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论律吕配工尺诸说之不同

古雅乐之难明也久矣。自汉京房晋荀勗以迄近代,制器定律者,不下数十家。自汉司马迁、班以迄近代，著书论乐者，不下数千卷。争辩纠缠，历千年而未已，如是者果何为乎？不外欲求得古雅乐之真度而已。古雅乐之真度，汉初叔孙通等，即不能知，故劳京房诸家之焦思苦虑。如汉初人知之，京房等述焉可也，又何劳别出其术以测验乎？夫京房荀勗等测验之术，今亦久已失传。而载籍中如司马迁等所纪，亦破碎不完，无较精确之纪载。由是自宋以来，辩论纷纭，而律吕配工尺之问题，遂成为差异纠纷之焦点。今就纷如乱丝之群说中，可以代表多数主张者，则有五说：

一为《宋史·乐志》说，一为朱载堉说，一为毛奇龄说，一为清康熙说，一为徐灏说。

此五说中，其称述最久附和最多者，为朱载堉说；而施之实行颇久者，为清康熙说。然总觉其未安也。余说亦各有理由，今各撮其要点，略述之如下：

《宋史·乐志》说

欲明此说，则有数例应先知者：

（一）黄钟者，最浊音，即最低音也。应钟者，最清音，即最高音也。

（二）黄钟最低而居首，应钟最高而居末，乐律书均如此写，俱用逆数。盖须先定最低音为标准之故也。

（三）宫商等字一行，乃先定第一调，所谓“正调”也。不止此一调，先定正调，余照旋宫表类推。

（四）以笛譬之，则应钟为最近吹口处，黄钟为末尾处。照笛写出，即恍然矣。

（附言）按笛只六孔，而有七音。故用横线志之，表明第六孔最低也。

照此表而观，非即前表之倒装乎？以黄钟为合，非即今笛尽按六孔之声乎？是《宋史·乐志》之说，谓古雅乐即等于今笛之小工调也。此说不能得人之赞同，无待论矣。

《乐志》律吕之配工尺，与宋燕乐同。泥于合为最浊，遂用以为宫。而不知全调固甚高也。此说所以不能成立也。

朱载堉《乐律全书》说

朱载堉则分弦音管音者也。谓弦与管不相应，因定二表，其说较精矣。今将其二表合并如下，而以笛式分表明之。

（附言）合即六，四即五。

复照前表，以笛式表明之。

朱载堉弦音比例

朱载堉管音比例

朱说可谓较精较密者矣。知黄钟为合，乃宋燕乐之正调。仍以黄为合字，与燕乐符，必不与古雅乐符。故用上字，已较燕乐低二律矣。而变徵变宫，又适符凡乙之位，与古说不背。又分弦音管音二种，知弦音与管音不同之理，其弦音又与琴弦符合。似乎毫发无憾，至可信据矣。而尚有可疑者，则以其音仍高。乙字调虽是纮音，然仍颇高，未必与古雅乐重浊之理相合。尺字调则低于小工无几，既不信小工调即为古雅乐之说，何独信尺字调乎？故朱说仍不能满人意者此也。《律吕正义前后编》，均痛驳朱说，虽由主张之不同，然固有可驳者故耳。

毛奇龄《竟山乐录》说

复照前表，以笛式表明之。

毛奇龄撰《乐录》，谓据明宁王朱权之《唐乐笛色谱》。夫朱权此书，今既未易得见，其谱果否为唐人之旧，殊未可信？根据已不甚固矣。其法乃较宋燕乐低一律，与朱载堉微异，而仍等于尺字调则相同。又变宫在宫后，变徵在徵后，皆乏根据，更不如朱载堉说矣。

清康熙《律吕正义》说

康熙说之与众说异者。诸说律吕一行，均作十二位，而康熙则作十四位，一异也。诸说工尺相配，均不能十分匀称，而康熙则整齐匀称，二异也。康熙因过求匀称之故，用十二位，则与七音不能适合，故用十四位，亦属特创之法也。

复照前表，以笛式表明之。

（附言）今笛所无。其尺音甚高，不能以常笛比例，故第七音列在首。

康熙著《律吕正义》，制此乐律，不可调不煞费苦心。黄钟为宫之第一调，用正调不须翻调，一善也。与周礼》阳律阴吕之说，忻合无间，二善也。知古人重浊之乐理，非今笛所能合，三善也。然亦等于今笛之六字调，特其制稍异，非今笛所能适合耳。然有一大缺点，非全毗于阳声，即全毗于阴声。虽未尝不可以协乐，然不美听则无疑也。故此说，分配律吕则甚整齐，而于旋宫则窒碍。且向以变宫变徵为乙凡，而康熙以“尺”“五”二字当之，又一缺点也。然有清一代，用其法以入雅乐者，亦亘数百年，为乐律实施之最久者。特施之旋宫，则终多窒碍也。

徐灏《声律考》说

复照前表，以笛式表明之。

徐灏之说，黄钟宫首调不须翻调，古法合矣。知黄钟为宫，即是低工，与《律吕正义》之说合，而不用其旋宫法，无毗阴毗阳之患矣。低至等于六字调，无可再低，与古人重浊之说又合矣。变徵变宫，仍主乙凡，虽稍变动，而与旧说无碍。其必以变宫居宫后者，与笛次序适合故也。诸善备矣，但以商字当夹位，以下俱递推低一位，此则与孔颖达《礼记正义》之说，颇有牴牾。夫孔颖达唐人，又非乐家。汉人已不能知，唐人更乌能知，其说焉知非误？徐灏之说，除与颖达牴牾外，其他乐理，固少可指摘者也。

宋以前之争辩在定律，宋以后之争辩在律吕配工尺，二事不相混也。定律之说，自汉京房至宋魏汉津之流，皆近于疏，似以清康熙为最密。配工尺之说，自《宋史·乐志》以迄清代，以朱载堉说为附和最多，攻击亦最甚。如王坦《琴旨》，胡彦升《乐律表微》，方成培《词麈》，陈澧声律通考》等书，皆附和朱氏者也。如康熙《律吕正义》，乾隆《律吕正义后编》，徐养原《笛律》，徐灏《声律考》等书，则皆攻击朱氏者也。要之，古雅乐汉时已不知其法，后人强为臆测，各有是非；而究为成周之旧与否，无法证明。前述五说，亦均能与人声相协而成音；但按之古籍，终有牴牾，未敢遽定。此外诸说纷纷，大抵不出上五说之外，而于乐理尤多枝辞，更难信据，等诸自桧可也。

以上所列，只列黄钟为宫之首调。盖古今聚讼者，即黄钟为宫”之四字也。何以聚讼？盖皆欲先定黄钟之标准，其余调即迎刃而解也。故此章只注重此点。欲由黄钟以知余调，则参看旋宫浅释章两表自明。由旋宫生出诸调，各家无甚异说也。

夫律吕配工尺，何以如是纷纭？一方宫商诸音有七，一方律吕有十二，以十二配七，决难匀称。然其数目参差，固无碍也。何也？一律之中，实有“半律”，有“倍律”，又有“再倍律”（即最高较低最低之谓），俱藏于定位之内，特其音伏而已。故宫商等音实不止七，律吕亦实不止十二；但其他音，可包括于七与十二之内，而用无不宜。若必求其数目铢两悉称，则心劳日拙矣。彼京房衍为六十律，钱乐之衍为三百六十律，即泥此而失败者。而无如悟此者卒鲜，此所以争辩之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