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部落联盟，人类自身的杀戮开始了

苍茫无垠的远古大地，让我们在每一次惶惑的瞭望中，贮满了深深积郁的焦虑。

森林、河流、高山、湖泊、风暴、雷电、洪水、猛兽、酷暑、严寒、伤残、疾病，都会猝不及防到达我们，粉碎我们，覆盖我们，吞灭我们。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常常是那么单薄、脆弱、无助而又渺小。我们像尘埃飘飞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像落叶无声的凋零和腐烂，迷茫于子夜漫长的黑暗，醒来在丢失了历史记忆的清早。

而令我们大为惊奇的是，人类不仅在其中坚定地延续存活了下来，还在向未来奔赴中，肩负了文明巨大的托付和使命，引导并主宰了这个世界。

这真是一个奇迹，未必不是一个意外！

倘或可以拿来解释的，可能就是造物主让人成为地球上唯一的“思想者”，并经受住了苦难的审视、戏弄、锻磨和考验。因此，人，便豪迈拥有大地，君临天下，最终坐在了自然界“王者”至尊的宝座上。

这自是不待言说。

问题是造物主让人类成为有思想的生物的同时，让人类也成了有深刻记忆和丰富情感，并能够充分表达的生物。表达着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表达形式也千变万化，有话语语言、书写文字、色彩线条、声韵旋律、肢体动作、表情神态等等。然而那千变万化中，都注满了人的苦难——前世、今生、未来的苦难之开始，苦难之呈现，苦难之延续，苦难之回顾。

因此，我们从个体的脆弱、无助和渺小的认识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动寻找团队或者集体，在相互依赖和鼓励中，对灾难和痛苦能有共同的承受和担当。当然这个群体，都是我们这些有思想的家伙。苦难让人类选择了群居，并把我们千丝万缕攀连缠绕在一起，传续延展，于是我们便从最初的“集体组织”过渡到“氏族公社”；又自觉不自觉地将弱小分散的氏族公社，不断扩大合并，形成“部落”；部落与部落再联合起来，就成了“部落联盟”。当然，血缘关系永远是联结这个联盟的根脉和韧带（后来或叫民族文化认同感），故“部落联盟”也叫“部族”。

到了这个时候，苦难中日新月异的男人们，一下就变得重要而强大起来，开始有了做男人的出息和尊严。他们不仅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并拥有大量的“私物”和“家资”，还在彻底改变子女财产继承权后，开始对女人指手画脚，不愿再做她们随意挑拣的性伙伴了；而是以即将到来的男权社会的傲慢风度，让女子们乖乖嫁到男方家里来。于是血统关系随之改变，按父系延承计算。这种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过渡，或者说由“母系氏族公社”到“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转变，决不是我文字表述的这么简单。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恩格斯说，这个转变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当然他所说的“激进”和“革命”，是指随着这种转变所引起的社会制度、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的重大变化。

接下来，自然界带给我们的苦难已退居其次，而人类自身相互的残害和杀戮却开始了，令造物主始料不及。

首先它源自父系氏族公社带来的一夫一妻制。因为一夫一妻制的形成，带来了家庭私有财产的出现，交换成为必然。其次是农业和牧业的分工，尤其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个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才从偶然性变为经常化。前者标示了私有制的产生，后者表明了私有制的确立和商品生产出现了。那么既然有了商品，作为其交换的媒介物“货币”也随后诞生。这种“货币”从形式上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港币、美元和“老头票子”，但在当时，大额面值的可能就是山东大汶口的猪头骨；小额面值的可能就是甘肃临夏大何庄的猪颚骨。

私有制以及商品和货币的出现，象征着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和繁荣。但财富这个东西是有属性的，也是有意味的，在对待财富的态度上，人们往往只能“共苦”，却不能“同甘”，肉体稍有安顿，灵魂便开始躁动。这就涉及一个人性的话题，太残酷，且高深，我一小小三流写手只能苟且“按下不表”，请你且去听“别人分解”。

“富”所对应的就是“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能就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相对贫穷了。贫富不均仍然是当今世界无法解决的难题，而且相当严重。所谓当今“三个世界”的形成，看似是和平发展两大主题下冷战后的政治“阵营”或利益“格局”的划分，实则为以富足与贫困为主要指标的综合国力的区别。但它的根源最早应该是私有制。伟大的马克思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论述并不过时。

所谓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一定的时期，可能是一种意识导向，也可能是一种富民的策略，大家都穷毕竟不是什么好事。但在当时社会财富并不足够丰厚的条件下，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谁呢，不用猜的，他们就是氏族首领及其领导集团阶层。因为他们凭借自己的职务和掌管商品交换的权力，毫不脸红地就将大量的财富占为己有。对于逐渐沦为穷人的氏族一般成员，他们那时还没有慈善、扶贫帮困、社会保障体系的概念。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崇敬、爱戴的氏族首领，就变得没那么可爱了，甚至发展到最后，几乎有些贪得无厌、穷凶极恶了！

就是他们，最先破坏了原始公社的公有制及共同分配的原则，并导致了原始氏族社会的彻底解体。同时，随着原始公社制丧钟的敲响，富人一跃而为贵族，而穷人彻底沦为富人的奴隶，被驱使，被鞭挞，被买卖，被殉葬，我们从进化的“人”退化到“非人”。像那些土地、牛马、粮食、陶器、耒耜一样，成为“先富起来的人们”的家庭财产的一个部分，仅仅不同的是我们会说话而已。

权力、财富、欲望这三个家伙，一诞生就具有潜在的罪恶天赋和气质，三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互相依存。一旦沆瀣一气，阴谋结盟，勾搭成奸，无度放纵，在缺少公共制衡和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人的原始兽性便被唤醒，被放大。于是社会便进入权力、财富和欲望三者之间的无序竞争和恶行循环。毋庸置疑，战争是实现这一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早期战争的目的便是纯粹性的财富掠夺，之后逐渐发展扩大，欲望愈加膨胀，战争的目的就是双重的了，既是为了财富，更是为了权力！于是，男人们在氏族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的带领下，以崭新的战争的形式，展开了部落间大规模的流血兼并和天下争夺。

从血缘关系上讲，一般认为，我国史前大致有六大原始民族并存：

一是西戎族，即后来的华夏族，黄种人，间有白种人血统，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的陕西、甘肃等地，后大部顺黄河而下渗透到中原地带。多以龙为图腾。

二是东夷族，其种族肤色和语言已无法确认，为农耕和渔猎民族，善于射箭。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后溯黄河而上也渗透到中原地带。多以凤为图腾。

三是苗蛮族，黄种人，东夷一支，分化而成，并与百越、百濮融合。为农耕和牧猎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湖南、湖北等地，多以凤为图腾。

四是北狄族，黄种人，间有白种人血统，操阿尔泰语系的某种语言。为游牧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北部以及河北、陕北、东北一带，多以狼、鹰等猛兽猛禽为图腾。

五是百越族，黄种人，间有黑种人血统，南蛮一支，分化而成，为渔猎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多以蛇或鳄鱼等爬行动物为图腾。

六是百濮族，散杂民族与南蛮一支融合形成，黄种人，间有黑种人血统，操南亚语系的某种语言，为渔猎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等地。

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通过自然力的优胜劣汰和战争力的分化组合，到了五六千年前，中华版图中剩下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华夏族首领，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就是炎帝，故天下中国人皆骄傲地自称为“炎黄子孙”。

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需要做出说明。

炎、黄二帝是神农氏死后两千年出生的。而炎帝就是神农氏一说，已成普遍认定的历史事实，泛滥在现行的各种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和普及版本之中，很难翻案，乃至习以为常。人们不屑再去探究一下其间的关系由来和细节区别了。

那么问题出在哪呢？

司马迁出来发言，他在其历史巨著《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索隐作者唐代的司马贞补充说：“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

炎帝的后裔、先秦大史学家左丘明出来发言，他在其著作《国语》中说：“昔少典娶于有硚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集解作者宋代的谯周为左丘明补充说：“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史记》索隐作者唐代的司马贞为谯周补充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说：“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

魏晋经学大师皇甫谧出来发言，他在其著作《帝王世纪》中说：“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庖牺氏即伏羲氏，没，即没落；作，为兴起。

东汉训诂学专家、经济学家高诱最后出来发言，他在其著作《吕氏春秋注》中说：“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

笔者站出来补充说：高诱说的是最没道理的一个，但就是他的这一说，一锤定音，很大程度上成了“最后一说”，更多的人站在了他的主张一边，将炎帝和神农氏果然就合成为一个人了。

问题先放在这，让我们从那些层层叠叠的故纸堆里走出来，吐纳一口现时代的新鲜气息，聆听笔者对上古诗意的遥想和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