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古歌，独立于诗、骚之外

我自诩为“先秦三部曲”的写作计划，到这里就算是基本完成了。

“先秦”，作为中国历史学的概念，是指秦朝以前的历史时代，时间段上，起自远古人类产生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在名称上，即被称为“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大的时段。这么长的一段历史，谁个能够全部写完；那么很显然，我的所谓“先秦三部曲”，仅仅是借助了历史学的一个名词而已，实则是完全成为私人化的一种写作上，多少带有一点现时代的虚张声势。

不过在时间排序上，我的所谓“先秦三部曲”，还是按照这三个大的时段的历史来架构的，“战国”和现在的“上古、夏、商、西周”史，尽可能成为我书写方式的“通史”，就是说“有头有尾”；而春秋部分，受制于写作体裁，只写了“平王东迁”前后的历史，包括厉始革典、国人暴动、召周共和、宣王中兴、幽王覆国、平王东迁、郑庄公克段于鄢、称霸中原到襦葛之战、射王中肩为止，而之后巍然崛起的春秋五霸、突兀而起的诸子百家，及其前后三百年的跌宕风云绚丽画卷，我自觉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写，既写不出历史，也写不出精神。人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会显得十分卑微而又矮小。

连我自己也觉得有趣的是，我的“先秦三部曲”是倒着写的，先写了《铁血战国——激荡时代的性情人物》，体裁上是一部长篇历史散文，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接着完成了《我在两千年前混来混去——春秋纪事》，是一部被我自己视为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作为河南文艺出版社的年度选题在该社出版；现在这部，也是最后一部《寻根问祖——华夏文明起源的诗意遥想》，应该是一本散文集子；在写作的想法上，我是企图借先秦古歌的外在形式，串连起一部中国上古和夏、商、西周的叙述另类的历史。颠三倒四挂一漏万的，就这样先是写完了，且美美地想，也可能将来不定会有某个出版家一时兴之所至，得意忘形，将这3本书100万字一起包装出版，不仅能使历史的顺序颠倒过来，作为写手，我肯定也会兴高采烈，昂着脖子，四处显摆很长时间。

我这样说，你还别不信，因为这年头，什么可爱、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如股市、三鹿、华尔街金融风暴，还有我的一位小可怜的女友，昨天竟中了大奖，税后得了1769万！呵呵，一家伙给我买了10套西服、36双高档皮鞋、18条领带，9打裤头、5件茅台酒、一只羊、半扇猪。

并问：还要啥，和姐说！

——乖乖，奇迹般，她成姐了。

今早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准备近日动身，去美国救市。

不管她了，她真要去美国救市，就让她去吧。

我还是来说我。

我开始学习文学的写作，时间很早，也很用功。而自1986年从河南大学毕业之后，将近20年，除了阅读消遣和四处游荡，什么都不再干了。想想，有些可怕，也心有不甘，于是再回来写字，就有了这三部“书”。写这三部书，被我称之为“恢复性训练写作”，一来寻找对文字的感觉，二来尝试文学叙事之于我的方式与可能。因此冠以“三部曲”，却是用了不同的体裁，同时在语言上有类似豪华的几乎没有节制的张扬和铺陈。这并不是我要的风格，也不是写作的目的。倘使一定有个说辞，多少有一份我作为楚人的性情浪漫与狂傲罢。这话可能也带有自嘲、自诩和夸张。

也许，就是这样，写作就是这样，文学就是这样。因此，我不想就我的所谓的历史观再说些什么，不管是意识形态的还是书写文本的，也许这些，已经包括在我的那些叙述和文字里了。仅仅是，先秦过于苍茫遥远，又浩瀚繁复，从阅读习惯上说，一般受众感兴趣的，往往是他熟悉的历史和事件，譬如三国或明、清；而遥远带来的恍惚和陌生，包括先秦典籍的陌生，汉语的陌生；先秦人物的陌生，器物的陌生；先秦制度的陌生，习俗的陌生；先秦地理的陌生，心理的陌生，会让阅读尤其是惰性的阅读发生困难和阻碍。

让一个阅读者一边翻着你的书，一边查着字典，简直不可想象。

这是我最担心的。

那么，回到本书——先秦古歌和上古、夏、商、西周史。

我们所知道的先秦诗歌，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以《诗经》为大宗，一派是以《楚辞》为代表，堪称“双壁”，并分别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及其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传统的滥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至为崇高。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散见于先秦典籍中的诗歌民谣，即我们所说的先秦古歌，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部分不管是原作，还是伪作，都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不可或缺地与《诗经》、《楚辞》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整体风貌。

那么我们所说的上古歌谣，严格说来，应该是指产生于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或者更早期的民间歌谣，是华夏古文明的重要部分。所谓“谣”，简单说，就是没有音乐伴奏的民间口语歌曲，或者说，就是一定意义上的“顺口溜”。《左传》释曰：“徒歌谓之谣，言无乐而空歌，真声逍遥然也。”《国语·周语》也说：“行歌曰谣。”很显然，“谣”是行走吟唱于山野道路上的民歌，既非宫廷雅士乐人所创，也非才子佳人的无病呻吟，而是来自于民间自由心声的流水和天籁。美学家李泽厚先生说，后世的诗、歌、舞、神话、咒语……在远古是完全糅合在一起的，它们浓缩着、积淀着早期人类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这也无疑渗透在了《诗经》和《楚辞》的创作和表现之中，同时把这些原本朴真的“谣”，也给改造成“歌”了，合称为“歌谣”。于是统归于“诗”，可以“观”，可以“怨”，乃至可以“谴”了。

事实上，人类早期的“谣”，实在时间太过久远，那些原始社会的氏族成员、民间诗人、艺人巫士，“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道路行歌”的即兴演唱口头创作，能流传到后世并被记录下来的寥寥无几。因此，我们现在见到的先秦古歌，基本都是奴隶社会以后的产物，且许多都经过了加工改造，加诸了当时朝代的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倾向，已经不是“处女作”和“原生态”了。而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处理上，不外乎赋、比、兴，分属“诗”和“骚”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范畴，或者兼而有之。具体说，先秦古歌由口头歌咏到书面记录，或忠实于原创，错落而近于口语，其体式便有如“骚”；如果加以提炼，整齐而便于唱诵，其体式便有如“诗”了。

这便出现了文献记录上的有趣现象，有的歌谣理当为“骚”体，但见诸典籍时则成为典型的“诗”体；而有的理当为“诗”体的，在见诸典籍时又成了典型的“骚”体。还有同一首歌谣，如鲁女的《黄鹄歌》，记录在《烈女传》中，语言错落且每句尾有一“兮”字，显然应归为“骚”体；但见诸《艺文类聚》中时，成了严整的四字句并省去了“兮”字，一看就是典型的“诗”体了。因之，先秦古代歌谣，一方面不可或缺地或理所当然的和《诗经》、《楚辞》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古典诗歌源头的整体风貌和景观；一方面又因记录者个人审美主张的不同，形成书面记录的不同，使之与“诗”、“骚”同源而演化呈现为二者皆有的体式。因此，这也让其独立于《诗经》《楚辞》之外，凸显自身的存在理由和艺术价值。

我的“先秦三部曲”，都写有后记或代后记，而我的“后记”或“代后记”都是其叙述内容未尽的部分，这部先秦古歌也不例外。因为你也发现了，本书由于历史年代和情节的设定，所引用的古歌仅仅是先秦古歌的一小部分，不足20首，远远不是它的全部；而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能将其他古歌仅开列其篇目，表明它的多种和多样，而不能一一叙述和翻译了。

主要的有：

《夏人歌》、《成王冠辞》、《穆天子谣》、《龙蛇歌》、《徐人歌》、《黄鹄歌》、《石鼓文》十首、《周宣王时童谣》、《楚人诵子文歌》、《楚狂接舆歌》、《曳杖歌》、《孺子歌》、《被衣为啮缺歌》、《野人歌》、《优孟歌》、《狐援辞》、《甘泉歌》、《鼓琴歌》、《河激歌》、《河梁歌》、《河上歌》、《丘陵歌》、《梦歌》、《琴歌》、《鸟鹊歌》、《岁莫歌》、《穗歌》、《申叔仪乞粮歌》、《去鲁歌》、《暇豫歌》、《相和歌》、《杨朱歌》、《黄泽谣》、《骊驹诗》、《泽门之皙讴》、《申包胥歌》、《段干木歌》、《长铗歌》、《成相杂辞》、《佹诗》、《易水歌》、《琴女歌》、《秦始皇时民歌》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