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概说
秦始皇继祖宗余业，并诸侯，灭六国，囊括海内，统一天下。他承受孝公以来的大政方针，顺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实施土地自由买卖政策于全国，这是我国历史上一大变动。始皇既统一宇内，乃听李斯之言，禁止处士的横议，采取绝对的愚民政策，焚书坑儒，所谓秦火之厄，于以产生。他不准人民讲习诗书，又设挟书之律，甚至把藏书者入之于罪。因此，天下的学者或携简策逃匿山间，或把书籍隐藏壁内。可是宫中的图书，当时却依然保存着。后来，秦宫为楚项羽所烧毁，而经过楚汉之争，民间所藏的书籍也就大部散失，所余无几了。及刘邦灭项羽，建汉室，四海复归一统。其后12年，即惠帝四年(纪元前191年)，始开挟书之禁，诏天下征求遗书，简编方才渐在宫中重行集中。话虽如此，从始皇焚书至惠帝那时，时间已经过了22年，这些竹简大概都受了极大的损伤，完全的书籍殆属不多。所以当时学者的工作的第一步当然是“整理”了。等到文景之世，一经专门之学因以成立。武帝时更置“五经博士”，使各讲授专门。帝又用董仲舒、公孙弘之言，崇尚儒术，罢黜百家，设大学，聘名师，竭力于文教的发展。同时，河间献王德、淮南王安又雅好文学，广求书籍，不计费用，所以二王所得独多，不仅限于经书，就是诸子之书，他们也搜集了不少。现在如列举西汉“今文”的专门家(所谓十四博士)时，则《诗》有鲁(出于申公)，齐(出于辕固)，韩(出于韩婴)三家;《书》有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同出于伏胜;《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同出于高堂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春秋》则为《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母生、董仲舒。(《庆氏礼》不在十四博士内，《穀梁传》亦然。)以上十四博士所用的各书都是几个年老的学者凭着记忆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所以叫做“今文”，“今文”就是用现代(当然是指汉代)文字书写的意思。但到后来，所谓“古文”经传逐渐出现。这些书是用汉以前的文字(所谓蝌蚪文字，就是古籀)写成的，所以与“今文”相对，叫做“古文”。就“古文”经传的来历讲，《易》为费直所传，《书》为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发其壁藏所得，《诗》则献王手下的博士毛公所传，《周官》则河间献王所得，《逸礼》则鲁恭王坏壁所得，《春秋》则《左氏传》亦出，据说为张苍所传。兹将西汉今文十四博士和西汉末所发现的古文经传列表于下，以清眉目。(据周予同的研究。)
续表
续表
西汉经师对于古文经传多不信任。西汉末年，刘歆屡请立入学官，皆不见许。王莽篡汉，歆仕莽朝，始把古文经传立于官学。可是光武复兴以后，旋又废去，专用今文。不过西汉今文学者之说率皆依据秦代旧儒而来，其思想多方士化，具有神秘迷信的倾向，所以平心而论，今文学家也不能说是先秦儒家的正统。东汉以后，学者对于今文学家阴阳灾异之说已感厌倦，学风渐变，古文学因亦逐渐抬头。东汉经学的大师，如贾逵、许慎、马融、服虔等，也大都崇尚古文，轻视今文。经今古文的争辩几达二百年，直到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康成)出来，他综合了一切古今文的家法，自创一家之言。(但就大体讲，他仍是偏袒经古文学的。)玄学问最称淹博，偏注群经，其著作种类之多，在两汉实首屈一指，而其内容则都兼采今古文。如他笺《诗》，以毛本为主，而又时达毛义，兼采三家;于是郑诗笺行而今文齐、鲁、韩三家《诗》废。注《尚书》用古文，而又和马融不同，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或马从今而郑从古;于是郑书注行而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废。注《仪礼》也兼用今古文，从今文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于是郑礼注行而今文大小戴《礼》废。在郑氏的本意，也许以为今古文自来互相攻击，实系学术界中的不幸，为息事宁人计，只有折衷调和之一途，于是他本个人心得，参酌各说，树立了一种比较平允的见解。这样，他的学说，虽以古文学为宗，但同时亦兼采今文学。而当时学者，一则苦于今古文家法的繁琐，一则震于郑氏经术的博洽，所以翕然从风，鲜有异辞。但这样一来，郑学盛行，而古今文的家法淆然混乱了。在郑学盛行之后数十年内，曾发生过一次反郑学运动。倡这种运动者为西晋王肃。可是王肃之反对郑学，并不在于反对今古文家法的混淆，无非出于个人的好恶，所以他或以今文说驳郑氏的古文说，或以古文说驳郑氏的今文说。后来，王氏虽借政治之力(肃女适司马昭，晋武帝炎为其外孙)，得把他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和其父朗的《易传》立入学官，一时使郑学受了很大的打击，然而今古文的家法从此更无人过问，而当时所谓儒者也只知龂龂于郑王之争了。
现在我们将今古文二派的重要的差别列表对照如下。
今 文 学 古 文 学
(一)崇奉孔子。 (一)崇奉周公。
(二)尊孔子为受命之素王。 (二)尊孔子为先师。
(三)视孔子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三)视孔子为史学家。
(四)以孔子为托古改制。(四)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五)以六经为孔子作。(五)以六经为古代史料。
(六)以六经内容程度的浅深，排列(六)以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排列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
(七)以春秋公羊传为主。(七)以周礼为主。
(八)为经学派。(八)为史学派。
(九)经的传授多可考。(九)经的传授不大可考。
(十)西汉皆立于学官。(十)西汉多行于民间。
(十一)盛行于西汉。(十一)东汉时稍盛，东汉末大盛。
(十二)斥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之作。(十二)斥今文经传为秦火残缺之余。
(十三)今存仪礼、公羊、穀梁(?)(十三)今存毛诗、周礼、左传。及大小戴礼记(?)、韩诗外传。
(十四)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十四)斥纬书为诬妄。有存者。
由今日的我们看来，今文派可以说是两汉的官学派，所以今文经传大概是由秦代的博士辈传下来的，其中多杂有秦代齐鲁方士辈的思想，这是当然的事。我们一看汉初的儒者如董仲舒等往往把神秘思想添入经传，就可明白。对这一点，现尚残存的何休的《公羊传》注也可证明。
至于古文派的经传，则本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残简。就资料讲，照理本较今文派的经传可靠。只要整理得法，不附私见，当时的古文派实可整理出比较今文更为正确的经传。不幸当时的整理者却为附和王莽的那个刘歆。他挟自己的私意，任意增删，于是比较可靠的资料也就被他糟蹋净尽了。这样，今文也好，古文也好，二种经传实在都未必可靠;在于今日，我们果欲找出经传的真面目，今文古文都系我们研究的资料，而同时因为现存的经传，不拘今文古文，都含有后人窜改的地方，我们尤须依据科学的方法，择真去伪，把它重新加以整理。
东西两汉的儒者的事业，如上所述，可以说是全在“古书整理”与“古经训诂”二点上面。而他们的事业的范围不仅限于经书，即于老庄以下诸子百家也无不涉及。经子二者纵难免因他们的整理失却了一部的真相，但是我们今日总还有经子二者可读，这传授的功绩是不得不归诸汉儒的。汉学之所以称为训诂之学与夫训诂之学之所以有功于我国文化者就在于此。
就儒学讲，汉代之学固为训诂之学，可是就思想言，汉代实可以说是一个黄老思想最为流行的时代。高祖破秦入关，约法三章，废除秦代苛法，因此深得人心。惠帝之时，君臣皆主无为清静，人民因得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从这种事实看来，黄老的主张是很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形的。在于朝廷，窦太后相传最好黄老;在于学者，如陆贾、司马谈等也都尊尚黄老无为的学说。尤其是司马谈，当他论列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要旨时，以为各家俱有长短，惟有道家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这样，在于汉初，上自王公大人，下至百姓万民，都有尊黄老，尚无为的倾向。考黄老之所以适合当时人心的原因，约有二端:一为黄老之说对于久困于秦代苛法与长期兵乱的人心足以给与安慰，二为黄老之说适应着当时人心的内面的(精神的)要求。对第一点，无待赘述。对第二点，我们却不得不加以简单的说明。如前面所讲，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有主张个人独善的出世的学派(就是老、庄)与主张救济社会的入世的学派(就是儒、墨)互相对立着。可是精密讲，老子也决不是绝对不谈天下经纶的方策的。大体讲，“怎样能够救世?”这一个社会实际问题实在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等到秦汉的统一，这多年的大问题一旦已告解决，于是人心的根底就发出了一种更深刻的要求。如秦始皇、汉武帝之求神仙不死之药，就可以说是这一种要求的表示。人生的根底既发生了这一种更进一步的要求，换句话说，人心既从“如何救济社会?”的问题转到“如何救济人生?”(因为人生是变幻无常的)的问题，那末，儒、墨、名、法诸家当然不足以满足这种需要，而一般人心遂也逐渐倾向于黄老一方了。所以，汉武虽曾崇尚儒术，罢黜百家，当时的儒者虽曾竭力做他们训诂的工作，但是汉代的思想还是向着黄老前进不已。黄老的思想不消说是厌世的，所以当时的思想因亦倾向厌世主义。人生确是变幻无常，但我对这变幻无常的人生是虽欲救济而无从救济的。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决非人力所能变更。固然，当时有一派人想借炼丹服药以达到神仙不死的境地，但事实上无论何人最后总难免于一死。“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不仅当时诗人有这一种感想，就是当时哲学家(如淮南子)也以为生是寄，死是归。生寄死归既是无可如何的事实，所以扬雄以为人之羡慕久生，乃系无学的缘故。果是这样，神仙不死既非实际所能办到，人生天地正和蜉蝣无别，所以当时又发生了一种纵情求乐的思想。《古诗》十九首之一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书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这不但是诗人的心声，实是足以代表当时思想的基调的。换句话说，当时人心中的厌世观不转入于信仰，却一转而成为极端的现世享乐主义了。这一种倾向由两汉直延及于魏晋南北朝而愈盛，而黄老的崇奉后来亦一变而为老庄的崇奉了。所谓清谈之徒(竹林七贤)就是这一派的代表。不过上面所讲，是就思想比较进步的知识阶级而说的。若在一般民众，则求长生的风气支持甚久，他们总想以长生来救济人生的变幻无常。惟因长生在于现世实不可能，所以最后他们不得不求之于另一世界，于是宗教的信仰遂为他们唯一的出路，而汉末张陵所倡的道教的产生就是适应着当时民众的这一种需要的。
其次，汉代思想的另一特色为迷信。阴阳五行说及谶纬就代表着这一方面。这些理论偏于神秘，完全是依据想像而不讲论理的，所以在学术上的价值当然极少。我们先从“阴阳五行说”说起。阴阳是《易》的二个原理，古代人士往往应用这二个原理的消长以辨人事的吉凶与祸福。到了汉代，则更配以《尚书·洪范》的五行说及历法，分一年为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以《月令》(参考《礼记》)规定月月的行事和日日的吉凶。我们日常行事，须选吉日，避厄日，以求免灾得福。(从前的历本就是其例。)五行是指水、火、木、金、土，其名见诸《洪范》，但提倡五行说的似为战国中叶的驺衍、驺奭等。(二人约略与孟子同时。)《史记》称驺衍深察阴阳消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通，学极博洽，为斯界大家，王公大人一接其术，无不惧然顺化。驺子的书湮灭不传，现在我们无从知其详细，可是所谓“五德终始之说”要为他们一派所倡的五行相克的理论。他们以为五行之中，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其顺序为土、木、金、火、水，譬如虞以土德王，夏以木德代之;夏以木德王，殷以金德代之;殷以金德王，周以火德代之。驺子周人，其说至此为止，但据其理论我们自可推知秦为水德，汉为土德。这种学说叫做“五行相胜说”。(《史记·封禅书》也采用之。)到了汉代，与这五行相胜说相对，又产生了一种“五行相生说”。照“五行相生说”讲，五行一方面固然相克，一方面却又相生，就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而五行相生乃是宇宙事物及人类社会所以进展的真相。这样，历代王朝的兴替，与其说是后代克服前代，毋宁说是从前代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后代，此中的嬗变都遵奉着自然的法则。譬如大皞以木德王天下，由木生火，所以继起的炎帝就以火德王。炎帝之后，黄帝以土德王;黄帝之后，少皞以金德王;少皞之后，颛顼以水德王。(汉刘向采取这一种说法。)在汉代的著述里面，五行的理论随处皆是;不过同讲五行，有的主张相胜说，有的却主张相生说，这是我们所当加以辨别的。兹将二说的内容列表于下。
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就成为阴阳五行说。这种阴阳五行说到了汉代更形发展，汉代人士竟把这种理论应用于一切日常行事上面。举凡对于时候、方位、食物、衣服、色彩以及其他精神作用等都依据五行加以说明。(如时日相克，方位相克以及火性的男不可娶水性的女等等。)从古代“天人合一”的观念演绎出来的这一种阴阳五行说，自汉以来，烦琐达于极点，而迷人之力之强亦达于极点。其结果，社会上产生出许多以阴阳五行说为谋生的工具的人们(如是星相家、堪舆家，甚至于巫医等等);这一班人愚民惑众，诈财骗钱，无所不至。三国时的管辂，晋时的郭朴等且被称为斯道的大家，据说测无不知，言无不中，可见国人迷信之强与夫他们魔力之大了。这一种学说的影响，所及的范围至为广大;不仅中国，就是日本、朝鲜，不仅古代，就是近代、现代，都多少受着这一种思想的支配。那末，我们也就难怪汉代有名的学问家，如董仲舒、京房、刘向等都为其信徒了。
再就谶纬言，这些当然也是迷信。精密讲，谶与纬本系两种不同的东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六说:“按儒者多称谶纬，其实谶自谶，纬自纬，非一类也。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史记·秦本纪》称卢生奏录图书之语，是其始也。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史记》自序引《易》:‘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书·盖宽饶传》引《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者均以为《易纬》之文是也。盖秦汉以来，去圣日远，儒者推阐论说，各自成书，与经原不相比附。如伏生《尚书·大传》，董仲舒《春秋阴阳》，核其文体，即是纬书，特以显有主名，故不能托诸孔子。其他私相撰述，渐杂以术数之言，既不知作者为谁，因附会以神其说。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这些话甚是中肯。谶是预言未来之事的。所以后汉的张衡说:“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谓之谶书。”(见《后汉书·张衡传》)。关于预兆的信仰，自古即已有之。当周的武王伐纣渡河(黄河)之时，白鱼跃入船中，武王的部下因此遂信以为天命已在武王，就是一例。但这是自然界方面的预兆，不是文字上面的预言。文字上面的预言(谶)，普通讲，实始于秦。《史记·始皇本纪》里面说卢生入海归来，他所奏图谶之中，有“亡秦者胡也”一语，这才是真正的谶的起原。有人以为后来始皇之所以倾一代精力，完成万里长城，其动机的一部分就在于此。汉代人士最相信这种预兆或预言。大儒董仲舒以为鲁哀公十六年西狩获麟，这乃是孔子受命之符。因此，今文学派都把孔子称为素王。《汉书·王莽传》也载有一段故事，说在莽立孺子婴的那一年，在武功地方的井中掘出了一块白石，其石上圆下方，石上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八字。王莽借此篡了汉室。后汉光武亦以图谶兴，故对图谶甚为信仰。这样，上行下效，信谶之风因以日盛。可见谶始于秦，等到前汉哀平以后遂大为流行了。
至于纬，系对经而言，在汉以前无人谈及，其名实始于汉代，而其详目则始见于《隋书·经藉志》。所以对纬，自来的学问家多怀疑之。据《隋书》，纬是孔子编纂六经时恐后人不明真意，因作之以明示经义的。但考其内容，多系阴阳家的思想，其神秘的预言，在在与今文相比附。如《易纬》把五常与八卦加以联络，用八卦来说明仁、义、礼、智、信(见《易纬》《乾凿度》卷上)，其说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又如《春秋纬》说:“邱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这样，孔子在数百年之前，推测天变，竟预为汉帝制法，且同书之中并附有种种谶语(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五十六)，这又真可称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了。这些思想大体可以说是从中国古来天人合一的思想扩充而成，其倡之者驺衍，其发挥之者实不外为汉代人士。孔子本身决不会抱有这一类谬妄的思想。所以纬非孔子所著，自无疑义。可是汉儒，尤其是今文派，大都相信着纬。如董仲舒(今)著《春秋繁露》，阐扬五行灾异的道理，刘歆(古)则以《河图》为《易》的根源，《洛书》为洪范的蓝本，其他又如孟喜、京房(今)的《易》学，扬雄(古)的《太玄》，何休(今)的《公羊传》注等殆无一不是幽玄其说，神秘其辞的。这些大都可以说是与纬的思想有关。《隋书·经籍志》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而汉代儒者却把“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者畅加发挥，一无顾忌了。
上述阴阳五行之说与谶纬之学，一言以蔽之，都不外是迷信。这些都是在战国末年方才发生而在秦汉时代特别流行的思想。汉代人士承秦人(方士)之后，用这种思想去解释经书而且较秦人更变本加厉，这真是经书所遭的大厄了。
汉代思想的特征，略如上述。汉代儒家，当秦火之后，多埋头于经书的整理和训诂，这是当然的事。因此，一代大儒如刘向父子、马融、郑玄辈，其思想也并无值得研究之点。四百年间，只有前汉刘安、董仲舒、扬雄及后汉王充四人，思想上略有可观而已。黄老思想，在于汉代，虽极占有势力，但当时一般所注重者与其说是在于哲理方面，毋宁在于养生的技术方面，这样，道教就在汉末应运而产生了。至于佛教，相传在后汉明帝时，虽已输入，但力量极小，于当时的思想界实无明显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