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法家

欲治春秋战国混乱的社会，老子所主张的彻底的恬淡无为，当然是不适当的。儒家崇奉尧舜，崇奉周公，想把当时的社会使之重返他们所想像的古代的黄金社会，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墨家理想虽高，但其言离实际太远，且亦带复古的倾向，更是不切实用。只有法家，立说全据事实，所以他们在实际政治上曾经有过不少的贡献。在于当时，封建制度因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已经逐渐崩溃，贵族的势力日趋衰落，平民在农商方面因生产技术的进步多有贮蓄，其势力因亦日趋强大。在这种时势之下，欲谋改革社会，只有因势利导之一途。社会的演进是遵循着必然的法则的，逆势而行的各种计划与理论不但徒劳无功，反而有阻碍社会进化的弊病。把这一点看得明白的就是法家。法家的学说都以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的现实的趋势为根据，他们都想根据现实(Sein)，树立理想(Sollen)。当时社会的各方面实际上已与古代大不相同，所以他们以为不应该以复古为理想(与儒墨相反)，又因他们知道树立理想务须依据现实，所以他们不赞成海阔天空不顾事实的空论(与老墨相反)。他们主张先认识现实，然后再依据现实来谋社会的改革。他们以为时势常变，社会制度也须因之常变，他们主张变法。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赞颂的。

《商君书》(此书虽不足靠，引此聊供参考)《更法篇》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商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

《韩非子·五蠹篇》也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从这些议论，我们也可窥见法家与儒家的不同了。法家中间，申不害、商鞅、韩非最为著名，而他们一派又多推管仲为他们的元祖。不过管仲、申不害、商鞅的著书(现存者为《管子》、《申子》、《商君书》)都系后人伪造，他们的学说的详细我们无从知道。此地我们略述韩非的思想。

韩　　非

韩非为韩国的公子。他是纪元前3世纪的人。他和李斯一同受学于荀卿，最喜刑名法术之学。当时韩国国势日弱，他曾数次上书韩王劝其变法自强，王不能用。秦王读韩非的著书，慕其为人，秦攻韩时韩使韩非向秦求和，秦王遂得与韩非相见。秦王曾想把韩非登用，因为李斯等所谗毁，非遂下狱。后来，李斯竟使人送毒药与韩非，叫他自杀。非遂死狱中。时为233.B.C.。韩非的著书，据《后汉书·艺文志》有《韩非子》五十五篇，今本亦有五十五篇，不过今本之中不免有后人窜附的部分罢了。韩非为人口吃，然通达世故，长于文章。蜀汉刘备称韩非申不害之书足以益人智慧，实是正确的批评。

重法尚刑，信赏必罚，为商鞅治秦的要领。量才录用，任贤图治，乃申不害治韩的方略。商鞅所注重者在法(法令)。申不害所注重者在术(统治术)。韩非则言法并言术。所以韩非可以说是一个集法家的大成的学问家。韩非不但综合法术，他并把儒道二家的思想冶为一炉。他学儒于荀卿，后来从荀卿所谓礼更进一层而提倡他所谓法。他又喜攻老子之说，以老子的虚静为人君治术的极致。《史记》评韩非谓其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此言是确当的。韩非实不失为先秦思想界里面把申、商、儒、道加以综合的一个大思想家。

韩非主张法治，而他的法治论的出发点(或根据)却在于荀子的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的心理的基础在于人类的利己的欲望，韩非也是同样，以为人类是都具利己的欲望的。荀子以为人是利己的，因而也是性恶的，所以我们应该以礼来矫正人性来制限利己的欲望，而韩非却更进一步，以为果想治人，单单用荀子所谓礼实嫌不够，还得用法。他竭力主张法治的必要。这样，荀子提倡伦理的(或道德的)制裁，韩非乃是提倡法律的制裁的。《显学篇》说:“夫必恃自直之器，百世无矢;恃自圆之木，千世无轮。”世上没有本来就直的箭桿，也没有本来就圆的木材，一定要加以人工，箭桿方会直，木材方会圆。造矢造轮，都有待于人工，决没有天成的。人性也是一样，好人决不是天生的，一定要用法加以矫正，人方能成为好人。这一点就是他依据于荀子的性恶论的地方。

人类的行为，在于韩非，目的要在谋得自己的利益。《备内篇》说:“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贵富。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这样，医师、舆人、匠人等的所为，其目标无非在于获得各人的利益。韩非并以为就是父子之亲，夫妇之爱也是都不足靠，父、子、夫、妇所谋的也无一不是各人自己的利益，君臣更不必说了。臣对于君所以尽忠，为的也不外是自己的利益罢了。

人为自私自利的动物，这是古今皆然，而就时势讲，今又不如古。《五蠹篇》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今日的现实如此，古代的状况如彼。在于古代，无法亦可致治。但在于今日，就是设了严法，致治尚且难望，何况无法?韩非，这样，站在性恶及时势二种根据上面竭力主张法治的必要。

儒墨主张复古，儒家想把周公之政，墨家则想把夏禹之政使之重现于今日，这在韩非看来，都是宋人守株待兔的办法。古代的德治决不能再现于今日。在于今日，施行严厉的法治，犹恐难以致治，所以像儒墨二家的样子，只知抄袭古代的旧制，不谋崭新的设施，是断乎不行的。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的今日，不用法律来谋治国，这正和不加缰辔来御悍马一样。《五蠹篇》说:“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马。此不知之患也。”这样，人君是不可不用法律这一条缰绳来驾御人民的，否则人君就难免有颠覆的危险。仁爱决不是统治今日的人民的良好的方法。他用比喻说:“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有阙文)。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五蠹篇》)同样，像古代的样子，用仁爱统治今日的人民，实无实效，可是若用法律统治，却还有致治的可能。这样，韩非对于儒墨所主张的仁政力加排斥，同时，他于老庄学派和名家者流也大事攻击。老子主张无为恬淡，以为非无欲无以致治。名家者流多作恍惚之言，玩弄诡辨。韩非则以为这些都是淆惑天下的邪说。他以为在于社会之中，子不可不讲所以事亲之道，臣不可不讲所以事君之道，试问怎样能够无为?又试问怎样能够恬淡?又在社会之中，人们不可不讲忠信，专用是非颠倒或模棱两可的言辞来行混骗，这也决不能算做办法。在于韩非，只有他的法治主义乃是最有效最完善的方策。法有一定的条文，背之则罚，守之则赏，赏罚分明，则人民就无敢不守法了。在法律之前，不拘贵贱贫富都系平等。人君能彻底施行法治，则今日的时势虽不如古，却仍能收治平的效果的。

韩非，又与商鞅一样，提倡重刑。《五蠹篇》说:“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则手不掇百镒。”因为人性好利而又怕害所以治国之时，刑罚不可不重。刑罚如重，谁也不敢冒犯。所谓刑罚的目的在于惩戒恶人，刑罚重则恶人不敢为恶而良民因受其利。若在良民，刑罚的重与不重本无丝毫的妨碍。所以就良民说，刑罚尽不妨加重，而对付恶人则刑罚务须加重。晏子以齐景公繁于刑，讽谏景公，劝其减刑，韩非评其事，谓晏子以为刑多应减而不察刑之当与不当，晏子是根本错误的。他说:“今晏子不察其当否而以太多为说，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难二篇》)他以为刑如当，就无所谓多;刑如不当，就无所谓少。我们应该只问刑之当否，不必问刑之多寡。他主张为保护良民，禁止奸邪起见，重刑是绝对必要的。

韩非除言法(包含刑)外，又言术。术指人君所以统治国家人民的方术。人君最重要的统治术有四。(一)为虚静。人主君临臣民首须虚静。在这一点，韩非的思想，依据着老子的学说。臣下事君，完全为者自己的利益，所以臣下总是窥伺人主的好恶而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的。臣下的一举一动总想投合人主之所好，避免人君之所恶，以期达到他们获得利益的目的。因为这个缘故，人主为求不受蒙蔽起见，最好不要把人主自己的好恶爱表示出来，换句话说，人主务应虚静自持。他说:“去好去恶，臣乃见素。”(《主道篇》)人主果能虚静，果能不把自己的好恶表示出来，那末，臣下就无从知道人主的好恶，因而也就无从投人主之所好或避人主之所恶。这样，臣民的虚饰做作都无从发生，而人主就可以辨别臣下的真正的才能而加以驾御了。(二)为参验。治国固须用法，但法是死的，行法究有待乎行法之人。因此，用人为人主最基本的要务。用人当然不宜滥用，用人务须适当。把适当的人才用于适当的地方，这是人主在统治上最重要的事。人主果求用人适当，那末，除虚静自持外，还得用“参验”的方法。韩非把“参验”又名之曰“参伍”或“形名参同”。社会上负有声望的人如被登庸时，人主应考察其究竟是否名符其实。既用而任以职位以后，人主又应求其尽职。人主对于不能尽职之人固应加罚，即对于越职立功的人也应置罪。他说:“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罚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宦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宦则死，不当则罪。”(《二柄篇》)这样，他以为典衣不尽其职，固属有罪，但典冠越职也应受罚，因为越职易使法律紊乱的缘故。总之，韩非主张法与此地所谓术在治国上是应当并用的，而在术之中，虚静与参验最属重要。(三)为防八奸。韩非以为人臣之所以成奸，有八种方法，就是八奸。八奸就是同床、在旁、父兄、养殃、民萌、流行、威强、四方。同床是指后妃夫人等而言，后妃夫人之言最易动人主之听，所以臣下往往联络后妃，以作种种非法之事。在旁是指俳优、侏儒等人主的亲近而言。人主对于亲近的人们因为他们最工谄谀奉迎，易于听从，故臣下勾结他们以作恶为非。父兄是指人主的亲族而言。亲族与人主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臣下常常勾结他们以行奸邪之事。养殃是说臣下以宫室、台池、金玉、子女等诱惑人主，使人主乱心纵欲，而臣下从中获取私利。民萌与民氓同，是说臣下施惠人民，收揽民心，使朝廷市井都只知臣而不知君。流行是说人臣养辩士，操纵舆论。威强是说人臣蓄壮士，遇有异己之人使壮士加以暗杀，以图增进自己的威力。四方是说人臣连络强国的使臣以博外国的欢心以胁迫君主。以上八端谓之八奸，是人臣常做的事情，人主务宜加以预防。(四)为执二柄。《二柄篇》说:“明君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法也。何谓刑法?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法。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法，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爱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法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法制臣者也，今人君者释其刑法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这样，韩非以为人主所执以制臣的二种大柄(刑与法，赏与罚)是不可旁落的。二柄万一旁落，则不但贤者无从近君，就是人君的地位与生命也将陷入于危险之中而不能自拔了。他又把把持二柄的人臣名之曰重人或重臣，并把重人或重臣比之于猛狗。而韩非自己后来也竟死于这一种猛狗之手，想来这不是韩非初料所及的罢。

综上所述，韩非以荀子的性恶论为基础，社会的现实为根据，提倡他的法治论，他兼言申不害之术与商鞅之法，而以老子的虚静为其理想的极致。他是网罗了当时各派的学说而树立他一家之见的。他的议论，条理明晰，文辞畅达，读之令人称快。他的思想里面虽难免有过于冷酷的地方(如以为父子之亲，夫妇之爱，也不足靠等)，但我们一考当时的社会的实况，他的主张也未始不包含有一面的真理。思想家的思想要不外为社会的现实的反映，韩非当然不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