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实行派

清初诸大儒大都斥明学，重宋学，并多少各带汉学的色彩，已如上述，而此地所谓实行派则不仅排明学，兼斥宋学，不仅斥宋学，兼排汉学，这一派的学问家只知注重实行，把一切章句空谈皆视为末务。这一学派的代表为颜元，元的高足弟子有李塨与王源。惟元的主张类于墨子，其道太刻苦，所以传之未久，即告中绝。

颜元，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人。生于明毅宗崇祯八年(1635)，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70。父，于元4岁时，远往辽东;母殁于何时，亦不可考。他自幼即受蠡县朱翁的抚养，遂姓朱，为蠡人。8岁就学，刻苦勤勉，异于常儿。年19，入庠。他初学神仙导引，既而悟其妄，遂弃去，益发奋读书，学因大进。后归宗颜氏，乃赴关东寻父，得其墓于沈阳，招魂题主，奉归故里。他为学始宗陆王，寻归程朱，后乃悟周孔之道别有所在，以为宋明之学俱不可靠。学既通，乃开家塾，教子弟，后又南游中州，提倡实学，明辨婉引，人多归之。晚年主教漳南书院，教人以读讲、作文外，并使习射、习书数、举石、超距、技击、歌舞等。著有《存学》、《存治》、《存性》、《存人》四编等。(收入《颜氏遗书》及《颜李遗书》中)。李塨、王源所编的《颜习斋先生年谱》，系依据元的日记及遗稿而成，故亦为元学的精粹。

元在34岁以前，尊尚程朱陆王之学，日从事于静坐读书。34岁以后，他的态度一变，专重习行，对于宋学遂竭力攻击。他摈斥宋学的言论甚多，要旨则不外四点。(一)宋学近禅，与纯正的儒学自相悬殊，(二)宋学注重读书，与古之实学有别，(三)宋学为无用之学，古学却为有用之学，(四)宋学论性宗旨，与孔孟性善之旨不同。他说:“至宋而程朱出，乃动谈性命，相推发先儒所未发。以仆观之，何尝出《中庸》分毫?但见支离灭裂，参杂于释老，徒令异端轻视吾道耳。”(存学)“程子辟佛之言曰:弥近理而乱真。愚以为非佛之近理，乃程子之理近佛也。”(存学)“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截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年谱卷下)他以为“程朱与孔孟体用皆殊”;居敬为孔子之体，静坐惺惺为程朱之体;兵农礼乐为孔子之用，经筵进讲，正心诚意，则为程朱之用(同上)。又周孔以六艺教人，罕言性命，而程朱则肆力于讲读，专以发明性命为事。此即攻击宋学之近禅处。(元对程朱尚力斥为近禅，对于陆王，自更不必说了。其论斥陆王之言甚多，兹不赘。)他又说:“试观两宋及今，五百年学人尚行禹、益、孔、颜之实事否?徒空言相继，纸上加纸，而静坐语录中有学，小学大学中无学矣;书卷两庑中有儒，小学大学中无儒矣。”(习斋记余)“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此即攻击宋儒偏重读书处。《存学编》说:“宋元来儒者却习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岂若真学一复。户有经济，使乾坤中永享治安之泽乎?”仝书又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未尝不淒然泣下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其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二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生民久之。”这是元斥宋学之无用处。宋儒论性往往分为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以为前者善而后者恶。他却说:“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存性)他以为“吾性所自有，吾气质亦所自有，皆天赋之我”，(言行录卷下)孟子所谓性善不但指性，兼指气质而言。这是元驳宋儒论性处。

元不仅攻斥宋学，即对汉学亦力加抨击。训诂注疏之学，在他，都是无补于世，徒耗光阴的游戏。他说:“书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读书之祸，读书者自受其祸。而世之名大儒者方且读尽天下书，方且每篇三万遍，以为天下倡;历代君相方且以爵禄诱天下于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大圣大贤不能破矣。”(言行录)“后儒以文墨为文，虚理为礼，将博文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乎?”(年谱卷下)“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书之文字固载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车载人，车岂是人?”(年谱卷下)“《四书》、诸经、群史、百氏之书，所载者原是穷理之文，处事之道。然但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为求道之功，则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诗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灵，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存学)“纸墨之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年谱卷下)“用实功，惜精力，勿为文字耗损。”(同上)由此可见他反对汉学的剧烈了。

颜元之学，其精神至为崇高，而此崇高的精神有二方面，一曰求真，二曰救世。“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竟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录)此种求真的精神何等彻底!“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儒者不费力，谁费力乎?”(存学)“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年谱卷下)“历代之消可自今日长，历代之衰可自今日盛，历代之降可自今日升。”(习斋记余)此种救世的精神又何等诚挚!他尝致函陆桴亭说:“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之尧、舜、周、孔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行品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听天地于终负，恐结舌安坐，不援沟渎，与强暴横逆内人于沟渎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习斋记余)他的自视之重与夫为公之勇，可见一斑。

元最注重习行，自律如此，教人亦如此。他说:“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实习之。”(存学)“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内谈论，尽有百千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人之共学，印证诗书，规劝功过，尽有无穷道德，不如大家行一道之为真也。”(《言行录》)他又举实例以说明言行的差别说:“吾尝谈天道性命，若无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数，辄差。王子养(养粹)讲冠礼，若甚易，一习初祝，便差。以是知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存学)他又劝告门弟说:“习行于身者多，劳苦于心者少!”(年谱卷下)他对实习实行既这样注重，而躬行教人要以六艺为主。他说:“妄有《存学》一编，复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艺，(六德六行六艺三者即《周礼·大司徒》所谓‘乡三物’。六德为知仁圣义忠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卹。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而于六艺尤致意焉。”(习斋记余)他把六艺看做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所以六艺实为乡三物的基本。《存学编》阐明圣人创立六艺的原意说:“圣人知人不习义理，便习闲事，所以就义理作用处，制为六艺，使人自习熟之。若只在书本上觅义理，虽亦羁縻此心，不思别事，但放却书本，即无理会。若直静坐，劲使此心熟乎义理，又是甚难，况亦依旧无用也?”他的推重六艺，可以想见。他既重行不重言，所以他又主动不主静。《言行录》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瞳。宋元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他又说:“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益自信其考前圣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若用十分心力，时时往天理上做，则人欲何自主哉?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年谱卷上)可见他的注重行动与那种“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的主张，不仅是济世的切实的手段而又是修养的良好的方法了。

要之，元一生未尝以空言立教，平素教门徒行孝弟，存忠信、习礼，习乐，习射，习御，习书数，究兵、农、水、火诸学，而以六艺为本。晚年主漳南书院时所定教学的计划尤为可观。《习斋记余》、《漳南书院记》说:“今元与诸子力砥狂澜，宁粗而实，勿妄而虚。请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东第一斋西向，榜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斋东向，榜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兵法，并攻守、营陈、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东第二斋西向，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西第二斋东向，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为院门。……门内直东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直西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皆北向。以上六斋，斋有长，科有领，而统贯以智仁圣义忠和之德，孝友睦姻任卹之行。元将与诸子虚心延访，互相师友，周孔之故道在斯，尧舜之奏平成者亦在斯矣。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为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我们由此也可窥知他的志愿之弘与眼识之高了。

元的门弟以李塨、王源二人为最著。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人，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周易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论语传注》及《恕谷文集》等，俱收入《颜李遗书》之中。此外，塨的门人冯辰等共编有《恕谷先生年谱》四卷。源字昆绳，顺天大兴人，卒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著有《平书》及《兵论》等，《明史稿兵志》亦出其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