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历代雅乐俗乐变迁之概观
本章所述，但撮举雅乐俗乐变迁之迹，以明俗乐日盛，雅乐日衰。当与下汉唐宋乐述略数章参看，则中国音乐全部历史，可了然矣。
（周）为雅乐极盛俗乐浸兴时代
周代雅乐之盛，备载于《周礼》《礼记》等书，声容美盛，制度大备，前章已略述之，是为雅乐极盛时代。同时俗乐亦发生，不惟郑卫之声已也，观《礼记》“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则除雅乐之外，各地之俗乐亦不少。但经儒家排斥之后，无从知其音节如何？然魏文侯听之不知倦，齐宣王亦好之，则此等俗乐，已盛行于王公贵室中矣。
《论语》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朱熹解释《诗经》，于《郑风》每章，辄注云：“此亦淫奔之诗”，盖本许慎《五经通义》今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二语。窃疑郑声，是当时一种音乐，非指《诗经·郑风》也。如指《郑风》，则孔子何不删之？观《左传·昭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于郊”一段，六卿所赋诗，皆不出《郑风》，自是雅乐，非即郑声也。许慎之说盖误，朱熹又沿其误耳。《左传》云：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谓之郑声。”则郑声为当时一种音乐，观“烦手”二字，可知与雅乐异其音节，不在《诗》三百篇之内也。
（秦）为雅乐残缺俗乐渐盛时代
《史记》云：“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
又云：“二世尤以郑卫之音为娱。李斯谏曰：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赵高曰：五帝三王，乐各殊名，示不相袭。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泽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时之乐。何必华山之
耳，而后行远乎？二世然之。”观于此，雅乐残缺，俗乐渐盛可知矣。
（汉）为雅乐尚存俗乐日盛时代
《史记》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
又云：“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
又云：“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帝既定天下，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令歌儿习以相和，尝以百二十人为员。”
按高祖好楚声，楚声，非雅乐也。帝所作“风起”之诗，与历代雅乐之体制不相类，疑亦俗乐，乃以之歌舞宗庙矣。盖汉初雅乐已极残缺，以专门名家之制氏，亦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知其义。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秦代亦非能行雅乐者，则当时汉初之乐章，必非古雅乐之旧矣。
又云：“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又云：“祷祀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
按武帝定郊祀之礼，立乐府，而采及赵代秦楚之讴。所云“造为诗歌，略论律吕”，其变更古法可知。至更造箜篌之瑟，据刘熙《释名》云：“箜篌，师延所作，靡靡之乐，后出桑间濮上之地。”则非古雅乐之旧，更可知矣。
又云：“河间献王有雅材，以为治道非雅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隶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然诗乐施于后嗣，犹得有所祖述。”
按河间献王献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隶之。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此数语最显明。
以上但就《史记》引证数条，则汉初时雅乐渐微，已可概见。所幸铿锵鼓舞，犹有可纪。河间所献，犹存乐官，特不常御。尚保存一部分，为后人考述之资也。
《晋书·乐志》云：“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
按此为外国乐入中国，中国采之以入国乐之始。
《汉书》云：“顺帝阳嘉二年，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乐器，随月律。”
按此云：“始复黄钟乐器，随月律”，则前此不用雅乐可知。盖汉代自叔孙通初定礼乐，即务为苟简。武帝立乐府，旁采各地歌谣。李延年等作为新声。张骞输入胡曲。终汉之世，迄未行古雅乐。纵间有行者，亦一小部分，为时甚暂而已。
（魏至隋）为雅乐俗乐杂乱时代
杜佑《通典》云：“魏武帝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郎邓静，尹商，善调雅乐。歌师尹商，能歌宗庙郊祀之典。舞师冯肃，能晓知先代诸舞。夔悉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
又云：“晋武帝九年，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吕，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乃依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律成遂颁下太常。”
又云：“晋怀帝永嘉之末，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刘聪、石勒。）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所用乐名，太常以遭离丧乱，旧曲不存，乃自造新声。”
又云：“梁武帝初年，使沈约考定乐制。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齐宋并用，汉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太乐，大劝，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按以上所引，略可考见魏晋以降乐制。其中以荀勗作新律吕，晋怀帝遭乱，乐器沦没，梁武述佛法作乐，此数条，关于乐制变迁颇巨。荀勗梁武定乐律事，下另详之。此外南北朝创业各帝，均有作乐之事。然大都因袭汉制，缘饰古乐，其真雅乐之存在者，恐亦无几。然郊祀宗庙等典礼，则仍略存雅乐之形式也。
《隋书·音乐志》云：“沛公郑译云：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祇婆，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一均即一韵，）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南吕二字，据《辽志》谓是商字之误。）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曰《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曰《般瞻》，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俟利建》，华言斛牛声，（牛，《辽志》作先，《宋志》又作律，其义未详，）即变宫声也。译因习而弹之，始得七声之正。然其就此七调，又有五旦之分。以华言译之，旦者，则谓均也。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引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
《辽史·乐志》云：“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苏祇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
按郑译采龟兹琵琶之法，以定雅乐，为中国乐律一大变革。而唐宋以后，皆以琵琶为乐之主体矣。凌廷堪《燕乐考原》一书，论此最详。郑译之事，于中国乐律史中，诚大有关系者也。
杜佑《通典》云：“隋平陈，获宋齐旧乐。诏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
又云：“隋立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丽，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
按燕乐传至唐宋犹盛。又名讌乐，又名宴乐。据凌廷堪《燕乐考原》，谓为出于周齐北朝之乐，又苏祇婆琵琶之调亦属焉。清商又名清乐，出于魏晋以来之清商三调，（清调，平调，侧调，谓之清商三调，见沈括《梦溪笔谈》）及梁陈南朝之乐属焉。皆与雅乐无涉。
又按隋立九部乐：除燕乐，清商，为中国旧有之乐外，其余皆外国乐也。且燕乐亦已参外国乐在内。立九部乐，而独缺雅乐一部，则其时雅乐之残废，亦可知矣。
（唐）为俗乐大盛雅乐混入俗乐时代
《唐书·礼乐志》云：“唐高祖受禅后，军国多务，未遑改创乐府，仍用隋氏旧文。至武德九年，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孙，考正雅乐。祖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
按唐初祖孝孙等，作大唐雅乐，复旋相为宫之法，骎骎乎雅乐可复兴矣。而惜乎天宝之后，加以破坏也。
《通典》云：“天宝十三年，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奏。”
沈括《梦溪笔谈》云：“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按凌廷堪《燕乐考原》：谓法曲，即清乐南曲；胡部，即燕乐北曲。自法曲胡部合奏，而先王雅乐一部，置之若存若亡之列矣。故曰：“自此乐奏，全失古法，”清乐即清商，宴乐即燕乐也。
《通典》云：“玄宗分乐为二部：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立部伎八：一、 安舞，二、 太平乐，三、 破阵乐，四、 庆善乐，五、 大定乐，六、 上元乐，七、 圣寿乐，八、 光圣乐。安舞，太平乐，周隋遗音也。破阵乐以下，皆用大鼓，杂以龟兹乐，其声震厉。大定乐，又加金钲。庆善舞，颛用西凉乐。每享郊庙，则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用之。坐部伎六：一、 燕乐，二、 长寿乐，三、 天授乐，四、 鸟歌万岁乐，五、 龙池乐，六、 小破阵乐。天授，年名。鸟歌者，有鸟能人言万岁，因以制乐。皆武后作也。自长寿乐以下，用龟兹舞，惟龙池则否。”
《通典》又云：“玄宗既知音律，选坐部伎子弟三百，及宫女数百，教于梨园，号为梨园弟子。其后西凉节度使杨敬述，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盛演习之。”
《唐会要》云：“天宝十三载，改《婆罗门》为《霓裳羽衣》。”
按中国乐律生大变化，当以唐玄宗时为最。玄宗极力提倡俗乐，而弃雅乐。如“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其遗弃雅乐可知。最注重者为坐部，故又选为梨园弟子。而坐部，立部，杂以龟兹西凉乐舞不少，每享郊庙皆用之。则郊庙享祭大典礼，亦不用雅乐矣。《霓裳羽衣》，盛传一时，而其源亦出于《婆罗门》。盖自此以后，俗乐盛行，而雅乐凌夷衰微，不复可治者，皆玄宗为之也。
《通典》又云：“天宝十三载，改诸乐曲名。”
《唐会要》云：“天宝十三载，改乐曲名。自太簇宫至金风调，刊石太常。”
《册府元龟》云：“天宝十三载，七月，改诸乐名：太簇宫，时号沙陁调；太簇商，时号大食调；太簇羽，时号般涉调；太簇角，林钟宫，时号道调；林钟商，时号小食调；林钟羽，时号平调；林钟角调，黄钟宫，黄钟商，时号越调；黄钟羽，时号黄钟调；中吕商，时号双调；南吕商，时号水调，金风调。”
按今南北曲诸宫调名，实出于此。大食，小食，后改为大石，小石。其余般涉，越调，黄钟，双调，今沿用之。道调，今称道宫；平调，今称高平。由是乐曲，俱遵用此等名称，而太簇林钟等古名称，用之者鲜矣。仅黄钟，中吕，南吕三名，今犹沿用，然已非古之黄钟，中吕，南吕矣。
又按唐自玄宗以后，经安史之乱，俗乐亦多散佚，更何论于雅乐。间有补苴掇拾，亦循开元天宝之轨而已。至五代后周，王朴，窦俨，稍有意于考订雅乐。然王朴所定乐律，宋初即谓其不适用，故不足纪。中国乐律，经唐玄宗一大变革，今之所留遗者，皆其支流余裔也。后世虽屡议复雅乐，而雅乐日微，纷更聚讼，仅存什一，皆由玄宗时变革太甚之故也。
（宋）为乐律纷更雅乐难复时代
《通典》云：“建隆初，用王朴乐。上谓其声高，和岘等亦谓其不合古法。乃诏和岘考两京表尺，令下一律，比旧乐始和畅。”
又云：“仁宗景祐二年，命馆职宋祁，李照，太常寺燕肃等，考定乐器。李照独任所见，更造新器。谏议韩琦等言：照所造乐，不依古法，率以意为律，请复用旧乐。晏殊等言：李照新乐，比旧乐下三律，众论以为无所考据，请郊庙复用旧乐。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照所造勿复施用。”
按王朴，李照，皆有志复古雅乐，而所造皆不成，且为世诟病。照之论乐尤辩，而终不适于用。自后宋代屡议复古雅乐，聚讼盈廷，纷更者屡，而成效卒鲜。所谓悉仍旧制者，亦复唐以来之制而已。
《通典》云：“徽宗崇宁四年，以新乐成，赐名大晟，罢旧乐。”
按崇宁以前，有胡瑗，范镇，刘几等，屡订新乐，均自云复古雅乐；然旋兴旋废，卒不能行。至是刘昺，魏汉津等，制定新乐，赐名大晟。专置大晟府，颁行天下，凡大典礼皆用之，号为雅乐。然大晟乐制度繁重，则颇似古乐，而实非古乐也。《通志》云：“政和间，诏以大晟雅乐，施于燕飨，颁之天下。然当时乐府奏言，乐之诸宫调多不正。至宣和七年，罢大晟府。”则旋作旋废，仍无正声也。
《宋史·乐志》云：“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作乐上寿。上曰：一岁之间，只两宫诞日外，余无所用。大臣皆言临时点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后，北使每岁两至，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只令候内司先两旬教习。”
按孝宗罢教坊，只临时点集，或呼市人使之，因陋就简，至斯而极，则当时乐制之残缺可知矣，遑论雅乐哉？虽有朱熹，蔡元定诸儒，考论古乐，亦徒托之空言而已。
（辽金元）为雅乐俗乐混乱残缺时代
《辽史·乐志》云：“太宗大同元年，始得晋太常诸乐，送于中京。”
又云：“自汉以来，因秦楚之声置乐府。至隋高祖诏求知音者，郑译得苏祇婆七旦之声，求合七音八十四调之说，由是雅俗之乐，皆此声矣。用之朝廷，别于雅乐者，谓之大乐。晋高祖使冯道，刘煦，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工官与法驾，同归于辽。”
按辽所得晋诸乐，其来源则本之郑译所传苏祇婆七旦之声，其非雅乐可知。
《金史·乐志》云：“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虡，挈之以归。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世宗大定十四年，始定乐名曰太和，于是一代之制始备。”
按宋乐屡议复古，迄于无成，亦沿隋唐之旧，而益趋简略耳。金袭宋制，其乐亦可知矣。
《元史·礼乐志》云：“至元三年，制乐工衣服，并定八室时飨乐舞，增置宫悬乐器。”
按《元史·礼乐志》，至元三年，所定乐器乐舞制度，详悉明备。然乐器中，多杂以唐以后乐器，视宋大晟乐，其杂糅尤过之。惟搜罗古器亦不少，其后论乐者，多藉为考订之资。
（明）为雅乐式微杂用俗乐时代
《明会典》云：“洪武四年，定宴享九奏乐章，命尚书詹同，陶凯，及协律郎冷谦等，制定乐律。”
《春明梦余录》云：“洪武初，诏尚书詹同，陶凯，与协律郎冷谦，定雅乐，而学士宋濂为乐章。著令，凡祀有乐。乐有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乐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有文有武。郊庙皆奏中和乐，太常领之，协律郎，司乐，考协之。”
按明代乐章，其体极杂，有类似古雅乐者，有类似汉制乐府者，有直用元曲牌者，盖去古愈远矣。今撮举其乐章数曲，以见一斑，亦可见其体制之杂也。
祭先农乐章
东风起蛰，地脉奋然。苍龙挂角，煜煜天田。民命惟食，创物有先。圜钟既奏，有降斯筵。
帝出乎震，天发农祥。神降于筵，蔼蔼洋洋。礼神有帛，其色惟苍。岂伊具物，诚敬之将。
大祀天地乐章
天垂风露兮，雨泽沾。黄壤氤氲兮，气化全。民勤畎亩兮，束帛鲜。臣当设宴兮，奏来前。
三献兮，乐舞扬。肴羞具纳兮，气蔼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况日吉兮，时良。
朝会宴享九奏乐章
（刮地风）圣主过尧胜禹汤，立三纲五常。八蛮进贡朝今上，顿首诚惶。朝中宰相，燮理阴阳。五谷收成，万民欢畅。贺吾皇齐赞扬，万国来降。
（普天乐）万国宁，皇图正，父君母后，天下咸钦。君治外永圣明，后治内长安静，后圣承乾皆从正，德相承圣子神孙。天威浩荡，江山永固，洪福咸亨。
（殿前欢）四裔率土归王命，都来仰大明，万邦千国都归正。觐帝廷，朝仁圣，天阶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
按此等乐章之曲，如朝会各乐章，与今北曲谱所载牌名格调，完全相同。尚有多曲，文多不备载。用南北曲体为乐章者，为历代所无。若明代则载于《会典》，与雅乐并列，诚为特别，然大可见俗乐之大盛矣。
《明·乐律志》云：“礼官请订定乐章，令广求博访精通音律者，具以名闻。吏科给事中夏言，以张鹗应诏。鹗进所著乐书二部：其一曰《大成乐舞图谱》，自琴式以下诸乐，逐字作谱。其一曰《古乐心谈》，列十二图，以象十二律，图各有说。疏下礼部议。礼官言：音律久废，即今太常诸官，只是循习工尺字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臣今奉诏，演习新定郊祀乐章，问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今鹗谓：四清声所以为旋宫，其注弦定徽，盖已深识近乐之弊。至欲取知历者互相参考。尤为探本穷源之论，似非目前司乐者所及。乃授鹗为太常寺丞。鹗奏较定乐舞一疏，奉旨：考定音律，待真知者行之。羽籥干戚，不宜绘于服，当如礼制更定。其朝燕等乐，且姑照旧。”
按张鹗所著乐书，今不传。礼官覆奏语，所云：“今太常诸官，只是循习工尺字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及间问古人遗制，茫无以对”，“似非目今司乐者所及”等语，最为明显，可见明代乐制情形。诏云：“其朝燕等乐，且姑照旧”，则张鹗纵通乐律，亦不能行其志，徒增一段掌故而已。
（清）乾隆以前为修明雅乐时代以后为俗乐淫哇时代
《清会典》云：“顺治年间，定乐章名，中和韶乐。凡元旦节：上升殿，中和韶乐作，奏《元平》之章。诸王百官庆贺行礼，奏《庆平》之章。中午大宴，上进果丹陛，大乐作，奏《喜得功名》。上进酒丹陛，大乐作，奏《朝天子》。上进馔，中和清乐作，奏《金殿喜重重》。”
又云：“凡行耕耤礼：驾兴，导迎，大乐作，奏《天下乐》。接驾升殿，大乐作，奏《朝天子》。送驾出殿，设宴，领乐官领舞童舞承应乐，奏《望吾乡》。上进酒，大乐作，奏《黄蔷薇》。上进馔，排清乐，作《太清歌》。领乐官领文士九名，作感天地承应乐，奏《啄木儿》。次武士九名，作感祖宗承应乐，奏《黄蔷薇》。次进宝回回五名，作颂得胜承应乐，奏《红衲襖》。次香斗老人三名，作黎民欢笑承应乐，奏《调笑令》。次五方夜叉五名，承应乐奏《五方鬼》。次五海龙王，承应乐奏《清江引》。次三官五方彩旗，承应乐奏《看花回》。俱用大乐。”
按上所述：除《元平》《庆平》之章，及《喜得功名》，不知何调外。其余若《朝天子》《金殿喜重重》《天下乐》望吾乡》《黄蔷薇》《太清歌》《啄木儿》《红衲襖》《调笑令》《五方鬼》《清江引》《看花回》，皆今通行南北曲牌名也。是乃沿仿明制，与用《刮地风》等曲作乐章者无异。然此制至康熙时即改革，乐章概仿古制，不复用此等曲牌矣。
《东华录》云：“康熙五十二年，敕撰《律吕正义》。五十四年，制定雅乐，颁行天下。”
按清代考订雅乐，虽沿明之旧。明代乐章，乃糅杂雅俗而成者：其乐器，如琵琶，箜篌，画角，方响，拍板，锣，钹等物，皆非古雅乐所有。至康熙乃悉删汰之。所用各乐器，皆按经典所有者，乃备之。其非周以前物，概从删汰。采朱熹说，确定一字一音古法，一洗明代用工尺之陋。虽不能复成周之盛，然比较历朝所谓考定雅乐，聚讼无成，及制器而不能用者，则远胜之矣。
《东华录》又云：“乾隆十一年，敕撰《律吕正义后编》，颁行天下。”
按康熙之《律吕正义》，只言乐理，而不详于制度。至乾隆时，益修订明备。凡太常之沿讹袭谬者，音节篇章，悉加厘订，曰祭祀乐，曰朝会乐，曰宴享乐，曰导引乐，曰行幸乐。并详其用乐节次，随月旋宫之法。皆博采经义，遍征史志而成。今犹可考见雅乐一部分者，皆康乾两朝厘订之功也。乾隆自南巡以后，渐恣情声伎，设立升平署，广招优伶，由是新声竞作，淫哇迭起。洎至清末，雅乐凌夷，朝野迷嗜俗乐，酣嬉无度，竟至亡国，盖不足述矣。
由此观之：自秦火之后，礼坏乐崩，而古雅乐之存者，不绝如缕。汉兴，即不能复周之旧，虽河间献王，曾献雅乐；然不常御，常御者亦俗乐而已。汉之乐谱，至晋经刘聪、石勒之乱，散佚不传，所传者，仅清商三调。至隋郑译，唐玄宗，大变古法，则清商三调之乐谱，亦不传矣。唐经安史之乱，玄宗时之乐谱，亦散佚殆尽；惟燕乐一种，尚传其略。至宋太宗时，又加以改革。由是衍为南北曲者，皆燕乐之支流余裔也。中国乐制，自汉迄明，皆非行雅乐者。惟清康乾时所订，比较为近古雅乐。然清之与周，相去二千余年矣，虽考订乐器乐律，一遵周秦之古籍，其不合于古者，悉删汰之；然亦未敢谓清代所订，即周之旧也。要之，古今乐制，以汉，唐，宋，清四朝，变迁最大，当再分别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