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宋学派(即义理学派)
清初宋学派中的主要的学者为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及王夫之。五人里面，顾王二人黜明崇宋;孙黄李三人则主调和宋明，而就中黄氏为王学遗绪，不过主张以读书穷理来补救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故其王学的色彩最为浓厚。
孙奇逢，字启泰，号夏峰，又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清圣祖康熙十四年(1675)。清初诸儒以夏峰最为老师。夏峰在明季已有显名，其学本出阳明的系统，晚年则想综合程朱陆王的异同以归于一。他年青时曾与左光斗、魏大中等以气节相尚。熹宗天启年间，魏忠贤乱政，大兴党狱，左魏诸公都被逮，他不避危祸，力为营救，义声震于一世。鼎革后，清圣祖闻其贤，屡征不起，渡河隐居苏门的夏峰，讲学授徒以终。著有《理学宗传》26卷，《理学传心纂要》8卷及《夏峰先生集》60卷等。就中《理学宗传》一书为自汉以来各哲学家的学案，系他生平最致力的著作。
奇逢的思想，初以象山、阳明为宗，晚更和通朱子之学。他的特长在于破除门户之见。所撰《理学宗传》一书把从汉迄明的儒家的传记加以搜辑。他特表宋代的周、程、张、邵、朱、陆及明代的薛(敬轩)、王(阳明)、罗(念菴)、顾(宪成)诸子为儒家的正宗，汉董仲舒以下迄明季诸儒中谨守绳墨者次之，如龙溪等出入老佛，则附之于后方，可见他的态度对宋明二学是不偏不倚的。他的论学以慎独为宗，主张在人伦日用间体认天理。他尝言喜怒哀乐中节，视听言动合礼，子臣弟友尽分，乃系终身行之而不能完成的一种事业。他又说自七十以往，每阅十年工夫加密，而独知之地不敢自欺，无或稍懈。他的涵养之深与体道之精，可见一斑。他对所谓天理与以解释，以为树立天理与阐明天理者乃圣贤之事。他曾经说:“圣贤为天地而立心，为生民而立命，其心及今，尚为存在。”“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为人，天地何以清宁?故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圣贤之事也。明王不作，圣人已远。尧、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语录)推他的意思，天地之心(天理)虽可以说是人心的本体，可是阐明心命的奥义者却为圣人之事。可见他站在折衷朱王的立场，一面既不否认“心即理”之说;一面却又明白承认“圣人体仁以为天下之仪表，故当以圣贤遗意为标的，穷理以进”的主张。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西安盩厔人。他生于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四年(1705)。家贫无书，从人借读自经史百家以至二氏之书无不遍观。后弃去学问，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清廷屡加征召，至以死拒。晚年悟虚名为累，乃闭户不复接人，惟顾炎武至，加以款待而已。当时南有黄宗羲，北有孙奇逢，西有李颙，世人称为三大儒。颙的著作有《全集》26卷(《四书反身录》8卷亦在其内)及《十三经纠谬》，《二十一史纠谬》等。就中，《反身录》一书最称精辟。
颙的思想，与奇逢同，亦主兼取陆王程朱，不偏一面。他尝答门人问“朱陆异同”说:“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教中最为儆切;使人言下爽畅醒豁，以自有所得。朱之教人也，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于世教人心有大功，不可轻为低昂也。中于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善学也。”(全集卷四)他又说:“孔子以博文约礼之训，上接虞廷精一之传;千岁之下，渊源相承，确守不变，惟朱子为得其宗，生平自励励人，一以居敬穷理为主。穷理即孔门之博文，居敬即孔门之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故尊朱即所以尊孔也。然今人亦知辟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谓尊，则不过训诂文义而已，至于朱子内外本末之兼诣，主敬禔躬实修之旨，则缺如，吾不知如何也。况下学循序之功。象山虽疏于朱子，然其为学也，先立其大者，峻义利之防，亦自不可得而掩之也。今日尊朱者能如是乎?而徒以区区语言文字之末，辟陆尊朱，则多见其不知量也。”(全集卷十五)他的兼采朱陆，并重内外，可见一斑。他又极重践履，尝教诲门人说:“重实行不尊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我这里论学，却不欲人间讲泛论。只要各人自觅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医某病，即此便是入门。”这样，当做儒家，他的见解可以说是极公正极周密的。
梁启超说:“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唾弃。”(《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甚得要领。现在拟于本章里面先述顾黄王三家，至于颜元，则让后章。
顾炎武，本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70。明季屡应试不第，遂弃学业屏居山中，讲求明体达用经世济人之学。明亡，他纠合同志，共举义兵，不成，昆山城破，母年60，对炎武说:“我虽妇人，受国恩矣，今必死”，绝食而殁。临终戒后人勿仕二姓。炎武自是益刻励为学，周游天下，所至考其山川风俗，古今治乱之迹，自金石碑碣以及地理经济之学无所不通。他出游时，后车满载书籍以作实地研究的参考。见闻既广，卓然自成一家，当世都视为通儒。康熙十六年，卜居陕西的华阴。诸生请他讲学，他拒绝，说:“近日李二曲亦以聚徒讲学得名，遂招逼迫，几至凶死，虽威武不屈，然名之累则已甚。”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诸公卿争欲罗致，他豫使在京的门人加以拒绝说:“刀绳俱在，勿速我死!”他著作甚多，有《日知录》32卷，《补遗》4卷，《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肇域记》100卷，《音学五书》38卷，《五经异同》3卷，《左传杜解补正》3卷，《九经误字》1卷，《石经考》1卷，《金石文字记》6卷，《经世编》12卷，《下学指南》6卷，《文集》6卷，《诗集》5卷，《历代帝王宅京记》10卷，《昌平山水记》2卷等。
炎武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的攻击，以为阳明之罪与王夷甫、王介甫相等。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晚明王学类于狂禅，炎武的竭力排斥，亦属理所当然。自兹而后，王学遂渐告衰熄，所以他的大声疾呼对于清代思潮的转向碓有很大的力量。炎武之学大体宗尚程朱。他力辟阳明所主张的朱子晚年定论的错误，他注重实践，并主张以平近著实教人。他论为学的要旨说:“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下学指南)他又“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于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至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一切不谈”。(亭林文集与友人书)这样，炎武的践履笃实是与程朱如出一辙。炎武又树立了“经学即理学”的标语，以为舍经学外别无所谓理学，“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推测起来，他这些话大概为反对象山“六经皆我注脚”的主张而发，实也为反对当时专尚浮虚的王学而发。他的黜陆王，崇程朱，由此可见，而清代朴学之风亦炎武此语有以启之。
炎武在消极方面打破了王学;而在积极方面，他在哲理上固无特殊的建设，但在方法上却有莫大的贡献。他所创立的新方法实为清代考证学派所以出现的导火线。梁启超说得最好:“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约举有三: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其《日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故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友人书)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最恶也。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相合，即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清代学术概论》)启超对于炎武，可谓推崇备至了。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95)。父尊素以劾魏忠贤，死于诏狱(时宗羲年17)。毅宗即位，宗羲袖铁锥草疏入京，讼冤。至则忠贤已诛，因手刺杀父的狱卒，上书请诛阉党，其性情热烈如此。归里后肆力于学，对于经史、天算、百家、九流以及释道之书无所不窥。遵父遗命，就学于刘宗周(蕺山)之门。他又依据其父“学者不可不通晓史事”的遗训，自有明十三朝实录起以至二十一史，最所精研。二弟宗炎、宗会，并负异才，号浙东三黄。清兵至浙东，刘宗周死节，他纠合志士共御清兵，出入危离，数濒于死。后知大势已去，乃奉母回里，潜心著述，教授子弟。康熙十七年，诏征为博学鸿儒，以年老固辞。著有《明儒学案》60卷，《易学象数论》6卷，《律吕新义》2卷，以及《宋元学案》(全氏补成)，《南雷文定》，《南雷文约》，《明文海》，《明史案》，《明夷待访录》等书约数十种。
宗羲早年师事刘宗周，所以他可归入于王学的系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他对阳明虽始终不加攻击，但于其末流之弊明言不讳。他曾经说:“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滋流弊。故学者必先读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清史黄宗羲传)又说:“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黄梨洲先生神道碑)他主张读书穷理，宛然宋儒口吻。宗羲享年甚永，在学术方面造就最宏。清代各种学问多发端于宗羲。他治天算，著书八种，为梅文鼎天算学的先声。所著《律吕新义》开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为答解阎若璩所提出的关于《古文尚书》的疑问而作;可见阎胡之学也都受着宗羲的影响。而就中尤以史学为最。如说炎武为清代经学之祖，那么，宗羲实为清代史学之祖。他所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实自此始;所撰《明史案》共244卷，卷帙浩繁，堪称巨著。清代史学盛于浙东。鄞县万斯同为他的弟子。斯同之后，同县又有全祖望，亦私淑宗羲;会稽有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学识高超，也属于宗羲的系统。
宗羲精于象数之学，于自来象数之说都能晓其始末而洞悉瑕疵之所在。所著《易学象数论》专考象数之说，力辟方士道家之窜乱附会，而于朱熹之提倡《图书》，尤致不满。他在同书的序文中说:“夫《易》者范围天地之书也，广大无所不备，故九流百家之学俱可窜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说，则于《易》之本义反晦矣。《汉书·儒林传》孔子六传至菑州田何，《易》道大兴，吾不知田何之说何如也。降而焦京，世应、飞伏、动爻、互体、五行、纳甲之变无不具者，一时《易》说入于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而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而无浮义，何曾笼统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阳之《参同契》，陈希夷之《图书》，远有端绪，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尝不以别传私之。逮伊川作《易传》，收其昆伦旁薄者，散之于六十四卦中，理到语精，《易》道于是大定矣。其时，康节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传，而创为《河图》、《先天》之说，是亦不过一家之学耳。晦菴作《本义》，加之于开卷，读《易》者从之。后世颁之学宫，初犹兼《易传》并行，久而止行《本义》，于是经生学士信以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自科举之学一定，世不敢复议，稍有出入其说者，即以穿凿诬之。夫所谓穿凿者，必其与圣经不合者也，摘发传注之讹，复还经文之旧，不可谓之穿凿也。《河图》、《洛书》，欧阳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与汉儒异趣，不特不见于经，亦不见于传。……晦翁云，谈《易》者譬之烛笼，添得一条骨子即障了一路光明;若能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岂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节之学，使之统体皆障乎?世儒过视象数以为绝学，故有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于《易》，本了无干涉，而后反求之程《传》，或亦廓清之一端也。”他的反对迷信与主张回复经文之旧，可称卓见。
清初诸儒，都讲致用，都讲经世之务，而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所以言之尤为透彻。所著《明夷待访录》，其言颇多创见，且影响于清末思想界者不小。《原君篇》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我，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若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法篇》说:“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这些议论，在于今日，固属平常，且宗羲不能脱复古思想的窠臼，其见解也不免含有错误之点:可是在二百余年前，这却不能不说是大胆的创论。况且清初嫉视汉族最甚，于专制淫威之下倡此革命的论调，实非天下之大勇不办。宗羲真不愧为豪傑之士。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1692)。夫之幼即颖慧，年24举于乡。明亡，桂王监国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辅佐之。夫之往从，授行人官。后以母病辞归。桂王覆亡，式耜殉节桂林，夫之遂隐遁不出。展转于湘西郴永涟邵一带，与苗猺杂处。晚年居衡阳的石船山，杜门谢客，专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他著书甚多，家贫未刻，以是多散亡。现存《船山遗书》计288卷，不过是他的著作的一小半而已。
夫之服膺宋张载之说，对于程朱亦颇推重，惟深恶王守仁之说，因之对于陆九渊亦竭力攻击。他攻陆王说:“质以忠信为美，德以好学为极。绝学而游心于虚，吾不知之矣。导天下以弃其忠信，陆子静倡之也。”(思问录内篇)“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陆王学派的末流谈尚玄虚，行类猖狂，夫之所论，可谓切中其弊。他虽力辟陆王，然于北宋五子，除对邵子略有微辞外，余均加以推重，而于横渠的《正蒙》尤表崇仰。可见他也是黜明崇宋的一人。
夫之治学，排除迷信，注重实证，饶有科学的精神。他最好治《易》，以为《易》乃圣道的显现，举凡礼乐的精微，与夫仁义的大用俱存于《易》。他说《易》的著作有《内外传》及《周易稗疏》等，他不信陈抟之学，亦不信京房之术，于《河图》、《洛书》、《纬书》杂说，无不力辟其妄。其《思问录外篇》驳斥五行生克之说极为透彻。他说:“证金克木，以刃之伐木;则水渍火焚不当坏木矣。证木克土，以草树之根蚀土;则凡孳息其中者皆伤彼者乎?土致养于草树犹乳子也，子乳于母。岂刑母耶?证土克水，以土之湮水则不流;是鲧得顺五行之性而何云汨乱?土壅水，水必决，土劣于水明矣。证水克火，以水之熄火:乃火亦熯水矣，非水之定胜也。且火入水中而成汤，彼此相涵而固不相害也。证火克金，以冶中之销铄;曾不知火炀金流，流已而固无损，固不似土薶水渍之能蚀金也。凡为彼说，皆成戏论非穷物理者所当信。”五行阴阳之说笼罩我国思想界至久，夫之竟能用物理的事实证明其为谬误，可称卓识之士。他又说:“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己而即执之，云何得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这种精神实与欧西今日的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合。
夫之之学，就现在的遗书言，尚不能说已成整个思想的体系，然他的见解确不落“习气”，不“守一先生之言”。所著《读通鉴论》、《宋论》，往往独具只眼，另有新解。他喜欢思辨与究理，所撰《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都系精辟的著作，他是想自创一派哲学而未告完成的一个学问家。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这可以说是发宋元以来所未发，后来戴震的学说实是由此衍出的。
清初的宋学派，除上述数人以外，尚有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及陆陇其(1630～1692年，字稼书，浙江平湖人)等，以其墨守程朱别无创见，一概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