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招魂》的种种
(甲)《招魂》的作者问题
王逸《楚辞章句》第九：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见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王逸之所以将《招魂》断归宋玉者，因《汉书·艺文志》著屈原赋二十五篇。现在来计算一下：《离骚》、《天问》、《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正合二十五篇之数，《招魂》这一篇不是多出的吗？他无法安排，只好拿来送给宋玉了。
以后楚辞学家均无异议。明代黄文焕的《楚辞听直》始反对王逸之说，而将此篇著作权判归屈原。黄氏书今日本之国尚藏明刊本，清初犹盛行，目前则难见。清林云铭著《楚辞灯》，亦辩之云：
古人招魂之礼，为死者而行，嗣亦有施之生人者，屈原以魂魄而招，尚在未死也。但是篇自千数百年来，皆以宋玉所作，王逸茫无考据，遂序于其端。试观太史公作《屈原传赞》云：“余读《招魂》悲其志”，谓悲原之志乎？抑悲宋玉之志乎？此本不待辩者，乃后世相沿不改，无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屈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宣泄，借题寄意，亦不慊其为自招也。朱晦翁谓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翦纸招我魂”，道路劳苦之余，为此礼以弗除慰安之，何尝非自招乎？
林氏又提出两个疑点，第一点是：
玩篇首序，篇末乱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断非出于他人口吻，旧注无可文饰，皆谓宋玉代原为词，多此一番回护，何如还他本文所载，直截明显，省却多少藤葛乎？故余决为原自作者，以首尾有自叙乱辞及太史公传赞之语，确有可据也。
第二点是：
若系玉作，无论首尾难通，即篇中亦当仿古礼，自致其招之之辞，不待借巫阳下招，致涉游戏。
林氏之说出后，蒋骥颇赞其说，陈本礼亦然。近代梁启超、游国恩亦皆认为屈原自作，但陆侃如是主张王逸之说的。他在所著《屈原》里驳斥林云铭道：“第一条理由是个巧妙的遁辞，他只举篇首篇末，却把中间一段本文搁置了。这本文用‘君’字处是很多的，例如‘去君之恒幹’‘舍君之乐处’‘君无上天兮’‘君无下此幽都兮’……至于后一项理由更不能成立了，也许宋玉爱那么写法呢？我们如何能捉摸一个诗人的心理？”
此外，陆氏还举出一个铁证，来证明传说把这篇归于宋玉的可靠。既云“铁证”，当然不可轻视。兹将引之于次：
原文乱辞里有这几句“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庐江即今之青弋江，在安徽东南部。(李兆洛《说汉志》：“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海内南经》“三天子鄣在闽西海北”，注：“在歙县东，浙水出焉。”按陵阳在今池州、石埭东北二里；庐江与浙江同出一山，浙江东流入海，庐江北流入江，然则庐江即今之青弋江也。”读者可参看李氏五种内地理沿革图的附注；杨守敬的地图即从此说。)至“南征”二字，前人大都以屈原放于江南来附会，却是大错的，原文下段里有这几句：“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此外还有许多叙打猎的话，可见这实在指国君自国都出行，到南方打猎去。(我想当时必有一楚君南猎不返，词臣哀之，为作此篇，惜古代记载存者极少，无从质证耳。)这一点便可证明《招魂》的出世不会在楚考烈二十二年以前。今先把楚都的地点和时期列表于后：
(一)顷襄王二十一年以前——郢都——即今湖北江陵。
(二)顷襄王二十一年至考烈王十年——陈城——即今河南淮阳。
(三)考烈王十年至二十二年——钜阳——即今安徽阜阳。
(四)考烈王二十二年以后——寿春——即今安徽寿县。
江陵恰在青弋江之正西，显然不合于“南征”二字；淮阳与阜阳都在青弋江之西北，方向是合的，但距离太远。寿县也在其西北，方向已经合了，而距离又很近；故我以为《招魂》必作于徙都寿春后，方合于原文里的叙事。照此看来，它的出世必在考烈王二十二年(西元前二四一)以后了。此时屈原的身躯早已成了汨罗江底的泥沙，当然不能做这篇的著者了。宋玉是屈原的后辈，此时当然还在，故传说把这篇归于他是很合理的。
按陆侃如氏主张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西元前三四三)，死于顷襄王十六年(西元前二八三)，距考烈王迁都寿春约四十二年，所以说屈原身体早化汨罗江底的泥沙，他当然没法撰写《招魂》这篇大文，而归著作权于宋玉。
后来陆氏读《战国策》卷十四、楚一，得到这样一则记载：
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
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霓，兕虎嗥之声若雷霆，有狂兕奔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悦，乃封坛为安陵君。君子闻之曰：“江乙可谓善谋，安陵君可谓知时矣。”
陆氏因此又有楚王行猎，亲自射毙兕牛的话以为正与《招魂》“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相符合，非常得意，将这条发现引在他后来所著的《屈原与宋玉》一书中，使他那个“铁证”更加坚实。
按这个猎云梦，楚君射兕事，古籍还有一篇，《吕览·至忠篇》云：“荆庄哀王猎于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以为不敬，将诛之。右左皆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不倍之臣。此必有故，愿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与晋战于两棠，大胜，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于王曰：‘人之有功也于军旅，臣兄之有功也于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于王之侧，其愚将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训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果有，乃原赏之。”荆庄哀王，哀字衍。随兕，据说是随母之兕。射兕不祥，故著一“惮”字。(若荆庄王射咒为史实，则《招魂》为用典。因楚庄王系春秋五
之一，时代在屈原前。)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一下陆氏驳斥林云铭的那两点。按《招魂》篇首自叙：“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这是屈原的身世，屈原的口吻，别人万不能顶替的。至于篇中许多“君”字，则是巫阳招魂之辞。巫阳将魂魄当作离开屈原身体以外的一个人，故用第二人称。这是很浅显的事，不知陆氏何以不知道。第二条请巫招魂乃当时宗教上也可说是民俗学上的习惯，无所谓游戏不游戏，林氏所举理由本不充分，陆驳亦其勉强。即陆氏在他所著《屈原与宋玉》一书谈到他家乡“叫火”之俗，不曾也说病势轻则由病人家人为之；若病势严重，则特请巫觋为之，口中唱着有韵的辞句吗？至于“献岁发春”“南征”“路贯庐江”的几句，陆氏谓庐江即青弋江，楚之国都惟考烈王廿二年后所迁之寿春恰当青弋江之西北，路亦最近，而考烈王廿二年时屈原已死了多年，故决不能算是《招魂》的作者。陆氏不知道屈原生前是到过庐江的。《哀郢》中有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焉至兮”，旧解为“言不意忽至此也”，陈钟凡先生曰“‘焉’有‘安’‘于是’两解。《月令》‘天子焉始乘舟’言于是乘舟也。此言‘焉至’亦言‘于是至’也。作‘忽’解，非是。”“焉”字之作用，等于法文之“y”，乃地方的代名词，用于自动字(Intransitive Verb)的“至”字之前或后。“当陵阳之焉至兮”若译为法文Linyany，j’yarrive，文理便明白了。陈钟凡“于是至”极有道理，但尚不如是“至于是”，“是”指陵阳。
陆氏自己也曾在注文里引《汉书·地理志》：“庐江出陵阳，北入江。”又引李兆洛说：“陵阳在今池州府石埭东北二里，庐江与浙江同出一山，浙江东流入海，庐江北流入江，然则庐江即今青弋江也。”笔者在《哀郢》疏解中说：顷襄廿年，秦将白起攻楚，取鄢、邓、西陵，屈原知郢都难保，他放逐湘西时，并未携带眷属，眷属均留郢都，不得不返回都中，将眷属安置于比较安全的地带。那时正当举国俶扰，人心恐惶之际，顷襄已决定迁都于陈了。二十一年春便开始实行，朝中贵族重臣及一般老百姓也忙于捆载家财，护送家属到新都去。屈原以一介放臣回到郢都，大家当然对他不注意，他自己也不敢公开露脸，他护送眷属出郢都时正当春季，“方仲春而东迁”固指顷襄廿一年之东迁，自家一家也包括在内。这和《招魂》的“献岁发春”不正合上拍子吗？他沿江东下，一直到了今安徽位于青阳境南陵阳镇，也即是《汉书·地理志》庐江所从出的陵阳，及李兆洛所说的池州府石埭东北交界处的陵阳。因为这个地点正当长江之南，从青弋江渡是改而南渡。所以《哀郢》有“淼南渡之焉如”，与《招魂》“汩吾南征”不又合上拍子吗？
陆侃如所以不敢以“陵阳”为地名者，一则误信戴震之说陵阳乃汉所置郡名，战国尚无有，遂谓屈赋“当陵阳之焉至兮”之陵阳乃“陵阳侯”三字的省文。陆氏想完成他庐江与寿春的考证，强人信从戴说。笔者按《淮南·览冥训》：“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许慎注：“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死于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也。”战国时代每以“阳侯”二字作为大波之代辞。屈原《哀郢》“淩阳侯之泛滥兮”，指的这才是水，可见战国时代已有陵阳国侯溺死为大波的传说，汉代置郡，无非沿用陵阳国旧称，并非凭空捏造出这两个字。况屈原《哀郢》仅言“陵阳”并未言“陵阳郡”，则戴震的说法不推自倒了。再者照《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陵阳之为地名，万不可改易，若说是人名的省文，那便简直不成文理，试问人可以“至”吗？
《招魂》“与王趋梦”的“梦”字，实指云梦。那是楚国的大泽，历来为最好的行猎之所，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曾将这个猎场，细加描绘。其地在今湖北安陆县南，方八九百里，跨大江南北。但以地理上变迁关系，云梦这个大泽，今日已变为陆地。古今考云梦者异说甚多，据前文洪兴祖的考证则江北为云，江南为梦，据胡谓“禹贡锥指”注则江北为梦，江南为云。其实这个横跨大江南北的大泽，或单称“云”，或单称“梦”，均无不可。楚王自郢都出发，到云梦打猎，说是“南猎”，不如说是“东猎”。我说“南猎”“东猎”关系都不大，但云梦距离郢都仅百公里左右，出猎甚便，倘如陆侃如之言，《招魂》系作于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楚王回到云梦打猎，路程相距实在太远，而且方向也大改，只好叫做“西猎”了。
陆氏从《战国策·楚策》里得到一节故事，即楚王与嬖臣安陵君游猎云梦，王亲射得一兕，以为即《招魂》“君王亲发兮惮青兕”的张本，因此更坚执《招魂》为宋玉作的说法。我以为行猎得兕，乃事之常，何必一定将两事傅合为一？且《国策》所言楚王究竟是哪一位楚国之君，陆氏又说不出。有人说是楚怀王(见前)，我倒敢断定他是楚顷襄王，为的《战国策》卷十七，楚四，又有这样一段记载，那就是庄辛说襄王，曾有语道：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
“先生老悖乎，将以为楚国祅祥乎？”庄辛曰：“臣诚见其必然者也，非敢以为国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国必亡矣。臣请辟于赵，淹留以观之。”
庄辛去之赵，留五月，秦果举鄢郢巫上蔡陈之地，襄王流揜于城阳，于是使人发驺，征庄辛于赵。庄辛曰诺。
庄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庄辛对曰：“臣闻鄙语曰：‘见菟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过也。’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铅胶丝，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目，俯噣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而不知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摄丸，将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类为招，昼游乎茂树，夕调乎酸咸，倏忽之间，坠于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黄鹄因是以，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
鲤，俯啮
衡，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射者方将修其2卢，治其缯缴，将加已乎百仞之上。彼3磻引徽缴，折清风而抎矣，故昼游乎江河，夕调乎鼎鼐。夫黄鹄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流，食湘波之鱼，左抱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方受命乎宣王，系已以朱丝而见之也。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辈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黾塞之内，而投已黾塞之外。”
襄王闻之，身体战栗，于是乃以执珪而授之为阳陵侯，与淮北之地也。
我们读了这篇《战国策》，可以知道楚襄王在历代楚王中最为淫逸侈靡，而且最欢喜和一些嬖倖之臣像鄢陵君、寿陵君在云梦打猎的。前文所引江乙劝安陵君、那个“安”字或者是“鄢”字“寿”字之误。若说未误，则安陵当是鄢陵、寿陵之外，另一嬖臣而已。据庄辛故事，顷襄游猎云梦，楚国国都尚为郢之时，即在他在位廿一年以前。而屈原第二次被放，据游国恩氏考证系在顷襄十三年，如此则他从猎云梦，必在顷襄十三年以前。陆侃如谓屈原死于顷襄十六年，那是不对的，我们当遵从游国恩的考证，屈原实死于顷襄二十二年以后。再考《史记·楚世家》，顷襄以下为考烈王、幽王、哀王，最后为负刍王，并无南猎不返者，则陆说曰无据。陆侃如将《招魂》著作权判归宋玉，所举证据，顾此失彼，亏他尚自命证为“铁”，我看简直脆薄得连“纸”都不如，因此，我敢主张《招魂》是屈原写的，与宋玉毫无关系。太史公：“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这才是“铁证”。
我们应该看出《招魂》这篇大文，局势恢宏，设想奇异，措词险怪，色彩瑰丽，已开汉赋铺排之先声，非天才卓荦如三闾大夫者，不易构此杰作。宋玉固无能为役，秦汉人连其中神话分子都不能懂，更连半个字都写不出来了。
(乙)《招魂》主旨问题
学者虽有反对王逸而承认《招魂》为屈原作者，但关于《招魂》主旨即主要目标又发生疑问。有谓此文系讽谏楚顷襄王者之荒淫生活者；有谓所招为楚怀王之魂者；更有谓汉人所作乃淮南王刘安门客招刘安之魂者，有谓系一种春天举行的祭典者；兹分别论述于次：
(一)讽刺顷襄之荒淫生活顷襄生活像前文所引几段《战国策·楚策》，的确是奢靡淫逸，嬖倖盈前，游猎终日的一位荒淫君主。故有人谓屈原作《招魂》，盖所以讽谏顷襄。陈本礼《屈辞精义》关于《招魂》即作此说。他的“发明”系《解释》招魂主旨者，说道：“史称楚怀入关，客死于秦，顷襄当卧薪尝胆之秋，忘不共戴天之仇，犹日事高唐之游，云梦是猎，此屈子忧惧，所以魂离而魄散也。太史公读《招魂》悲其志，虽未明言其所悲之故，然细绎巫阳四方上下之语，其言虎豹之恶厉，狐怪之毒狠，盖皆讥刺当时楚国世道人心之如狼如虎，如鬼如蜮，不可与之一朝居也。修门以下，盛言堂室、女色、歌舞、饮食诸乐；乃述顷襄内廷荒淫秘戏之事，国人莫知，惟原实深知之，故总借巫阳以发之，若屈子果魂离魄散，岂人间声色富贵所能动其心而招之耶？”陈氏此类言语甚多，不必再录。
楚王游猎云梦一段，陈氏笺云：“以上又补叙顷襄复游高唐，猎于云梦一事，盖顷襄继立，不亟思报仇泄耻，乃先事畋猎，使宋玉赋高唐，赋神女，可见全无心肝之人。君既荒淫如此，其臣下又贼奸如彼，使屈子目击，能不‘西风刀翦美人心’耶？故借《招魂》不惜尽情吐露，以冀顷襄读之而改其行也。”又曰：“此节追序岁首南行，田于江南，而所见如此。庄辛所谓驰骋云梦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于此亦可见矣。”
(二)招楚怀王之魂屈赋中《招魂》之作本有两篇，一名《招魂》，一名《大招》。李善因《大招》既为篇名，则《招魂》当是小者，遂改《招魂》曰《小招》。照王逸的说法以《招魂》为宋玉招师而作，《大招》则或曰屈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明代黄文焕(维章)始以逸说为非，取二招俱归之屈原。林云铭因黄氏之说，又从而条例之，谓《招魂》者乃屈原自招，《大招》者则屈原招楚怀王。谓：“原自流放以后，念念不忘怀王，冀其生还楚国，断无‘怀王’客死归葬，寂无一言之理。骨肉归于土，魂魄无不之，人臣以君为归，升屋履危，北面而皋，自不能已，特谓之‘大’，所以别于自招，乃尊君之辞也。”又说《大招》：“篇中段段细叙，皆是对怀王语，开首提出‘魂无逃’三字，便是怀王逃秦隐衷，生前之神与死后之魂，总为一念所转，所以有四方之招也。所云饮食之丰，音乐之盛，美人之色，苑囿之娱，皆向日所固有，其中亦各有制，与《招魂》大不相同，不为逸欲。至末六段，说出亲亲仁民，用贤退不肖，朝诸侯，继三代，明把五百年之兴，坐在怀王身上，虽属异样歆动，其实三代之得天下，实不外此，此皆帝王之事，原岂能自为乎？旧注认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举用，以致文义难通……”
蒋骥亦赞成林氏之说，于其《楚辞余论》中成片引用林语，又曰：“《大招》所以招君，故其辞简重尔雅，《招魂》所以自招，则悲愤发为谐谩，不妨穷工极态，故为不检之言以自嘲，盖立言之体各殊耳。后人乃云‘《招魂》辞胜，《大招》理胜’。争以见为之轩轾，何足与议哉？”
以上诸说系以《大招》招楚怀，《招魂》自招者，但顾天成却说《招魂》与《大招》都是招怀王的。吴汝纶则主《招魂》系屈原招怀王之文，其言曰：“怀王为秦虏，魂亡魄失，屈原恋君而招之，盛言归来之乐，以深痛其在秦之苦也。‘朕幼清以廉洁兮’，朕者怀王也。‘上无所考此盛德兮’，言怀王本有盛德，为俗所牵，曾不能成此盛德而罹祸也。‘有人在下’，怀王也。是时怀王未死，故曰‘有人在下，魂魄离散’，盖入秦不返，惊惧忧郁而致然也。”(见《古文辞类纂·校勘记》)。
五四后，郑沅写了篇《招魂非宋玉作说》载《中国学报》第九期，谓“文中杂陈宫室、饮食、女色、珍宝之盛，皆非诸侯之礼不足当之，此岂宋玉景差辈所能施之于其师者？故我们可说屈原招怀王的文字。”陆侃如反对道：“其实这只能证明被招者不是屈原，却不能证明著作不是宋玉。屈原能招怀王，宋玉何独不能？”(其实这篇也非招怀王，因为文中只说南行打猎，而未说西行入秦。)
陆氏反对《招魂》为屈原招怀王，联带地也反对《大招》之招怀王。他说：“自明末黄文焕以后，林云铭、蒋骥等人都归之于屈原。”他们的理由是：
(一)人家所以把这篇归于景差，因为“《汉志》定原赋二十五篇，今自《骚》经至《渔父》已充其目矣”(朱熹语)，但《九歌》本不能作十一篇计(《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可合成一篇)，我们必加以《大招》《招魂》方合《汉书》之数。
(二)原文里有这几句：
魂乎，归来！
定空桑只。
德誉配天，
万民理只。
定乐是国君的事，而配天又非国君不可，故所招的一定是个国君，不是屈原。怀王入秦不反，屈原一定有所表示，故这篇大约是他招怀王的文字。(原注：见《楚辞灯》)
陆侃如以为林氏所举第一条理由不能成立，因《艺文志》之不可靠，《九歌》各篇之不可妄并，《招魂》之非屈原作品，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第二条理由也难以令人承认。《大招》的意义顺为敞怳，“德誉配天”等句好像说君，“爵禄盛只”等句又像说人臣，而“发政献行”等句却君臣都说得通。故林氏若举些像说国君的句子来证明是屈原招怀王的作品，反对者也可举此像人臣的地方来证明是景差招屈原的文字。这样的辩下去，可以一百年辩个不完。陆氏最后说《大招》的艺术劣于《招魂》，决其为模拟品。因《大招》结构与《招魂》相同，故知两篇中必有一篇为伪作。(屈原)
郭氏《屈原研究》则又主张《招魂》确为屈原作，并且说此文乃追悼楚怀王而作。因为“文辞中所叙的宫廷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能够相称的”。王逸认为宋玉做来招屈原，林云铭单又认为屈原自招，都是不正确的。屈原自称为“贫贱”的人(见《惜诵》)，哪里有那样的豪兴！
游国恩本赞成林云铭屈原自招之说，但为政治上压力的关系，不敢不卖某人的账，只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他说某氏所举理由“自然说得通，不过今本《招魂》前面的序文‘愁苦’一韵有脱，‘主此盛德’一句恐亦有脱文，所以文义不甚明确。而‘乱’辞是追叙与怀王校猎于江南的事，则招王与自招均可通用。只有第一点是显著的事实(指某氏所言‘宫廷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主是不够相称的)，我们可以同意。”
(三)招淮南王刘安之魂屈原是战国时代人，淮南王刘安则是汉初人，屈原或宋玉撰的文章，怎会下招汉代人魂，岂不万分荒谬与可笑吗？不过近代学者忽又产生了一种歪曲心理，大主“屈原抹煞论”及“楚辞不存在论”。譬如说屈原本是子虚乌有人物；《离骚》是秦博士的“仙真人诗”；《九歌》是汉代宫廷乐章；《天问》是汉人杂凑胡诌出来的；《远游》是模仿司马相如《大人赋》的。屈原作品的时代都被下移数十年或百余年，《招魂》当然也逃不过这种命运。
因汉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刘安文才颇著，与楚辞发生关系较早，武帝曾命他写《离骚传》，且受诏，日中时上。所说《传》大概是个像《诗经·序》一样的小序，于今“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苦《离骚》者可谓兼之矣，推此志也，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引在《屈原传》里的这几句文章便是刘安当时奉诏撰述的(刘安原文或较此多几句)。
后人却硬要将“传”字改为“傅”字，说“傅”同“赋”，刘安是受命作《离骚赋》而非仅仅作传。于是《离骚》的著作权便轻轻转让给了汉代这位亲王了。也不管像《离骚》这样一篇二千四百余字的绝代奇文，是否能在半天的时间内写出？
主张《招魂》为招刘安者是朱东润。他著有《楚辞探故》，其中有《离骚以外的屈赋》一篇，谈到《招魂》及《大招》。他说：“《招魂》及《大招》，两篇在楚辞里都是优秀的作品；从想像力的丰富和感情的浓挚看来，很少有能超过这两篇的。”朱氏引《招魂》乱辞说这是叙云梦大猎之事，说：“云梦在湖北南部，庐江在安徽中南部，假如所招的是楚王之魂，从江陵到云梦，无须经过庐江；假如所招的是屈原之魂，也不用说到君王出猎。夜猎固然是有的，但是没有不可淹留之事；不能淹留至旬日，显见所召之魂不是生人之魂而是死者之魂。从这里得到结论是：所招的是已死的君王之魂，而且从君王故居到云梦，必须经过庐江，向右打一个大转，方能达到猎场，那么这不是淮南王安之魂是什么？”
朱东润凭云梦和庐江两个地点而断定《招魂》系招刘安之魂者因淮南王国都系在寿春——即楚考烈王所迁的安徽寿县。朱氏又说：“倘使我们从《招魂》的本文看，我们同样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最初是说四方上下那许多地方，魂都去不得；以下便举出理由，要魂回来。他列举宫室、妇女、饮食、乐舞、杂戏等等，都是说魂应当回来的理由。但是这还不够成为坚强的反证。但是作者在列举妇女这一项，露出面目来了：他说：‘九侯淑女，多迅众些。’这是一个破绽。诸侯一娶九女，见《公羊解诂》。九侯的女儿，是配君王的，这和屈原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招魂》的正文和乱辞一样，是招君王之魂而不是招屈原的。”
朱氏认为：作《招魂》者是淮南王刘安的那些门客。刘安谋反自杀后，其戚属门客亦被政府迁徙于沅湘流域，其事当在元狩五年(前一一八)。淮南王刘长在位时左右没有文士，身死之际，儿子只有五六岁，所以谈不到有人替他招魂，淮南王刘安便不同了。在世之时，既然招致宾客，身死之后，也未必一时散尽。门客在沅湘地域替他招魂，故有‘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作者诗人气息特重，故有那样优美的诗句”云云。
朱氏虽说淮南王长没有宾客招魂，但《大招》则是其子罪迁沅湘的宾客们所写以招他者。刘长与汉文帝斗气，曾自称“东帝”，以为自己曾拥有中国的一半。《大招》里有许多只有天子才当得起的颂词，像“名声若日，德誉配天”，“三公穆穆”，“诸侯毕极”，“尚三王只”就是宗尚夏殷周三代，屈原能这样吗？这不是喊出了刘长想做皇帝的野心吗？
朱东润这一番话说得想入非非，怪诞可笑，实则毫无学术价值。
(四)春季举行的祭典这是林庚的主张。林氏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中有“招魂地理辨”及“招魂”二篇。说《招魂》是屈原作而非宋玉，读司马迁《屈原传》：“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招魂》既列于这三篇作品的中间，是史迁肯定它是屈原的代表作。若是宋玉等人的作品，至少也应列于《哀郢》之后。
古时本有春季招魂之俗。《周礼·春官》：“女巫掌戏时袚除衅俗。”郑注：“如今三月上巳水上之类。”郑说“水上”是什么话呢？我们应再看韩诗注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
草以拂不祥。”韩诗注或稍后，未足全信。而《周礼·春官》又说：‘男巫掌望祀衍授号，旁招以茅。冬堂赠无方无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吊则与祝前。”郑注“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这与《招魂》与《大招》都向四方招魂正是同一格式。而说“春招弭”，则《招魂》与春令的关系也就更为明朗。我们读《招魂》的文字，实是一个安礼亡魂的性质，这也即是“招弭”的意思。招魂之为一个春令的典礼，岂不很明显吗？
林氏说《招魂》是为了追悼秦楚大战中阵亡将士而写的。怀王十七年，秦楚曾有过一场大战，楚军先后大败于丹阳蓝田，损兵折将，而齐又坐视不救，楚竟大困。……秦楚两场大战中，楚国阵亡了许多贵族将校武士，就该作一番超度，于是有招魂之举。写《招魂》的工作便自然轮到娴于辞令的屈原身上，而且还要他负责全部典礼的进行。
招魂典礼的举行，先要选择一个地方，这地方选是“梦”，这就是“与王趋梦”的缘故。林氏说照《招魂》的本文看来，招魂的规模是相当大的。“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修门并非像王逸所说楚都东门的别称，而是会场所建的门，是招魂台上临时搭起来的一个高而美的门。这些为国牺牲的亡魂，身前身份多为贵族，他们平日的生活与爱好也还是贵族的。《招魂》中富丽的宫室与陈设、舞乐的种种，对于这些亡魂来说，乃是符合于生活实际的。
不过林氏有两段话说得过于勉强，第一段他将《招魂》开场白“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当作屈原向阵亡将士的致词。无论如何在这种场合不能说这种话；楚怀王既躬临祭场，“君临臣丧”，主祭应该是怀王，致词也应该是怀王；就说命屈原代替致词，也应该用君主祭臣子的口气，屈原那一套惯用的自悼自悲之词，怎可用上呢？第三段《招魂》乱辞回忆侍从楚王到云梦打猎的盛况，无论如何抹煞不掉，林氏只好据《左传》“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为词，说安礼亡魂的盛典，正好结合“春蒐”，于是楚王便在云梦大猎起来了。打猎是欢乐的事而追悼亡魂则是悲痛的事，这两件事居然合并举行，对得住死者吗？
(丙)从《招魂》中看楚国文化水准问题
历来楚辞注家所以要将《招魂》作为招楚怀王者，或以为讽刺顷襄王者，实如郑沅的想法：“文中杂陈宫室、饮食、女色、珍宝之盛，皆非诸侯之礼不足当之，此岂宋玉景差辈能施之于其师者？”这就太把楚国文化水准看得低了。战国时代，齐、楚、秦诸大国，地方数千里，特别是楚，版图之广，在七雄中首屈一指。其君主所享受生活之奢华侈靡，固不必论，其大夫亦皆有封邑有人民。像鲁国在春秋时只能算个二等之国，而其国大夫每拥数邑之地，令家臣为之宰。其家臣竟能拥地叛，如鲁公山弗援以费叛季氏(鲁大夫季康子)，晋佛肸以中牟叛赵简子，若非拥有相当实力何敢轻言一“叛”字。这实力是人民的众多，土地的广大，经济的富裕，武力的坚强诸条件构成的。一个家臣身份的邑宰居然有这种力量，其主人更可知。后来韩、魏、赵三家分晋；田和篡齐，皆以卿大夫之地位而变成一国君主之地位的。战国时代齐魏赵楚及秦那些大国是更不必谈了。像战国的四公子，门下养士辄数千人，对士的供奉虽有等级之分，但对于上等之客待遇之优厚，也是很可惊的。秦吕不韦门客也有数千之众。
战国时各国君主封功臣辄以十余邑之地，号之曰“君”，南面而称“寡人”，俨然一国之王。这种臣子，他拥有像《招魂》里的“宫室、饮食、女乐、珍宝”原亦不足为异。屈原在楚国做过左徒，是仅次于令尹之职一等的大官，我想他享受过《招魂》里各种物质生活，也是相当自然的。就说他做官日浅，还没有够得着这种生活的水准，但他在朝时与那些贵族世阀日相周旋，对于他们的享受，必甚熟习。他又是美文学者，每篇文章都是用美文体裁构戍，《招魂》所描写的宫室、饮食、女乐、珍宝，正是一个爱美作家难逢难遇的好题材，他又岂忍心放过。既抓擒到手，又岂肯不极力排铺，尽心点染，写成一篇矞皇典丽，有声有色的大文章？
后来的枚乘《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疾，吴客往问之。历述“饮膳”“车乘”“台榭”“女侍”“歌舞”“游猎”“观潮”等，物质文明灿然可观。
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所叙宫观游观之乐，虽以帝王家为主，我们也可以看出那时代物质文化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左思的《三都赋》，讲到那些富贵人的生活，说道：
其居则高门鼎贵，魁岸豪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岐嶷继体，老成奕世，跃马叠迹，朱轮累辙，陈兵而归，兰
内设，冠盖云荫，闾阎阗噎。其邻则有任侠之靡，轻眇之客，缔交翩翩，傧从奕奕，出蹑珠履，动以千百，里宴巷饮，飞觞举白，翘关扛鼎，拼射壶博，鄱阳暴谑，中酒而作。于是乐只
而，欢饫无匮，都辇殷而，四奥来暨，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开市朝而普纳，横阛阓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尘，并都鄙而为一，士女伫眙，商贾骈坒，
衣
服，杂沓纵萃……
贿纷纭，器用万端，金镒磊砢，珠琲阑干，桃笙象簟，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
《魏都赋》叙公卿府第云：
设官分职，营处署居，夹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闾，其府寺则位副三事，官逾六卿，奉常之号，大理其名，厦屋一揆，革屏齐荣，肃肃阶阙，重门再扃，师尹
止，毗代作桢，其闾阎则长寿古阳，永平思忠，亦有戚里，
宫之东，闬出长者，巷苞诸公，都护之堂，殿居绮窗，与骑朝会，蹀；其中，营客馆以周坊，饬宾侣之所集，玮丰阁之闬闳，起建安而首立，葺墙幂室，房庑杂袭，剞劂罔掇，匠斫积习，广成之传无以俦，
街之那不能及，廓三市而开尘，籍平逵而九达……
这一节仅言公卿戚里衙署甲第之壮尚未及其私居，若及之，则比屈原《招魂》那些节目，当有过之无不及。
或者有人笑我，以东汉魏晋时代之文化状况上比战国，岂能得其真相？这不是太滑稽吗？则我们须知战国时代接受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积累，又被域外文化大鼓荡、大浸润了一阵，无论精神方面表现了中国黄金时代，即物质方面也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宏伟壮丽之观，以后两汉魏晋无非袭其规模，不能再有所凌驾。况农业时代文化进步本甚迂缓，数百年，或千余年，进步都是差不多，我们若用“日异而月不同”的太空时代文化情况来比并那个牛步化的农业时代，先就错误了。
王夫之释《招魂》有一段话倒也可取。他释巫阳对上帝“必若筮予之，恐后之谢，不复能用巫阳焉”曰：
……谢，萎落也，言待筮而予，恐于期已后，魂已萎谢而无从招，虽巫阳亦无能为也。意谓屈子怀忠而见摧于谗佞者两世，沈湘之志已决，天若令楚悔祸，当急召归阙，不然必不能隐忍久生，以待异日之追悔，以下极言声色居处饮食游观之盛，盖人君待贤之礼，自当极致其丰，贤者之志，虽不在此，而君欲补前过以礼贤，不可以不曲尽，故言招之不容稍缓，而夸陈丽美，无妨辞之已溢，而不必如大招之明言尚贤发政，雄雄穆穆也。词赋之体，长言讽谏，有出于是者，盖亦豳风=衣笾豆之义，庶几国风好色不淫之意欤？(《楚辞通释》)
林云铭亦云：
通篇段落甚明，开口叙魂魄离散之因，转入帝告巫阳，招于四方上下，而以故居堂室之乐为招之词，不分出室中堂中二处，件件工妙，令人快乐无比，而终以乱辞悲怆作结……或讥其诡怪之谈，荒淫之志，岂《离骚》、《天问》所引鬼神异物皆所实有，非诡怪乎？篇中所谓入修门，反故居，指楚王召还大用言，所谓豹饰之侍，步骑之罗，指官属侍卫，从以入朝言，即帝所云“我欲辅之”者也。丈夫得志于时，安社稷而奠民生，如管仲三归，魏绛女乐，皆所固有，不嫌逾分，又何荒淫之有？世儒眼如豆大，且有文义不明，宜有是说，可置之不论矣。(《楚辞灯》)
林氏将“入修门，返故居”，当做希望楚王召返重用，豹饰之侍，步骑之罗，又当屈原所想像的官属侍卫，稍有不妥外，其他倒算说得大有道理。蒋骥竟认林氏的话为不然。竟说：“《远游》近者欲使之远，《招魂》远者欲使之近，皆是放逐之余，幽悒瞀乱，觉此身无顿放处，故设为谩词自解，聊以舒忧娱哀，所谓台池酒色，俱是幻景，固非实有事，亦岂真以为乐哉？且徵特《招魂》非志于淫荒，即《远游》亦岂诚有意于登仙乎？此与孔子浮海居夷，同是愤极时语，太史公读而悲其志，真能推见至隐者也。《招魂》以乱词终，主客之意，尤为可见，后人认客作主，苦加掊击，林西仲又曲为之解，比之管仲三归，魏绛女乐，何异痴人说梦乎？”我也不知道说梦者究是何人？总之，林氏“世儒眼如豆大”是说着了！
(丁)《招魂》每句煞尾用“些”字的问题
洪兴祖曰：“‘些’，苏贺切。《说文》云：‘语辞也。’”沈存中云：“今夔峡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称些，乃楚人旧俗。”陈本礼引沈说谓禁咒语末云：“婆娑诃”亦三合而为“些”。
郭氏云：“还有《招魂》中巫阳的招辞，都在每句的煞尾上有一个‘些’，有人说这是空前绝后的一种体裁，又有人说和‘兮’音同字通，都是不妥当的见解。据我看来，‘些’字和周南汉广，与周颂赉的‘思’字是一个系统。(引《诗·汉广》从略)。《汉广》体裁和《招魂》完全相同，‘些’‘思’是一声之转，至于‘兮’字古音当读如‘阿’，关于这个字，孔广森有一段透辟的见解：
“兮”，唐韵在十二齐，古音未有确证。然《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似兮猗音义相同。猗古音阿，则兮字亦当读阿。尝考诗例助字在韵句下者必自相协，若墓门之止，同用；北门之哉，同用；采菽之矣，同用，皆“之咍部’字也。兮字则旄丘，君子偕老，遵大路，皆与“也”字同用。今读兮为阿，于也声正相类。又《九歌》“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亏字亦四支之当改入“歌戈”者。《说文》本从亏，或从兮，未必非兮声也。(《诗声类》阴声歌类末附)
这个见解是无可怀疑的。从字形上说来，兮字是叫人张口发出=(同考)声，八就是张口的意思，那样发出来的声音，自然和阿声极相近。知道这个兮字的发音来读楚辞的时候，可以知道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兮字的所在是表示音节，这种读法在后人读诗的音调上也还是保存着的。譬如我们读王绩的《过酒家》：
此日长昏饮，
非关养性灵。
眼看人尽醉，
何忍独为醒？
在“饮”和“醉”字下总是要拉长着发出一个“阿”声来的。读七言诗也是这样。又如这个阿声，读五言时放在这句的第二字下，读七言时放在每句的第四字下，那便成为《九歌》的体裁。知道这层可以解决楚辞兮字的秘密，同时也可以知道《诗经》中何以国风里面常见兮字，而大小雅和周颂里面几乎一个也没有。这是因为国风是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而雅颂是当时的庙堂文学的。
兮字在古时北方的文字中每用乎字来代替。乎字最古发音应该是哈(hɑ)，感叹词的“乌乎”，也就是“啊哈”，乌是鸦的古字，是由鸦叫声音得来。
还有孔广森说和兮字协韵的“也”字古音是读如“呀”的。关于这个字，陆侃如在楚辞里发现了一个秘密，他说“觉得他(也)实等于疑问号及惊叹号”。我们如晓得把它当成呀字读，他这种说法是可以不用解释的。
据此可知古时的人用猗、兮、乎、也，就和今时白话文用啊、呀、吧、吗一样，固执文言的夫子们，对于前者叩头百拜，对于后者则肆口谩骂，其实他们自己是毫不通古文的。
郭氏这番解释当然不坏，可惜他专注意于“猗”“兮”“乎”“也”，倒把主要论点的“些”字忘记了。他说“些”和“思”是一个系统，那么和猗、兮、乎、也，是两个系统了。我的意思和他相反。我以为“些”“兮”“猗”“只”，无非是一音之转。“些”，《玉篇》：“些息切，此也，辞也。又息个切。”《集韵》：“去声，三十八些，呰”，注云：“四个切，见楚辞，或从口。”洪兴祖《补章句》于“些”字云：“苏个切”，则与兮、猗等字岂非同一系统？或以为些字之为语助系“曼声绵长”之义，我意又和他相反了。我以为凡巫祝施行法术时，念诵咒语，声调皆甚急促，盖声调急促，出于精神之紧张，紧张又由于对神明要求之迫切。我们于僧道礼神施法达到高潮时，则乐器齐鸣，诵声大作，成为一种高亢急促的交响，即可见之。《招魂》第一段屈原自叙魂散佚之由，第三段回忆春初南征及侍从楚王云梦游猎，语助皆用“兮”字，唯第一及第二两段巫阳和工祝替他招魂，全部三四十节文字语助皆用“些”，即是模仿工祝施术时声调，所以沈括《笔谈》说的话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