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开始讲述中国哲学史之前，我们不得不把关于中国上古的传说略加叙说。
照普通讲，开辟天地者为盘古。徐整《三五历记》说:“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一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太平御览》卷二)这一段当然是神话。盘古以后，继盘古起而为帝王者，通常说是三皇五帝。天皇氏有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氏有兄弟十一人，亦各一万八千岁;人皇氏有兄弟九人，统治天下共计四万五千六百年;这就是通常所谓三皇。三皇以后，有巢氏出，教民建筑。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治网罟，作八卦以供占卜之用。女娲氏定夫妇之伦。神农氏教民稼穑，尝百草以疗病。
通常所谓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史记正义》)黄帝与蛮族蚩尤曾经作过长久的战争，又定史官之制，造砖瓦建观象台，置闰月以改订历法，制定六十甲子的纪年方法，建筑祀天的祠庙等等。关于颛顼、帝喾，传说极少。尧是一个模范的皇帝，因为他的儿子丹朱不肖，传位于才德兼备的舜。舜尽瘁国政，划一度量衡，出巡各地，征服蛮夷，区分国土为十二州，并治理了不少的河道。舜因禹治水有功，也把帝位不传于子而让于禹。
以上乃关于三皇五帝的通常的说法，但此外异说也属不少，此地只好从略(据《白虎通》，三皇为伏羲、神农、祝融或伏羲、女娲、神农。五帝则为黄帝、金天氏、高阳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六人而称五者乃是因为他们俱合五帝星座的缘故。)
禹把君位传子，开辟了世袭的帝制，这一朝就是夏代。夏代自禹至桀，凡17传而亡于商。
上面所说的这些，现在我们只好视为神话或传说，因为到今日止，关于这所讲的种种，还没有确实的史料发现。我们把上述的时代只好名之曰史前时代(Prehistoric Period)。
中国古代的历史——最少，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起于商代。因为到了商代，才有文字的记载。而这种商代留传下来的记载的文字(甲骨文字)是最近方才发现的。1898年到1899年之交，在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该地即《史记》所谓洹水之南殷虚)，农民当耕田之际，发掘了无数的龟甲与兽骨的破片。在这些甲骨的破片上面，刻有极原始的文字，而文字的内容乃系三千余年前殷代(商系该朝自称的名称，殷系后代所给的名称)王室的占卜的记录。固然，甲骨的发现，这不是第一次，不过从前所发见的甲骨并未引起世人的注意，因而归诸散佚与毁坏者不可胜计。而这一次1898～1899年的发掘却引起了山东潍县骨董商人范某的注意。范某一见甲骨，认为奇货可居，把来运至北平。不久，其大部分即为王懿荣所购藏。王氏的收藏约在千片以上。1900年，义和团事变起，王氏死，所藏尽归江苏丹徒刘鹗(字铁云，即《老残游记》的著者)。刘氏的搜集不久竟达三四千片。1902年，罗振玉(字叔蕴，浙江上虞人)劝刘氏把他所藏的甲骨拓印行世，是为《铁云藏龟》，这是我国关于甲骨文字的出版物的最早的一部。罗氏自己从1906年起也开始搜集，到1911年的时候，他所藏竟达三万片之多。罗氏并以石印公之于世，现行于世者，计有一、《殷虚书契前编》八卷(1913);二、《殷虚书契菁华》一卷(1914);三、《铁云藏龟之余》一卷(1915);四、《殷虚书契后编》二卷(1916)。罗氏不但搜集甲骨，研究甲骨的文字，他并且搜集与甲骨同时发见的古器物(包括石器、骨器、铜器，但无铁器)，刊行了《殷虚古器物图录》。同时，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根据这些确实的史料，证实了殷代多数君王的名字，并推定了一些殷周的制度(详见《观堂集林》)。总之，有了这些确实的史料，我们大体可以断定殷代为我国有史时代的起点，并且殷代乃系一个金石器并用的时代。
这样，我国的历史起于商代，而商代为一个文化极幼稚的时代，这些已如上述。现在更进而略述解释历史上所应采用的新观点。
原来，在历史的解释上是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大体讲，最大的派别有二:一派把历史看做是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因此在历史的进展上，我们并无原则可以探求;另一派却把历史不看做出于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以为历史的进展，和自然界的演进相仿佛，是必然的，所以其中也不无原则可寻。固然，我们人类对于历史的进展多少具有促进或阻碍的力量，换句话说，我们人类也未始全无用力的余地;但是这人类的力量，若与整个人类社会进展的力量相较，是非常渺小的。所以，如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在于鉴往知来，那末，我们对于历史进展上的原则应该加意探究，自不待言。现在站在后一派的立场上拟对解释历史上所用的新观点略举要项于下。
(一)社会发展的一般的原则人类社会是一天一天在那儿不断地演变的。而照新观点讲，这种社会的演变包含有种种原则在内。
考人类的现实的生活，其中含有二重性。就是，如我们把人类的现实的生活加以分析时，其中的一方面为人类对自然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类为获得生活上所必需的物质起见，对外界的自然，当然要加以种种的利用，于是人类与自然就不得不发生关系;而从另一方面讲，这种利用自然的工作，决不是由个人独立举行的，却一定由多数人共同举行，而因为是共同举行的缘故，人与人之间也就不得不发生关系了。
在人类利用自然时的一切有效的力量(如人力、牛马力、水力、机械力、电力等等)，就是通常所谓“生产诸力”(Produktiv－kraefte)。
当人类利用自然时人类相互之间所结的那种社会的关系就是通常所谓“生产诸关系”(Produktion－sverhaeltnisse)。
这样，我们把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二者，在人类的物质生活方面，无论何时，都可加以发见。所以，我们把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也可以看做是人类的物质生活里面的被统一着的对立物。为什么是对立呢?因为生产诸力是发现于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上面，而生产诸关系是发现于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上面，故二者不同，即为对立。进一步讲，这二种对立物却又是不可分离的。为什么是不可分离呢?因为我们人类利用自然时，人类相互之间，一定有一种社会的联络，所以生产诸力的发挥一定在其本身上包含有生产诸关系。假定没有生产诸关系，生产诸力的发挥就不可能。因为这二种对立物不能分离，故二者为被统一着的对立物。
照新观点说，人类物质生活不外乎这二方面。而对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讲，所谓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可以说是两种最根本最一般的对立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社会的发展看做这两种对立物的斗争的历程时，方才对于社会的发展能够彻底理解。
上述的生产诸力是指社会的生产诸力，其意义与所谓劳动的生产诸力不同，我们对之应加明白的区别。
社会的生产诸力是某一社会用于生产具有价值的物品上一切有效的力的总称。它的包含甚广，兹特将其内容列表如下。
把某一社会内所具有的上面各种生产力加以综合，这就成为该社会的生产诸力。所谓新观点就是把上表所举的社会的生产诸力看做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动力的。
可是在他方面，这生产诸力当作用于自然时一定须以人类的劳动来做媒介。所以社会的生产诸力的发展，照原则讲，普通是当作劳动的生产力而表现的。所谓劳动的生产力乃指定量的劳动生产有用物品的能力而言。所以某一社会的生产诸力，其总量若增加时，那末，当生产定量的有用物品时所需要的劳动的分量自然减少。换句话说，就是用定量的劳动所产生的有用物品的分量自然增加。那末，这就是劳动的生产力的增加。所以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是与社会的生产诸力的发展互相适应的。
但是社会一切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生产诸力，并不是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生产力不过是表示生产诸力发展程度的指数而已。就是说，我们看劳动的生产力的大小，就可知道社会的生产诸力的大小。
社会的生产诸力，照上面所讲，是指生产一切有用物品上所使用的力而言，那末，生产诸关系，在一定条件之下，其本身也为生产诸力的一部分。譬如资本主义时代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而这种经济组织在某种情形之下，对于生产是有益的，所以其本身也是生产诸力的一部分。(这是合于哲学上所谓对立物的统一的法则的。)
就历史讲，一切生产诸关系(即指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等到生产诸力发展到某一程度时，那末，这种生产诸关系对于生产诸力却反会变成一种束缚。如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组织，等到生产诸力发展到某一程度时，对于社会不但成为无益，反而变为有害——就是妨碍生产力的进展。(这表示着万物都在流转的那种哲理的。)
再进一步讲，生产诸关系已经变成了对于生产力的一种束缚时，那末，这种生产诸关系就非被抛弃不可。为什么呢?因为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两种对立物之中，生产诸力比生产诸关系的力量来得强大。所以生产诸力及生产诸关系二者假定是互相冲突时，生产诸力一定可以得到胜利。如说我们人类的物质生活一定须利用自然，而当利用自然时又必须有一种生产的力量，那末，社会上生产诸力的逐渐增大，在人类物质生活的发展上讲，乃是不可避免而且又是最所需要的一种事实。如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及复古主义者主张毁灭机器，这种思想简直是空想。他们的理想是与整个人类的理想完全背驰的。整个人类的理想在于向前迈进，例如现在人们努力研究科学，为的也无非是想利用自然，向前发展。所以如有人想开倒车把现代社会拉回到原始社会的境界，这，在我们看来，是万不可能的事。固然，目下世界的现状在在使人不满，但我们却不能用倒退的方法加以解决，我们务宜更进一步去找求适当的解决的方法。
生产诸力的增大既属不能避免而且又是不应避免的一种事实，那末，假定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一有冲突时，则生产诸关系自非被我们所抛弃不可。这就是说，我们只能更改经济组织或经济制度，却不能阻止生产力的发展。一看人类社会的历史，从古代到现在，人们当解决这一个重大问题时，都是依据着这个方式的。
某一种经济组织，用比喻讲，正和人们所穿的衣服一样。衣服对于人们，当然是必需的。但宇宙万物无一不在流转变化，本来在某一时候有用的事物等到了另一时候却反而变为有害。就衣服讲，譬如某一种衣服对于儿童固然是必需的和适合的，但等到儿童发育成长至某一程度时，那种从前适合的衣服就会变成一种拘束。而儿童的身体与儿童的衣服一经发生冲突，结局是从前的衣服自非被抛弃不可。同样，生产诸关系也一定不可不与生产诸力的发展程度互相适应。所以当我们想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务须依据这种事实上的观察，务须根据这种社会科学上的分析。我们不应该空想，排斥空想。
某一种社会的生产诸关系的总称就叫做某一社会的经济组织;这种经济组织就是该社会的根基。当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发生冲突时，这种冲突的解决，除把该社会的经济组织加以改革以外，别无他法。同时，站在经济组织上面的所谓一切上层结构(包含政治的与观念的)，或逐渐地，或急剧地，也随之变更。这样，所谓社会革命于以完成，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分段就是以这种社会革命为界线的。
(二)社会形态的推移的至要阶段就一般的原则讲，社会是随着经济的变动而变动的。所谓阶段就指一段一段的历史而言。而研究历史的阶段可以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所以非常重要。根据新观点由世界的立场来分析社会形态的推移，大概可得下述几个阶段。
人类搾取的最初的形态就是奴隶制。在于奴隶制，人们分为两个阶级，就是:(甲)奴隶所有者(即搾取阶级)，(乙)奴隶(即被搾取阶级)。在奴隶制以前，还有另一种社会的存在，自不待言，那就是所谓原始共产制的社会。不过搾取的现象却是从奴隶制社会方才开端的。
而这种奴隶制，照我们的考察，一定要在人类劳动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程度的时候才会产生。假定无论何人的劳动只能用以维持自己个人的生活，那末，在这时期，奴隶制就决不会发现。一定要等到一个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物品除维持自己个人的生活以外还有余剩时，奴隶制方才可以产生。
在奴隶制未成立前的时代，因为搾取根本是不可能，所以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没有阶级的时代。某一氏族与另一氏族发生战争时，其战胜的氏族由战败的氏族里捉来的俘虏，除供食用以外，别无用处。在生产力非常薄弱时，吃人本来是很平常，不算一回事的。我们对这种社会名之曰自然发生的氏族的原始共产制。原来人类的劳动与生活都是共同经营的;而因为共同经营的缘故，当然要有一定的规律与秩序。在原始共产社会，这种规律与秩序也得靠习惯，传统或年长者所具的那种权威等来加维持。不过在那个时代，维持规律与秩序的这一班人决不能被看做是后来所谓阶级制度里面的支配阶级，因为某一阶级用以压迫另一阶级的那种权力装置(即国家)尚未成立的缘故。原始共产社会的人类的生活极属困苦艰难，因为当时个人劳动的所得只能供给个人自己的生活，甚至有时连个人自己的生活也还不够维持。如有人在一天之内渔猎失败时，他在那一天就非挨饿不可。
等到劳动的生产力逐渐发展，个人由劳动所生产出来的物品，除了维持个人自己的生活以外，还有余剩可以维持他人的生活，于是搾取这件事方才可能。换句话说，就是某一班人方才可以搾取他人劳动的生产品来维持他们的生活。这就是社会所以分裂成为搾取阶级与被搾取阶级的由来。
从无阶级的社会一变而为阶级的社会，这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一个很大的变动。
此外，在原始共产制变为奴隶制时，我们还有应加注意的一点，就是某一阶级意识地把另一阶级加以压迫的那种权力装置(国家)也告成立。可是这种装置在于原始社会是没有的。自国家成立以后，劳动生产力虽渐行发展，但在初期，个人生产的剩余仍属有限。如在古代希腊地方，他们所谓市民阶级与奴隶阶级就是此地所谓搾取阶级与被搾取阶级;当时的市民，平均起来，差不多一个人有十个奴隶，这就是因为那时的奴隶没有多大用处，必得要十个奴隶所生产的剩余才能养活一个不事生产的高贵的市民的缘故。当时的希腊市民并不是故意要这许多的奴隶;却是为维持自己悠闲的生活计，奴隶实在是非多不可。
同时，当时的奴隶，差不多完全被视为一种物品，主人对之操有生杀之权。这一点与现在普通所谓奴隶不同。在罗马法，主人擅杀奴隶，是不算犯罪的。
继奴隶制而发生的社会形态就是封建制。封建制社会里面也分为两个阶级:(甲)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者)，(乙)农奴或农民(耕种者)。
社会为什么会由原始共产制转移到奴隶制呢?我们已经知道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那末，社会又为什么会由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呢?这也是因为农业发达(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的缘故。因为农业发达，所以土地的利用就很重要;而因为土地的重要，所以一般支配阶级即认以为与其捉人来作奴隶，反不如占领土地来得简截。这就是封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
就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不同讲，在奴隶制时，支配的对象为人，到了封建制时，支配的对象却偏重于土地。土地的所有权皆属于支配阶级，而土地的耕种却由另一阶级负责。此外，奴隶制与封建制还有两点不同的地方。(a)从时间方面讲，在奴隶制时，就形式论，奴隶的劳动全部为奴隶所有者所占有。但在封建制时，农民的劳动，一部分虽为地主所占有，一部分却仍属于自己。譬如农民在三天中耕种地主的田地，在另一三天却来耕种自己的田地，在自己田里所得的收获属于自己，在地主田里所得的收获则归于地主。(b)从场所方面讲，就奴隶制说，奴隶本身已经不能算人，当然他们行使劳动的地方也说不上是自己的。而在封建制下的情形则不同，虽然农民自己没有自己“所有”的田地，但就形式论，仍然得有田地，不过那些田地是由劳动换来的暂时的“占有”罢了。
封建制以后，就是赁银劳动制(或称工资劳动制)。赁银劳动制社会里面的阶级也是对立的，就是说，在赁银劳动制社会也有两个阶级:(甲)资本家(金钱所有者)，(乙)劳动者(工作者或工人)。
赁银劳动制之所以产生也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因为手工业以及商业的发达。社会为什么在手工业及商业发达以后会变成赁银劳动制呢?这是因为手工业及商业一经发达，那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自然不及用货币交换来得便利;而因为用货币交换来得便利，于是货币的使用就一天推广一天。等到后来，不但商业本身利用货币，即在任何其他方面的交换也都利用货币。这样，社会就不得不又变成另一个样子，而所谓赁银劳动制就于以成立。
在赁银劳动制的西洋社会里面有一个很值得注目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就是指手工业转到机械工业去的那个转变。机械工业一经发达，社会的生产力就大量增加。例如就造针一项而言，在以前手工业的时代，每人每天只能造20枚，但到用机械制造的时代，每人每天就可造1500万枚，量的方面的增加真足惊人。即同时就质的方面讲，用机械制造出来的针也比较好。这样，手工业势必崩溃，而贫富的悬隔也就愈趋愈大。为什么呢?本来手是人人都有的，而且人人把手都可自由使用。换句话说，就是劳动的工具——手，在手工业时代，人人都有;但是在机械工业时代，劳动的工具——机械，却非人人都能置备，只有金钱所有者(资本家)才能购置。结局，因机械的发明，手工业不但无发展的余地，反而日趋没落;而因手工业的没落，一般无钱购置机械的手工业者自非投到资本家所办的工厂去作工不可。于是金钱所有者遂变为机械所有者，而工作者则变为近代所谓机械劳动者。资本主义制就应运而生，贫富的悬隔也就愈趋愈甚，他如生产的过剩的弊病，以及为着争夺市场而引起的国际纠纷和国际战争也就愈演愈烈了。所以站在人类平等的立场，真欲为人类全般谋幸福的增进，社会组织的根本改造是很迫切，很必需的。并且进一步讲，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演变，也是一件虽欲避免而无可避免的事实。
(三)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照观念论(Idealism)的见解，我们头脑里面先产生观念，然后才产生外物。如就地球而论，我们在头脑里面先有地球的观念，然后才有外界的地球;这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乃是观念的地球，乃是由我们的意识放射到外边时所映出的地球。假如没有观念，也就没有世界。这是彻底的观念论的主张。
把这种见解反过来，说外物的存在在先，而因外物反映到我们意识之中，我们头脑里面的观念方才产生，这就是唯物论(Materialism)的见解。简单说，唯物论的根本要旨就是主张我们的意识乃系把外界的存在加以反映而成的。
以上是就自然界而言的。但是唯物论者又更进一步认为这种理论的适用决不限于自然界，并可适用于社会方面，所以他们更坚决地主张以为社会的意识乃系社会的存在的反映。
社会意识，与个人意识一样，为外界的存在的反映。就是说，先有某一种社会的实际的状况，然后便会引起某一种与之相应的社会的意识。这是新观点的根本要义。
平常，人们往往以为有了思想(不拘这种思想是凭空的或虚幻的)，便可以之改造实际，这就是说，思想可以支配社会。但站在唯物论的立场来讲，单以人类凭空的或虚幻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却是万不可能的，反之，社会的实际反支配着我们的思想。(例如各阶级就有各阶级的思想。)
世界经济中的各生产者固然对于生产技术的变化未始不加以意识，商品所有者固然对于商品的交换也未始不加以意识;但是不拘生产者与商品所有者，他们对于由生产技术的变化或商品的交换所引起的社会的存在的变化却是不曾加以意识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一切的变化是谁也不能完全明白认识的。
总之，社会的存在在先，社会的意识在后。如开工厂，设店铺等，事实上足以引起社会很大的变化，但是厂主或店主，为的是赚钱图利，却并不知道在他们的赚钱图利的行动里所可引起的一切社会方面的变化。由此看来，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可以说是完全独立的。如现在先进各国的贫富的悬隔和生产的过剩等现象并不是开工厂，开店铺的人们要它这样而成为这样的，却实在为他们初想所不及料的。又如人类社会由原始共产制变到奴隶制，由奴隶制变到封建制，由封建制又变到赁银劳动制……这些由历史的事实看，都是人们事前所意想不到的，却是自然而然地，与人们思想毫无关系地，在那儿演变的。
再讲明显些，关于生产(工业的本质)与交换(商业的本质)，我们个人的活动决不是无意识的。例如我们要经营一个纱厂，我们先得决定我们生产的技术，就是我们须设法利用最新发明的良好的机械，我们还得计算我们所备的这一种良好的机械的生产力，我们还得比较这一种机械与其他机械的生产力，我们还得自己预算将来工厂可以获得的经济上的利益，以上的一切都在我们意识之中。因此，意识与存在似乎是有关系的，也似乎是我们是先有意识而后来才有存在的样子。但是进一步讲，因为我们的纱厂采用最初发明的良好的机械的缘故，那末，其他使用旧机械的纱厂为着竞争起见也不得不采用最新发明的良好的机械。又因为所有的纱厂都采用了良好的机械，纱价遂自然逐渐低落，而同时也有一部分纱厂，因为资本不足，不能购置良好的机械，就不得不宣告停闭。这样，大资本家打倒了小资本家，这一切的事情一方面助长了资本的集中，一方面把阶级的对立使之愈形尖锐化。这乃是一件事情(开设纱厂)所引起的客观的必然的联锁。对于这种联锁，最初开设纱厂的我们，无论如何是预料所不及的。
所谓社会的意识，与社会的存在并不是没有关系，但是伟大繁复的社会变化，乃系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我们对这种种变化的意识必定在于这种种变化已经演出来了以后。
照这样讲，新观点的理论本来很易明了，那末，为什么世人还有误解呢?这是因为组成社会的分子(个人)乃系一种意识体的缘故。就前例讲，纱厂主人采用新式的机械，这是根据着他自己的意识;从新式机械所引起的生产技术上的进步以及个人经济上的利益也都在于纱厂主人的意识之内。意识的活动可以说是人类的特色。因为社会是由这种人类所构成的，所以，与由无机物所构成的地球当然不同，所谓社会的运动与地球的运动也是有别。而这种社会的运动与意识体的意识的活动决不是全无关系，因此，世界上一般人士就以为一切社会的存在都是我们人类意识的产物。但是唯物论者却以为整个的社会的存在对社会意识是完全独立的，整个的社会的存在究竟每天怎样在变化着，我们是不能一一加以意识的。
唯心论者认为意识可以支配存在，而唯物论者却以为存在对于意识是独立的。正如地球在那儿转，我们对之不能支配一样，整个的社会的变化也不是人们的思想所能任意支配的。
社会存在里面的基础的构造就是经济的诸关系(也就是所谓生产诸关系)。由原始共产制变为奴隶制，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由封建制变为赁银劳动制，这就是经济的诸关系的转变。而在上面所举的社会诸形态之中，除原始共产制以外，都包含有搾取阶级及被搾取阶级的对立。而且同时，搾取阶级为压迫被搾取阶级起见，各设有一种强制的权力装置，这一种装置就是所谓政治的结构，也就是所谓站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结构。因为政治的结构，不外是一种站在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结构，所以政治的结构是完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不但政治的形态如此，此外如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一言以蔽之，观念的——诸形态也是完全站在经济基础上面，也就完全是经济基础的上层结构。这观念诸形态，也与政治形态一样，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动的。
这样看来，各种形态，无论是政治的或观念的，都站在经济基础的上面。
关于新观点的概略已如上述，最后再加总括如下。
(a)第一点我们所应理解的，就是某一种经济组织(即生产诸关系)等到生产诸力发展到某一阶段以上，就变为生产诸力发展的拘束(或桎梏)，所以这种经济组织不得不让位于高级的经济组织。如原始共产制变为奴隶制，奴隶制变为封建制，封建制变为赁银劳动制，这些都是就社会的经济基础结构的转变而言的。
(b)第二点我们所应理解的，在从来阶级社会里面，于经济基础之上一定设有一种政治的上层结构，这种上层结构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
(c)第三点我们所应理解的，因为社会的意识不外为社会的存在的反映，所以从这种社会意识(即哲学的、宗教的、艺术的以及政治的各种理论)所构成的所谓观念的上层结构(就是通常所谓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Ideologie)，也是随着经济基础结构的变动而变动的。
运命论者以为照上面所述，社会的发展既依据着必然的法则，那末，我们对于社会的演变就可以袖手坐待，不必努力。这当然是极大的误解。人类是意识体，人类都有理想，所以我们都有努力的必要。产妇的生产是必然的;但因此就说产婆没有必要，这就不免是错误。人类不知法则时为盲目的奴隶，但人类把法则一经发见，那末，自然要将法则加以利用，藉以减少人类的痛苦与增进人类的幸福。当不知道电的法则时，人类为电所支配;当知道了电的法则，人类就可以支配电。对于社会的变动的法则，情形亦复如是。唯物论者所谓自由在此。唯物论者自命为实际的理想主义者，或理想的实际主义者也在此。我们应有理想，我们应对理想时加努力。但是理想决不等于空想;理想须以事实为根据，换句话说，我们树立理想务须利用事实上必然的法则。诵经退敌，拜佛除灾，这都是唯物论者所排斥的。不顾社会发展的法则而妄谈改革，这也是唯物论者所反对的。(而无政府主义者及唯心论者等的见解皆为唯物论者所不取。)
对于解释人类历史的新观点大体已如上述，现在更进而略述中国历史的分段和各阶段上依据社会的存在的反映而引起的哲学思想的概说。
关于中国历史的分段问题，年来国人对之颇为注意，因而议论也是不少。此地对于这些议论无暇一一介绍。(读者可参考《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批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书。)而照个人的私见，中国历史的阶级的划分应如下式。
第一段殷代以前——原始共产制时代(?～1765B.C.)
第二段殷代——奴隶制时代(1764B.C.～1121B.C.)
第三段周代——封建制时代(1120B.C.～247B.C.)
第四段自秦初至清鸦片战争——单纯商品经济制时代(246B.C.～1839A.D.)
第五段自鸦片战争至现在——资本主义制时代(1840～1935)
殷代以前的事情，我们苦无确实的材料(尤其是文字的记载)可得。假定安阳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字为我国最早的文字，那末，我们大体可以推定殷代以前是野蛮时代。殷代以前的人们之所以没有文字，似因他们在于当时生活艰难，尚无余暇以制作文字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姑且推定它是一个生产能力最为薄弱的氏族社会的原始共产制时代。等到殷代，当时既有文字的发生，则其时生产能力定较以前逐渐增大，因为制作文字是需要闲空的时间的。前面讲过，在个人整天劳动的结果只够维持个人的生活，甚至于有时连个人生活还不能维持时，强者不能把弱者当做奴隶加以使用，因为弱者还不配做别人的奴隶。一直要等到生产力逐渐发展，由个人整天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物品除维持个人生活外还有余剩时，奴隶制方才产生。而奴隶制的产生，换句话说，就是有闲阶级的产生。所以，如说我国文字系殷代的产物，如说文字又是有闲阶级的作品，那末，我们似可根据殷代的文字的制作来推定殷代已是一个奴隶制时代。这样，殷初乃系我国社会的第一次大变动的时期。殷代六百四十余年间，其主要的生产方法为渔猎与畜牧，农业虽已萌芽，似还未曾发达。周之所以能得天下，似因周的国家的农业比较进步。以生产方法较进步，生产力较强大的民族来征服生产方法较幼稚，生产力较薄弱的民族，这是理所当然，无足怪的。而农业发达的国家大都采取封建制，周室当然也不是例外。这是我国社会的第二次大变动。在封建制时代，土地所有权尽在支配阶级之手。农民虽得以劳动换取土地的暂时的占有权，但“所有”是不为国家所准许的。后来生产力又逐渐发展，农民耕种的收获逐渐丰富，等到他们有了贮蓄，他们对于土地自然想由暂时的“占有”进而为长久的“所有”。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逐渐发达，以手工业或商业而获得巨量的财富者也愈出愈多。于是封建制就不得不逐渐崩溃，新生产关系又在酝酿之中了。秦国的宰相商鞅看到了社会进展的这一种必然的趋势与当时多数人民(被支配阶级)的需要，于是出而倡土地自由买卖之说，秦竟因此夺了周室的政权。这是我国社会的第三次大变动。自秦以后，我国社会的生产力进展甚缓，二千余年间并无长足的进步，所以整个社会也就停滞于单纯商品经济制(前资本主义经济制)之中。直到鸦片战争，西洋文化开始大量的输入，机械工业与资本主义的思想风涌而至。虽我国的机械工业因先进各国的压迫与历史当局的措置乖方，直至今日，还没有良好的发育，可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因生产力的发展，已在我国渐告成立了。这是我国社会的第四次大变动。现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日甚一日，我国的手工业既告崩溃，而机械工业，因门户的开放与时机的落后，难有发展之望。国计民生日趋困穷，似非打破现状，大有国将不国之概。观近年来我国生产力的萎缩与夫全国国民的贫穷化(病症与先进各国不同，先进各国所患在于生产的过剩与贫富的悬隔)，实足令人不寒而栗。第五次大变动也许已在酝酿之中。诚如中山先生所昭示于我们的样子:欲求中国的自由与平等，非取消不平等条约不可，而欲取消不平等条约，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而欲打倒帝国主义，又非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可。这是我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这也是我们所应信从的唯一的确实不磨的真理。
关于社会的存在的演进既如上述，而所谓社会的意识(即观念形态或意识形态(Ideologie，包含哲学的、宗教的及艺术的种种学说在内)当然不外是这社会的存在的反映。
就殷代论，因为文献缺乏的缘故，当时的思想的详细无从稽考。在奴隶制推移为封建制的时候，《易》的辩证观即系当时(殷周之际)的产物。(《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及周室既兴，封建制度既经树立，乃有史官与筮人二派的哲学。逮乎春秋战国，一方诸侯强盛，势压王室，而一方生产能力比前进步，旧有制度逐渐崩溃，于是时局混乱，思想亦现庞杂的现象。儒家(如孔孟等)为正统派，主张复古;道家(如老庄等)为改革派，主张改革。此外尚有不少的学派，各持己说。这是我国哲学史上最有生气的一个时代。等到秦用商鞅之说，准许人民对于土地的私有，始皇遂得统一天下。这是我国社会由封建制推移到单纯商品经济制的一大转机。始皇既兴，想保子孙万世之业，采取愚民政策，遂至焚书坑儒，我国的哲学因之大受顿挫。后来汉武崇尚儒术，罢黜百家，我国思想乃定于一尊。这是因为儒家之说主复古尊王，最适于帝王的利用的缘故。汉儒承丧乱之余，专事训诂，这就是所谓训诂之学。又汉代在我国思想史上值得我们的注意的还有二事:一为儒家今古文学之争，二为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创立。到了魏晋南北朝，这是道教极盛的时代，当时最占势力的哲学就是所谓玄学。隋唐之世，佛教勃兴，当时最占势力的哲学就是所谓佛学。及至宋明，儒家采用道佛二家之说，把儒家从前的学说加以革新，于是义理之学(简称理学)风行一时。清代学者则厌理学的空泛又倡所谓考据之学。综观自汉至清的我国学术思想的历史，儒佛道三家递相消长，但三家俱求依附帝王以供帝王的御用则一，正如妻妾争宠，互相猜忌，而其目的要在于获得丈夫的爱怜。诚因生产力进展甚缓，旧有生产关系无须更换，所以反映于哲学上的观念形态，内容纵各有多少的差别，其要旨总不外于专供御用。儒教如此，佛教如此，道教也是如此。到了清末，鸦片战争引起了西洋文化的大量的输入，于是机械工业品及机械工业促进了我国二千余年来手工业的崩溃，同时前资本主义经济制也就不得不推移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在这一转变时期的哲学大体可以说是今文学派(即公羊学派，此派思想表面上虽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据，但实际受有西洋思想的影响，如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哲学。近百年来，我国的机械工业因种种关系没有健全的发展，国家个人都不能找到相当的出路，因此国势危急，时局混乱，而思想界的庞杂的状况也可以说是为从来所未有。社会的存在如此，社会的意识当然也是如此，这是无足怪的。从前的中国是闭关自守的，现在的中国已为世界的中国了。我们果想找思想的正当的出路，就不可不先把整个中国的出路加以考虑;而我们果想找整个中国的出路，又不可不先把中国经济的出路加以考虑;而我们果想找中国经济的出路，尤不可不把世界经济的出路加以考虑。天然生成的西藏的高原和东面的大海已经不能保障我们从来的孤立了。二千余年前人土造成的万里长城已经不能抵挡近代的进攻的武器了。我们祖先一直用到如今的那一套锄头犂耙已经比不上最新式的电耕机了。我们旧有的手工业已经抵不过机械化的大量生产了。张天师的灵符，班禅喇嘛的经咒，孔夫子的微言大义已经不能抵挡住这侵略的狂潮，挽救农村没落的命运了。要之，现今的中国，尽管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了。我们生在这千钧一发危急存亡的今日，我们应当张大眼睛直视世界的实际来决定中国今后应取的方针。我们不要胆怯，我们也不要疏忽。我们要正确地认识，我们要精细地考虑，我们并要切实地实践。世界资本主义的先进各国，如上所述，因为机械工业发达的结果，发生了生产的过剩与贫富的悬隔二种大病。前者为世界国际一切纠纷的基本，后者为它们国内一切纠纷的渊源。科学与机械本来是足以增进人类全般的福利的，可是因为上述两种事实的缘故，科学与机械反而有时只能满足少数特殊阶级的过分的享乐，有时甚至于引起世界全般的不幸与罪恶。这样，科学与机械是被滥用着。这些，我们是应该加以认识的。至于现在的中国，处在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的铁蹄之下，已经陷入于动弹不得的窘境。中国整个的国家，因输入超过输出，现金源源外溢的结果，一天穷于一天。不但国内的新式的机械工业在现状下毫无发展的可能，(如年来纱布业及面粉业的没落就是其例。)就是“以农立国”的我国所素来自夸的那种农业也急剧地正在崩溃。(如米贱丝贱等引起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生产的萎缩和中国整个民族的贫穷化(或劳动者化)乃是目下中国的现实。这些，我们当然也应该加以认识的。假定根据这种种现在的实际状况来谈今后中国的新思想的建立，那末，儒教也好，佛教也好，道教也好，我们可以断定它们是都不适用的了。因为儒释道三家不过是从前旧生产关系下的产物，也不过是在那时候才可以供当时的帝王的御用的。现在的中国既经世界的中国，而世界的现有的经济制度因生产力的发展，目下正在崩溃，因此，世界的思想目下也正在新旧交替的时期，所以，照私见看来，中国新思想的建立也许就是世界新思想的建立，而中国问题的解决的途径也许就是世界问题的解决的途径。这样，中国的前途，艰难虽是艰难，只要我们努力，是很光明灿烂的。
兹就我国的历史把社会的存在与社会的意识二者列一对照表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