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章》总论

(一)章字的意义

王逸《章句》云：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卒不见纳，委命自沉，楚人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

王逸对于“章”的解释，一望而知，迂曲不堪，可以不必深论。因为“章”虽有著明之意，如所谓“(黻文章”(《礼记·月令》)，“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文章二字，本作)彰。彡为毛长，凡从彡之字，皆多光多采，像“彪”、“彩”、“彬”皆可为例。但屈原的《九章》，不过像《九歌》、《九辩》一样，是九篇歌辞而已。《说文》：“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虽有人说章字按古文作(公伐鼎)，不从音，亦不从十，本义当皆为法，从辛，辛，罪也，以束之，法以约束有罪也。或作□(见林义光《文源》)。但这或属最初之义，或另外之义，章字除了作为形容词的著明燦焕之外，以篇章解之为宜。本系乐歌之篇章，故乐曲十篇为一章，《左传》引《诗》，辄曰其在某章云云。相传尧乐名“大章”，《周礼》有“龠章”，注云：“龠章，吹龠以为诗章。”后遂转为文章的篇次了。

(二)《九章》的篇数

《九章》和《九歌》一样，本来是成套的诗篇，可是古今对此偏有许多意见。说《九章》二字这个总题，并非屈原所自取，乃是后人替他加的，其证如下：

(一)《史记·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予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哀郢》乃《九章》之一，史迁何以与《离骚》、《天问》并举，而不称《九章》？《史记》又称：“乃作《怀沙》之赋。”《怀沙》也是《九章》之一，这次又单举。可见当司马迁作《史记》时，尚无《九章》之名。

(二)东方朔的《七谏》，历叙屈原生平，有“初放”、“怨世”、“沉江”，一共七篇。这当然不是模仿《离骚》，因为《离骚》不分段；也不是模仿《九歌》，因《九歌》乃祭神乐曲，却是模仿《九章》。假如《九章》原有九篇，东方朔可以再仿两篇而名之为《九谏》了。

(三)《汉书·扬雄传》：“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观其但举细目，不举总题，当时原无《九章》又得一证。

《九章》之名好像开始于刘向。向作《九叹》，有云：“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九章》这个总题，才算正式成立。

不过以上的话均系现代楚辞学者游国恩等人所说，比较早的是民国十年胡适先生《读楚辞》说：“《九章》也是模仿《离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列传》，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但这些说法，理由并不充分。古人如司马迁言及《九章》，仅举《哀郢》一篇者，是这一篇特别邀他欣赏，吸引他的注意力，东方朔、扬雄模仿《九章》而不全(扬雄当是全的，理由见下)也不能即反证当时没有《九章》的名目。譬如梁萧统《文选》，选屈原《九歌》竟去其五，选《九章》竟去其八，我们能据《文选》断定《九歌》、《九章》的篇数么？

(三)《九章》的作者

《九章》是屈原撰写的，现在竟有“作者”的问题，未免奇怪，但这个问题也是由《九章》篇数来的，有些则由内容来的。如上文所说汉初至扬雄时，尚无“九章”二字的名字，于今楚辞居然有九篇诗歌，则其中必有数篇非出屈原手笔而为后人凑入的了。后人对此问题意见如下：

(一)明代许学夷因《惜往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悲回风》：“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以为屈原既决心投水，在自杀的刹那之前，岂尚能作为歌辞？所以这两首《九章》定是唐勒、景差之徒所作，“一时失名，遂附入屈原赋中”(《诗源辨体》)。

(二)清代吴汝纶谓《惜往日》：“平衍而寡蕴，其隶事不深醇；《悲回风》文字奇纵，而少沉郁谲变之致。”疑其皆非屈原所作。又云：“此篇所谓‘佳人’乃屈子，‘眇志所惑’则作者自言，盖谏君不听，任石何益，即眇志所惑也。”吴氏作者二字乃泛指，系悼屈之人。辞既为悼屈者之作，则当然与屈原无干。(《古文辞类纂点勘记》)

(三)《橘颂》有“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及“年岁虽少，可师长兮”，姚鼐指为屈原少作，吴汝纶亦云然。陆侃如附和其说甚烈，谓《橘颂》多四言，与《诗经》三百篇体裁甚相类似，乃屈原开始创作楚辞体裁尚不能摆脱《诗经》窠臼之证；又全篇技巧比较拙劣，当是屈原少年时代尝试的作品。刘永济说：“既系少作，何缘入之《九章》，疑系淮南小山之徒所为，与《招隐》为同类之物，后人因与《悲风》各篇杂入《九章》中，以足其数也。”(《屈赋通笺》)

(四)钱穆因《哀郢》篇中有“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谓《哀郢》乃庄辛所作。据《战国策·楚策》，庄辛谏襄王不听，去之赵，留五月(原注：疑当作五年)，秦举兵破鄢、郢，襄王复征庄辛，授之阳陵君。钱氏又牵合顾观国，“七国地理考”疑“阳陵”即是“陵阳”。《哀郢》作“陵阳”，乃涉上文“凌阳之泛滥”一句而误。又《哀郢》有“哀故都之日远”，及“民离散而相失”，“遵江夏以流亡”，“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等句，明是郢都为秦兵所袭，残破荒凉状况。此在楚襄迁都于陈之时，屈原此时死已久矣。但钱氏自己亦游移其词，谓此篇若不属之庄辛，则当是宋玉景差之徒所为，绝非屈原作。(《先秦诸子系年》)

(五)刘永济坚谓《九章》仅有自《惜诵》至《怀沙》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必非屈作。刘氏并谓洪兴祖《补注》即有此种怀疑，特未明言，仅于《渔父》篇末引《汉书·扬雄传》，雄作“畔牢愁”，傍《惜诵》至《怀沙》，以下则不傍，则雄传所见屈赋《九章》者不过五耳。

刘自己对《怀沙》以下四篇则断断然断其为后人所作，其所持理由：其一，扬雄未傍。其二，刘向《九叹》“犹未殚兮《九章》”，则《九章》并未写毕。其三，《惜往日》与《悲回风》二篇文辞不类，谓朱熹亦曾疑及此点，然无法断其非屈作，仅能说“临绝之音，颠倒重复，倔强疏卤”。朱子又于《楚辞辩证》中说“出于瞀乱烦惑之际……有不暇择其辞之精粗而悉吐之者矣”。刘氏则谓《悲回风》用联绵词多至二十五句，“有心雕饰，反损自然”。其四，措词失当。朱熹因《惜往日》有“惜壅君之不昭”，怪屈原身为人臣不应斥君以此，谓人君被谗人壅蔽，其过在谗人而不在君，刘永济讥为宋儒尊君观念太强，遂有此曲解。刘氏之不满于《惜往日》、《悲回风》者，以二篇皆用伍子胥事。《悲回风》且有“从子胥而自适”谓尤非屈子所忍言。伍子胥教吴伐楚，残破郢都，鞭平王之尸，自此以后，吴楚构兵不休，贻害楚国甚大，实为楚之逆臣，屈子决无以忠许之之理。《哀郢》篇亦有“伍子逢殃”，刘氏则谓此伍子非子胥而为其父伍奢。奢谏平王不应信费无极之谗而疑忌太子建，为平王所杀，谓之为忠，允无愧色。又谓战国之世，游士盛行，不得志于本国者，每出事异国，屈子则宁死勿去，其不轻去就，盖由于忠义之厚，安肯许叛国之人为忠，昔人未及细察，致有此说。又《惜往日》亦有“子胥死而后忧”，益可证此二篇之伪。其五，《惜往日》有“不毕词以赴渊兮”，《悲回风》有“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既已投渊，何能作赋？“谏君不听，任石何益？”亦类后人追叙其事，致其悼念之辞，决非作者自己能作此语。疑唐勒景差之徒，凭吊屈原之语，一时失名，遂附入屈原赋中。(自注：此系采取许学夷说。)

刘氏这几项理由没有一项站得住，请逐条驳斥。说扬雄未傍，那是扬雄的自由，并不足以证实那时候没有《九章》。何况“自《惜诵》至《怀沙》”，《惜诵》是《九章》的第一篇，不必多说，《怀沙》，王逸《章句》置之为第五篇，实在应该置之于最后，可见扬雄九篇都傍过。洪兴祖于《渔父》末所言扬雄依傍事，不过指斥《文选》去取失当，系毫无怀疑《九章》意。刘氏之言，未免厚诬庆善。刘向未殚，是说屈原“外彷徨而游览，内恻隐而含哀”，其纡郁难释之忧思，《离骚》不足尽之，《九章》不足殚之，足见《九章》是原来就有的题目。刘向这篇《九叹》，代屈原说话，正是模仿《九章》的。刘氏取王逸之注以“未殚《九章》”为“尚未尽之篇”，便说屈原仅仅写了五篇歌辞，于是《思美人》以下四篇，刘氏一概视为非屈作，不加笺释，岂不可惜。作家之撰作篇章，为了环境时代之不同，感触强弱之殊异，决不能篇篇一律。况且什么“颠倒重复，倔强疏卤”，什么“平衍寡蕴”，“少郁变之致”，那也不过是读者的主观，而且这种八股家评文陋习，实不足以挂齿颊。至伍子胥之事，刘说尤为可嗤。子胥于平王有杀父兄之仇，屠戮全家之憾，他的报复，是基于人类天然的情感。他在吴国，固属建国之元勋，亦为谋国之荩臣，属镂之赐，鸱夷之弃，千古同悲。他的人格光明磊落，并无丝毫污点。刘氏以后代兴起的国家观念来批评他，并斥之为“逆臣”，不知这种国家观念乃是现代西洋产物，中国从前是没有的。(中国人以社稷和王室为国家，真正国家观念则并不明了。)刘氏笑朱子壅君之说，不知自己比朱子还要拘执。谈到“不毕辞以赴渊”“重任石之何益”，则屈原采取投渊作为自杀方式，可说经过很长的岁月的酝酿，并非仓卒所决定，所有作品之中，彭咸之名凡八见，所以说：“何彭咸之造思兮，志耿介而不忘”，《离骚》最后一段乱辞也说：“既莫是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难道我们也可说《离骚》乃后人悼屈之词么？

总之，笔者的意见，《九章》完全是屈原所撰。因为“九”这个数目字在战国时代极为重要。《九歌》、《九辩》皆以九名，则《九章》之九，又何足为异？

(四)《九章》写作的时代

《九章》与《九歌》不同。《九歌》是整套神曲，是完全客观的宗教祭歌，《九章》虽是十余年中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也是整套。却是屈原两次放逐生活的实录，是主观的抒情曲。

那么，关于《九章》放逐的时代究竟怎样呢？王逸说屈原被放于江南时——即《史记·屈原传》，怀王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子兰为令尹，又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会见渔父的那段日子。不过这话并不可靠。

朱熹谓：“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未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朱氏说“未必出于一时之言”，较王逸为有理，说“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那便可议，因为这就等于说“九章”二字的总题，不是屈原所自加的了。

为了前人对《九章》写作时代之先后，各有看法，《九章》排列的顺序，也就不同。

(一)王逸《楚辞章句》《九章》顺序是：①《惜诵》②《涉江》③《哀郢》④《抽思》⑤《怀沙》⑥《思美人》⑦《惜往日》⑧《橘颂》⑨《悲回风》。洪兴祖、朱熹同。

(二)林云铭的《楚辞灯》，根据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说《橘颂》、《思美人》、《抽思》三篇乃怀王时代作；《涉江》以下六篇乃顷襄王时作。他的《九章总论》有几段话：“……兹以其文考之，如《惜诵》乃怀王时见疏之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则《思美人》、《抽思》，乃进言得罪后，怀王置之于外，其称造都为南行，称朝臣为南人，置于汉北无疑。若江南之野，则谓之东迁，而以思君为西思，有《哀郢》篇可证。……《涉江》以下六篇，方是顷襄放之江南所作。初放起程，水程所历，步步生哀，则《涉江》也。既至江南，触目所见，借以自写，则《橘颂》也。当高秋摇落景况，寄慨时事，以彭咸为法，且明赴渊有待之故，则《悲回风》也。本欲赴渊，先言贞谗不分，有害于国，且易辩白，一察之后，死亦无怨，则《惜往日》也。《哀郢》则以国势日趋危亡，不能埋骨于郢为恨。《怀沙》则绝命之词，以不得当身而俟之来世为期，看来《九章》中各有意义，虽所作之先后，未有开载，但玩本文，僚如指掌，不待纷纷聚讼……”

林氏《九章》顺序是：①《惜诵》②《思美人》③《抽思》④《涉江》⑤《橘颂》⑥《悲回风》⑦《惜往日》⑧《哀郢》⑨《怀沙》。

(三)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九章》顺序原依王逸《章句》。但在他的《楚辞余论》里又说：“《惜诵》、《抽思》、《思美人》与《离骚》皆作于怀王时。”“《哀郢》以下，于君素无异旧之恩，于己渐绝进取之望，《涉江》则宁重昏终身，《怀沙》则决计一死矣。《悲回风》欲死而未忍遽死，《惜往日》则毕辞而死矣。此两朝辞旨异同之大概也。”

所以蒋骥对《九章》顺序的安排是：①《惜诵》②《抽思》②《思美人》④《哀郢》⑤《涉江》⑥《怀沙》⑦《橘颂》⑧《悲回风》⑨《惜往日》。

(四)陆侃如的《屈原评传》是将《九章》拆开，夹杂于《离骚》、《天问》一块儿来叙述的。《汉书·艺文志》原说屈原作品一共有二十五篇，陆氏将它勾销了大半，只承认十一篇，就是《离骚》、《天问》二篇，加《九章》九篇。我们现在不论《离骚》与《天问》，只论《九章》。

陆氏顺序是：①《橘颂》②《抽思》③《悲回风》④《惜诵》⑤《思美人》⑥《哀郢》⑦《涉江》⑧《怀沙》⑨《惜往日》。

(五)游国恩在他的《楚辞概论》里《九章》顺序也不照王逸《章句》而重新排列过，就是①《惜诵》②《抽思》③《悲回风》④《思美人》⑤《哀郢》⑥《涉江》⑦《橘颂》⑧《怀沙》⑨《惜往日》。

在他以后所著《屈原》一书里又略有更改，即①《惜诵》②《抽思》③《思美人》④《哀郢》⑤《悲回风》⑥《涉江》⑦《橘颂》⑦《怀沙》⑧《惜往日》。

(六)刘永济既反对《九章》全为屈作，仅承认五篇。这五篇的顺序是：①《惜诵》②《涉江》③《哀郢》④《抽思》⑤《怀沙》。

(七)郭鼎堂《九章》顺序是：①《橘颂》②《悲回风》③《惜诵》④《抽思》⑤《思美人》⑥《哀郢》⑦《涉江》⑧《怀沙》⑨《惜往日》。但在他的《屈原赋今译》里，《九章》的顺序又完全遵照王逸《章句》本，想必为了方便起见。

(八)文怀沙《屈原九章今译》，对于《九章》时代的先后，曾说了个大概。他说《哀郢》的写作时间，毋容置疑是在秦国白起破郢以后，亦即顷襄窜陈以后所作。而《涉江》、《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细绎文义写作时间，可能与《哀郢》最为贴近，如置之《哀郢》之后，或无不宜。《惜诵》、《抽思》、《思美人》则比较可能在郢都沦陷以前，即在第二次放逐的那一段时间，亦即《哀郢》篇所谓“至今九年而不复”的那个“九年”之中。文氏又声明：“以上的说法，只能说每个人《九章》篇次概念性的理解，姑且写出来聊备一格，作为读者们的参考。”文氏又说：“我认为勉强替《九章》排定次序，很容易造成我们大家都错，只是错法不同而已的结果。”所以文氏《九章》顺序仍然遵照王逸《章句》。

(九)詹安泰的《屈原》一书关于《九章》，他的顺序是：①《橘颂》②《惜诵》③《抽思》④《思美人》⑤《悲回风》⑥《涉江》⑦《哀郢》⑧《怀沙》⑨《惜往日》。

(十)笔者对于《九章》顺序，另作安排，是：①《惜诵》②《抽思》③《思美人》④《涉江》⑤《橘颂》⑥《哀郢》⑦《惜往日》⑧《悲回风》⑨《怀沙》。

(五)《九章》排列顺序的说明

笔者既将《九章》顺序另作安排，意见甚多，非有专节文字说明不可。

笔者的意见，说《橘颂》乃屈原少作是大有问题的。我们不必采取陆侃如的主张，说什么四言为句，与《诗经》三百篇相近，明是屈原创作楚辞体裁尚未成功前作品，又什么技巧拙劣，格言太多云云，要知屈原作品用四言体裁者，有《天问》全篇。《惜往日》、《怀沙》后半篇的乱辞“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一连十几句；《抽思》乱辞：“长濑湍流，沂江潭兮，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亦有二十句；《涉江》乱辞“鸾鸟凤凰，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一共十二句，都是四言。我们能说这三篇都是屈原少作么？至技巧和格言问题更不足讨论。笔者认为《橘颂》确系屈原放逐湘西时所作，其中“嗟尔幼志，有以异兮”及“年岁虽少，可即长兮”，姚鼐谓与《涉江》篇“年已老而不衰”有异，疑为屈原少作，理由似颇充分，遂害得吴汝纶、陆侃如、詹安泰都来采取。但姚氏不知《橘颂》是篇体裁极为特别的文章，前半篇颂赞的对象是橘，后半篇颂赞的对象是人。可是，这个人并不是屈原自己，这在代名词的用法上可以看出。屈原作品自叙之处皆用第一人称的称呼，从无例外。《橘颂》“嗟尔幼志”用的却是第二人称之称；故郭氏谓为一年轻人，这年轻人是谁，今已莫考。笔者以为屈原的《离骚》写作时代虽早，最后的写定则在放逐湘西；而“从彭咸之居”更在投水自杀前不久。《九章》也有许多篇章表示要死。他这许多作品若没一个人替他保存，并加以流传，恐怕他身体才沉汨罗，早已散佚了。这个年轻人是屈原在放逐途中或湘西所遇见的一个志行高洁的文学青年，其名或为“橘”或其小名为“橘”。他成了屈原的伴侣，或者作了他的学生，也许便是传说中的宋玉吧。

《橘颂》既不能列为《九章》的第一篇，那么第一篇是哪一篇呢？我看还是《惜诵》较为妥当。这一篇列叙放逐之由，即竭忠贞以事君，反被群小进谗而致见黜，欲呼群神为之证明，又欲厉神为之占卜，宛然是一篇《离骚》的缩影，这是《九章》的总叙，好像文章的总冒，这当是屈原自己安排于《九章》之首的。但看《汉书·扬雄传》，扬雄所傍的“伴牢愁”第一篇便是《惜诵》；王逸《章句》也是以《惜诵》为第一篇，则此篇居《九章》之首，毫无疑问。

第二篇应该是“抽思”。篇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可见是远谪汉北之作。屈原第一次放逐，系在怀王朝。篇中语可以证明怀王者，其一为怀王的多怒。《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惜往日》：“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与本篇“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事实相同。其二，屈原以香花香草，象征一切，代名词也以香花草为喻，他呼怀王为“荪”，等于今日京白的“您”，“荃”等于今日京白的“怹”，前者第二人称之称；后者第三人称之称。《离骚》最后写定时，怀王已客死于秦，故称之为“荃”，又称之为“灵修”，写《抽思》时，怀王尚在，故称之为“荪”，即假定与王对话，直呼之以“您”。其三，《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系以男女婚嫁象征君臣遇合，《抽思》亦有“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意义又完全相似，故知写作时期也距《离骚》不远。

第三篇应该是《思美人》。据篇中所叙系在放逐汉北时，苦念郢都而不得返，遂作了一个小小旅行，向南行走，聊以娱心，南行途中，撰作此篇。《抽思》篇曾说“愿遥赴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美人指君主，已见《离骚》。屈原在汉北，思君念国，忧闷难堪，想不顾一切，跑了回去，又知道这更将加罪，强自隐忍而止，那么写一通申辩书向君主陈情吧，又以怀王之多怒，未敢尝试。万般无奈，只有向郢都方向的南方进行，作为慰情聊胜之计，所以有“狂顾南行，聊以娱心”的话。以道路之难行，且以谪宦之身，也不敢离开谪所太远，他似乎只走到一个地点名为“北姑”者而止。在《思美人》篇“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可见他自汉北南行的目标地，系在大江夏水一带。他一路攀摘花草，眺望风景，并观看那些文化落后的“南人”的生活状态，聊自排遣，所以此篇是南行旅途中所作。

第四篇应该是《涉江》。王逸《章句》本原来次序并没有错，蒋骥以《涉江》置于《哀郢》之后，陆侃如从之，游国恩亦从之，笔者认为还是以照旧为妥。《涉江》固为顷襄朝再放时作，但据《哀郢》“九年不复”来看，则作于《哀郢》前九年。假定《哀郢》作于顷襄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残破郢都时，倒溯九年，则为顷襄十一年。篇中“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自郢都沿江而下，过夏口至鄂渚，回头转洞庭湘沅，转入枉渚、辰阳，入溆浦而转进了湘西那个“深山密林，猨狖所居，山高蔽日，幽晦多雨，霰雪无垠，云霏承宇”的蛮荒落后的境界。在这种环境里，一住便住了九年。

此篇开始数句，遨游仙境，高唱入云，足征屈原那时年龄尚不甚老，意兴非常之高。且其神仙境界及神仙生活之描写，亦非使齐归后，大获域外文化知识者所能办。

《橘颂》应该位置于第五篇。屈原到了贬所，或在谪贬途中，认识了一个名橘或小名为“橘”的文学青年。那青年钦慕屈原，情愿随至贬所，与之为伴。已见前述。

第六篇应该是《哀郢》，屈原既被放湘西，九年不复，何以《哀郢》开首有“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难道他竟从湘西贬所回到郢都么？所有楚辞注家，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法解决，是以只有含混带过。有人以为此篇作于顷襄初年，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取析十五城而去之时。怀王见辱于秦，兵败地丧，民散相失，故曰：“皇天不纯命。”盖屈子再放江南之时，行将东去，而闻秦兵大举入郢都，国人惶恐，宗亲震悼，屈子亦遂从此东迁……(刘永济及姜寅清说)也有人谓屈原曾遭过三次放逐。第一次在汉北；第二次在江南——此江南指陵阳庐江等处——；第三次在湘西；亦有人以为第二次在湘西，第三次在江南者。笔者认为屈原放逐实仅二次。在汉北仅四五年，又被召回朝，有使齐，谏杀张仪，谏怀王勿与秦会武关诸事。顷襄十一年，因令尹子兰之谗谮，被放湘西，作《涉江》、《橘颂》。《离骚》、《天问》虽有定稿，尚在不断删增修改。及顷襄十九年，秦楚邦交又复破裂，秦举兵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以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又攻楚，取鄢、邓、西陵，屈原知道郢都难保。他放逐湘西，并未携带眷属，眷属均留郢都，不得不返郢都将家眷安排于比较安全的地带。他回郢都后，也始终没敢朝见顷襄，《哀郢》“哀见君而不再得”，可以证明。他护送眷属，沿江东下，一直到了今安徽青阳境的陵阳，将眷属安顿妥当后，复溯江西上，再赴湘西的贬所。

《惜往日》、《悲回风》两篇，应该在《哀郢》以后所作。这是《九章》里第七第八两篇。那时屈原见秦兵侵扰不已，国势日危，已决心一死。本来是想投沅水或湘水的，《惜往日》说：“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世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回风》说：“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并以子胥、申徒为模仿的对象。其后卒沉汨罗，想是南下至长沙后决定的。

《怀沙》乃屈原绝笔，有《史记·屈原传》为证。有几种古籍都说屈原死于五月五日，《怀沙》开首便说：“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可见这个季节记载得很明白。我们的辞人自溆浦深山中出来，南下大概到了长沙。及决定自杀，又稍稍北上，到洞庭湖附近汨罗江便抱石怀沙自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