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　沉滞时代

历史上一盛一衰的循环律，是不尽然的；这是早经现代史家所证明的了。然而文化进展的路程，正像流水一般，急湍回流，有迟有速。凡经过了一时期的急进，而后此一时期，便稍迟缓。何以故？人类心思才力，不绝的增加，不绝的进展；这原于智识道德艺术的素养之丰富。一旦圆熟了后，又有新的素养之要求；没有新的素养，便陷于沉滞的状态了。

南北朝时的艺术，得外来思潮与民族固有精神的调护，滋养，充分地发育。唐宋时的艺术禀承南北朝强有力的素质，达到了优异的自己完成之域。元明以来，但惊异唐宋时艺术的精纯，伟大，于是奉为金科玉律，摹拟古人的风习，从此发生。当时制作活动，不敢越出古人的绳墨，他们放弃了自由自发的能力，甘于胆怯地自缚，跬步不前；其尊重古人者，适为古人所笑，虽然其间也有独特的作家与作品出现，未可一概抹杀的；在这里我们要明白沉滞时代，决不是退化时代。

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国，威武大振，在中国民族史上倏然换了一副面目。其初，任用外国人为官吏，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炮术，建筑术，测天机等，渐渐输入进来；科学的发达，在中国历史上当可划一新纪元。其时意大利与法兰西的美术家，也到中国来做官吏。基督教也流布到中国。教士Joan du Monte Corvino衔罗马法皇Nicholas的命，经印度，于一二九三年，由海道到中国，得元世祖的许可，宣传教义。在燕京建立教堂，其后又在杭州，泉州及其他地方建立教堂；传教尤其扩大。到了元室衰微，传教也陷入困难的境地了。

此时代的建筑，在我们意想之间，当有一翻新式样。一则欧洲科学家与美术家，服官于元室。一则基督教的流布，以年代而论，这时欧洲教堂的建筑，正是历史上最光荣的Gothic Style全盛时代。至少元代基督教堂的建筑，有一番新式样，可惜没有遗迹来征实，姑存疑于此。

虽然元代有欧洲的建筑术的输入，而影响所及，在中国的建筑史上，没有多大效果，这是可以断言的。现存的北京城，元至元四年的建筑，仍是沿袭前代城垣建筑的旧法，这就是一个证据。

明代的建筑，现存的尚多。北京的天坛，当是明代重要的建筑。清乾隆时稍加修改，有明堂古制的遗意。坛址叫做圜丘，制圆，南向三层，四出陛各九级。坛之上层径九丈，取九数。二层径十有五丈，取五数。三层径二十一丈，取三七之数。上层为一九，二层为三五，三层为三七，以全一三五七九天数。合九丈十五丈二十一丈共成四十五丈，以符合九五之义。坛面砖数，皆用九重递加环砌。上层自一九起至九九，二层自九十至百六十二，三层自百七十一至二百四十三。其他四周栏板，也与九数相合。上层每面十八，四面计七十二。二层每面二十七，四面计百零八。三层每面四十五，计百八十；总计三百六十，以应合周天三百六十度数。凡坛面甃砌和栏板栏柱，用青石琉璃。乾隆时修理，改用艾叶青石。我们可不管此作的别有用意，而此种均整的建筑，艺术上很有意义的别裁。他如祈年殿，规模略小而式样不相上下。

明成祖时有印度高僧板的达来朝，见成祖献上金佛五躯及金刚宝座规式。金刚宝座就是印度人纪念释迦得道处所建的塔。于是成祖下诏，以印度式样为准则，建宝座五座，以供佛像；至成化九年落成，一切规模及间架，都仿照印度的金刚宝座。四围石栏的雕刻，也是印度式的。宝座下实以五丈高的石台，藏级于壁的左右，盘旋而上，顶平为台。列有五塔，高各二丈余，就是现存北京西山的五塔寺。全体结构，庄严而带秀丽，实是伽蓝建筑复活的代表作品。

北京天寿山下明陵的祖庙，也是明成祖时的建筑。长陵，延袤六里，巍立山坡，面临深谷，最含有宏壮的美观。甬道二旁，立有石象。其尽处有建三覆檐的门楼一座，门楼内为大院落，中有小殿，穿过小殿为大祭殿。殿基用大理石砌的，共三成，四面各三陛，共九级，通于殿的三门。门上刻有花格，殿长七丈，内高三丈，上覆重檐。以大楠木柱支持，共四列；每列八柱，柱围约十二尺许，高六丈，中隔天花板；板离地约三丈余。结构伟丽，雕饰丰美，当是有明一代杰作。

清室崇奉喇嘛教，顺治四年，西藏喇嘛来朝，特建黄寺于京城之北。康熙时仿照拉萨达赖喇嘛所居的布达拉寺，在热河也建了一所布达拉寺。寺殿的墙，盘旋而上，状如螺壳。四周门户窗牖，不施雕饰。雍正即位，又改建潜邸为喇嘛寺，就是现今的雍和宫。乾隆时为回妃所建的回寺，也奇特而别出心裁。

清室重要建筑，圆明园与颐和园当可代表。其中建筑物的精丽巧妙，为前代所未曾有的。圆明园中的瓷塔，万寿山中的铜寺，精工秀雅，艺术的效果收获已富。这是由于乾隆时意大利人Attiret和Castiglisne参与圆明园工程，欧洲建筑的法式在这里尽量的应用了。

这时代民间建筑，也有法典限制，相袭旧制。到了清代末叶，外人在中国的建筑物渐渐兴旺，嗣后中国人也有效学。中国固有的建筑上特点，既已熄灭；而外国的长处，仍未获得以致陷于东施效颦的状态。

元代雕刻，以北京城北的居庸关和甘肃沙州的莫高窟二作为代表。元人崇奉喇嘛教的风尚，在此犹可想见。居庸关有一洞，用大理石砌成，壁上刻满了佛像和六字偈。拱门的中心石上雕有印度神鸟格饶得像，翼肩，鸟首，人身，左右蟠以印度毒蛇，蜿蜒曲折，刻纹细致深厚，可称精品。门内四角有大理石琢成的金刚像四尊，这是元至正五年的作品。莫高窟中央，有一四手观音，坐莲台上，两手合十作安禅状；其余二手一持荷花，一握念珠。首有光轮三重，头顶中坐一小弥陀像，周围刻有汉文，梵文，西夏文，蒙古文，畏吾文，藏梵文，六体的六字偈，这是元至正八年的作品。

明宣德十年，于天寿山下的皇陵上置石人石兽，分立甬道两旁。道端建有白石的牌坊，施有龙兽的雕刻。其北为碑亭，亭的四隅，立有白石华表四柱；刻有交龙盘环的形象，上立石兽。碑亭北有石人十二，四勋臣，四文臣，四武臣，高有丈余。文者方冠大袍，长衣大袖。武者披甲戴盔，左手持刀，右手秉节。复北，有石兽二十四，各成对，跪的立的交错其间。此作雕刻精巧，石兽有生气，石人的面部，虽似由佛像脱胎而来，而全部结构，已足表出中国人雕刻的特点。雄奇伟丽，恰称中国帝王的威权的崇高美。

五塔寺的石台周围，所刻的佛像和石栏上所刻的花纹，都是印度式的，以有明一代的雕刻而论，此作的位置在石人石兽之下。

清代雕刻，如雍和宫中的佛像高有七丈，用楠雕成，高大庄严，又一变从来佛像雕刻的结构。乾隆四十五年，西藏班禅喇嘛来朝，发痘症，死于北京。于是乾隆帝建白塔寺于京，葬其衣冠，火化其尸骸。其塔为西藏式，印度式，欧洲式，相参而成，塔下有八角形的石基筑着，周围将班禅一生，自降生以至病死的事迹，一一刻在石上。风景，人物，鸟兽等，都是神话化的形象。富丽精巧，实是有清一代的杰作。在这里清室崇奉喇嘛教的热度，也可想见了。此外圆明园中石栏上，屏风上的雕刻，也富有装饰美；这是胎息于意大利天主教的艺术。此处思慕外国情调，不可谓非清人的特长。

绘画在唐宋二代，已发达到全盛时期了；元明以来的画家，一看古人的制作，望洋兴叹；追慕的心肠愈热烈，而独创的精神愈迟钝；不知不觉间被古人征服了。于是俯仰进退，不能越出古人的绳墨，因而开了一个摹仿古人的恶端，虽然其间虽有一二出类拔萃之士，也不能转移风气。

元初人承北宋米芾一派的绪余，画风崇尚简洁粗淡，与宋人浓丽为工的作风，离去已远。开创元代画风的，当是高克恭和钱选。高克恭字彦敬，仕元为刑部尚书；好作墨竹，妙处不让文同，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参以李成，董源，巨然的笔法，妙绝一时。钱选字舜举，元初人，山水学赵伯驹，人物学李公麟，其作品以洒落的笔致出之，充满着文人画的幽趣。

在元代求其能卓然成一家，那末当推赵孟了。孟字子昂，别号松雪道人，官至翰林学士。他早年从钱选学画，生平不喜宋人的院画，刻意摹仿唐人。山水仿王维，画马仿韩幹；然而他接近宋人作品的机会较多，说是不喜宋人的画风，未必尽然。他虽摹仿古人，而富有独创的精神，所谓自出一种温存清雅之态，其作品如美人，见者无不动色。其妻管夫人，其子赵雍，也能画，艺苑传为美谈。

自赵孟而后，当推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就是后代人所称崇的元季四大家。这四家都是宗法董源，巨然，而参以别家的笔法。如黄公望兼宗李成，王蒙幼时师法赵孟而兼宗王维，这二人的画风，比较工细一点。而倪瓒，吴镇，兼参米氏父子的笔法，简洁幽淡，别造蹊径。因此四家的画，各自成风格，不相苟同的。

此四家中倪瓒的作品，可称极端的文人画。其气品最高，而最为后人颂赞不休的。瓒字元镇，别号云林，无锡人；初效法董源，而又极崇拜荆浩，关仝。其作品疏淡浑朴，不取形似；而在简洁中，保守住连绵的气韵。他自己所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又说：“余之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他一生无所事事，有洁癖，泛舟游于五湖三湘间，啸傲自得；家又富饶，藏书画很富。所以他的画风另一境地，飘飘乎几非人间的了。其后有方从义，张雨二人，得倪氏的心法。到了这里，院画与文人画二派，几成对峙，而文人画一时奏凯歌的了。

明初有王履，因不满意于元末文人画风的疏放，又提倡院画。履字安道，昆山人，博通群籍，能诗。他对于画主张复归于形；他画卷的自序中说：“取意舍形，无所求意，故得其形，意溢乎形；失其形者，意云乎哉。”这种议论，正是和倪瓒的议论背道而驰的了。这一派继起的画家，有戴进以精致画笔，作山水人物鸟兽花卉，一时称为名手。他是浙江钱塘人，所以称他为浙派；崇奉他为宗法的也很多。同时吴兴有陈暹，也工于此种画风，其所作山水人物；楼阁舟车，用笔精丽缜密，兼之秀润雅逸，不流滞板；其后唐寅，仇英也宗奉他的。院画又复兴起。

院画一时称盛，其间士大夫好为笔墨游戏的，又以文人画为倡导。有为纯粹的文人画一派，有以文人画而参以院画体制的一派。其纯粹的文人画，又分为二系：一是华亭系，以顾正谊为首领，他的山水画宗法黄公望，层峦叠嶂，常作方顶，少加林树，而自然深秀；一是苏松系，以赵左为首领，他的山水画，宗奉倪瓒与黄公望，笔意秀逸，烟云生动，比较华亭系更为疏宕。其以文人画而参以院画体制的一派，所谓吴派画家，在明代画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以沈周，文征明，董其昌诸人为首领。

沈周字启南，世称石田先生；长洲人。仿写古人墨迹，和原作丝毫不爽；惟是倪瓒的画，他自谓难学。因为他用笔不苟，精察深思，人工所不能及的东西，他也却步了。唐寅，文征明，都是师承他的。唐寅兼宗周臣，又以院画著名。文征明兼师赵孟，倪瓒，黄公望等，他用笔工密，而充满气韵神采。

董其昌字玄宰，明末官至礼部尚书，仿写古人墨迹，寝食俱忘。初学黄公望的山水，后又学宋人的画。他的画风，又与吴派稍稍不同，他自评说：“余画与文太史（征明）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所以时人又称他为云间派。他将唐宋以来的画家，分为南北二宗；以南宗为文人之画，隐隐中绍述此派的正统以自居。其实他分南北二宗，没有多大的意义，不过拥护自己罢了。

到了清代，门户之见，不但不去打破它，而且分别得更利害了。其间绍述文人画的，所谓江左四王，就是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其中王原祁是王鉴的儿子，王鉴是王时敏的儿子，祖孙三代，都能画，家居娄东，所以称他们为娄东派。王翚虞山人，所以称他是虞山派。娄东派宗奉黄公望，斥他派为异端，这是纯粹的文人画。虞山派采宋元诸家的笔法，兼有宋明的院画风格。

这二派而外，有江西派，始于罗牧，他的画法也是宗奉黄公望，林壑深美，墨气浑朴；江淮间的画家都取法于他的。又有新安派，始于释宏仁，他作山水效法倪瓒，高古淡逸，落笔轻灵；新安的画家都取法于他的。可是这二派不及娄东，虞山的有名。

与上列诸派相为对峙的，那末有浙派；就是宋明院画派的支流。如清初蓝瑛和他的儿子蓝涛，兼学宋，元山水画法，工于人物花鸟竹石，作大幅画，自成风格。此外吴江的王，兴化的顾符稹，绵州的李调元，华亭的张又华等，也是院画派的继起。然而往往为文人画家所讥笑，诋毁。院画派的后起者，对于文人画又从而讥笑之，诋毁之。于是门户之见愈趋愈深，其为古人所束缚愈难自解。所以自元至清，画家的艺术心境，日益浅狭，莫能自救，隐于死刑期了。

在这沉滞时期中，我国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既已湮没不彰了。近十数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涨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原理，应该有一转机了。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抉发，外来思想实也无补。因为民族精神是国民艺术的血肉，外来思想是国民艺术的滋补品；徒恃滋补品而不加自己锻炼，欲求自发，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旋转历史的机运，开拓中国艺术的新局势，有待乎国民艺术的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