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道教宗派的分裂与教理的革新

如前所述，道教发端于后汉张陵的“天师道”;从张陵创教(142)起到东晋末年(419)止，这可以说是道教创立时代。在这277年的中间，杰出的道士，与张陵同时有于吉，稍后有葛玄，西晋有陈瑞、王浮，东晋有鲍鲭。他们是以章醮符书来传布道教的。此外，后汉有魏伯阳，东晋又有葛洪。这二人所提倡的却偏重于炼养服食方面。

自刘宋继兴(420)，北魏的寇谦之制定了受箓的仪礼，道教的教会渐告独立，再经北周武帝以迄南北朝的末年(580)，其间为时凡160年，这可以说是道教教会组织的时代。在这个期间之内，著名的道士，北方有魏的寇谦之，周的张宾，南方有宋的陆修静、顾欢，齐的孟景翼、张融、陈显明，梁的陶弘景。这些道士模仿当时风靡一世的佛经的体裁与内容造成种种道经，道教的形式与内容渐告充实，而梁的智稜及周的卫元嵩自佛教转入道教后，对于道经的解释上也有不少的贡献。

自隋迄于五代之末(581～959)凡378年，这可以说是道教教理研究的时代。为便利计，我们得以唐玄宗为中心，把这个时代分为前后二期。在前期(581～755，共173年)中，重要的道士，隋有余永通，唐有傅奕、李播、蔡晃、李荣、方惠长。玄宗之时，吴筠及司马承祯等相继出世，道教教理受了佛教的影响渐趋深化。道经的拟作日多一日，天宝年间遂有所谓《三洞琼纲》的纂辑，而道经的内容类多抄袭佛经，故其理论大都由佛经脱胎而成，这系无可讳言的事实。在于后期(755～959，共204年)随着佛教的趋势，道教教理的研究也渐趋衰落。当时著名的道士有僖宗时代的杜光庭，后周世宗时代的陈抟。

逮至宋代，儒、释、道三教有鼎足三分之象，而大体讲，佛教已不及隋唐之盛，儒道二教却是面目一新，日占势力。宋初沿隋唐旧习崇佛最甚，如《宗镜录序》所谓“儒，吾之师也，道，儒之师也，释，道之师也”，殆可以说是当时学者间的定论。真宗即位之初，亦著《崇释论》，以为佛教的戒律与周孔孟荀相较乃异迹而同道。真宗后来好尚一变，极信神仙道家之术，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于诸路置天庆观帝又命王钦若集刊道书，计4359卷，赐名《宝文统录》。同时，张君房集有道书4560卷，摘取精要而成《云笈七签》一书。以上二书可以说是今日《道藏》的基础。(道藏之名始于何时，殊难确定。宋英宗治平二年即1065年范镇撰有崇道观道藏记，范氏把当时王若谷等所集成的道书4500卷明呼为道藏。道藏之名或始于此。)徽宗最信道教，自称道君皇帝，置道士于僧侣之上，把天下的寺院使之道教化。这样一来，道教遂欣欣向荣，日趋隆盛。自宋初以至当时，其间著名的道士，有上述的陈抟以及吕洞宾(号纯阳，相传为唐时人，但其实乃系五代至宋初人)、张伯端(号紫阳，卒于1082年)、林灵素(卒于1117年，最为徽宗所信任)等。宋南渡后，道教的宗派渐行分裂。除三张系统的正统派(号正一教)外，有所谓全真教、真大道教及太一教三派的崛起。真大道教为金刘德仁所创;德仁沧州人，遇一老叟授以《道德要言》，学遂大进，其教以苦节危行为主，不屑妄享施与。太一教起于金天眷年间(1138～1140)，为萧抱珍所创，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三派之中，最重要者为全真教。全真教有南北二宗，南宗的第一祖为北宋的张伯端，北宗的第一祖为金的王嚞，相传其说俱出吕洞宾。张伯端与程颢约略同时，王嚞则与朱熹约略同时。当程子在北方洛阳讲学之时，张氏则在南方天台山附近布教。当朱子在江南庐山白鹿洞讲学之际，王氏则在山东昆仑山附近布教。这样，新儒学与新道教的兴起就其地域的对照言，是饶有兴味的张伯端所著《悟真编》一书，内容虽简，但在道教教理方面颇占重要的地位。而对于道教教理的革新言，尤以王嚞为最富贡献。王嚞(或作喆，生于1112年，卒于1170年)字知明，号重阳，咸阳人，据说48岁时得遇吕洞宾的化身，遂通仙术。重阳主张三教调和，教人之时先授《孝经》及《道德经》，使修孝谨纯一之德，然后再授《般若心经》及《常清净经》。所以他在山东诸地设会说法，必冠以三教之名他自题所居曰全真，(屏去妄幻，独全其真。)曰金莲，因而他的教派叫做全真教(把张紫阳归入全真教乃系后来的事)或金莲正宗。其著述收入《道藏》里面者有《分梨十化集》二卷、《教化集》三卷、《韬光集》、《云中集》、《全真集》及《立教十五论》等。门人中以谭处端(号长真子)、刘处元(号长生子)、马钰(号丹阳子)、邱处机(号长春子)等最为有名。

全真教立教的大旨载于立教十五论中。立教十五论分十五章。第一论为住庵，述出家者须先投庵，求依倚之所，以谋心地和畅。第二论为云游，述游历虚真的差别，虚是指徒贪胜景，真是指因求道而不厌险阻。第三论为学书，述读书应舍书而探意，采理而舍理，要以心解为主。第四论为合药，述一温一寒，可补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托;这乃合药之效，务须精学。第五论为盖造，述造庵必须有屋顶，否则触犯日月，有害修行，然亦不可浪费财力于高楼大厦而断绝地脉。第六论为道伴，述关于修道上面交友的方法。第七论为打坐，述静坐的要领。第八论为降心，述剪除乱心以求定心。第九论为炼性，述对理性应使得紧肃与宽慢之中。第十论为配五气，述调和五行之精气于一身。第十一论为混命，述性与命的关系。第十二论为圣道，述入贤之道在于积德累功。第十三论为超三界，述求道者务须超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第十四论为养法身，述求道者务须培养法身。第十五论为离凡世，述脱落心地，是即真离凡世;所以真离凡世决不是指将身脱离现世超登仙界。

重阳的教义至为简明。而他的简明的教义，纯挚的信念及深切的修炼，在于当时，反成为救世的福音。他的主旨要在从佛教的禅定来实现老庄的渊静。北宋末叶，禅宗的末流渐恣虚诞之习，道教教徒如林灵素辈又复藉帝王之宠，骄奢淫乐无所不至，重阳全真教的提创盖亦时势所致，并且是值得我们的赞颂的。重阳把由禅定所修得的悟境名之曰法身无相，把修道的生活名之曰中道，把入圣之道看做是在于积德累功，这明显表示着他的调和三教的态度。而他利用佛教的禅定来改革从来的道教，又正和宋儒利用禅定来创立新儒学互相类似。因为重阳最重禅定，所以他把“打坐”说得最为透彻。照他的见解，打坐可分假坐与真坐二种。他论打坐说:“凡打坐者，非言形体端然，瞑目合眼。此是假坐也。真坐者，须要十二时辰，住行坐卧，一切动静中间，心如泰山，不动不摇，把断四门眼耳口鼻，不令外景入内。但有丝毫动静思念，即不名静坐。”这样，他主张修行应从普通的打坐入手，而以语默动静无时非禅的境地为最高的目标。一等到人们进入于这语默动静无时非禅的极境，那么，人们也就达到了与道合一的境界(圣域)在他，所谓圣域决不是指普通道教教徒所谓不死升仙，却不过是指与天地合为一体的那种妙境。他论圣域说:“身居一室之中，性满乾坤，普天圣众默默护持，无极仙君冥冥围绕。……形且寄于尘中，心已明于物外矣。”全真教依据禅定把从来的道教加以净化更对圣域加以与从来所谓登仙长生等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些实在可以说是道教教理上的一大革新。此外，他又把个人得道的境地名之为法身，以为所谓见性与得真要不外于法身的获得。他说:“法身者，无形之相也。……用之则无所不通，藏之则昏默无迹。若得此道，正可养之，养多则功多，养少则功少。”又说:“不可愿归，不可恋世，去住自然矣。”可见他的思想与从来道教的传统之说大相径庭。从来道教的教徒往往迷恋现世，企求长生，可是重阳则主张超脱生死之外，逍遥大化之中。在这一点，全真教的理想毋宁是接近于真正的佛教以及老庄的真髓了。

重阳死后，其弟子马谭刘邱四人相继出任全真教主。马丹阳著有《渐悟集》、《语录》、《洞玄金玉集》、《金丹诀》、《神光集》、《成道集》、《精微集》等。丹阳尝对其门人韩淘说:“夫道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柔弱为本清净为基。节饮食，绝思虑，静坐以调息，安寝以养气。心不驰则性定，形不劳则精全，神不扰则丹结，然后灭情于虚，宁神于极，不出户庭而妙道得矣。”我们试把他的所说加以分析，则无心忘言为禅，柔弱清净为道;调息为禅养气为道;性定为禅，也就等于程子所谓定性，而丹结为道。他的遵守师说，综合三教，可以推见。(丹阳所谓丹结颇引起后人的訾议，但其实，道家所谓金丹原指本来的真性，二字的意义是抽象的。本来的真性快利刚明，变化融通，故名曰金，一经锻炼，圆成具足，故名曰丹。)丹阳而外，谭长真著有《水云集》，刘长生著有《仙乐集》、《至真语录》、《道德经注》等，其思想亦无特色，兹不更赘。

重阳的弟子中，最杰出者厥推邱长春。长春登州人，生于1147年(金煕宗天眷七年，宋高宗绍兴十七年)，卒于1228年(金哀宗正大五年，宋理宗绍定元年，元太祖二十三年)。著有《磻溪集》、《玄风庆会录》、《鸣道集》、《大丹直指》等。自重阳、丹阳等把修道的新精神贯入于从来专重迷信的道教以后，道教的教理遂焕然改观，大有进步，而长春继起，更把这种新精神在生活中加以实践，故其感化力至为宏大。考全真教之所以能够风行天下，实有赖于长春者为多。今北平的白云观为长春所居长春宫的故址。就他一生的事迹讲，他于重阳死后庐墓二年，1174年入磻溪穴居，乞食度日，行携一蓑，所以人称为蓑衣先生。昼夜不寝者凡六载。寻赴陇州龙门山隐棲苦修，远方学者咸趋依之。1188年，应金世宗之召，世宗问以延生之理。他答说:“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兢兢业业，当防骄淫。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诞诡幻怪，非所闻也。”可见他的识见的高卓。1291(或说1292)年，东归登州棲霞故居赐额太虚。1207年，赐《道经》二藏。后来金宣宗宋宁宗召见，他俱辞不赴。1219年，年73岁时，元太祖在奈蛮国遣人来聘，不辞万里，慨然应命。途中费时约三年，1222年，与太祖相见于印度大雪山之阳，帝问王道，他就说:“节欲乃修身之要，爱民为永国之方”，并说到“天意在于好生恶杀”时，帝命侍臣书诸简册。(事详玄风庆会录)1224年东返，居北平天长观，1227年改长春宫，朝廷并赐金虎符，命主领天下道教事，以特旨蠲免道门的差税。殁年八十有二。

全真教自重阳主唱以后，流布极速。金末元遗山所撰《紫微观记》说得最为明白。“贞元、正隆(1153～1160)以来又有全真之教，咸阳人王中孚唱之，谭马丘刘诸人和之本诸渊静之说，无黄冠禳之妄;参以禅定之说，无头陀缚律之苦。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余以及之人。世间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亦尝惧其有张角斗米之变，令以止绝之，当时将相大臣有为主张者，故已绝而复存，稍微而更炽，五七十年以来，盖不可复动矣。贞祐(1214)丧乱之后，荡然无纪纲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为之教者，独是宗而已。”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金末全真教的隆盛了。

及至元代，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喇嘛教遽占势力。自喇嘛教一经传入，我国佛教顿呈混乱的状态。而与此相反，道教的隆盛却有空前绝后之象。邱长春为元帝而崇信，已如上述，而长春的弟子宋德方(号披云，莱州人，生于1183年，卒于1247年)受丞相胡天录之助，雕印《道藏》约五千卷(1237年开始，1244年完成)，在道教教理的弘布上也有极大的效果。(道藏中含有全真教的著作颇多，其理由在此。)及德方的四传弟子陈致虚出，他把全真教分为南北二宗，每宗各立七真人，想把新道教的全部统一于全真教之下。这样，全真教一经隆兴，同教教徒就想把龙虎山正统派以外的道教全部归并于全真教。致虚所定的南北二宗的系统如下。

张紫阳(即伯端)为南方台州人，年代亦先于王重阳约百年，所以其系统本与重阳的全真教系统有别。不过自元以后，二派已混在一起，不能再加分别了。壶天述在大德五年(1301)所撰《金莲正宗记序》中说:“自轩辕以来，教门弘盛，未有如今日者。”这是指全真第12代孙德彧时代的全真教的实况而言，可见全真教在于元代的势力的一斑。

当全真教风行江北之时，江南龙虎山的正一教(即三张以后的正统派)亦突然抬头，流行于江南一带。第36代天师张宗演受元世祖(在位期间1260～1294)之命，管领江南道教，宗演的法弟张留孙、吴全节等俱甚著名，朝廷曾授以立教大宗师的尊号。同时，道教的别派真大道教及太一教也被元室所推崇真大道教的首创者刘德仁的五传弟子郦希诚，朝廷亦曾赐以真人的尊号，希诚的门弟孙德福并受命统辖诸路的真大道教。德福更三传而至张志清，志清以至孝清节著闻于世。至于太一教。自首创者萧抱珍四传至萧辅道，应元世祖之召见，甚为称旨，辅道的弟子李居寿也由朝廷得有太一掌教宗师的尊号。这二派的系统，为时不久，即不可考，想来是未几就归衰歇的缘故。

要之，元代不是佛儒二教的时代。却可以说是道教独步的时代。世人有唐佛，宋儒，元道之说，确非虚语而道教各派之中，在于元代。要以全真教与正一教二者为最发达。就教理讲，全真教主张由练心缮性以证道，正一教则主张由斋醮符箓以延命;比较起来，前者的理论更为抽象，更为进步。至就全真教里面的南北二宗讲，二宗俱主性命双修，不过北宗偏重于命的方面，主张由命入性，南宗偏重于性的方面，主张由性入命，所以普通遂有北宗主命，南宗主性之说。考全真教之所以以性命的教理为基本，当然是因为受着宋儒的影响，宋儒无一不谈性命，性命实为宋儒学说中最根本的问题。性命二者俱系先天的，而性由人言，命由天言。性指自然的禀受，其源出诸天命，所以在天谓之命，在人谓之性。我们做人，自以全性全命为最高的标的。而南宗主张全性以全命，北宗却主张明命以明性。话虽如此，这种区别，在南北二宗里面，本不十分明显，而到了后来，二宗的教理全相混合，我们更找不出其间的差别了。不仅是也，即就全真教与正一教的关系讲，亦是同样。在于最初，全真教的兴起，其目的固在于道教教理的革新，因此，王重阳曾从旧有的道教中把迷信的要素彻底加以排除;可是到了元代，随着全真教的隆盛，旧日金丹之说(炼丹成仙)又行复活，开其端者为宋披云的三传弟子赵友钦及友钦的弟子陈致虚。致虚以为老子之道是金丹之道，达磨之道也是金丹之道，而金丹之道就是性命之道。致虚所谓金丹，其意义原不指炼丹成仙;可是金丹一被注重，道教旧有迷信之说遂势如燎原，而重阳主创全真教的精神便扫地无余，全真教与正一教的差别因亦湮灭净尽了。

明代而后，全真教的特色既已荡然无存，于是全真教势不得不为正一教所压倒。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8)，朝廷对于龙虎山正一教主张正常(张陵42代孙)赐以真人之号全国道教归其掌管。就道士论明初以张三丰为最著，至世宗(在位期间1522～1566)时，陶仲文、邵元节等最得帝的信仰，二人专以斋醮为事。《明史方技传》说:“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问有小验。顾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可见道教至明以后重复旧观，其迷信荒诞的色彩又趋浓厚。不过从他方面看，道教的教主(张天师)代受朝廷的封命，无时间断，所以道教的教权在我国社会上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根深蒂固的地步。因此，我们可以把自宋至明的时期看做是道教教权确立的时代。最后就明代《道藏》的纂印言，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所编印的计有5305卷，是为《正藏》，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命第50代天师张国祥加以补充，计180卷是为《续藏》。(现北平白云观置有正续藏全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