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在和谐

一切民族在远古时代，在没有建立起自己有关“美”的理论之前，都必定已经对美的事物有了感受，并产生了普遍的关注。希腊民族也不例外。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585年左右)就曾经在一首诗中说道：“去找出一件唯一智慧的东西吧，去选择一件唯一美好的东西吧”。^[12]但是，当哲学家还在感性世界的大海里游泳，还没有把理性与感性区别开来时，他固然可以像泰勒斯那样，叫人们在无数感性事物中去“选择一件唯一美好的东西”，但却不能交给人们一个美好东西的准则，一个判断美的本质的标准。一直要到人们踏上了理性的坚实陆地，回头静观那变幻不定的海上风云时，才有可能。而从感性到理性的这一步飞跃，最初是由毕达哥拉斯做出来的，他因此成为了古希腊美学的创始人。

1.美是数的和谐(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年)是古希腊第一个使科学精神从感性世界转向理性的人，他在希腊哲学中开创了一个新的富有前途的方向。在他之前的伊奥尼亚哲学传统是立足于感性，从自然界具体的物质形态如水、气、火这样一些“无定形”的东西中，去寻找世界的始基或本原。毕达哥拉斯则独辟蹊径，不从感性对象中寻找万物的始基，而是对感性对象进行抽象，提出“数”是万物的始基。他是几何学上“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中国古代的“勾股定理”)的发现者，在数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他还通过理性的推算，首次认定晨星与昏星是同一颗星。与此相应，毕达哥拉斯的理性主义立场使传统的泛灵论也开始变质了，他虽然也认为“整个空气里充满着灵魂”，但却把灵魂分为三个部分：“表象、心灵和生气”，其中只有心灵(nous)是人所独有的，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物，而心灵是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它是不死的。^[13]一般的灵魂也可以在一切生物体中轮回，据说他有一次劝人们不要打一条狗，因为他从狗的眼神里认出它是他从前的一个朋友。泛灵论向灵魂不死说和轮回说的这一转化，已开始将人的精神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区别开来，这是毕达哥拉斯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感性对象中抽象出普遍的“数”的必然结果，它最终导致了后来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分离。不过在毕达哥拉斯这里，“数”尚未完全脱离它的物质基础，它也有自身的形体，^[14]并由此构成了自然界的水、火、土、气等感性事物。他可以看作古希腊单纯的“自然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预示着希腊哲学开始向纯粹哲学即“物理学之后”的过渡。

正是在这一过渡的节骨眼上，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古希腊的第一个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奠基性的美学命题：美是数的和谐。在他的学派的教义中写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15]这俨然是对泰勒斯前面那首诗的注解。对美的这样一种规定已经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寻找和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一种认识，一种规律性、本质性的把握。毕达哥拉斯派的坚实的“陆地”就是“数”及其关系，由此出发，他们对许多具体事物作了精确的观察和测量，找到了这样一些最美的和谐的例子。例如他们首先发现最美的直线形是依照“黄金分割”的矩形，即：长和宽之比等于1比0.618；而在曲线形中，“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形，一切平面图形中最美的是圆形”。^[16]最著名的则是他们对音乐的研究，正是从这里他们引出了美是和谐的说法。毕达哥拉斯发现，琴弦音调的高低取决于弦的长度和粗细，就是说，音乐的和谐取决于发音体在这些方面的数量关系或比例。据说他有一次经过一个铁匠的工场，听见打铁传来的声音十分和谐，他当即进去测量了铁匠们的锤子的重量，这样才找到了音乐的和谐和物体之间的数量关系。

令人惊异的是，毕达哥拉斯把从铁匠作坊里发现的这一音响规律立刻推广到了天文学上。他认为天空中有十个行星，“这十个行星和一切运动的物体一样，造成一种声音，而每一个星球各按其大小与速度的不同，发出一种不同的音调。这是由不同的距离决定的，这些距离按照音乐上的音程，彼此之间有一种和谐的关系；由于这和谐关系，便产生运动着的各个星球(世界)的和谐的声音(音乐)。”^[17]正如琴弦的长度决定音调的高低一样，天体的距离也形成了天体的声音，由此产生出整个世界天体的音乐。毕达哥拉斯派的整个自然哲学都贯穿着这种美学思想，在他们把整个宇宙当作数学的对象时，也就把它们当作了美学的对象。他们甚至为了数学上的完美而不惜捏造出第十个行星“对地”，并解释说我们之所以观测不到它，是因为它和我们的地球在围绕“中心火”运行时永远处于中心火的对面。这是一种单凭理性的推断来决定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他们想用这种先验的方法建立起一种系统化的数学—美学的世界观。

由此可见，当希腊人初次以研究的态度面对审美对象时，便直观地认为对象本身肯定具有引起人美感的自然属性，他们认为这种属性是绝对的、可测量的，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着的。整个天体的音乐、世界的庄严宏大的合唱，虽然由于我们置身于其中而不能凭感官听见，但却在永恒地进行着，正如我们感觉不出地球的运动，而地球却和其他天体一起在绕“中心火”运转一样。于是，审美就可以归结为一种分析，一种对数量关系的认识性的把握。审美判断和认识判断是一回事，就是要认识那先已存在于宇宙之中的客观性的美，即“数的和谐”。这种最初出现的美学因此属于“客观美学”。当然，所谓客观美学并不是说它就不考虑主观中发生的事情，相反，它正是要把主观中的审美现象也作为客观的观察对象来处理。基于这种考虑，毕达哥拉斯派提出了“大宇宙”和“小宇宙”的思想。他们认为，人本身也正如整个宇宙一样有一定的数学比例，“天的运动是怎样的，灵魂的运动也是怎样的”，^[18]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同构。当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发生共鸣时，人就产生了审美的快感。人的身体好比一架琴，人的心灵则是客观世界在人身上弹奏的一首乐曲。不过，无论是客观世界的和谐还是人心中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派这里都只不过是对原始客观存在的“数”的关系的一种模仿。与客观美学相配套的肯定就是审美和艺术的模仿论。

2.美是对立面的和谐(赫拉克利特)

毕达哥拉斯之后，古希腊另一个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30—前470年)也提到了美是和谐的观点，不同的是，他不单是从数和量的方面来看待和谐，而且是从事物的质的方面揭示出和谐中的差异、对立和斗争，强调和谐(美)的相对性和等级性。他说：“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他们不了解如何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如弓与六弦琴。”^[19]赫拉克利特历来被视为古代辩证法的创始人，所以毫不奇怪，他的美学观点虽然明显继承自毕达哥拉斯，但却从中引出了与毕达哥拉斯截然相反的解释，即不是就和谐论和谐，而是从和谐的对立面来谈和谐。和谐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只有不和谐、斗争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谐，这种说法类似于中国古代孔子的“和而不同”，即如果完全相同，也就没有了和谐。

正是从这种辩证的和谐观出发，赫拉克利特对美学的另一个贡献就是看到了美的相对性，因为斗争中的和谐将呈现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他说：“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而“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20]。显然，人的美是猴子所看不到的，同样，神的美在人跟前也如同对牛弹琴，因而，最高的美是人所无法感知的，“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21]。猴子只有感性的肉眼，它当然看不到人的那种与精神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美；而人虽然有理性，能够看到精神的美，但却看不到神性的美，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受到感性的限制的。所以人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尽可能地摆脱感性的束缚而朝至美的神的境界提升。所谓理性就是“逻各斯”，他说：“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22]一旦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就会认识到：“对于神，一切都是美的、善的和公正的”^[23]，否则我们就只有陷入相对性中而不能自拔。在这种相对性中，“最美丽的世界也好像一堆马马虎虎堆积起来的垃圾堆。”^[24]

赫拉克利特还将这种和谐观自觉地运用于艺术中，这似乎是对毕达哥拉斯的一个重要的超越。根据现存的残篇，毕达哥拉斯虽然用音乐来作例子，但似乎并没有专门讨论艺术问题，他的模仿论主要还是从“小宇宙”对“大宇宙”的共鸣这方面来谈的，而且偏向于抽象的“数”的关系。赫拉克利特则从自然的和谐推出艺术的和谐，他说：

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例如自然便是将雌和雄配合起来，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绘画在画面上混合着白色和黑色、黄色和红色的部分，从而造成与原物相似的形相。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书法混合元音和辅音，从而构成整个这种艺术。^[25]

艺术的和谐是模仿自然的和谐，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模仿论的艺术观。而且这种模仿不仅仅是对抽象的“数”的模仿，而是色彩丰富、形式多样的。后世美学家对美的和谐说及艺术模仿论的理解更多地是从赫拉克利特这种解释出发的，因为它显然要比毕达哥拉斯的解释更具体、更高明，并且可以把毕达哥拉斯的解释作为一个因素包括在自身中。

3.美是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和谐(德谟克里特)

美的和谐说从毕达哥拉斯的量的和谐进到赫拉克利特的质的和谐，可以看作是一种思想的深化，但这两种和谐说都还只是着眼于客观世界本身的结构和形式，基本上属于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范畴。人的“小宇宙”和艺术活动只不过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模仿才构成了自身的和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明确地划分开来，以便把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看作是真正的和谐，这是由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前370年)所作出的推进。德谟克里特在哲学上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原子论者，他彻底克服了在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那里残留着的万物有灵论，从而在自然规律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他说：“人是一个小世界(或小宇宙)。”^[26]小宇宙指人的灵魂，虽然这种灵魂仍然是由物质构成的，“它由于它的精致和它的形状，是能动的”^[27]，但毕竟与肉体和粗糙的物质不同，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智慧和美是肉体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德谟克里特看来，美是灵魂和肉体、小宇宙和大宇宙相互结合的结果。“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28]，“那些偶像穿戴和装饰得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它们是没有心的”^[29]。在这种关系中，德谟克里特更看重的是心灵的能动作用，它是创造美的根源：“永远发明某种美的东西，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30]“一位诗人以热情并在神圣的灵感之下所作成的一切诗句，当然是美的。”^[31]这里面包含灵感论的萌芽。不过，在艺术创作方面他却表明自己倾向于模仿论，认为人类是“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32]。

可见德谟克里特对美和艺术的观点中有一种矛盾：美来自内心的灵感，艺术却要模仿自然。这是由德谟克里特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的关系的外在性所导致的。这种外在性是由于他把小宇宙也看成一种物质，一种更精细的原子，它们的和谐其实是两种物质之间的和谐，本质上并没有一种主次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在心灵和外物之间分出主次，也就是以心灵为主体把一切外物和谐地统一于自身的目的之中，这种和谐就是“效用”。而这就超出了美的和谐说，美学的重心就从事物的和谐转移到了事物对人的目的的关系上，这就是美的“效用说”，或者说，美在“合适”(适合于主体的目的)，它的提出者是苏格拉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