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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华夏文明起源的诗意遥想
1.4.1 1.三皇五帝,众说纷纭与约定俗成

1.三皇五帝,众说纷纭与约定俗成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这是舜尧时代五千年后的另一位伟人、导师、领袖、统帅、舵手写的。笔力雄健而爽朗,胸臆畅达而浩阔。杨柳春风中如画江山朗朗乾坤和煦社稷,好一幅当代昌隆盛世气象图!舜尧与之相比,定是愧不堪当,仅只那煌煌中华版图内的六亿英雄儿女,便是“三皇五帝”及其后世的圣贤明君们,决然不能有的想象。

细细评品,也有一些疑虑不能释然,如诗中“六亿神州尽舜尧”句,是比喻六亿神州,像是舜尧的那个时代呢,还是说六亿神州就是那个舜尧的时代;是暗喻这位具有领袖身份的伟大诗人自己是舜尧呢,还是六亿中华儿女都是舜尧。等等。当然,这些豪迈气派的问题随着伟人的离去和崭新世纪的到来,早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我于此突然就得了一份莫名的心情,努力于当下油价地产股市车展内幕隐私绯闻反恐禽流感华尔街金融风暴中,焦头烂额地抽身出来,去历史的文物、遗迹、典籍、传说、掌故、演绎那里,怀了崇高、敬重和仰慕,去拜访远古的那些随时光缥缈、如云烟恍惚的中华人文先祖。

我们称他们为“三皇五帝”。

所谓“三皇五帝”,尽管众说纷纭,但它毕竟早已约定俗成,为我国的一个古史系统,初现于战国,形成于汉代。“三皇”之“皇”,原意为“大”、“美”。至战国末,“帝”为人主称呼,遂用“皇”来称指上帝,故有“西皇”、“东皇”、“上皇”,以及“天皇”、“地皇”、“泰(人)皇”说。同时作为人主的“三皇”也开始见诸先秦及其后的文献典籍,以致形成了后世“三皇”的多种说法。

其中有:

“燧人”、“伏羲”、“神农”说。

“伏羲”、“女娲”、“神农”说。

“伏羲”、“神农”、“黄帝”说。

“伏羲”、“神农”、“共工”说。

“伏羲”、“祝融”、“神农”说。

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华文明,是从五千年前的轩辕黄帝始,然后传其孙子辈的高阳氏即颛顼(读专须)帝;颛顼传其侄子高辛氏即帝喾(读酷);帝喾之后,便是帝尧和帝舜。合称“五帝”。

除此,关于“五帝”,另有:

宓戏、神农、黄帝、帝尧、帝舜说。

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说。

少昊、颛顼、高辛、帝尧、帝舜说。

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说。

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说,为“五帝”最晚一说。战国后期,“五行”说逐步建立,故凡事都要凑五为成数,帝王也不例外。等等。

以上各说分别见于《易》、《礼记》、《庄子》、《楚辞》、《吕氏春秋》、《战国策》、《淮南子》、《尚书大传》、《史记》、《大戴记》、《太平御览、》《白虎通义》、《春秋运斗枢》、《元命苞》、《帝王世纪》、《通鉴外纪》、《世本》、《尚书序》、《路史发挥》、《帝王世纪》等。那么你简单一辨认,就能看得出来,其中大多为秦汉及其以后的著述,斑驳纷杂,意旨各异,心怀鬼胎,真假莫辨;倒是让历史在我们的主观感觉里,真也有趣,假也有趣,所以我还是就这样“约定俗成”地往下叙述了。

同时,我们也由此看出,由远古的人神不分、天人混淆的天皇、地皇、人皇逐渐聚集形成的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三皇五帝”,反映了人类企图探索自身的起源以及民族血脉根基的不懈努力,既是文化认同意义上的“我们从哪里来”,也是文明传承意义上的“我们向哪里去”的不可回避的永恒话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并加以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三皇五帝”,都不是专指中国上古时期几个著名的氏族领袖或英雄人物,而更大程度上,是指他们所代表的氏族或民族的全部活动历程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

皇者,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因此,如上所述,“天皇”、“地皇”、“泰皇”(人皇),一般都被视为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也有人说是人类或猿人最早的群居集体,为氏族雏形。其他几种“三皇”,皆为人间帝王,虽“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有人甚至考证说,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也多为信史。

另,我们发现,历史上不管哪种“三皇”说,伏羲与神农作为其中之二的意见是一致的。故我比较倾向于后来唐代司马贞的“三皇”说,即“伏羲氏”、“女娲氏”和“神农氏”。

我们知道,大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皇皇巨著《史记》之开篇,为《五帝本纪》,不知是出于其所处大一统时代形成的历史观,还是缺乏文字正史素材及其科学考证不足,司马迁竟未为“三皇”着点滴笔墨,以使后世的人们总觉得有些许不尽完美的缺憾。故到了唐代,便有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斟酌再三,下足决心,博采各家,收集众说,甄别真伪,斗胆补撰并注了一篇《补史记·三皇本纪》,并一度坦然放在了《史记》之首。后人对此评价,认为虽为贸然之举、一家之言,但其简约的文字,无处不包含了一个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故因大司马迁在前,而称他为“小司马氏”,大体也是一种认可的方式。

清乾隆年间杰出的史学家赵翼(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其史学代表作《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并列为史学三大名著,影响深远,日本史学界曾投票选他为史学十杰之一),对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及其认定的“三皇”进行过认真的考虑和考证,认为司马贞所载,是经过了他对诸多历史史料精心考究和筛选之后的结论,看似主观,但绝无附会。如汉代孔安国为《尚书》所作的序言,认为“三皇”为伏羲、神农、黄帝;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东汉经学大师郑康成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故“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然和司马贞同时代的孔颍达注《尚书》说,女娲不过是伏羲氏族的继承者,并无新的开辟和创造,“不得列三皇”;赵翼认为,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但他发现了孔颍达观点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孔颍达说,“其五帝皆自轩辕”。这样一来,连孔颍达也未敢将黄帝列入三皇之内。

正在大家左右为难之时,和赵翼同时代的另一史学大家王西庄来打了个圆场。说羲、农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也未必是没有根据的。

赵翼和我们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