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结　论

本编自第一章，至第十五章，多言雅乐及燕乐之范围。自第十六章以下，则专言唐宋以来俗乐之变迁。关于雅乐方面，则荟萃周秦以来乐籍，而掇其要旨，文字力求显浅，使人于专门奥义，豁然贯通。关于俗乐方面，则求考出唐宋以来乐曲之内容，而备知其变迁之迹。此则区区编撰之微意也。今就古今音乐之沿革，更有余义，及感想，述之如左。

上古雅乐，动谓与政治相通，此在三代以前，确有精理。盖吾国相传政治，以“礼治”为本，而乐者，即辅礼以行者也。纯以礼治，而无乐以佐之，则过于束缚，民将不堪。故又作乐以调节之，此古代所以礼乐并重也。然用此原则，必严禁靡靡之音，乃为有效，故儒家言放郑声。自汉兴不用古雅乐，汉武帝采胡乐以入曲，隋炀帝唐玄宗二主，皆极力提倡俗乐，竞造新声，而古代制乐之用意，澌灭无存矣。故乐与政通之说，后代已失其作用。然在汉时儒者，泥于古籍，好作玄奥之论以释乐，或牵入谶纬，或附会《易》象，皆故神其说，以合于“非天子不议礼不作乐”之意，取媚于时君。而乐律乐理益晦，使人如坠五里雾中矣。此言乐之书，汗牛充栋，而无一显豁易解者，职是故也。

黄钟大吕诸律吕之名，即工尺四上等字，在理本无二致。其实工尺等字，古代当已有之，必非后世始发明。而汉魏晋唐各籍，皆未言及，至辽宋始纪之载籍，则亦儒者崇古之见太深故也。凌廷堪《燕乐考原》所谓“缘饰以雅乐之名，而去古雅乐愈远”，诚哉是言。顾汉魏晋乐谱，今日无一可见。唐则仅有开元《十二诗谱》，为宋赵彦肃所传。明朱权《唐乐笛色谱》，亦空有其名而无其籍。钮少雅九宫正始》，虽载唐调数曲，而无工尺，亦不知其何所本。故唐乐除开元《十二诗谱》外，皆不易得见矣。但《十二诗谱》，乃雅乐类；而燕乐之谱全亡，是诚憾事。宋代乐谱，虽闻有《乐府混成集》，《乐府大全》，张镃《行在谱》，王洙《古今乐律通谱》（并见方成培《词麈》）等书，而皆未易见。今人所共见者，亦仅姜夔《白石词曲旁谱》而已。夫乐律之存，惟在乐谱。唐宋之谱，尚残缺若此，何况汉魏。承学之士，欲得古乐之真相，则戛戛其难。此所以乐籍虽多，而详晰精确者，则甚少也。

今日流传之俗乐，无论为昆腔，为秦腔，为二黄，暨各地俗乐，其所用乐器，无一而非唐代之遗。何以知之？唐燕乐者，采集前代乐曲之大成。而前代乐曲，自汉以来，又无不参胡乐在内。所采胡乐，尤以龟兹，疏勒，康国等地为最盛，即今新疆一带之地也。彼地自汉至唐时，音乐极发达，流入中国，中国采用之以入国乐。大抵琵琶输入最早，阮咸琵琶（即月琴）虽中土发明，而仍仿琵琶之制。若觱篥，若三弦，若拍板，若馒头鼓等器，见于《唐会典》，皆与今剧场所用者同。盖由采用胡乐，上古琴瑟之器不适用，故多制声清之乐器，以施于协乐，自然而递变也。惟胡琴一物，始见诸《元会典》，当为最晚出者。其他各乐器，《唐会典》皆可考见，唐代诚音乐变迁之最大关键也。

古代极重视音乐，历朝皆有制定乐章之举。而制度之隆重，乐器之繁赜，尤莫与伦比。周时用按月旋宫之法，据韩邦奇《律吕直解》所考，每月有每种乐器，月月不同。试览历代各《会典》，所载乐器，多者六百余种，少者亦三百余种，尤以隋唐二代为最；至清代最少，然犹有数十种也。盖乐器之繁赜，一关系于声音之调和，一关系于制度之美备，所以示隆重，表庄严，使人兴起观感也。今剧场乐器之简单，可谓已极，甚至偏重一胡琴以协曲，诚乖乎音乐之原理，有关于退化不少也。今日言改良音乐，必从多添乐器始，知乐者当不河汉斯言。

唐宋以来乐曲内容之组织，从无有统系之纪载。愚此编广搜故籍，对于唐，宋，元三朝乐曲，钩稽搜剔，颇能考见真相。虽仅获鳞爪，然已可约略推知矣。大抵唐代乐曲，决非限于一派。有沿用古雅乐法一字一音者，如开元十二诗谱》是也；有以叠句和声为尚者，如《阳关三叠》是也。宋代亦然，有用雅乐法之《白石歌曲旁谱》；又有用繁声之《缠令》《缠达》。后人不明此理，往往比而同之，则无一可通矣。愚对于前代乐曲，书缺有间者，则亟思考得其内容，以资贡献。若近代之乐曲，则详其变迁，而稍略其组织。亦以耳目习见者，人所易知；年代久远者，亟宜详考。亦抱残守缺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