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儒学的统一及其反响

随室既兴，统一南北，当时的学者刘焯(字士元)与刘炫(字光伯)曾学《诗》于刘思轨，习《礼》于熊安生，所以他们都属于北学的系统。不过同时在于他面，这二人也兼习着南学，他们所作的《尚书》的义疏是以《尚书·孔安国传》为底本的。此外，姚文安及秦道静二氏初治《服氏春秋》，但后来也兼讲《杜氏春秋》。从这些事实看来，当时学术界的大势似有逐渐趋向南学的倾向。未几，隋亡唐兴，太宗鉴于经籍文字多有异同，经义亦失之分歧，乃命颜师古统一经文，孔颖达等统一经义，于是颜师古考校南北经本的异同，作成颜氏定本;孔颖达等参酌南北的经义作成《五经正义》。当时经学的统一遂告完竣。可是颜师古的祖父为颜之推(介)，之推初仕南梁，后奔北齐，复仕北周，他曾经见过江南、河北两种经本，并在所著《颜氏家训》的《书证篇》中常以江南本为是而以河北本为非，可见颜师古作定本时，尊重祖父的意见，偏袒南本，也决不是偶然。其次，孔颖达为冀州人，幼时熟诵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及长，又从刘焯学习经义，所以想来他也一定是一个左袒南学的学问家。我们一看在他监督之下所编纂的《五经正义》，《易》用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用《杜预集解》，作为义疏的底本，他的偏向南学，可以想见。不仅如此，《礼》虽用郑玄注，但他把北学的熊安生与南学的皇侃加以比较，常仰北学而扬南学。这样，唐初的《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名义上虽说是由统一南北经学而成，其实大体却可以说是采用着南学的。因此，学问家间在于当时也不无异论。然颜孔二氏系奉行朝廷命令的人，所以定本及正义一经订定，官学的教课及官吏的考试就莫不以此为依据了。

等到玄宗天宝(742～755)以后，对于钦定的正义表示反抗的著作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成伯玙的《毛诗指说》，啖助、赵匡、陆淳三人关于《春秋》的著书等。李鼎祚的传记不明，大概是天宝以后的人，他所著《周易集解》集录子夏、孟喜以下35家之说，并在其自序中说，“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可见他是反对依据王弼注的钦定的正义的。成伯玙的传记也无从稽考，他所撰《毛诗指说》分为兴述、解说、传授、文体四篇，并于同书之中把《毛诗》的《序》加以分析，以为最初一句系子夏所作，余皆系毛苌所续成。宋苏辙疑《诗序》非一人所作，郑樵与朱熹想抛弃《诗序》直接解《诗》，伯玙实启其端。钦定正义对于《毛传》主张墨守，他却明显地表示着怀疑与反对的态度。啖助字叔佐，天宝末年曾任临海尉，丹阳主簿，博通经学，尤长《春秋》。他考核三家的长短，作《春秋集传》及《例统》以补订之。门弟中，赵匡、陆淳二人最为特出。啖助死后，陆淳搜集其师之遗文，经赵匡之校阅，作成了《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此外淳又著有《春秋微旨》三卷及《春秋集传辨疑》十卷。啖助的著书今俱散佚，陆淳的著书幸尚存在，我们由此略可窥见他们思想的一斑。据陆淳的见解，《左传》成于左丘明之手的那种旧说实不足靠。又《公羊》、《穀梁》二传最初系出子夏的口授，后人才加笔录，所以其中也难免有错误之点，我们务宜考校三传的得失，弥补阙漏，以求圣人的真意。他反对钦定正义的全据《左传》，这种主张可以说是开了宋孙觉的《春秋》说的先河。

从上述几种著书看来，我们可以想像中唐以后学者对于钦定正义表示不满的那种倾向。而与这种倾向相并，同时关于儒学的新思想也已逐渐萌芽，韩愈与李翱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于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年57。他为有名的文章家，博学多闻，在想想方面亦有建树，著有《文集》及《论语集解》十卷。他反对佛教最力，作《佛骨表》以谏宪宗，几遭死罪。他的哲学的见解见《原人》、《原道》及《原性》三篇文字。在《原人篇》里面，他以为天地之间，有人与夷狄禽兽之类，而就中，人为夷狄禽兽的支配者，考人之所以能够做夷狄禽兽的支配者，实因人有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的缘故。《原道篇》则把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加以阐明。他先把佛老之道与儒家之道加以区别。他以为仁义道德四字之中，仁义乃系具体的概念(定名)，具有明白的内容，而道德却系抽象的空名(虚位)，是不具确定的内容的。儒家所谓道德乃是一种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可是老子所谓道德，抛弃仁义，所以内容空虚，一无所有。这是儒家的道德与老子的道德的不同处。其次，儒家之学注重现世生活上面的生养之道，其自的在于增进人生社会的福利，而为达到这种目的计，儒者主张设立君、臣、民等阶级，君行统治，臣行君令，民则从事农耕手工以事其上，这样，相生相养之道才得完成，社会秩序才得树立。可是佛家却主张弃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养之道，以求所谓清净寂灭。固然，儒家在大学里面也有正心诚意之说，但其所谓正心诚意乃是一种修齐治平上面的实际工夫，决不是指脱离天下国家的那种清净寂灭。这是儒家的见解与佛家的见解的不同处。总之，儒家之道是为达到相生相养的目的计，遵守君臣父子之义，广施慈爱生民之仁的那种道。这一种道是由尧传舜，由舜传禹，由禹传汤，由汤传文武周公，由文武周公传孔子，由孔子传孟子，孟子以后竟不得其传。他排斥荀扬，俨然以道统的嫡系自居。这一种道统说以及《大学》的文句的引用实可以说是开了宋学的端绪。所以韩愈确可被看做是新儒学的一个先驱者。他在《原性篇》中又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者纯善，中者善恶混，下者纯恶。这种见解不过是把孟荀的性道加以综合而成，实无值得注目之点。就性说讲，他的弟子李翱的见解在哲学上反较他更胜一筹。

李翱，字习之，曾从韩愈游。贞元十四年(798)登进士第，历任要职。性好佛，任朗州刺史时与药山惟俨曾相往来。会昌(841～846)中卒。著有文集18卷、《复性书》三篇，最为著名。考《复性书》之作，似由于天台六祖荆溪湛然及湛然弟子梁肃(著有《止观统例》)的影响者甚大。《复性书》上篇开端就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他以为性是善的，人之所以为恶，全由于情。那末，性既纯善，为什么会从善的性产生恶的情呢?照他的说明，人性本来是静的，在性静时，决不至于发生恶。《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就是指性的静的状态而说的话。可是这静的性一行发动，就会生情，而情又随伴着恶。这样，恶由情生，情由性动而生，所以我们果欲修德，务宜停止情的妄动，务宜重归本静的性。《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就是这个意思。《中庸》又说诚为天之道，诚的意义为定，这也是说不动乃是大道。《复性书》中篇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者，无思无虑也。”他主张无思无虑以断绝情的产生。人心果能寂然不动，则邪思自息;如只以性来明照一切，邪恶就无从生起。不过他所谓“心寂不动”，决不是停止一切视听的意思，却是指那种无所不知，无所不为，心性寂然，光照天下的状态而言。他以为《大学》所谓致知格物就是指此。物指万物，格指来到，万物来与五官接触，心即加以明辨，但仅止于明辨，绝对不产生些许的情，这就是致知。人如能致知，则就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复性实为人生最重要的工夫。《复性书》中篇说“方静之时，知心无思者，是齐戒也。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者，是至诚也。”他在修养上是主张渐修的方法而以至诚为修养最高的极致的。上述各项为《复性书》的要点，其内容与宋周子的主静说及二程子的性说颇多契合，而李翱常常引用《大学》、《中庸》以作立论的根据，这种方法也与宋儒相类。这样，韩愈的《原道篇》与李翱的《复性书》实可看做是宋学的先驱。至他所主张的性善、情恶之说，其根源在于佛教的真如、无明之说，毫无疑义。李翱用佛教的精神来解释儒家的经典，这种儒佛混糅的办法也可以说是开了宋学学风的先河的。

附注:唐代皇室以与老子同姓，故极崇奉道教。历代帝王多信炼丹修仙之术。据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所载，如太宗、高宗、宪宗、敬宗、武宗等皆因服丹药而丧生命。至唐代道教方面著名的学者有李虚中(著有《命书》及《开元占经》)，孙思邈(著有《千金方》)，司马承祯(著有《坐忘论》)，张志和(著有《元真子》)，罗隐(著有《两同书》)，谭峭(著有《化书》)，无能子及天隐子等。实行家则有刘进喜、叶法善及赵归真等。又高骈曾藉道术而作乱。其思想不失诸荒谬，即出诸抄袭，无学术上之价值，一概从略，不另设章叙述之。

【注释】

[1]三藏与三学的配合只不过就大体而言;精密讲来，自有语病。(因佛所说之经也未始不与慧有关。)读者应加注意。又关于禅定二字，也须稍加说明。禅与定本来略有差别。禅系梵语禅那的音译，意为静虑。定系梵语三摩地的译名(或音译为三昧)，意指寂静无想的那种心境。所以在禅，还有知慧的作用存在着;至在定，则知慧作用完全消灭;二者原是不同。不过禅为达到定的一种手段，所以普通又往往把禅看做是包含在定里面的一种方法，把禅定二者加以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