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艺术构思的发生
一
艺术构思是艺术家从生活中获得的表象，在一定的审美理想的指导下，在想象中按照一定的艺术格局自由流动的过程，是艺术形象在艺术家头脑中的生成。
艺术构思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是客观生活到艺术作品的极其重要的中介环节。
艺术构思是艺术家多种心理功能(感知、记忆、情感、理解、想象等)的综合运用而归结为审美想象。
艺术构思包含艺术的一切秘密。
二
艺术构思的发生，人们一般将它定在艺术家目的明确地构制某一具体作品的时候，殊不知，在此以前，这种构思就在无确定目的、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开始了。
众所周知，要砌房子必须先准备木石等建筑材料，创作也如此。为了构制未来的艺术大厦，艺术家必须要有生活素材的积累，要有情感的积累，要有对生活底蕴的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一定的审美理想。另外，还必须有一定的艺术技巧。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虽大量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但也有无确定目的甚至无意识的活动。相对于某一具体的艺术作品的构制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是无目的的，就是说艺术家虽在进行各种创作的准备活动，但并不明确他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它只是凭着职业习惯，日积月累地寻求着，搜集着，探索着。当然，选定一个题目，有意识地去搜集材料，定向性地去思维并不是没有，但不是常例。而且，这种抱着一定目的去创作的艺术作品，通常也不易取得较大的成功。茅盾说:“‘搜集材料’应当是作家尚未痛感到需要时经常的工作，应当时时处处为之，而给自己特定的题目，也应当是从经常搜集的材料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决不是凭空跳出来的什么灵机忽动。”[1]
许多作家原先并未想到要当作家，但实际上为创作作了许多准备。像曲波同志，原是解放军的一名军官，亲身参加过许多剿匪战斗，深深地为战友们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大智大勇的战斗风格所激动，许多战斗的情景、许多战友的形象时时在脑海里浮现。他又是爱好文艺的，读过《水浒传》、《三国演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许多文学名著，不自觉地形成了一定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模式。长期以来，这两个方面的东西在心灵深处互相撞击:当年的战斗生活不自觉地在一定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模式的指导下，重新组织着;他的那些有名有姓的战友不知不觉地逐渐地向《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刘勋苍、孙达得、栾超家转化着。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没有开始做小说，但实际上已经在不自觉地进行艺术构思了。
艺术家也是人，首先，他应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着，然后才是与普通人不一样地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创作与别的工作不同的是，它涉及人的全部生活领域。换句话，艺术家的全部生活都是艺术创作的准备，都是艺术作品的养分。但艺术家又不能专为从事创作生活着，尽管他在为创作进行准备，却是不自觉的，非专业化的。严文井回顾童话《下次开船港》的写作，说构思十分顺利。这是不是早先就有意识地观察了生活，动了脑筋呢?他认为是:“观察了，可又不是专门观察。不是专门观察，可又几乎是天天观察，长达三年或四年之久。”[2]
人们在生活的过程中，感知了许多东西之后，这些东西在人的大脑中形成记忆表象贮存着。这种贮存并不是将物品放在柜子里那种静止的贮存。那些借助于暂时神经联系得以在大脑中贮存的记忆表象是很不安分的。它们在意识阀下积极地活动着，或分解，或综合，在潜意识的情感和理解的作用下，由无序状态逐步向有序状态演变，初步构成一定的形象系统。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艺术家和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他的潜意识状态的形象系统的形成，更多的受到一定的审美理想的作用，并且不自觉地为自己所熟知的艺术模式所规范，用这种艺术模式构制形象。如果是一个画家，他总是不自觉地将头脑中的记忆表象转化为可用色彩、线条表达的视觉形象;如果是音乐家，他则不自觉地将记忆表象转化为可用乐音来表达的听觉形象，如果是文学家，他则不自觉地将记忆表象转化为语言符号系统。
如果艺术家对某一类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形成优势兴奋中心，这种优势兴奋中心激活了脑干网状系统，使大量贮存在这里的信息传递到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注意中心。如若这个注意中心是属于艺术性质的，它便迅速地调动头脑中贮存的信息，使之按一定的“艺术模式”组织着。这里，最为重要的是构成艺术胚胎的两个要素——意与象的结合。必须有这两个要素，而且这二者必须有内在联系，否则就不能受孕产生艺术胚胎。
艺术胚胎的受孕在一段时间内是处在无意识状态的。正如母亲肚子里才受孕的卵子，在一段时间内，母亲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受孕了。待到受精卵发育到一定时候，母亲方才发现自己的生理上有些反常，有经验的人会告诉她:你已经怀孕了。艺术胚胎的孕育，开始一段也是这样。与胎儿孕育不同的是:孕育胎儿的两个要素:精子和卵子，各自在不同的身体里已经培育成熟，在它们结合的时候，不存在一个互相调整的过程。而艺术胚胎中的两个要素:意和象，是在同一体内产生的。它们的成熟有一个互相作用、互相调整的反复撞击的过程。最初的象，是粗糙的、表层的、极不完整的，是没有受到定性的即没有为意所通体照亮的象;最初的意，是模糊的、抽象的、无定所的，是没有实现定形即没有为象所显现的意。意与象凭借一种松散的关系联系在一起，互相冲撞着，渗透着，转化着……像幽灵似的在脑海中游荡，并且时时在变化着。
当这种“意象结构”初步清晰艺术家产生明确的动机要写点什么的时候，构思就从无意识阶段进入到有意识阶段，由不自觉阶段进入到自觉阶段。
我们不主张把艺术构思看得过于神秘，也不同意把构思阶段与构思前的生活积累、情感积累和思想积累截然分割开来。这在理论上说不过去，创作实践也并非如此。高晓声创作《李顺大造屋》，严格意义上的构思只有那么几天，但他数十年的农村生活实际上都在为这几天做不自觉的准备。高晓声长期生活在农民中间，对农民是十分了解的，深知造屋对农民是一件何等重大的事情。他在日后总结《李顺大造屋》的创作经验时说:“‘造屋是创家立业，又是倾家荡产’。不了解农民，就不懂得这句话。”“这样艰难的事业，本来我们党，我们的社会，是可以使它变得容易些的。错误路线却反而替它们增设了重重障碍。”[3]也许在农村生活那么多年，他并没有想到要写一篇造屋的小说，但实际上，造屋的小说在他心中早就在无明确创作目的的情况下酝酿多时了。
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后，不少人称赞构思精巧、深刻。但这种构思不是突然降临的。陈世旭在写这篇小说之前，写过一篇以陈毅同志领导的赣粤边界游击战争为背景的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个生长在老革命根据地的文学爱好者，他对老一辈革命者怀着深深的敬意，也听到过许多有关他们的革命故事。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小镇上的将军》就开始孕育了。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消息传来，他感慨万端，他联想到周总理、陈毅、贺龙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林彪、“四人帮”的暴政下遭受的种种不幸，情绪十分激动。这个时候，过去的生活积累给搅动起来了，在充满激情的创造性想象中，他脑海中浮现出那么一位瘦小精干，虽饱经折磨但斗志不衰的将军形象，他把将军安置在小镇这么一个特殊环境之中，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就由此生发出来了。
三
艺术构思远接生活积累，近接创作意向。意向是创作动机的成果，它大体上决定着、指引着艺术构思发展的方向。创作意向的形成，一方面使艺术家感到无比高兴;另一方面又使他陷入苦恼。他要催促自己的艺术胎儿早点成熟，早点诞生，就需要四处寻觅着胎儿所需要的各种养分。有经验的母亲当然知道胎儿需要什么，但无经验的母亲却只知需要，不知需要什么。艺术家也是一样。这是艺术家处于“准构思”的阶段，是潜意识的艺术构思向有意识的艺术构思过渡的阶段。在这个时候，艺术家的心理活动是最微妙的，最丰富的。
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全力要解决的是艺术胚胎中两个基本要素的矛盾——意与象的矛盾。
由于艺术家在孕育艺术胚胎时所吸取的养分不均衡，艺术胚胎的两个基本要素——意与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发展是不协调的。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意大于象。这就是说艺术家的思想先于表象而成熟，象不称意，因而意不能很好地实现对象化、具象化。
第二种情况:象大于意。这就是说艺术家所积累的表象十分丰富，但没有得到意的统帅、协调、规范而处于零散的、芜杂的状态。由于主体思想不够成熟，以致意不逮象。
这两种情况都使艺术家感到极大的苦恼，当艺术家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意象结构，以求得意象结构的和谐、整一的时候，真正的艺术构思就开始了。
意象结构的调整大体分三种方式进行:
第一，对意象结构中意不足者，须加强炼意。处这种情况者，一般已有一个较好的故事，但缺乏比较深刻的思想，换句话说，有一副好皮囊，但少了个活灵魂。这就需要艺术家加强思想修养了。如果艺术家获得一个较深刻的思想，他就会根据这新思想去重新审视故事，去改造故事。简言之，就是据象炼意，因意造象。
古华创作《爬满青藤的木屋》就属于这种情况。古华在一座守林人的木屋里听到一件十分野蛮的事: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串连中丢失了一支胳膊的知识青年，由于“表现不好”，被林场发配到一个叫做“红毛坑”的地方协助一对青年夫妇守林子，那当丈夫的没有文化，蛮不讲理，仅仅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这知青有不正常的往来，竟在一次酒醉之后，借酒发疯，把妻子和这知青都打成终生残疾。故事是令人震惊的，但就这样写成小说，显然意义不大。古华差点将这个题材抛弃了。后来，他对这个故事深入思索了一番，发现这里面有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在这个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土地十分肥沃的环境里，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愚昧保守，什么外来文化、什么现代科学都一概予以拒绝。古华循此思索下去，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古老的国度是有典型意义的。虽然经过漫长的岁月已进入了现代社会，但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消声匿迹。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意识形态、风情习性还留存在人们的头脑里，表现在人们的行动中。由此，作家还联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识到这种愚昧落后保守的状态正好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精神基础。有了这个认识，他对“红毛坑”守林人事件就有了新的看法，顿时觉得这故事是“一颗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学矿石”。于是他就用新获得的认识重新审视这个故事，并且改造、加工了这个故事。按照他的认识，发生在三个守林人之间的文明与愚昧的斗争是各有胜负的。于是他在原故事的大体框架的基础上，增加许多能显示文明与愚昧冲突的细节，又设计了一场森林大火，让文明的向往者盘青青与文明的代表者李幸福最终还是赢得了他们的幸福，以此来显示文明的胜利(这是对原故事根本性的改造);但他并不让愚昧的代表者王木通灭亡，而是安排他到另一个更偏远的林地里去守林，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去传宗接代。这个构思是深刻的，它说明文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愚昧虽然大势已去，但仍顽强坚守阵地，不肯自动消亡。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得以成功，不在于偶尔获得那个故事，而在于他对这个故事深层意蕴的深刻思考。古华这个短篇小说的构思，其矛盾的主导面是炼意。
赵本夫的《卖驴》也大体如此。据作者自己介绍，《卖驴》有两个故事原型。一个故事是:一个老汉在拉脚回来的路上，因困倦在平板车上睡着了。毛驴拉着他往回返。途中恰遇一辆驴车拉着死人去火化，拉老汉的毛驴贪恋同族，一路尾随也到了火葬场。老人惊醒后，又气又恼，把毛驴痛打了一顿，不提防被受惊的毛驴一下踢在额上，当场死去，结果真的火化了。另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出身富农的兽医，医术很高明，有许多惊人的独家本领。比如治疗牲畜脱胯，他既不用针灸，也不用推拿，只要站在斜对面，朝牲畜猛然一鞭，就可以治好。其道理是:一鞭打去，牲畜惊跳起来，重心后压，借助自身的力量使腿骨自行复位。
这两件事都很奇特，是很好的文学素材，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作者一时不知道它的用途何在，也就是说，尚找不到适当的“意”来统帅这两个故事，“象”大于“意”，构思暂时无法进行，这两个故事只能作为创作的素材存入记忆的仓库。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形势很好，但1980年夏秋，社会上出现传言，说政策又要变。作者说，他多年来接触农民，知道农民最为头疼的就是这一条。他觉得应当反映一下农民的呼声。然而从何入手呢?一连几天，他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一天中午，他上街买东西，刚出店门，迎面看见一辆驴车，那个误入火葬场的故事顿时在脑海浮现出来了，并立刻与脑海中转游了几天的念头发生撞击。农民怕变的顾虑与故事中老汉误入火葬场后产生不吉祥感一拍即合，眼前一下亮了。在新的思想指导下，赵本夫将原故事加以改造:把踢死改成踢伤，误入火葬场也不再是孤立的奇事，成了孙三老汉卖驴的导火线。沿着这个思路发展，让孙三老汉把驴卖掉本来也未尝不可，但作者根据他对农民的了解，深感他们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因此，如果让孙三老汉将驴卖掉就不太符合农民相信共产党这一思想主流。但不卖掉也没有理由，于是就把老兽医的故事移了过来。老兽医凭借他的绝技医好了驴腿，也医好了孙三老汉的“恐变症”。这个小说的构思获得成功，作家思想认识的提高是关键。与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不同的是:古华是从故事原型中炼意，再据意改造故事;赵本夫是从别的地方获得思想认识(“意”)再据此思想认识来改造故事。
意象结构调整的第二种方式是:对于象不逮意者，须加强寻象。处这种情况者，一般来说，思想认识已达到相当高度，但缺少像样的故事，这就需要去寻找故事。果戈理经常请求晋希金给他提供一些故事。如1835年10月7日，他给普希金写信说:“请给我一个题材吧，随便什么样的都行，不管是可笑的还是不可笑的，但要纯俄罗斯式的奇闻。现在非常想写喜剧，如果不写的话，那我将虚度光阴，而且还难以预料如何来应付我的处境……给我一个题材吧，我可以一口气写出一个五幕喜剧，我发誓这个剧本会使人笑痛肚皮。”[4]果戈理请求普希金给他提供故事并不是说他自己没有任何生活积累，只是把普希金提供的故事拿来复述一下。从他的《钦差大臣》的创作来看，他对普希金提供的故事[5]做了很大的改造。这个改造一方面得力于他的生活积累，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的思想认识。果戈理对沙俄统治者的腐败早就有极深刻的认识，只是一时找不到一个具有卓越艺术属性的形象材料以寄寓他的认识罢了。普希金提供的两个故事正好适合他的需要。
我国当代作家叶辛创作《蹉跎岁月》的情况大体与之类似。叶辛说，他感于十年内乱期间反动“血统论”的泛滥及其严重的危害，早就想写一本反对血统论的长篇小说。可以说，他对“血统论”的反动实质是有足够认识的，他并不缺少思想，但是他缺少故事，创作未能进行。后来，他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出身不好的姑娘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和一个干部子弟爱上了。打倒“四人帮”后，干部子弟回到大城市，父母亲不让他再爱这位出身不好的姑娘，结果酿成了悲剧。听了这个故事，叶辛很感动，原已具有的思想似乎在这个故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他觉得这个故事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它有缺陷，在某些方面还不足以表达他的认识，因而需要改造。为了结构的需要，他将原故事中的女青年改成男青年，取名柯碧舟，而将那位干部子弟写成女的，作主要人物来写，取名杜见春。又将原故事的悲剧结局改成“大团圆”——这一对患难与共的青年终成眷属。围绕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小说展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将人们引入那个荒诞的令人心酸的岁月。就叶辛创作《蹉跎岁月》来说，是意在象先的，作者因意而寻象，又据意而改象、造象。
意象结构调整的第三种方式是:对于意与象均感薄弱的意象结构，既要加强象，又要加强意。这样的艺术构思，一般来说，需花费较大的力气，有时还得几经反复，在意与象的相互更新中求得和谐统一。列夫·托尔斯泰创作《复活》就是如此。尽管此时的托尔斯泰已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巨型作品，但他构思《复活》也并非易事。这部作品从创作欲望的萌生到作品完成，历时十数年之久，共写了六个稿本，构思中断、改变若干次，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艺术胚胎的两个基本要素:意与象都不够成熟的缘故。
应该肯定:柯尼提供的女犯人罗查利·奥尼的故事是相当完整的。凭着敏锐的艺术直觉，托尔斯泰觉得它“饱含着写成一部艺术作品的巨大可能性。”[6]但创作态度十分严谨的他并没有即刻动手写这个故事，过了两年半才开始动手写作，此后时写时停，竟费时十年。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构思这部作品的艰苦劳动和不得不多次中断的苦恼心情:“我始终没有动笔——没有爬到书桌上来的任何欲望，而且，我不能勉强去写。”“思想犹豫不决，很想动笔去写。”“千头万绪，一齐涌现。”“什么也不想写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完全不想写呢，还是一时不想写?”[7]
也许人们感到难以理解:对于艺术巨匠托尔斯泰还存在“写什么”、“不知道如何去写”的问题吗?然而这是事实。从几个稿本的比较研究来看，作品的主题、人物、情节都发生过很大的变化:
作品最初的构思过多地受到柯尼所说的故事原型局限，所表现的纯粹是心理主题，后来才转到社会主题上来。这与托尔斯泰在写作《复活》的这段期间内参加众多的社会现实斗争，并且进行了众多的社会问题的研究分不开。他写作于1888～1891年的长篇论文《天国在你们心中》，标志着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大大加深了一步。在这篇文章里，他将攻击的矛头直指沙皇统治，找到了一切社会弊病的真正根源。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重读了《复活》的一、二两个稿本，感到很不满意。他说:“重读自己的所有的艺术开端，感到全都不好，如果写作，就得从一开始非常真实地，毫不虚伪地写出一切。”“我抓起了《复活》，我认为，所有一切全都糟糕，重心不在这里，从那里写起势必要丢掉土地问题，使所写的一切苍白无力，而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我想，放弃它。如果我要写，那就重新开头。”[8]尽管如此，托尔斯泰这一次也并没有完成他的思想进程。此时的他还只是强调对黑暗社会的揭露、抨击，并未指出生活的希望、光明所在。直到第四个稿本，作品才出现革命者的形象。革命者形象的出现使作品的主题又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主人公玛丝洛娃的复活既不在聂赫留朵夫的人道主义感化，也不在虚幻的天国，而在于革命者的人生理想。托尔斯泰长达十年的思想探索，对《复活》的构思向着时代的高度和历史的深度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系列的努力属于我们说的“炼意”。
由“意”带动“象”，原来的故事尽管很完整，很有文学价值，但显然尚不足以显“意”。因而托尔斯泰又努力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据“意”去造“象”。
根据新的思想认识(“意”)，玛丝洛娃的形象提高了，“从她身上，作者看到了和原先那个‘堕落的’妇女形象相对立的被压迫人民的代表”[9]。聂赫留朵夫的形象降低了，他永远丧失了在玛丝洛娃“复活”中的主导作用。作家决定“从正面，庄重严肃地写他，而从反面，并以嘲笑的态度写他。”[10]
作为人物行动历史的情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稿本所描写的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诗意般的环境中捉迷藏、接吻的场面删掉了，他与玛丝洛娃之间谈不上真正的爱情，而是老爷对一个无力自卫的仆人女儿的玩弄。故事原型原有的男女主人公结婚的结局也改变了。玛丝洛娃嫁给了革命者西木松，聂赫留朵夫只得一个人回彼得堡去，他的“复活”玛丝洛娃的企图失败了。
体现作品全部内容的结构也重新做了考虑。小说开端不再从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相识写起，而是从玛丝洛娃被带到法庭与当年污辱过她造成她不幸现在又坐在陪审员席上的聂赫留朵夫会面写起。这样，一下子就把整个小说的纲领提起了，奠定了基调。
这些都说明“意”对“象”的统帅作用、改造作用。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对于《复活》来说，柯尼虽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托尔斯泰也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但对于构制一部主要描写监狱的小说，托尔斯泰原有的生活积累还有不够的地方。这就是说“意象结构”中的象也还是不够的。为此，托尔斯泰曾多次参观监狱。小说第四稿完成后，托尔斯泰带着稿子前往布特斯卡娅监狱，请典狱长检验自己描写得是否正确。典狱长告诉他，按照条例规定，刑事犯不能和政治犯交往，因此玛丝洛娃不可能与政治犯在监狱里相识。为了真实，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构思，把玛丝洛娃与政治犯的会见移到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这就需要增加对西伯利亚的描写。为此，托尔斯泰又阅读了有关西伯利亚的著作，以丰富对西伯利亚的了解。
《复活》这个作品所提供的经验对于创作大型的艺术作品是有启发的。一般来说，对于大型的艺术作品，艺术家的构思很难一下子完成，不管是“意象结构”中的“意”，还是“意象结构”中的“象”都难免有准备不足的情况。“意”与“象”之间的统一也往往需要一个反复碰撞、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尔克斯说他写《百年孤独》，想了15年，写《家长的没落》想了16年，写《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想了13年，这不是不可理解的。
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渐进到飞跃的过程，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飞跃”或者说“质变”的临界点。没有达到这个临界点，事物就不能“飞跃”，就不能发生“质变”。应该努力创造条件，使事物达到这个临界点。
艺术构思也是这样，意与象的矛盾解决，有时就差那么一点。这就要看能否获得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了”。契机是可遇不可求的，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国当代作家任大霖曾经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好像有一堆柴，在那里冒烟，冒呵，冒呵，烟越冒越多，就是烧不起来。这就好比苦苦思索，找不到那个“临界点”，因而不能产生飞跃，进入艺术构思。他说，那堆冒烟的柴，或由于一阵风来，或由于有人拨弄了一下，或由于柴堆内部力的承受不均自行有所变动，突然，柴堆火光一闪，烧了起来。这就如同构思，突然找到了契机，久久不得统一的意与象统一了，构思顺利了。
这个“契机”是什么呢?不同的创作情况有不同的契机，几乎没有相同的。一个人物、一句话、一点回忆，一个场景、一半音符都可以触动艺术家的思绪，成为艺术构思的“契机”。有了它，艺术家头脑中杂乱无章的表象突然有序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事件突然闪耀着光彩了;几个本来毫不相干的人物、事件突然扯到一起来了……
契机本身有时并不提供“意”，也不提供“象”，但它能作为一个外力，激发“意”和“象”的产生。例如，沙汀写《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这样。据作者回忆，这个小说的创作契机得之于1940年在重庆召开的一次文艺晚会。在那个晚会上，有人递了一张字条，大意是:现在兵役问题积弊很多，经常闹得鸡犬不宁，作家为什么不揭发?这张字条给沙汀印象很深，使他想起了一些与“役政”有关的见闻，其中有这么一件事:一位姓陈的农艺师因侄儿被抓壮丁，回了一趟乡，经活动侄儿给释放了。释放的办法是:晚上集合，那娃儿报数故意给报错了。事先通了关节的队长就说:“你这样笨，配打‘国仗’?快把衣服脱下来，滚!”这故事很好笑。作者并不停留在它的荒诞上，而深思其中的况味，深为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抗日发国难财的可耻行经而愤慨。由此又联想到他所熟悉的小城，小镇上的头面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地在脑海里浮现。几天时间内，他所要刻画的人物不断地在他脑子里根据他所设想的条件进行表演。很快，《在其香居茶馆里》的构思就完成了。
“契机”有时也能提供“意”或提供“象”。而且往往是根据作者所缺，在关键点上发生作用，或促“意”升华，或激“象”环生。缺“意”者。因“契机”降临，顿时思维畅达，迅速地将自己的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有如登绝顶，“一览众山小”;眼界开阔了，眼光深邃了。对于缺“象”者，因“契机”的触发，浮想联翩，各种曾经打入记忆冷宫的表象突然激活了，纷纷冒了出来，听凭调遣。此种“契机”不只起“引火柴”的作用，而且也参与“燃烧”，在“意”的深化、“象”的生发和意与象的组接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任大霖写《心中的百花》。按说，他对所写的题材是熟悉的，并不缺乏感性材料;他对题材中能蕴藏的内涵也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按说也不缺乏“意”。但是他构思了很久，总觉得缺乏新意、缺乏光彩、缺乏魅力。一天，他儿子从床底下翻出一只旧的电唱机和几盒唱片，边摆弄边说:“爸爸，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关起门来偷听这些‘封资修’唱片的事吗?”这一句话引出了作家深埋心底的回忆，感情的波澜激起了，感慨万千。这时，他心里豁然亮了，决定放弃原来平淡乏味的构思，从偷听唱片写起。思路畅达了，构思十分顺利。任大霖这里获得的“契机”与沙汀写《在其香居茶馆里》所获得的“契机”有所不同。沙汀的那个契机——文艺晚会上有人递了一张条子，其本身没有进入构思，没有化作“意象结构”的组成部分，它仅起外力作用;而任大霖写《心中的百花》，“偷听唱片”这一“契机”不仅起到了推动构思顺利进行的作用，而且本身也溶入“意象结构”。
艺术构思的发生常常需要有“契机”来激发。它虽然不是艺术构思发生的必然条件，却是艺术构思发生的有利条件。“契机”的出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机遇性。“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得来全不费功夫”。
对于“契机”的偶然性，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要承认有偶然性，而且要充分肯定偶然性的作用。生活本身就是充满偶然性的。另一方面也不要将它神秘化，偶然性中有必然性。对于艺术构思来说，最重要的是艺术家的创作积累、艺术才能和创作目的。如用任大霖所举的那个例子来说，它首先必须是柴堆，才有可能燃烧，如果不是一堆冒烟的木柴，而是一堆石头，任凭微风吹来，也任凭你去拨弄，都无济于事。
五
艺术构思的发生尽管是多种多样的，但构思发生的内在矛盾都是“意”与“象”的矛盾。如何处理“意”与“象”的矛盾又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加以讨论。
第一，艺术构思的发生，是“意”先还是“象”先的问题。笔者认为:两种情况都是有的。这一要看艺术家的类型;二要看每个作品创作的具体情况。就第一点来看，艺术家的创作习惯是不一样的，托马斯·芒罗将艺术家分成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哲学艺术家，他既精通一般理论又精通艺术创作，他能在两个领域中的一个进行创造，又能把两个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创造。另一种类型是纯粹艺术家，他可以是敏感的、富有幻想的、任性的、反复无常的或对这些因素都兼而有之。这类艺术家是被冲动和情感所支配进行创作的。[11]一般来说，前一种类型的艺术家长于对生活的思考，长于理论概括。他往往从“意”出发，因“意”去寻“象”，去造“象”，表现为“意”在“象”先;后一类艺术家长于对生活的感受，情感特别丰富，往往是生活中某一事件触动了他，使他产生强烈的情绪冲动，试图表现为创作，只是在表现的过程中，或缘情探理，或循象求意，表现为“象”先“意”后。当然，这两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何况，艺术家也不能简单地分成这两个类型，绝大部分艺术家居于两者之间。就第二点来看，情况就更复杂了。每篇作品创作都有它的具体情况，很难说就一定是“意”在先或“象”在先。王蒙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
我觉得每篇作品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有时候主题先行。你真正有生活的话，如果能得到主题的启发，把生活挖掘出来写了，就一定失败?也不见得。但原则上不赞成这样。有时一个细节先行，有时一个故事先行。如《说客盈门》就是故事先行。我先了解了这么一个故事:为了解雇一个工人，或者为了处分一个工人，在短短几天内就有200多人来当说客。而实际素材还超过了这个人数。我写的是199人，这是因为《人民日报》的编辑说，超过200好像显得太多了，那咱们就199吧!那时，我完全不了解这199个人是什么样子。我去构思了，从中找它的思想意义，找它的笑料，找它的最严肃的和最滑稽的。那么《布礼》是什么先行呢?在我脑子里的胚胎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场面、感觉先行，就是这种心理活动先行。[12]
王蒙这个现身说法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了。
关于“意象结构”中“意”与“象”的关系问题。应该强调“意”的统帅作用。“意”虽然来自于“象”，但当它抽象出来，成为艺术家的某一种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认识之后，它就成为艺术家处理各种表象材料的指导思想。在艺术构思中，意是统帅。它决定“意象结构”的内涵和格局。《复活》的艺术构思就是一个证明。该作品有六个稿本，每个稿本都有一个方案，反映出作家对题材的不同认识。光玛丝洛娃的外貌就修改过20多次，每次修改，都各由一个明确的意图作指导，体现出作家对玛丝洛娃看法的变化。
一般来说，一个题材不止一种处理方案，艺术家选取哪一种方案，是由他的创作意图、思想水平所决定的。部队作家黎汝清谈了一个题材的多种处理方案，对我们很有启发:
黎汝清说，他在大别山体验生活时，访问了一个50多岁的妇女，她名叫何玉珠。何玉珠年轻时长得很漂亮，人也很聪明，很多人仰慕她。但她很不幸，年幼丧母，继母和带来的妹妹对她百般虐待。她爱慕夜校教师。那教师向她宣传未来的美好社会，给她带来希望。但夜校教师被团防局抓走了。进山砍柴时，地主家二少爷企图奸污她，她奋起反抗，保全了清白，但“被奸”的谣言传遍全村，遭到大家的鄙弃。后来她被迫嫁给一个呆子，在丈夫的村子里仍然遭到大家的排斥、冷眼，连妇女会也不让她加入。后来，做了保安队长的地主二少爷将许多革命群众连同她一起抓走。为了救群众，她屈从了地主二少爷的卑鄙要求，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还掩护过一个区委书记。这个区委书记很爱她。他成了她生活中的阳光。但后来区委书记在战斗中牺牲了。敌人撤走后，何玉珠又回到婆家，呆子丈夫已经病死，她奉养公婆，直到现在。
黎汝清深为何玉珠的命运所感动，很想以她为模特儿写成一个小说，在构思时，他设想了四种方案:
第一种:基本上保持生活中的原型，写成一个悲剧。
第二种:写她所爱的区委书记不死，最后两人结为夫妻。
第三种:何玉珠未被敌人玷污身体，是承受被玷污的名声，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传奇式地营救同志，消灭敌人，最后或悲壮地与敌人同归于尽，或凯旋式地回到人民怀抱。
第四种:何玉珠虽被恶势力玷污了身体，但那是为了营救别人做出的自我牺牲，而被她营救的人后来却成了出卖灵魂的叛徒。
黎汝清说初步设计了四种方案，还可以设计一些方案。这些方案都是可以写成作品的，但角度不同，意旨不同，其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也会不同。黎汝清说，他还没有确定取哪种方案，还在思索，还在寻找，他似乎觉得这些方案都还不足以体现出他目前的认识水准和审美水准。
在艺术构思中，应该承认炼意最难，也最为重要。“意”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主题。现在有人提出摒弃主题这一概念的主张，看来是欠妥当的。当然，我们过去习惯于用一句话来说明主题，要求主题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社会学或政治学命题，那是不对的。艺术作品中的思想应该丰富、深刻，不应那么单一。但如果因为这一点，连思想也不要了，那就如同倒脏水，连同澡盆中的孩子一起倒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