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皇帝的外交战略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都受到那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否则历史就变成了“规律”或“条条框框”而索然无味。就郑和下西洋来说，它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明成祖的强烈坚持。因为皇位来得不正，才使他极力突破朝贡外交的局限性。

朱棣称帝不久，便考虑如何处理与外国的关系，如何在外国人面前树立形象。处理外国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无非有两种选择：要么和平，要么武力。

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明成祖曾经和镇远侯顾成有过一席谈话。

顾成，武将出身，靖难之役初，跟随耿炳文作战，被燕王俘虏。燕王对他恩重如山，亲自松绑，从此顾成忠心耿耿。

明成祖和顾成之间的谈话，所涉及的都是如何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顾成的观点和朱元璋的近似，可以说是对朱元璋时期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顾成说：“今日惟当安养中国，慎固边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希望明成祖能休养生息，切勿穷兵黩武，但又要巩固国防，认真备战，消灭来犯之敌。

明成祖对这一观点非常赞赏，自己还拿汉武帝当作反面教员。他说：汉武帝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但最大的缺点就是穷兵黩武，用汉朝全盛之力进攻匈奴，结果把家底打光了，导致民生凋敝。朕希望休养生息，国泰民安，时和岁丰。对于那些蛮夷之邦，必须有所防范和备战，但不必庸人自扰，增加老百姓的负担。

没过多久，顾成又上书明成祖，谈自己对“慎固边防”的具体想法。他认为明朝在边疆问题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程度的危险：

第一是西南边境的“塞防”，这里有云贵、两广等地的蛮贼之患。由于他们离帝国的核心区域比较远，冲击力弱，危害和影响都很小，所以不必放在心上。这是皮癣之患。

第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是指活跃在粤闽浙一带的海盗倭寇。这个地区是帝国的米粮仓，掌握着经济命脉，因此非常重要。但海寇毕竟是骚扰劫掠，还涉及不到政权安危，只要让沿海卫所严加防范，也是无足忧虑。这是肘腋之患。

第三是长城以北的“边防”，主要是蒙古各部对中原的冲击。蒙古各部最容易侵扰边疆，严重威胁到帝国的安危，必须重视和提防。这是心腹大患。

据此，按照顾成的设想，长城一带的边防，应该成为重中之重，也要分三步走：

第一，先遣使对蒙古各部进行诏谕，既可以达到教化宣谕的效果，还能近距离窥测对方的意图，进行前方侦察。

第二，敕令沿边的卫所严防守备，高筑墙，深挖壕，屯田积粮，操兵养马，以防不测。

第三，万一蒙古的鞑靼或者瓦剌真的来袭，官军一定要据险设伏，纵其轻入，擒杀必多。

朱棣对顾成的上书深表赞同，还额外进行了赏赐，夸奖顾成深谋远虑。

既然明成祖认可了顾成的分析，那么应该根据它来部署永乐时期的战略格局。但他是说一套做一套，在外交策略上四面出击，绝非像顾成安排的那样，有轻重缓急之分。

在北方，他积极介入蒙古问题，五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最后病殁于北征途中。

在东方，他和足利幕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正式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由于明初的朝贡贸易对日本势家有很大的诱惑，足利幕府急于和中国开展友好往来，明成祖为了拉拢日本，不惜花费大手笔。

在南方，明成祖插手安南的内部事务，占领了大片土地，划归为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在他统治的部分时间里，西南方向的缅甸地区也承认了中国的宗主权。

除此之外，明成祖还用文的一手，通过“台阁体”诗歌，通过《永乐大典》，再加上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建立煊赫的文治武功。他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换取“四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

称帝不到三个月，明成祖就派遣使臣，诏谕各朝贡国——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等，表示要全面继承朱元璋制定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