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说

有明中叶以后，阳明学派风靡一世，及其末流则徒骋游说，毫无实际。王学流传，据《明儒学案》，分为七派，(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而崭然露头角者实只浙中、江右、泰州。江右最称纯谨。浙中的龙溪及泰州的心斋，天分都属极高，然其后流弊亦为最甚。论者谓阳明之学得龙溪、心斋而风行天下，亦以龙溪、心斋而决裂不可收拾，浙中之弊要在玩弄本体，以为别有一物可以把持，就未免终陷玄虚，而纯任流行，尤易致解缆放船，绝无收束。更益以泰州的猖狂机变，王学末流遂无所不至。清张武承(名烈，大兴人。)撰《王学质疑》，力攻王学的流弊说:“高者脱略职业，歇睡名庵。卑者日沉迷于酒色名利。案有楞严、南华者为名士。挟妓呼庐，裸而夜饮者为高致。抗官犯上，群噪而不逊者为气节。矫诈嗜杀，侥幸苟利者为真经济。谨纲常，重廉隅者为宋头巾。举天下庠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则诟于家，出则哗于朝，闯献之形日积于学士大夫之心术而天下不可为。”流弊至于此极，王学之为识者所疾恶，自属理之当然。所以，大体讲，清代的学问实可以说是对于王学的反动。清学的端绪为明代诸遗臣所开辟，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为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李颙、王夫之五人。孙奇逢、黄宗羲、李颙主折衷朱王，顾炎武、王夫之主黜明尊宋，而他们兼修汉唐训诂注疏之学则一。所谓清代的考证学，实由黄宗羲、顾炎武二人开其端，阎若璩、胡渭二人奠其基。不过在康熙以前，当时的学风毋宁有尊崇宋学，折衷古学的倾向。及至乾隆时代，惠栋、戴震一经出世，考证学遂盛极一时。惠栋为吴派之祖，其门下有余萧客、江声、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而戴震亦出其门。戴震为皖派之祖，其门下有王念孙、段玉裁等。(念孙子引之，亦以考证著名，世称戴段二王。)他们排斥宋学之空疏，自唐溯汉，提倡许郑的朴学。无论治经治史以及治子，皆重训诂，凭实证，主以求真的精神与致密的方法，整理古籍，这就是考证学的特长。世人通常把这种考证学名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这样，清初之学大体可以说是从王学解放以复于宋，而乾嘉之学大体可以说是从宋学解放以复于汉。为便利计，我们名前一派为宋学派，名后一派为汉学派。在于清初，此外尚有颜元一派，直标周孔，注重实行，元的识见殊为高卓，我们特名之曰实行派。三派之中，在清代学术史上以汉学派为最占重要，自不待言。

汉学派的主张在于依据考证，阐明经书的精义以获得孔孟的真意。他们最重训诂，所以他们对于东汉郑玄视若神圣。而考证之学日趋精密以后，其结果却反有忘本逐末之象;就是在于考证学家里面，后来固有训诂派、音韵派、金石派、校勘派、辑佚派等的勃兴，可是他们的研究未免流于支离琐碎，他们都只知为考证而考证，更不把考证看做是阐明圣道的一种手段了。这当然又引起了识者的不满。况且即就汉学而论，马融、郑玄之学要不外是东汉古文之学，即曰复古，亦自无止于东汉之理。于是道咸以后，遂有所谓公羊学派的崛起;庄存与、刘逢禄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清末的康有为实为其中之主要人物。公羊学派主张推倒考证家的东汉古文学，以复于西汉今文学。他们对于西汉董仲舒之说最为尊重。当时海通大开，世变日亟，这派学者又往往藉《公羊》学之名论述时事与政制，得以免触朝廷的禁纲，才智之士遂多趋附之。

要之，就有清一代的学术言，在于中叶的最重要的学派为汉学派，在于末叶的最重要的学派则为公羊学派。

又自鸦片战役(1840)以后，西化东渐，日甚一日，清末欧西思想之影响于我国者亦颇显著。考我国吸收西洋学术，其发端远在明末，当时徐光启与西洋教士翻译天算水利诸书，这可以说是西学输入的第一期。清康熙年间(1662～1722)，朝廷用西人利玛窦、汤若望等改正历算，编《历象考成》、《仪象考成》等书，这可以说是西学输入的第二期。同治年间(1862～1874)，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制造、测量、格致、兵书等，这可以说是西学输入的第三期。以上三期之中，国人心目类皆集注于物质科学，故西学于思想上并无明显的影响。等到光宣年间(1875～1911)严复译印英法的名著，(如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及法意等。)于是国人思想遂稍稍改变。识者也渐悟我国之不及西洋并不单限于船坚炮利的一点了。

在清代学术史上还有值得注目的一事为《四库全书》的编钞。乾隆三十七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书籍，阅时凡十余年，编钞始告竣事。这一部丛书实集我国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的大成。当时分钞七份，建七阁以贮藏之。文渊阁在北京文华殿后。文潮阁在奉天行宫。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文源阁在北京圆明园。这叫做内廷四阁现在文源阁所藏，毁于兵燹，荡然无存。其余三阁之书尚无阙失。高宗又以江浙为人文所聚，特命于江苏扬州的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的金山寺建文宗阁，浙江杭州西湖的孤山建文澜阁，分贮同书各一份。文汇、文宗毁于洪杨之乱。文澜之书亦多散失，现虽补钞成套，已非当年旧帙，存浙江图书馆中。《四库全书》总目如下:

(一)经部—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

(二)史部—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

(三)子部—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

(四)集部—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

以上每类分著录与存目二种，前者录该书全文，归入四库，后者但记其名。其部数如下:

　　　　著录　　　存目

经部　　693部　　1080部

史部　　564部　　1564部

子部　　924部　　1995部

集部　　1276部　 2127部

总计　　3457部　 6766部

乾隆四十七年，高宗又敕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这10223部的书籍一一为之解题，成书凡200卷，学者称便。

最后，再就佛道二教一言。清初诸帝，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颇崇信佛教，并喜参神。高宗又编刊《大清重刊三藏教目录》(即当时所刊的《藏经》的目录)，把后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明万历十七年所刊大藏为6771卷，而当时所刊的《藏经》(即所谓《龙藏》)却有7247卷。惟清室以满人入主中国，有蒙古人尊重喇嘛的遗风，留宫诵经多系喇嘛，真正佛教实无足述及太平天国起，佛教受其排斥，遂更一蹶不振。至于道教，清代仅有世袭的张天师，专恃符箓祈禳，藉以苟延残喘。到了道光年间，并停止天师入觐，势力愈衰。总之，在于清代，佛道二教在世俗社会上当做宗教虽仍具相当的魔力，可是从教理方面讲，实无值得特加叙述之点。而自西人东来以后，基督教却渐在我国弘布起来了。

现在把清代的宋学派、汉学派、实行派及公羊学派的重要的代表分别略述于后;至于各种宗教，以其在清代与思想史上，并无重大的影响，一概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