现全部西方音乐史不过是音乐的逐步组织化到解体，再到新的组织化这样一个过程;有的研究者运用理论力学中运动学的原理，研究古老的传统艺术中国书法的笔法衍变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见解独特，颇有新意。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充分表明了现代科技对艺术的观念、创作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科技影响艺术，同样，艺术也对科技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艺术的想像力常常启迪科学家的思维，引导科学创造的发展趋势。优秀的艺术作品凝聚着艺术家的丰富想像力，这些想像力在现实生活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往往成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例如，法国的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就描写了当时现实生活中还不存在的潜艇、雷达、电视屏幕等，直到100年后，这些想象的事物才被科学家创造了出来。可以说，凡尔纳的科幻作品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我们相信，现代的科幻小说、影视以及离奇古怪的动画制作等艺术，都将对未来的科学产生一定程度的启示和影响。
（三）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相对“物质关系”的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而相对于“精神关系”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马克思在谈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时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作为思想观念的社会意识“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1]。这样，马克思主义便把艺术这种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本原、本质，置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之中。列宁曾说:“不言而喻，没有被反映者，就不能有反映，被反映者是不依赖于反映者而存在的。”[12]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是社会生活在艺术家头脑中审美、能动反映的产物，其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生活。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生活，才能有反映这种生活、表现艺术家对这种生活的感受和体验的艺术作品。艺术只能来源于实际的社会生活，离开了社会生活，艺术也就不存在了。
1.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
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中外成功的艺术作品已经反复证明了这样的道理:社会生活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艺术作品是各种生活材料在艺术家笔下经过选择、提炼而能动反映的产物。它既不是天上凭空掉下来的，也非人们头脑里固有的。它实实在在地孕育于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成长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和形象的感悟里。
著名电影编导郭宝昌以“不拍成《大宅门》我死不瞑目”的誓言，在历经40余载的生活磨难后，终于将他长达26年的生活经历与真情感悟搬上了电视屏幕。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图1-2）取材于从清朝末年就声名远播，至今在医药界仍具有“老字号”之称的同仁堂。郭宝昌自幼就生活在这个当年的“京城望族”。他自述:这个豪宅大门里的“恩恩怨怨、生生死死、血泪情仇、兴衰几度，我耳闻目睹，亲历亲为;酸甜苦辣、悲喜情怨，无时无刻不在激荡我的情怀。我想把它献给观众，成了我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我想叫观众和读者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人，曾经这样的做人，曾经这样的活着……”[13]电视剧《大宅门》的主人公白景琦的生活原型就是郭宝昌的养父。白景琦这个人物形象，从儿时的淘气，被老师收服，去济南创业，到反叛家庭，包括最后扒太监王喜光的裤子，90%都是真实的。就连白景琦的妹妹白玉婷对头牌戏子万莜菊那份痴情的傻爱，居然也是郭宝昌的十二姑当年痴恋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真实记录。电视连续剧《大宅门》于2001年5月7日在CCTV—1黄金档热播后，以突破20个点的高收视率创下了那几年的最好记录，其成功上映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以及作者对生活的亲身体验、深刻理解与真情感悟。用郭宝昌的话说:“剧中的人物全是影响我、教育我一生的长辈，拍他们的生活我熟悉，因为真实，所以我坚信《大宅门》一定会感人。”[14]由此可以看出，如果郭宝昌没有这些生活经历，没有生活这个源泉给他提供如此鲜活、生动的创作原料，他的《大宅门》也是断难产生这样轰动的社会效应的。
古今中外许多卓有成就的艺术家都从艺术实践中深深感悟到艺术创作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中国历代画家一再主张“以自然为师”。近代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教导青年艺术家时更是强调说:“但愿‘自然’成为你们惟一的女神。”[15]“自然”在这里是指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人和物。这些主张都说明了艺术家要向生活学习，把实际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依据和范本，而且是惟一的范本。
图1-2 大宅门
毛泽东早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对革命的文艺与特定生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16]艺术家只有在生活的源泉中开采矿藏、汲取营养，他的创作才会有生命力。
2.艺术是社会生活能动的审美反映
社会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同时，我们还要清楚地认识到，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决不是对生活原样的照本宣科，而是要经过艺术家大脑的加工改造，即对生活材料进行提炼和集中。艺术作品对于生活的反映不是消极、被动的，而应是积极、能动的审美反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术家的创作动因来源于对生活的实际感受和审美体验。如著名的音乐家冼星海回忆青年时期在法国巴黎勤工俭学期间创作《风》的情景:因为生活贫困，住在一个门窗破旧的小房子里，甚至连棉被都被送进当铺了。寒夜奇冷，难以入眠，只得点灯写作。“我伤心极了，我打着颤听寒风打着墙壁，穿过门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着猛烈撼动，一切人生的，祖国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汹涌起来。我不能自已，借风述怀，写成了这个作品。”[17]可见，只有当艺术家对生活有着切身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时，才会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和欲望。
其次，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如郭宝昌在《我与〈大宅门〉》一文中曾写道:“我自16岁写《大宅门》这部小说，历经40余载，三次所写的原稿被毁于政治风波、社会动乱及家庭变迁，几乎丧失了斗志，自叹‘天灭我也’!可是一种责任感，一种写不出来便有负罪感逼迫着我，终于使我完成了这部作品。回首来路，除了泪，还是泪!”[18]他还说:“我想写我生活的同仁堂这个大家族，就想拍成电视剧留给后人看。”难怪郭宝昌发誓道:“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拍，不拍成《大宅门》我死不瞑目。”[19]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促使郭宝昌历经磨难、矢志不移，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大宅门》的创作，获得了影视业内人士和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再次，艺术家要按照一定的艺术表现规律，改造生活中的自然形式。例如，绘画要讲究构图和笔墨效果;中国园林追求意境美;散文应做到形散神聚;芭蕾舞的女演员必须立起足尖来完成各种动作;戏曲的唱、念、做、打，既要服从生活，具有生活的真实感，但又不同于生活中的语言和动作，即“不像不成戏，太像不成艺”;齐白石强调作画“不似欺世，太似媚俗”，要在“似与不似之间”使形象更具艺术性和感染力。他的《枫叶寒蝉》，兼用工笔、写意两种画法，蝉画得写实而精细，树叶、树枝却是寥寥几大笔，既突出了小小的蝉，使它显得很生动，又使整个画面显得笔墨流畅，活泼自然。总之，艺术反映生活，非常讲究艺术特有的形式，要在符合一定艺术表现规律的原则下，对生活中的自然形式给予加工、创造，使之“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如果艺术与生活之间可以划等号，艺术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