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盛衰兴亡，总拿女人说事儿

人嘴两张皮，各说各有理。因此我就非常佩服那些思想先哲、语言大师，很溜的嘴皮子不仅说得好，还能说得透，最了不起的是他们无论怎么说，都能“自圆其说”。

在中国，其中最会说话的人，无疑当数孔老夫子了。他说的话，一下就成了两千年来中华民族所遵循的纲领性文件、文化经典、社会规范、道德准则。那么按照他最著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一般情况下，后羿弑君是大逆不道，寒浞篡政是大逆不道，那么商汤革命更为激烈，乃至惨烈，竟生生灭了一个王朝；这事儿，就不知道孔老夫子该怎么“自圆其说”了。当然我们知道，孔子是聪明的，换言之，也是狡猾的，难不倒的。他首先承认帝王君主为天意所定，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可以忽略，不管你是“禅让”、“世袭”，还是武装夺权、暴力“革命”，只要你获得了帝王地位，就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或者说除天意外，王朝的灭亡，新政的取代，总是有道理的。孔老夫子不仅避开了其“革命”、“取代”合法性的质疑，也从理论上为之寻找了托词和依据。

因此我就在想，在儒家文化一统的规范和准则的框定之下，在为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用和服务中，我们的历史，还有多少真实。譬如，从上古至西周，有三个亡国的末代帝王，第一个就是夏桀帝，再就是商纣王和周幽王。政治家、思想家、文化学者、史学家及其那些后世的帝王将相统治阶层和孔子们，总是要给他们的亡国找出证据和理由，来为他们时代的“现实”服务。最后我们发现，一代代的理由重要的就找到了两条，一个是残暴——德望衰微；一个是淫乱——红颜祸水。即拿女人说事儿，就像现在那些贪官，一查，便牵连出一个一个情妇、姘头、二奶来，这让国人兴致勃勃欢喜不已。于是我们就经常发生历史的错觉，好像果然就是那些美丽妖媚的女人，导致了众多纲常的毁坏，人心的险恶，秩序的混乱，以致王朝的覆灭。

相信这既不是史实，论点也有失历史的公正，做人也不厚道。

因此，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对此有过义愤的议论：

夏、商、周分别出了三个所谓倾国倾城的美女，她们是夏桀的妹喜、商纣的妲己和周幽王的褒姒。她们被我们无穷演义反复批判一再扭曲，无端、冤屈而悲哀地用她们柔弱的身体承担起亡国的罪责。她们是中国男权政治话语统治的最大牺牲品。还有西施、赵飞燕、貂蝉、杨玉环、李师师等等，无一例外地，一个个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真是没有理论。

历史的盛衰，朝代的兴亡，有着它自身运行的内外部机制与规律，原本就不是妹喜、妲己或褒姒们所能左右、所能决定、所能改变、所能遏止、所能推动；就个人的能力来说，那些明君昏君那些贤臣奸臣更应该负起国家的责任。其实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说，盛衰兴亡他们也不能左右历史左右自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更替，就像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一定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一样，这才有了历史与人类的进步与文明。

然而，历史果然进步了么，人类果然文明了么。我真的不明白，已是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不放过那些实在是有些美丽惊人的女人，仿佛泄私愤般，一再亢奋地把她们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隐私无端虚构、大肆渲染、极力丑化、恶毒攻击，这是对我们自己祖先的轻视，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亵渎，对现实的不负责，对自己的不尊重。好在用我们灰暗心理的刀子把她们剥光了衣服，赤裸出她们我们想象中的玉体与色相，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卖点，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么。

——从现在看，我说得还远远不足也不够。

儒家推行仁政的政治理想，史家总是要为当朝“现实”服务，我就怀疑他们不惜歪曲历史，也要重整道德秩序，匡扶人心大义。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对亡国的帝王都是极力丑化，而对原本也是使用武力和杀戮取代他们的开国元勋极力美化，并把他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圣贤的典范和慈祥模样。品格品行，仁德仁爱，大美大善，近乎完人。就夏、商、周而言，夏禹、商汤、周文王，哪一个不是我们世代尊崇和万民景仰的一代圣贤开明君王，书写于无数的历史典籍，传颂于芸芸大众的民间。高山仰止，光耀千秋。绝无杀戮的血腥，更无女人的绯闻。

这给我们造成的误解是，帝王一暴政，就亡国；圣贤一仁德，就轻取了天下。至于女人的话题，其实根本就无须辩驳的。三皇五帝拥有多少女人啊，包括夏商周的帝王们又拥有多少女人啊。那种奢华糜烂，荒淫无度，及至乱伦，但只要你没有亡国，那所有的风骚妖媚的女人，都不会被所谓的仁义道德君子从宫闱中揪了头发出来，成为批判的典型和唾骂的对象。

认真想想，其实我们的想象和杜撰也经常乏味得很，无非是说那些暴虐荒淫的帝王为让他们灵魂出窍的女人，建瑶台、鹿台，修酒池、肉林，而且酒池、肉林在杜撰夏桀时已经用过一次了，在杜撰商纣时，又拿来用了一次。好在后来在杜撰周幽王时，史家、文人们才有了独创和新意，终于弄了个“千金一笑”、“烽火戏诸侯”。

问题是这么荒诞的杜撰，竟也堂而皇之写进了司马迁的皇皇巨著《史记》。

史学大家钱穆对此也有过一大段义愤的议论：

史公言幽王宠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举烽，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为之数举烽。及犬戎之，举烽，诸侯救不至，遂杀幽王。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兵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之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不需举烽。史公对此番事变，大段不甚了了也。

那么据钱穆先生之说，我们便不难猜想，以周时诸侯所居之远近，即使举烽火，各家军队怎可能像约定好的日期同时到达；即使同时到达，他们也应该来救西安，怎么就一起跑到骊山去了呢？骊山在陕西临潼。诸侯们难道知道，幽王和褒姒，正在那里准备“戏”他们呢。

再，军队的调动、集结、粮备、行军，赶到西安或临潼，远的如在山西、河北的诸侯不说，最近的，也需要半年数月。那么幽王和褒姒在烽火台上就需要绷着脸，在那里好几个月的等；而且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周幽王一定事先知道，诸侯兵一到，褒姒肯定会历史性地对天下嫣然一笑；而在诸侯兵未到之前，那只好委屈褒姒无论如何都要先把那笑忍着了。

再，周朝有否烽火台暂且不说，即使是有，那烽火台的烽烟又如何能让百里、千里外的诸侯们看到。装备现代化的望远镜怕也是很难办到。这事情实在不值得我们来这般批驳分析，故钱先生毫不客气地戏称太史公这一记载，为“委巷小人之谈”。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而我仅仅是想在此提醒你，在欣赏和阅读历史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了，不定就掉进了孔老夫子们设置的道德“学说”的陷阱。

不过有些时候，还是那句老话，人嘴两张皮，各说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