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经学的衰落与分裂

如前编第一章所述，后汉末年的大儒郑玄曾把今古文经学加以混糅。郑玄对于《周易》、《尚书》、《毛诗》、三《礼》都作过注解，独对《春秋》未曾有注。而与他同时的学者服虔则曾做有《左氏春秋》的注解。服虔的注据说是以郑玄的稿子做基础的，所以它当然可以补郑注之缺。总之，我们可以把郑氏的《易》《书》《诗》三《礼》的注解及服氏的《左氏春秋》的注解看做是郑玄的经学。

可是到了魏朝，王肃作诸经的注释，见解类与郑玄相反。王肃的注释，今皆散佚，惟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尚书孔安国传》。所谓《尚书孔安国传》是经东晋梅赜之手而出现于世的。清初的考据家阎若璩断为梅赜伪撰;其后丁晏以梅赜以前此传已经存在，且传的内容多与王肃的言论相合，又推定它为王肃的伪作。但是丁晏的推定，由我们看，证据尚欠充分。考王肃的门人里面有一孔晁其人;孔晁曾作过《逸周书》注，又著有《尚书疑问》三卷。《隋志》谓《尚书疑问》一书出王肃、孔晁的合撰，《新唐志》则谓系述录王肃、孔安国二人的问答而成，可见孔晁之字实为安国。所以，《尚书孔安国传》也许就是《尚书孔晁传》。果如是，则《孔晁传》的见解与王肃的言论多相符合，事极自然。要之，《尚书孔安国传》是与王肃具有相当的关系的。

其次，魏王弼曾作《周易》注，晋韩康伯又加以补充。他们都是以《老》《庄》来解释《易经》的。此外，晋的杜预著有《左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据《集解》的序，杜氏把刘子骏(歆)贾景伯父子(贾徽与贾逵)许惠卿(淑)颍子严(容)诸家的注释编集而成此书。而清儒丁晏却谓杜预此书的内容多窃自服虔的注解，而在论述礼制方面又多从王肃之说，所以杜预似又参考着《尚书孔安国传》。(见《左传杜解集正》)这样，魏晋之际的三种有名的经注，除王弼《周易》注以《老》《庄》改易旧说外，其余二种经注(即《尚书孔安国传》及《左传杜氏集解》)可以说都是以王肃的见解来改易郑玄的见解的。而王肃之女适司马昭，晋武帝炎为肃的外孙，所以王肃的经学在晋代极占势力，而左袒王肃的《左传杜氏集解》及《尚书孔安国传》也就为朝廷所采用了。

逮乎东晋，北魏崛兴，道武帝崇经学，立大学，置五经博士，其后历代君主亦皆奖励儒术，尊重郑学，于是南北经学别为二派。《北史·儒林传》说:“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再简单讲，当时北方所行的系纯粹的郑学，反之，在于南方，王肃、王弼之学却与郑学混在一起。南方自东晋亡后，宋齐梁陈四朝相继而起，北方则由北魏一变而为西魏、东魏，又变而为北周、北齐。这就是史家所谓南北朝时代。在于南北朝时代，经学也仍旧是南北不同，互相对峙着。

北学的代表为徐遵明。遵明初从王聪习《毛诗》、《礼记》、《尚书》者一年，后易师者屡，迄未满意，乃闭户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后得《服氏春秋》，细加研习，著《春秋义章》30卷，遂被推为海内的儒宗。北魏永安二年(529)为乱兵所杀，年55。遵明以《易》授卢景裕，景裕的门下有权会、郭茂二人，自后讲郑氏《易》者俱出二人之门。遵明的弟子又有李周仁、张文敬、李铉、熊安生。李铉曾任北齐国子博士，著有《孝经》、《论语》、《毛诗》、三《礼》的义疏，《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计三十余卷。熊安生也曾任北齐国子博士，后又任北周的露门博士，著有《周礼义疏》20卷，《礼记义疏》30卷。后之通《礼经》者多出安生之门。与遵明同时，又有刘献之，献之著有《三礼大义》4卷，《三传略例》3卷，《注毛诗序义》1卷及《章句》2卷，号称博学之士，尤长于《毛诗》。献之传其学于李周仁周仁传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刘思轨。后之讲《诗》者多出二刘之门。要之，北学以徐遵明与刘献之为宗，是完全以郑学为攻究的范围的。

在于南方，宋齐二代不重儒学，关于经学无足记述。及梁武帝于天监四年(505)开五馆，立国学，并任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为五经博士，各主一馆，讲授五经，于是经学的研究一时勃兴。当时学问家的有名的著作为崔灵恩的《三礼义宗》30卷及《左氏传义》22卷，皇侃的《礼记义疏》50卷及《论语义疏》10卷，戚衮的《礼记义》40卷，顾越的《毛诗》、《孝经》、《论语》等的义疏40卷，费甝的《尚书义疏》10卷，张讥的《周易义》30卷，王之规的《左氏春秋义》41卷。这些著作里面，关于《礼》与《诗》，俱从郑氏，与北方同;可是关于《易》则从王弼，《书》则从孔安国，《春秋》则从杜预，这是与北方大异其趣的。

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褚裒曾向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答说:“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遁闻之，说:“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牑中窥日。”这些都是中肯的批评。北人主博，然“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南人主精，而“学寡则易覈，易覈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所以《北史·儒林传》也说:“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人简约，得其精华。”这些都是足以表示当时南北学问的精神与倾向的。固然，后世的考证家，因南学里面杂有《老》《庄》思想，以为上述的批评不能算做得当;但就当时思想界的形势看，经学采纳《老》《庄》，实在由于环境使然，而后来儒学的哲学的基础，由我们看，有赖《老》《庄》之学者亦决非浅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