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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过以上对几首古老歌谣的分析，我们已经多多少少揣摩体会出了《周易》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了，其六十四卦的内容表现、逻辑结构，数千年来争论不休，可谓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异彩纷呈，乱花迷眼。——在这里还是有必要把《周易》六十四卦的卦名列出，有助于下面的阐述。

按顺序，六十四卦的卦名是：

《上经》：乾、坤、屯（读谆）、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读痞）、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读闭）、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下经》：咸、恒、遯（读遁，同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读怪）、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读亘）、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20世纪前，对《周易》的研究解读，大致可分为占筮、义理、象数、考据四大流派，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需赘述。20世纪后，一些学者先后从古史角度研究《周易》，可称为古史学派。而这一流派，恰恰是得之于被很多人不屑一顾的《易传》的启示。有二：一是《易传》将《周易》的著述背景确定在殷周之际，这便启示了古史学派从中来寻找殷周之际历史的踪迹；二是《序卦》从前后因果角度解释了《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其中包含着作为历史最重要因素之一的时间观念。

譬如《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

这里所说的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的产生，在时间上前后相继，在内在关系上因果相承，在发展趋势上则呈进化倾向。这就让古史学派从对应的时间来考证《周易》中所对应的历史事实和事件。

看来，《十翼》中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我们来看看几个代表人物都陈述了怎样的学术读解和观点。

一代著名史学大家、疑古派代表人物顾颉刚，一生着重于对先秦历史的考辨，之于《周易》，考辨的重点是要推倒汉以后形成的伏羲画卦、神农重卦、周文王作卦爻辞、孔子作《易》十翼的易学系统，认为必须把《周易》原始文本弄明白，然后才能把它作为信史材料。顾颉刚考证《周易》卦爻辞中有很多历史故事，推断应该不全是周文王所作，作者当是掌管卜筮的史官。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余永梁则从风俗制度和史事两个方面研究《周易》，他认为《屯》、《睽》卦，反映了商周时期的掠婚风俗，《逐》、《损》卦，记述了古代臣妾奴隶制度，《损》、《益》卦中“或益之十朋之龟”，则反映东周以前的货币制度。此外卦爻辞中还涉及周代的郊祀礼、丧礼、聘礼、朝礼、宾礼，以及宗法制的礼俗。他同时和顾颉刚一样，也考证了《周易》卦爻辞中的诸多有考据的历史事件，认为其应该作于西周周成王时期。疑古学派的这些研究有些主观武断，也显即时零碎，尚算不得典型的古史学派，但它们发掘了其中的一些历史故事，使《周易》和商周历史的关系开始相互印证了。

真正将《周易》视为一部古史的，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沈竹礽和章太炎。

尤其是章太炎，他在一篇《历史之重要》的专题讲演中有这么一段对《周易》的读解：

至于《周易》，人皆谓是研究哲理之书，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今所称“社会学”是也。乾坤代表天地，《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故《乾》、《坤》之后，继之以《屯》。屯者，草昧之时也。即鹿无虞，渔猎之征也。匪寇婚媾，掠夺婚姻之征也。进而至《蒙》，如人之童蒙，渐有开明之象矣。其时取女，盖已有聘礼，故曰见金夫不有躬，此谓财货之胜于掠夺也。继之以《需》，则自游牧而进于。耕种，于是有饮食燕乐之事。饮食必有讼，故继之以《讼》。以今语译之，所谓面包问题，生存竞争也。于是知团结之道，故继之以《师》。各立朋党，互相保卫，故继之以《比》。然兵役既兴，势必不能人人耕种，不得不小有积蓄。至于《小畜》，则政府之滥觞也。然后众人归往强有力者，以为团体之主，故曰武人为于大君，履帝位而不疚。至于《履》，社会之进化，以及君主专制之时矣。《泰》者，上为阴，下为阳，上下交通，故为《泰》。《否》者，上为阳，下为阴，上下乖违，故为《否》。盖帝王而顺从民意，上下如水乳之交融，所谓《泰》也。帝王而拂逆民意，上下如冰炭之不容，所谓《否》也。民为邦本之说，自古而知之矣。自《屯》至《否》，社会变迁之情状，亦已了然。故曰：《周易》者，历史之结晶也。

可惜的是，这仅仅是一个演讲，因此他只说到《否》等十二卦，以下的还有五十二卦不得而知，而此之后，他也没有就上述观点形成自己专门的著述，自然最后也没形成他独立的研究体系。但章太炎对《周易》的解读，为后来《周易》的古史派研究洞开了一扇可以看得见里面风景的大门。

第一个提出系统的《周易》古史观的，无疑是著名国学大师胡朴安。在20世纪众多解读六十四卦的易著中，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独具特色。他把整个《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视为一部古代史书。上经自《屯》卦至《离》卦，为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下经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王、武王、成王时代之史。《乾》、《坤》两卦是绪论，它不是记事，而是发凡起例。《既济》、《未济》两卦是余论，言社会已定，当思患预防，以未济之道处既济。

他在该书的《自序》中说：“六十四卦之记事，衔接而下，毫无前后凌乱之处。”譬如，《乾》、《坤》两卦代表天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屯》卦讲草昧时代建立酋长之事，《蒙》卦是酋长领导民众而给以教诲之事，《需》卦是教导民众耕种之事，《讼》卦是民众争夺饮食而讼之事，《比》卦是开国之初建万国亲诸侯之事，《小畜》卦是建国以后会猎之事，《履》卦是以履虎决定履帝位之事，《泰》卦是履帝位之后巡狩朝觐之事，《否》卦是天子失德、诸侯不朝之事等等。在一卦之内，胡氏也力求将每一爻讲妥帖。如《屯》卦初爻言建侯，二爻言酋长率民众田猎、男女相交合；三爻言田猎时逐兽；四爻讲田猎之后男女互相求婚；五爻言酋长囤积所获之禽兽；六爻言酋长施泽未遍，民众互相争斗。等等。同时他还考证，画卦象是未有文字以前的符号，其价值与文字相同，《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实际上代表1471种事物的符号。卦象就是文字的假借，由卦爻而发展到文字产生，文字代替了卦爻之后，就可以撇开卦爻不问。因此他在序言中又说，“朴安于六十四卦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除《乾》、《坤》为绪论，《既济》《未济》为余论外，皆是历史纪事之文，无一事不解，无一句不说，并非模糊影响之言，亦无牵强附会之语。”

这话说得自信，但确是真的。

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市场化理念兴起，文化多元，科技进步，《周易》的研究也成果不菲，其中李镜池著《周易通义》，认为《周易》反映了周民族从太王古公迁于岐山，中经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到平王东迁之前这一奴隶社会由盛而衰的变化史迹，甚至还保存了文献上罕见的原始社会遗风，多方面地展现了西周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另一个是古史体系的创立者黎子耀著《周易秘义》，认为《周易》是一部披着宗教外衣而掩盖其革命内容的不朽著作，为了掩饰真实内容，不得不采用谜语、隐语、象征方法。他根据卦象的正、反、奇、偶，将《易经》的内容分为“万物的生成”、“四季的变化”、“一切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国家”、“历史”、“婚姻与家人”、“经济生活”、“养生与仿生”、“道德教育”、“人生哲学”10个单元，将《周易》视作一部反映自宇宙生成至殷周时代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再一个是香港学者谢宝笙的《易经之谜是如何打开的》等系列易学论著，认为《易经》的主题思想是通过人生经历阐明易道：波浪起伏原理、事物发展的因果性以及世界是变易的。他从马王堆出土文物、周原甲骨文、金文、《诗经》和《尚书》中搜集资料，将武王伐纣事件与《易经》相结合，证实上经三十卦是周克殷的历史，下经三十四卦是作者的自传。他认定《周易》的写作时间是在周克殷后二年，写作目的是在周武王病重、群臣恐惧的特定背景下，以周兴殷亡的历史教训和作者自己的经历经验，来告诫下一代周王和官员。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来一一解释卦爻的具体内容，并宣称能对《周易》4900多字的原文，逐字逐句地加以微观的论证，几乎每一个字，都可以找到足够的资料加以论证。

还有，就是北京大学李大用的《周易新探》了。他运用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参以古代典籍，旁及诸家解说，对《周易》进行探本溯源的研究。观点接近香港学者谢宝笙，认为《周易》卦爻辞是在东土既定、殷民未靖的情况下，周公、召公为了使其警惕天命、德治保民的方针贯彻执行下去，永保周王朝的长治久安，而指导史巫根据历年存放于“金滕之匮”的命龟之辞和其他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以便成王、康叔及其后嗣子孙牢记商灭的教训和周兴的经验。同时认为《周易》各卦爻辞均主题明确，前后一贯，并非一些缺乏逻辑联系的筮辞的堆砌。譬如《乾》卦，是周文王确定的隐忍待时、蓄积力量方针的要点；《坤》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确定隐忍方针之事；《屯》卦是周文王在国内建诸侯、访贤才、屯粮以蓄积力量之事；《蒙》卦是东土既定后周公确定的对待殷遗民的政策；《需》卦是周文王前往西北、西南争取部落首领之事；《讼》卦是周文王伐商失败后认识“作事谋始”之事；《师》卦是周武王观兵孟津之事，等等。其观点或史事，皆与《尚书》　《诗经》等先秦文献、两汉古籍和《史记》相合或接近，又为西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和考古资料所证实，断非偶然之事也。

《周易》古史学派，最应该提到的一位研究者奇人黄凡和他皇皇巨著80万字的《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黄凡原是在基层作统计工作，其职业习惯让他曾饶有兴趣地把《周易》的六十四卦一一展开，再行相加，得出六十四卦的总数是2880，平均每八卦是360，这接近于1年的天数。他怀疑这两者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卦爻是否表示天数，于是对卦爻辞进行研究，他将卦爻辞中有明显史实内容和时间可供比较的东西例如箕子去朝鲜、武王封诸侯、武王伐纣、武王观兵等，依次进行排列比较，终于发现八卦符号，原来是上古纪年历数形式。通过查考400多种典籍，利用业余时间，写成了这部大书。

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从八卦入手，他从古代典籍、历史文物和民俗传说等多角度证明，八卦原来是上古纪年历数符号。阳爻“—”代表9天，阴爻“- -”代表6天，1个八卦符号记载45天左右的史事，8个八卦符号大约记载1年的史事。八卦实际上是上古将一年按45天左右，分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8个节候的历法形式。《周易》是周王室按这种纪年形式隔6天或9天占筮一次而记录下来的问辞和占辞，它如同殷商甲骨卜辞一样，是一种筮辞编集。《周易》爻辞中的“初九”表示起初的9天，“九二”是第二个9天，其余以此类推。同样，“初六”是起初的6天，“六二”是第二个6天，其余以此类推。《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受命七年（公元前1058年）五月丁未日至周公摄政三年（公元前1050年）四月丙午日共2880天的编年日记体筮占记录，其中包括商周之交的主要历史。

不仅如此，黄凡还逐一解释了各个卦名的历史含义。那么黄凡的《周易》古史研究是否可信呢，大家可以按历法进行推算，看《周易》某一爻辞是否恰好就是历史上某一事件的发生日期。譬如《师》卦第一爻到第四爻是第271至303天，黄凡认为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在师”、“师或舆尸”、“师左次”、“长子帅师，弟子舆尸”，系指周文王第一次伐崇侯虎。参照《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从第271天到303天正好是33天，正近《左传》“三旬”之说，《师》卦四爻所载与《左传》相合。又如《豫》卦四、五两爻是第709至720天，爻辞是“贞疾恒不死”“冥豫”。《竹书纪年》载：“春三月，西伯昌薨。”《竹书纪年》或用夏历，与《周易》所用周历相差两个月，所以《豫》卦所载“冥豫”正好是《竹书纪年》所载文王的死期。再如《离》卦上九爻为第1332天至1338天，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折首”。参照《尚书·泰誓序》所载：“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历谱戊午为十二月三十，这是商周历法不同所致。这一爻记载周武王渡黄河至牧野与殷纣王决战、斩纣王首级这一历史大事。诸如此类。黄凡甚至认为，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件因为缺少史料而无法具体判定日期的，可以根据《周易》卦爻辞进行推断。

黄凡的贡献，在于他很好地解释了《易经》的“九”和“六”的概念，他将卦爻辞、卦象与先秦古籍互证，不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说《周易》，而是将其看做是商周之交8年的改朝换代史。最重要的是黄凡用他方法，指出了《周易》作为史书的别样性，即以每隔9天或6天占卜一次的形式来记述商周之交的历史大事，这很好地解释了《周易》既是一部筮辞编集，同时又是一部古史这一特殊文化现象。这也是过去各种《周易》研究学派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并成为更为完整的独立的《周易》古史派学说体系。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为之作序，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大家看他这部《周易——商周之交史事录》，不仅广征博引各种古今文献，而且运用了历史学、文字学以及数术、历法等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视野宽阔，论述详明，原原本本地提出自己的见解，恐怕很少人想到，几十万言大书竟出于一位业余作者之手。古人以焚膏继晷形容治学的勤勉，我们在看到他的学术成果之余，更要肯定他寻找打开疑谜之门的精神。相信《周易》的研究，由于这部书的出版，会得到新的促进。

以上对本世纪《周易》古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的简要回顾，主要摘自于汕头大学陈桐生先生的《20世纪的＜周易＞古史研究》一文，除了在此说明并向陈先生感谢之外，也请陈先生能对我的参考性“抄袭”予以原谅。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两个人的民间观点，一个是流行在网上的一个帖子《把帝王的秘籍掀开——解读＜周易＞》，作者的网名是苕木匠，有趣得很。他不仅分析了《周易》六十四卦内在的逻辑关系，还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解读（我本章解释卦爻辞歌谣部分，相当部分是采用了他的观点，特此说明）。

他认定《周易》为周公所作，并代周公拟了一首打油诗：

他认为《周易》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的分篇不是随便分的，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其中下篇包含了作者用作自传的四卦。换句话说，《周易》六十四卦实际上是三个部分：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多余出来独立成篇的四卦。至于这四卦是本来就另外成篇，被后人误解为属于下篇，还是作者有自己的考虑而作为“跋”放在下篇，我们现在已难知其详。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周易》的最后四卦，是一个单独成篇的“狐狸的尾巴”（苕木匠语），它不属于下篇的范围，应是周公的自述，其卦爻辞所表现的内容与周公的个人经历及其相像和一致。

再一位是我朋友艺辛，当代诗人，《牡丹》杂志的主编，他除著有多部诗集外，有一天突然就写作出版了一本《河图洛书——真相与缪说》，其中有《八卦的起源》一节，指出《周易》的阴阳爻本是数字。为此，艺辛兄对此不厌其烦进行了大量的引证和考证，又是用文字，又是用图示，又是引用近年大量的考古工作者的田野调查，最后得出结论，说所谓的八卦源于河图伏羲依而画之，周文王囚禁羑里演绎六十四卦，以及孔子作翼等等，都是汉代谶纬家们杜撰出来的，正如他们要王莽、曹丕当皇帝，杜撰出尧舜一直到刘邦的图书符命一样，根本不可相信。艺辛论述铿锵，态度坚定，观点鲜明，言之凿凿，绝不含糊，并气愤地说，直到现在，仍然有人沉湎在谶纬家们的缪说里不能自拔，冠冕堂皇，振振有词，真真是哀其不智，痛其不悟，恨其不明了。

艺辛说的，可能也包括我罢。

《周易》中孚卦六三爻爻辞——

这首《周易》引用的歌谣，无须多做解释，都能够读明白，是写打了一个胜仗时的情形。短句带了欢悦，反复带来铺张，显然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诗歌句式的顿挫，随着场景迅速的回放，我们不仅看到了胜利之后将士们反应不一的嘴脸情态，同时也身临其境，融入其间，在某种历史逼真的遥想和揣度里，受到情绪的感染。

从叙事的角度，歌谣幻灯片一样定格了战争胜利后战场上的四个镜头：

有的人在击鼓——其实在开始进攻时他就在用力击鼓，鼓舞士气，催人奋进；仗打完了，打胜了，将领已经下令鸣金收兵了，那个击鼓手，还停不下来激越的情绪和燃烧的热血。他不停地把鼓声击打得震天响，威武雄壮，代表着胜利的庆祝。我们能看到那个击鼓手，由于平时的训练，他击鼓的双臂那么粗壮，那么结实；他击打的鼓点那么有力，那么振奋。

转过脸来，我们看到了有人躺在地上，疲惫不堪。刚才在进攻杀敌时，他冲锋陷阵，英勇无比，用刀、用剑、用矛，用匕首，用拳头，他几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此时他躺在那大地上，喘着气，闭上眼，他需要休息，需要恢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和体力。

就在他的身后，有人在抽泣呢，他的兄弟在刚才的搏斗中死去了，他还有个兄弟现在还剩最后一丝气息，马上也要死了，而他自己的身上也是满身创伤，而现在我们终于胜利了，一起随着战争的结束松弛下来，悲伤与喜悦一起涌来，眼泪便怎么也止不住了。

最是那个快乐的人，你听他在唱歌呢。甚至唱得震耳欲聋，唱得铿锵有力，唱得有滋有味，唱得得意忘形。为了这一仗，我们付出了多少艰苦和辛劳啊，付出了多少期待和代价啊，而现在终于打胜了，我们要在这胜利中，用歌声好好欢庆一下，好好放肆一次，好好热闹一回，把心里的哀愁和欢乐全部释放出来。

你哭也好，你累也好，迎接我们的明天，还是战争。因此这首歌谣，看似写的是战争胜利后各种不同的表象状态，其实背后包含了人的不同的内心思想和情感。另外这种歌谣句式，铿锵顿挫，简练明了，被后世的诗人普遍学习和运用。

但这首古老歌谣在《周易》里，依然是说周族与商族的史实的。那么刚才的字面上的解读就有问题了。在《周易》里，金文“敌”的繁体字为“敵”，其左半边，即“啻”字，从“帝”从“口”，也可以解释为“帝王之言”。那么谁是“帝”呢，自“五帝”始到周之前都称“帝”，只有到了周开始称自己是“天子”，即他是天的儿子，并替天行道。恰恰是纣王帝辛之口（言）推行暴政，成了天的敌对，周族的敌人。这时就在“敌”字右边加了偏旁“攴”（读扑），“攴”是举树枝或鞭子击打意，这就把殷商推行的暴政政令，引申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仇”、“敌”了。

“鼓”在这里是个动词，鼓舞、鼓励，鼓奋、激发，可不能理解为真有人在胜利后击鼓。如果按照古代战争的规定，“鼓”是将领的意志和号令，指挥调度着整个军队，绝不允许随便击打。因此我们对待古文字，不能用今人的生活情状来理解和揣度，以为胜利了大家就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在这里，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那么“歌”，也不能简单理解为有人唱歌，而是“颂扬”、“赞美”、“拥护”、“趋同”意。“罢”是罢黜、迁放。“泣”是悲伤、失落。那么这首歌谣在《周易》里的意思是：

战胜并俘获了大批商遗族，有的给予了嘉奖和封赏，有的受到了惩罚和流放，周人在处理对商人的问题上赏罚分明，诚信守用。结果是，有的悲泣而失落，有的高兴而歌唱。譬如，平了“三监之乱”，杀了武庚，放了箕子，封了微子等。

古老歌谣在这里已经开始“诗言志”，借而为统治阶级使用的工具了。

极其有意思的是，我选取的这最后一首歌谣，是“中孚”卦里的爻辞。依照苕木匠讲到的六十卦相互之间的内容表现逻辑关系，《易经》前六十卦是一个逻辑缜密的整体，是一个完整有序的构思。而《中孚》、《小过》、《既济》、《未济》这最后四卦，是一个整体。苕木匠认为，这四卦应该是周公的自传和自述，是在企图解释告白他即使篡位越权，面南而王，也没有野心，即使被人中伤，也赤胆忠心，高风亮节，光耀千秋。

苕木匠由此便一口咬定，《周易》为周公所作了。

我极其赞同苕木匠的观点和判断，至于为什么《周易》为周公所作，后四卦应该怎么正确理解，都远远超出了我所要叙述的范围。

况且，我很怀疑我没有能力把它说得清楚。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这真是一个逃避的战略。

对不起了，无可奉告。——这真是一句亨通的外交辞令。

就此打住。我一个历史的客串者、票友，再说，可就要露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