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再说迁都，战略的思考和行动

在中国的历史上，迁都之频繁，未有若商者。“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前八”是指商代之前，自子契至商汤的八次迁徙；“后五”是指商汤立国后的五次迁都。另从《盘庚》得知，这“后五”，显然不含盘庚迁殷这一次；那么盘庚迁殷就是第六次迁都了。这六次迁都的地方，分别是亳、嚣、相、庇、奄、殷。当然如《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也就是说，盘庚这次迁都是最后一次。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却又记载了一次，即商代晚期帝武乙时，“殷复去亳，徙河北。”这次迁都，因盘庚在前，且带来王朝的复兴，辉煌的光照里，我们常常就把这次迁都给忽略了。还有，不知怎么《竹书纪年》出现了前后矛盾，前有“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后也记载了帝武乙三年“自殷迁于河北。”以及帝武乙十五年“自河北迁于沫。”——《水经注》载：“朝歌本沫邑，（商）纣有新声靡乐，号邑朝歌也。”

朝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有名了，历史上以昏庸淫乱、暴虐无道著称的商纣王，辉煌王宫、奢华囿苑就在这里，传说中甚至超出我们想象力的玉石门、黄金柱、摘星台、酒池、肉林，以及二十米高大壮观的鹿台也在这里。商纣王醉生梦死于此，声名狼藉于此，最后也自焚绝命于此。就是他，在这里，彻底葬送了六百年激荡绚烂的大商王朝。

而朝歌在哪里？按现在的一般说法，我们权且认定它为河南的淇县吧。

从上面的有关记载我们得知，商代自帝武乙十五年始，历文丁、帝乙，到最后一个帝辛止，前后有四代商王都在朝歌。帝辛，就是商纣王。先不说朝歌具体在哪，现在的疑问是，朝歌是帝都，还是陪都；如果帝武乙十五年果然“自河北迁于沫。”那么殷墟在后来究竟是帝都，还是陪都。疑问的原因是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其文字、城市、青铜器、宗教建筑等等这些有关人类文明的必备要素，基本都具备了，仅仅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发现“城市”。包括城墙、街衢、道路、大型宫殿等。

这让我们甚至怀疑，子契兴族于殷，商汤曾居于殷，盘庚迁都于殷，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殷墟，即安阳小屯。

或者如有人猜测，安阳小屯，可能就是商人宗庙神坛之地，专门祭祀天地祖宗的地方。这样来说，真正的殷商帝都，应该离此不远，在另一个地方，或仍沉睡于地下，并可想象它的宏大、壮阔和丰富。

而近年考古发现，在淇县，传说中的朝歌“三道城”，虽然也未见殷末城池宫殿的遗迹，但汉代的古城墙依稀可见，而汉代的古城墙就在传说中的“摘星台”附近，并零星发现有商周文化遗存。这是否可以说汉代的古城墙是建立在早已废弃的殷商旧都之上，进而推测安阳殷墟、淇县朝歌二者的关系。如果安阳殷墟主要是王朝的宗庙、墓葬、祭祀的场所，则朝歌就是军事重镇及田猎、游乐之所在。尤其是淇县朝歌军事重镇的推断，不管是从战略位置的大势分析，还是商纣王最后牧野之战的地域界定，都存在可能的证明。

古代王朝两都并存或数都并存是很常见的现象。如夏初，禹都阳城，又都平阳；夏末，桀都斟鄩，又都安邑；商初，都亳，有南亳、北亳、西亳三都并存。及至周，迁岐、迁沣，迁镐，至周武王灭商，立即营建洛邑，也是两都并存，一西安宗周，一洛阳成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怎么迁，其中必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都，而不断迁来迁去的，其实都是辅都。主都，是氏族诞生兴起的原始，是先祖宗庙的基地，是国家和族人朝向维系的精神坐标和方向。因此有人称其为“圣都”；而辅都，虽然也存有日常的祭祀，但一般都是当朝帝王基于现实把握的政治中心。有人称其为“俗都”。这就是为什么说盘庚迁殷后“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圣都”不变，永远高山仰止，包含有民族精神深度的宗教和信仰，有着巨大永恒的力量；而“俗都”屡迁，无论是“政治斗争说”、“军事原因说”、“游农说”、“游牧说”、“水灾说”、“外患说”，无非是涉及一个迁都、定都潜在目的的话题。不过我还是觉得，这比来说明这些都城的具体位置、延续年代、建制规模、建筑式样有趣得多。

我们拿周武王为例。在他灭商之后，君临天下，他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周初大封建，再就是营建洛阳成周东都。而营建洛阳成周东都为什么如此迫切呢？也就是说，他如此迫切地营建洛阳成周东都有着怎样的潜在目的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周朝灭商后，他及时认识到了加强对东方控制的重要性。那么选择天下之中的洛阳，营建大周东都，无疑是帝都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于地理位置上的战略思考和建设。因此，历史上帝都的迁移、设置、选址、新建，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理由的；换言之，都是有意义的。

话题终可以绕回到盘庚迁殷了。

“水灾说”可能有之，“内乱说”可能有之，“外患说”可能有之，以及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提出的“城市化进程”说，也可能有之。然而，这几种说法如果作为主要理由成立，我们不难看出，盘庚迁殷仍然不过是权宜之计。辩驳的论据是，这些问题不一定非要迁都来解决；反之，迁都也未必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是不是也抬起头来，离开那些现成惯有的思路和思维，放宽历史的视界，来做总体的瞭望和猜想。

我们知道，商迁都“前八后五”，其中你稍稍关注一下就能看出来，“前八”基本上都是坚定地自东向西迁徙，像是一种昂扬向前迈进的态势，逐渐逼近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后五”则基本上是反向倒退了回去，像是怀念故国故地故园，怅然而去，以致逐渐远离了中原地带。而中原地带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势力和经济活动，诸侯方国和人群阶层，文化积淀和思想创新最为宽广、最为集中、最为活跃的地方。而盘庚之时，商朝帝都却长期设在黄河下游偏东一隅的山东曲阜。怎么号令诸侯，统治方国，掌控天下？帝都应该是中心，也应该是前沿。而现在却像是国家的后方。因此，盘庚迁殷，一举将帝都迁回到商初的立国之地，——有人考证其间还一度重建西亳偃师，将其作为殷商次都，使之两都并存。从现在看，盘庚不是被逼迁都，而是着眼天下；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政治手段，完全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带有战略思考的行动和决策，力图再行汤政，重建王朝权威，复兴行政秩序，控制方国诸侯，凝聚天下民心。应该属“政治斗争说”，或“军事动因说”。况且盘庚迁殷本来就是迁回先祖“圣都”，那里燃烧着商人永不熄灭的信仰火炬和精神灯塔。

当然，盘庚迁殷，不排除他根本就没有思考得这么深刻和周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超前思维和高瞻远瞩，但历史却给了盘庚迁都有力的报答和证明。因此我们看到盘庚迁都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因此我们看到“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盘庚由此获得的崇高的德望和威望，在他死后，已让当世的人们开始追怀和思念他了。

——这可能就是盘庚迁殷给我们的全部启示。于是想，当历史成为历史，我们总是顺向思维历史的“事实”，很少逆向思维历史的“假如”。就像盘庚当初一意孤行，执意迁都，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同时需要担当多么大的风险。然而，我们想过没有，“假如”不迁，历史会是什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