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乐 律 辨 歧

乐律之书，汗牛充栋，而无一简明易解者，则由误于古来相传之歧说也。歧说尤以汉代为多，汉最近古，而歧说遗误，以致迷惑后人。宋儒多沿袭汉儒之谬，明代又沿袭宋代之谬，所以读乐律书，往往如坠五里雾中也。今将相传古说，最不足信据，历经后人实验痛驳者，择要列下。先祛去其太甚者，然后此学乃可得研究耳。

一曰候气之说：候气之说，出于司马彪《续汉书》，详于《隋书·音乐志》。略述其法，谓先治一室，令地极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齐，入地则有浅深，实以葭灰，覆以素縠。冬至阳气距地面九寸而止，故黄钟为之应。正月阳气距地面八寸而止，故太簇为之应，气至则灰飞云。然隋代毛爽试之，即已不验。宋李照试之，亦不甚验。宋代如蔡元定，明代如朱载堉，皆力辨之。《律吕正义后编》，有一章专论候气之谬。在古书中，如刘向《别录》，谓邹衍吹律而温气至，刘歆亦以律为候气衍历之术，京房又谓律有寒燠风雨之占，皆此类谬说也。以其出于汉儒之故，后世多祖述之，不亦误耶？

一曰纳音之说：纳音为汉儒一种阴阳五行之说，大略以子、丑、寅、卯等字，比附以解古籍。郑康成以之说易》，已多不可解矣。然易为古卜筮之书，犹可言也。《汉书·律历志》，又以之解乐律。至宋代蔡元定《律吕新书》，沈括《梦溪笔谈》，张炎《词源》等书，亦略述其说；然皆语焉不详，略为比附而已。至清代江永所撰《律吕新义》，乃大为推衍之，又比附于河图洛书，其说愈繁，其旨愈晦。夫宫、商、律吕等字，自宋以来，既知为即工尺等字矣。与阴阳五行，有何关系？《汉志》多本之刘歆，刘歆伪儒，以阴阳五行，比附作乐。不外以作乐为王者之事，务极玄奥，令人神秘莫测，以逢迎人主耳。班固本非乐家，遂误采之。若江永者，既明知宫商等字即工尺等字矣；而又推衍纳音，连篇累帙，则意在炫其奥博，而不计远于实用也。凡以干支等字论乐律者，皆歧说耳。

一曰黄钟三寸九分之说：黄钟九寸，自《国语》《周礼注》《汉志》暨历代各乐籍，均同此说。惟明代李文利著律吕元声》，主张黄钟三寸九分，盖误读《吕览》而误者也，按《吕览·仲夏·古乐》篇，言黄帝令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嶰溪之谷，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听凰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吕览》之说，本上古一种传闻；而审其文义，所谓三寸九分者，乃指舍少，非指黄钟也。舍少者，谓舍少阳之声。古以黄钟为阳律之本，而三寸九分之管，声与黄钟相同，其形特短，故称少阳耳。《礼记·月令》云：“六月，律中黄钟之宫。十一月，律中黄钟。”（按《月令》六月，律中林钟，此为中央土，律中黄钟之宫，附于六月。）可知黄钟之宫，即《吕览》所称含少，实非黄钟也。《吕览》谓次制十二筒，以别十二律。则十二律为定声，垂之久远者。舍少，则当初发明声律时，偶尔得之，非定律也。《律吕正义》云：“管音倍半不相应，应黄钟者，乃四寸之管。”三寸九分，与四寸仅差一分，其音亦应黄钟，故称黄钟之宫以别之。江永《律吕新义》，谓“三寸九分，为四寸五分之讹，”亦属非是。明黄佐《乐典》，则全本李文利之说而推阐之，《四库提要》，谓其愈推愈谬。又谓李文利尽改古法，至斥为世衰而邪说作。盖李文利、黄佐等，皆由误读《吕览》之故耳。

一曰君臣民事物释五音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此数语出于《礼记》。然《礼记》有周时古说，有汉时儒者说，参杂混合，今不能一一辨。然此数语，当是汉时儒者说无疑，亦犹以阴阳五行论乐之类也。因此之故，遂生“宫声最大，律管最长；”“商，角，徵，羽，不得过宫声，过之则为凌犯”；“臣民事物，不得凌君”诸说。宋沈括又谓“唯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则不必避。”此等谬说，皆由汉代儒者，逢迎人主而起，遂留传于后世，互相祖述耳。《律吕正义前编》，则不取此说，信为有识；而律吕正义后编》，又参入此等歧说，并袭沈括之论，以牵强曲解，皆由时主好谀之过。要之，宫商等字，即工尺等字，并无深义；凌犯之说固非，而君民事物等说亦非也。

一曰多数律吕说：律吕止于十二，为历来论乐者所不能外。虽五声二变，各有高下，当为十四声；然向无十四声之说，只能就十二律中，以倍律，半律，取得其声。故宋燕乐加黄清，大清，太清，夹清四声；《律吕正义》加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四声，以合古钟磬十六枚之数；然其声已有重复矣。若于十二律吕之外，更别立多数律吕之名，如汉京房之六十律，别创“包育，执始，谦待，质末”诸名称。至宋代钱乐之，衍为三百六十律，则更谬之甚也。推原六十律之说，则由损益相生之说而起。损益相生，汉儒至以娶妻生子为喻，已属牵强附会；然三分损益，于制管定律，犹有合也。若泥于相生二字，推衍多数律吕，以自炫惑人，则益治丝而棼，实无当于乐律矣。正义》谓：“尝以京房所定律细较之，自执始至质末，总不出黄钟大吕范围之内。岂能比黄钟大吕，别生一音耶？”京房之说，既经实验不足凭；钱乐之之说，益不足信矣。

一曰五音十二律释义说：五音十二律，乃上古记音声一种符号，相沿已久，本无字义可解。后儒强为之解，皆影响附会，实无当于乐律也。如班固《汉书》谓：“商，章也，角，触也，宫，中也，徵，祉也，羽，宇也。”等语，其望文生义，前既言之矣。若《史记》《汉志》《白虎通》等书，于律吕各字，皆有释义，而无一同。如黄钟二字，史记》云：“阳气踵黄泉而出也；”《汉志》云：“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钟，种也，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白虎通》云：“黄，中和之气，言阳气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如太簇二字，《史记》云：“万物簇生也。”《汉志》云：“簇，凑也，言阳气大凑地而达物也。”《白虎通》云：“太者，大也。簇者，凑也。言万物始大凑地而出之也。”诸如此类，皆含糊影响，各说微异，而皆足以迷惑后人，故不具引。至《国语》解释十二律之语，尤奥渺难明，总之皆强为解说，望文生义而已。汉代论乐诸家，皆误以阴声阳声，为与天地之阴阳有关，故附会于阳气阴气，而候气之说以起。殊不知阴声阳声，即高声低声之别名，本无深义。而历代震于《史记》《汉志》《国语》之名，虽明知其非，无敢轻议；或更稗贩其说，以自矜奥博。《史记》《国语》，皆采集当时阴阳家之言；班固《律历志》，又多本于刘歆；皆非乐律家，故相沿而误后人也。五音十二律，乃上古乐人一种记号，其字义不必求其解。例如上古甲，乙，丙，丁等字，为纪年之符号，今沿用之，亦无字义可解也。《宋书·律历志》云：“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吕本源，徒训角为触，徵为祉，阳气施种于黄钟，如斯之属，空烦文而为辞费。”孟坚之失，观此益可证矣。

一曰不用二变说：宫，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变宫变徵二音，相沿甚古。宋陈旸《乐书》，独谓二变可去，然实非也。按《左传·昭二十年》，晏子曰：“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前汉志》引《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七始，咏以出纳五言，汝听。”按此与今《书》文少异。）《国语》景王问律于伶州鸠章，王问七律者何？注云：“周有七音，王问七音之律，谓宫，商，角，徵，羽，变宫，变徵也。”盖各古籍所云七音，七始，七律，皆合二变而言。《汉志》称舜欲闻七始，则唐虞时固已有之矣。朱载堉《律吕精义》云：“七音者，譬吹横笛，六孔皆闭为一音，从尾渐开为六音，共为七也。夫横笛到手，必六指按之，虽愚夫皆知笛是七音，不可增损。”则此七音从来有之，乃自然之理。彼陈旸必欲废去二变，岂真知乐者哉？

一曰以喉牙舌齿唇配五音说：喉，牙，舌，齿，唇，分配五音，始于宋代司马光、刘鉴诸人；而明代李文利、刘濂等，盛倡其说，然实非也。夫以喉牙舌齿唇配五音者，以宫，商，角，徵，羽，五字，恰从喉牙舌齿唇出音之故耳。殊不知念字与奏曲不同，念字则五音恰与相应；奏曲则运用无定，不能如是之板滞也且五音纵勉强相配，而变宫变徵，又何说乎？朱载堉驳之，谓“人之五音有定，而乐之五音无定，因摘刘濂乐谱之失，谓学者当以为戒。”又谓“如濂之所拟，则字字重复，而曲折不分，其于古法相去远矣。殊不思善歌者，随调宛转，变动不居，岂可以喉牙舌齿唇拘之哉？”观朱氏此论，益可证是说之不足据矣。

以上所言，皆就立说较古，最易迷惑者，举其数端。其余类于此等说者，可以类推，而不必悉数也。如不取候气之说，则后齐都信芳望云气制轮扇之说，益为荒诞无稽矣。如不取纳音之说，则《史记·律书》以干支字论乐者，皆不必研究矣。如不取多数律吕之说，则如杜佑之十二变律，蔡西山之六变律等说，皆在所屏弃矣。其他如《白虎通》以《易》说乐，以八卦分配八音；及司马迁论律，谓望敌闻声而知吉凶胜负；暨寒谷生黍，缇室吹灰，等说，皆谬悠荒渺之谈，更不足据者也。要之，乐律之学，最难治者，在无一足可依据之书，无一书不是参差聚讼之说。盖自周秦以来，斯学之难治也久矣。今合古今乐籍数十种，而删其繁芜，掇其精要，并略述历代沿革变迁之迹。使此奥衍难穷之学，得知其厓略，不至于望洋兴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