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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天问》也算很长的了，《离骚》篇幅之巨更胜《天问》，所以古今不约而同，都认为《离骚》乃是屈原的代表作。历来学者竟以“骚”之一字包括屈原全部作品，如《昭明文选》，特立“骚”部，《文心雕龙》作“辨骚”，后世更以“骚人”与“墨客”并称。这是为什么呢？为的《天问》仅是屈原客观的撰述，而《离骚》则为主观的抒情，《天问》虽是屈原一生学术的结晶，而《离骚》则为屈原感情、思想、节操、志愿及一生行迹，整个人格的表现；至其辞采之壮丽，想像之恢宏，格局之特创，声调之激越，使其内容与形式都极其完美，臻于艺术上的最高峰。古今文人学者对于《离骚》无不再三赞叹，争相研讨，并非有所偏爱，也实是这篇伟大作品应得的评价与光荣。

但历来研究《离骚》者虽多，对于它全部的蕴藏，仍未发掘尽致，可见这篇洋洋大文内涵之丰富。现亦仅能将楚辞学者研究的成绩综合比较一下，再附以我个人见解，以与读者共作商榷。

我们研究《离骚》，一开头便遇到难关，题目“离骚”二字便不知应该作何解说，古今议论颇多，要而言之，不出以下几派的说法——

第一派主张“离”为“离别”，“骚”为忧愁。

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洪兴祖、朱熹，均无异说。

屈复《楚辞新注》引《离骚》“余既不难夫别离兮”一语谓“离为离别，离骚者，离别之忧也”。

戴震《屈赋音义》：“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

第二派主张“离”为遭，“骚”为忧。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语气虽不甚明白，但合上文：“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语来看，则史公原意乃以“离”为“遭”，故《史记索隐》引应劭曰：“离，遭也。骚，忧也。”

班固《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

颜师古《汉书·贾谊列传》注：“离，遭也。忧动曰骚，遭忧而作此辞。”

第三派主张为楚语，义犹离畔。

项安世《项氏家说》：“《国语·楚语》伍举曰：“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忧而赋之。”

王应麟《困学纪闻》：“伍举所谓骚离，屈平所谓离骚，皆楚言也。”项、王二氏之说皆梁章钜文选旁证所引。

第四派主张为楚曲之名。

近人游国恩《楚辞概论》：“按《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是一物而异其名……离骚之为楚曲，犹后世‘齐讴’、‘吴讴’之类。”

以上四派的说法，究竟哪一派比较接近屈原命题原意呢？照我看，第一派望文生义，似乎未足依据。第三派楚语离畔，说颇牵强，《离骚》乃屈原自传，离畔为忧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但在全文命意的百分比中却占极少之数，所以拿伍举的话来附会，是不对的。第四派新颖可喜，不过我要问像《离骚》这样长篇文字，以今日音乐之进步，制谱合乐，尚觉不易，战国时代请问是否可能？况以双声叠韵及音纽来通转一个名词，有时虽便利，有时则甚危险，所以游国恩的话我亦未敢以为然。我以为《离骚》二字的题目，实尚有研究的必要，目前则不如采取司马迁、班固的解释较为妥当。盖“离”本为网罗之类。扬雄《方言》：“罗谓之离。”由实字变为动词，则如《易·小过》：“飞鸟离之”，《诗·卫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庄子·盗跖篇》：“服其殃，离其患。”此字与“罹”相通，故《说文》注罹字曰：“心忧也，古多通离。”《书·汤诰》：“罹其凶害。”《释文》：“罹作罗。”《诗·王风》：“逢此百罹。”《释文》：“罹本作离。”罹转义为遭。《汉书·文帝纪》：“以罹寒暑之数。”颜师古曰：“离也。”所以“离骚”即是“罹骚”，也即是“遭忧”。况且屈原《九歌·山鬼》：“思公子兮徒离忧”，《九章·思美人》：“独历年而离愍兮”，《怀沙》：“离愍而长鞠”，《离骚》：“进不入以离尤兮”，皆以“离”为“罹”，则于他《离骚》二字的命题何苦一定要作别的解释呢？

《离骚》的命题意义还没有交代明白，写作时代的问题又接着来烦扰我们了。原来关于这件事历来聚讼也还很多。《史记·屈原传》原说《离骚》系在上官夺稿，被谗见疏时作，而司马迁《报任安书》则又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不是史公在那里自相矛盾么？是的，《史记》本非定稿，自相违戾处不少，而《屈原列传》舛漏尤多。后人谓《屈原传》乃史公未完之稿，系褚少孙所补而成者，有舛漏亦自难怪。据《新序·节士篇》、《汉书·贾谊传》、《风俗通·六国篇》，都说屈原放逐乃作《离骚》，我承认是对的。但屈原一生被放逐两次，第一次大约在楚怀王二十四五年间；第二次则为顷襄王十二三年间，《离骚》究竟作于第几次呢？细玩《离骚》全文，应在第一次。这里有许多年龄上的证据，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第一次放逐，屈原年龄为三十四五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国人自古以来，一到四十岁左右，便以为老年业已开始，故屈原有“将至”语。若第二次放逐则屈原之年龄已在五十余岁以上，口吻便不合了。况巫咸鼓励他到他国去求取功名，亦有“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又“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呼上下”，彼时屈原年方壮盛，不甘废弃，战国时代，朝秦暮楚，乃一般士大夫常事，屈原亦岂能无动于中？不过他忠君爱国之心，出于至性，自己也勉强不得，把这个念头写在文章里用以遣愁散闷则有之，却不肯见诸事实。次则，像《离骚》这种文章，不唯内容深曲，变化无穷，结构上的匠心，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若无极伟大的气魄，极磅礴的精力，和极充沛的元气，是休想写得成功的。这气魄、这精力、这元气，只有三四十岁的人有，老年便难了，《天问》结构也极精严，《离骚》则尤过之。我曾主张《天问》与《九歌》为屈原使齐返国时作，为其第一期的作品。《离骚》为第一次放逐时作，为其第二期的作品。由其技巧之更臻成熟一点来看，也可以证明此说。而且照《史记》本传竟说《离骚》之作在上官夺稿，怀王怒而疏之之时，近人根据此语竟断定屈原放逐前后共有三次。《史记》本传之不可靠，久有定评，我们为了想回护传文的谬误，而凭空教我们的诗人多受一次放逐之苦，那也是不必的。司马迁《报任安书》仅言“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未曾注明在哪朝君王在位时，刘向《新序·节士篇》、《风俗通·六国篇》，则均言《离骚》之作，在怀王朝，这话至少有个根据。(近代多数楚辞学者均主《离骚》作于顷襄王时，缪天华先生独主为第一次，笔者初囿旧说而不信，及细读《离骚》，乃知其有理。)

惟《离骚》对君主的称谓有“灵修”、“哲王”的异称，又有“济沅湘以南征”之语，因舜葬地的苍梧与沅湘较近。游国恩遂一力断为顷襄时代。但就重华陈词可指为幻想，倘必指实，则以下历叙的“悬圃”、“春宫”、“阆风”、“白水”、“昆仑”、“西海”又岂是真境界么？“灵修”指已死怀王，则颇有理由，不过这当是以后所改。

这里还有个“讽谏”问题。历来楚辞学者似均未注意。仅缪天华先生提出(《离骚浅释导言》)。盖《史纪》本传论《离骚》写作之动机，谓“自怨生也”；又言：“屈平，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又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缪先生称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狱，这话真可谓独具炯眼，令人佩服。但《离骚》后半篇求婚神女，遨游仙境，其“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意义，又相当的明显。虽战国士大夫择贤而仕，有很大的自由，但以与国同休戚的宗臣而为此言，似亦太过；况这话传到国君耳中，只有令他更为羞怒，于讽谏的原意，实甚违背，屈原乃智者，何致出此？班固《离骚赞序》云：“是时周室已灭，七国并争，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以风怀王。”这些话均见《离骚》前半篇。我所以又怀疑屈原第一次被谪时《离骚》只有三分之二，还有三分之一是后来陆续补成的，或将原稿文字自加改窜的，并且我还要武断一句：《离骚》直到他汨罗自杀前始成定本。屈原何年始自杀，史无明文，历代学者也未能考出。陆侃如谓其死于顷襄王九年(公元前二九○左右)，享寿五十四。游国恩于其《楚辞概论》中谓其死于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享寿五十九。后又于所著《屈原》谓其死于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二七)。盖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之郢都，烧夷陵，顷襄仓惶迁都于陈，屈原《哀郢》即作于此时。第二年秦兵又大至，攻拔楚国的巫郡，情势非常险恶，一个放逐孤臣又有做敌国俘虏的危险，乃由沅水下湖湘，至长沙的汨罗江自投于水而死。笔者也认此说比较地有理由。(不过游氏谓屈原死时寿已六十七，则不以为然。)屈原《九章·思美人》：“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惜往日》：“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悲回风》：“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这些歌辞皆其临死数月前所作，故“彭咸”“沉渊”络绎笔底。但《离骚》后半篇居然也有：“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先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些话说他第一次放逐时所说，则政治上稍遇挫折，便忿恚怨怼，而至于想自杀，我们诗人心胸即云隘狭，也万不至如是；说他是在第二次放逐时所说，也还嫌其过早，故笔者认为这是他自杀前补作或改易插进去的。这几句话与《惜往日》、《悲回风》的时间很接近，甚至可以说是同时。因为《离骚》乃屈原一篇韵文的自传，自诞生至于老死，一生行事，灿如列眉，屈原决不惮再三修改，随时增进新的材料，使其益臻完美。本来伟大作品决非短时期所能成功：张衡二京，左思三都，均写作了十年以上的时间；白居易《长恨歌》前后写了五年；孔尚任的《桃花扇》费时十年，改稿三次。希腊优里辟特(Euripides)为公元前第四世纪希腊三大悲剧家之一，相传其第一部戏剧写了十年功夫，一出即获得首奖。但丁《神曲》差不多是一生时间精力，歌德的《浮士德》则前后共费五十七年。至于对稿子的推敲音韵，窜改字句的佳话，古今中外也多至不可胜数，像《离骚》这样内容和形式都完全崭新的创作，屈原花了十几年的光阴，才能写定最后本子，我想是非常可能，而且也是事理所应有的。

俞樾引陈深的计算，谓《离骚》一共有二千四百七十字，我也曾逐字数过，共二千四百八十三字，删去“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十三字，与陈深的数目正合。盖《离骚》虽不像《天问》有那许多的错简、脱简，少许衍文脱字，还是不免。像“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洪兴祖即主为衍文。《楚辞章句补注》曰：“一本有此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与此语同。”按洪氏此说非常有理。《离骚》全文均二句一韵，四句为二韵，是闻匡斋氏所强调的“二进法”，倘留此二句，则与上文的“武”“怒”“舍”“故”四字相叶多了一韵，与《离骚》的体例不合。况唐写本和《文选》亦无此二句。因忆《孔雀东南飞》“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与前文“共事二三年”语意相冲突，考证家谓乃系庸妄子摭拾唐顾况弃妇诗中语搀入所致，不意《离骚》亦遭此厄，天下庸妄子何其多哉？

又《楚辞章句》“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文选》作“何不改此度也”，一作“何不改乎此度也？”“来吾道乎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其他小小差异，类此者尚有，则陈深字数的计算，不能算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了。

字数的多寡，我以为并不关重要，所应注意的倒是句子多寡的问题。《离骚》删去了上述那两句衍文，正文一共三百六十八句，乱辞四句(照我国习惯写)一共三百七十二句。自朱熹《楚辞集注》以来，即以四句为一节，而闻匡斋等又主张四句二韵，则正文为九十二节，乱辞一节，共为九十三节。

我们倘照新诗的排列法，句句平头写，以四句为一小节，以四小节为一组，则正文得二十三组，乱辞算他一组，全文是二十四组。倘使《离骚》多二句、四句、八句；或少二句、四句、八句，则决不能恰恰得到二十四这个数目了，“二十四”虽不比“三”、“五”、“七”、“九”、“十二”、“三十六”、“七十二”之含有某种神秘性，并为国人惯于采用的数目字，至少是个齐整的数目。战国阴阳家有“二十四气”，汉有“二十四贤”，晋有“二十四友”，虽属晚起，但其感觉这数目之整齐而乐采用则一，安知《离骚》的作者对于这个数目字，不发生兴趣呢？

以四句乱辞也算一组，恐人家要骂我说法牵强，不过我们要知道乱辞地位等于“少歌”“佹诗”，以数句总束全文，本来是很重要的。我以为拿它来抵一组文字，并不为过。

《离骚》的这二十四组文字，并非每组皆可独立，遇到滔滔泊泊，大发议论时，也需要连结几组文句才可以说明一个意思，但大多数之组是藕断而丝连的，读者假使不信，则请将《离骚》的全文照我所说的办法，逐句平写，分组玩索其文气转换的线索，语意过渡的痕迹，声韵疾徐重轻之间的差异，看看我的分组法，是否有点道理，我想不失为一种有趣的实验吧。

至于《离骚》的分段，则钱杲之《离骚集传》分为十四节，陈本礼的《离骚精义》分为十节，节即段之意。王邦采的《离骚汇订》分为三大段；戴震的《离骚注》分为十段；屈复的《楚辞新注》分为五段；方廷珪的《楚辞集成》分为六段；陆侃如的《屈原》分为两大段；日本儿岛献吉郎的《毛诗楚辞考》分为五大段。当然还有别的楚辞研究家作为别样的分法，未暇一一地引证。

我是采取王邦采的意见的。也分三大段。王的第一大段自“帝高阳之遗胄兮”起，至“岂余心之可惩”止；第二大段自“女(之婵媛兮”起，至“吾将上下而求索”止；第三大段自“饮余马于咸池兮”起，至“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止。我第一段与他同，以下则异。我的前两大段每段包含八组文句，第三段假如照我的意思，乱辞也算一组，则也是八组。

至于《离骚》的用韵，据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认为全文协韵和换韵八十一次。这个数目为九的九倍，我们虽不敢说作者有心为此，但又是一个现成的数目，也颇足令人怀疑他是故意安排的哩！

荷马的史诗《奥德赛》是纪元前六世纪或云纪元前八世纪的作品，据美国文学批评家摩尔登(Malton)的研究，这部史诗主角攸力栖兹历险事迹包括很平衡的两个部分，一是“结”的部分，一是“解”的部分。解的部分共分九段，结的部分共含九事。主角家中的人物六忠而三奸，共为九人。又说《奥德赛》中没有一件事是赘余的，没有一个人物是虚设的，没有一个人物不是帮着来显出全书之意义的，这就是所谓“有机的史诗”，这就是所谓“完整无缺的布局”。

稍晚的回教《可兰经》，据说篇数字数都有一定。而但丁《神曲》的全体结构则以“三”的数字为基本，暗含“三位一体”的奥义。其他古人名篇在体制上所费的苦心，一定还有许多例子，幸运的则尚能被后人发现，否则一番心血算是白费了。我国战国时代撰述文字于篇章上采用有意义的数目者，有孟子、庄子的七篇；《吕氏春秋》的八览、六论、十二纪……笔者尝研究屈原《天问》，见错简整理。脱简补足(推测的)以后，全文分为天文、地理、神话、历史，乱辞五大部分。天文、神话、地理各四十四句，历史分夏、商、周三代各七十二句，乱辞共二十四句，曾推为旧式韵文界绝后空前的巨制。现在研究《离骚》，发现《离骚》的结构比《天问》更匀称，更平衡，更为有机，更为完整，这“绝后空前”四字，只有从《天问》上撤回，加于《离骚》上了。

我想读者读完这段文字，一定要责备我研究《离骚》不从大处着眼，而琐琐于文句上用功，所谓“钻牛角尖”，“堕入魔道”，或者有人要怀疑《离骚》体制不见得如此，这些话是我附会出来的，因而骂我故作新奇突兀之论，以为惊世骇俗之计，则我亦不乐申辩。要之，屈原作品在结构上实有着意安排的计划，则为我所深信不疑者。《诗经》每篇之歌，四句一转韵，章法齐整。即比较长篇的《豳风》之“东山”；《邶风》之“谷风”；《卫风》之“氓”，也不例外。后世五七古歌行四句一转韵者亦沿成惯例。不过我国人写作文件或刊印书籍，照例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大片段连接下去，故作品的段落不易看出。《离骚》自刘向结集，王逸章句行世以来，每句句下皆缀注解，它的格局的原来面目，当然更难于辨认了。此外更有一个理由，则我国诗歌唯律绝及词曲字数段落有一定限制，长篇五七古四句转韵者固多，而作家骋其才气，放笔直写，打破这种成规者实为不少。长诗像无名氏的《孔雀东南飞》、杜甫的《北征》、韩愈的《南山》，只有天然的段落，每段字句的多寡，毫不措意。我们以读这类长诗的眼光来读《离骚》，哪里还会想到它体制的特点？因此遂教屈原对《离骚》结构惨淡经营的一番苦心，湮没而不彰者二千数百年之久，实是一桩莫大的可惜之事。

我们若将《离骚》的节、组、段落分析清楚，则内容也就比较易于解释了。照笔者的意思全文的内容是这样。

第一组四节：叙诞生之初及少年时代，对于修习学问，培养品行的种种努力。

第二组四节：叙学成出仕，希望辅翊君主，醇风易俗，陈三后尧舜之圭臬及桀纣之颠覆邦家，作君主之鉴戒。

第三组四节：叙遭党人排斥及怀王疏远己身之事。

第四组四节：回忆做左徒及三闾大夫时，苦心栽培人才的努力及化为虚话之可痛。《楚辞章句》所云：“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正为这一段话的注脚。

第五组四节：叙虽见疏和被放逐，仍砥砺志行，孤芳自赏。

第六组四节：回忆怀王之不明及党人造谣攻击。

第七组四节：言不愿与党人同流合污而返至自己家中，曰“吾将返”，曰“回联车”，返家明甚。屈原第一次放逐系在汉北。放逐前回家一行，料理私事，谅亦为朝中所许；再者，屈原本系楚国宗室，较有体面，观其第一次放逐于汉北，因急于返郢都，还离开贬所，旅行了几天；则未达贬所时，离家甚近，自动回家看看，也是事实所不能免的。况第一次放逐亦不算是真放逐，只能说是迁谪，大约怀王信谗)怒，不使屈原在左右，谪他到汉北做个小官，蒋骥所谓“谪官于斯，弃置闲地”是也。则他的行动，就当然是更为自由了。

第八组四节：重申五六两组抱洁怀芳，至死不改之志，并有往观四荒的企图，此当是返家途中所写，充分表出自己傍徨岐路，无所适从的苦闷心绪。“往观四荒”埋伏以下两大段文章，乃是有心埋伏下的一个重要线索。

第九组四节：回到家中，亲戚乡党，必纷来探访慰问，屈原已嫁的姊姊也回来了。(女

旧谓为原姊，近代乃有指为保姆者、灵巫者、侍妾者、侍女者，笔者一概不取，

亦可为妹，我则宁遵旧说为姊，且认为已嫁之姊。一则屈原第一次放逐时，已是壮年，其姊当然已嫁；二则以姊詈弟于理颇顺，妹则较勉强；三则其姊之语虽不出妇女见解，亦是谙于世故者之谈，其年应比屈原为长。)姊姊以爱怜的口吻，反覆责备他不该婞直立身，不该博謇好修，语似不入耳，其实出于爱护之至情，极令人感动。屈原受姊言之刺激，觉得自己天性和学养均系“依前圣以节中”者，遭此横逆，亦实堪感喟，乃幻想“济沅湘以南征”，达于大舜的葬地，而以一腔心事对之陈诉。

第十组四节：在舜面前所诉的是：夏启得《九辨》、《九歌》，耽于音乐，其子太康，更为荒淫，卒致内乱。羿、浇、桀、商纣几个贼臣暴主，都因纵情恣欲而败亡。

第十一组四节：上一组所举完全是暴主故事，这一组所举的为大禹、成汤、文王几位贤君，以与上文作强烈的对照。且屈原就此悟出历史上的因果律，知道皇天无私，惟圣哲始能保其邦国，自己秉正而行，究竟未错，因此而遭遇横逆，也不必如其姊之劝而生悔心了。

第十二组四节：自己秉正向善的决心，虽不可动摇，但究竟是有血肉，有感情的人，想到过去的遭遇，自伤生不逢时，亦不禁涕泗淋浪，沾于襟袖，向大舜陈词已毕，乃驾凤车、策玉虬、御长风以远征。朝自苍梧动身，晚至昆仑山的悬圃，天色已暮，不能在灵境多事勾留，但我应走的道路倘甚遥远，乃求太阳借我以日车，并命羲和不必趱赶，以便有余裕的景光得以上天下地去求索。

第十三组四节：我饮马咸池、总辔扶桑小

以后，本欲以月神、风神、鸾凤(雌凤)，组成盛大仪仗，而雷师告我筹备不及，乃乘凤鸟日夜飞腾，飘风云霓暂充侍御，而上天庭，令帝阍开门，而彼竟置之不理。

第十四组四节：世人蔽美嫉贤，不意天上亦如此。结兰延伫间，天时愈晚，势不可待，只有复自悬圃降下，明朝将济白水，登昆仑之阆风，而高丘间并无足当我意之美女。复游春宫，折琼枝，求人间女郎之可赠者，然亦无有。乃又令云师丰隆往求宓妃，并令伏羲之臣蹇修，持我佩

，以达我之爱意。

第十五组四节：宓妃初意依违两可，后忽变卦而拒绝。她自恃美貌，对人无礼，我不敢再行请教，只有更求他人。我乃纵观四极，又周游天空，忽见瑶台上尚有娀氏之美丽女儿名简狄者在焉，使鸩为媒，鸩懒去而骗我说“不好”，雄鸩自告奋勇，我又嫌其多言而轻佻，不欲信任。

第十六组四节：既无适当媒人可遣，欲自去当面求婚，又恐于礼不可，使我十分踌躇不决。况凤凰既携带礼物以往，恐高辛氏(帝喾)在我之先已得到她，我去也无用了，再走远一些，赶上少康尚未结婚之际，向有虞氏二女试试看吧。但我求婚理由既弱，而媒人又笨，此次恐仍失败，我以我的爱，托之闺中，闺中人个个深闭固拒；托之圣哲的君主，他又永不觉悟。可怜呀，我这一腔深厚的爱情，竟找不到发泄的对象，叫我如何能这样永久忍受下去呢？

第十七组四节：向神女求婚既一一碰壁，我真莫知适从了，乃求灵氛为我占卜。他说以九州之大，难道只有上面几个美女子，他劝我远去寻求，并说像你这样一表人才，女子也不肯舍弃你，又趁势将党人骂了一顿，劝我不必怀念故国，到别国去发展长才。

第十八组四节：我本想遵从灵氛的吉卜，但心中仍狐疑不决，巫咸今夕本要降临，不如再问他一下。巫咸是夕果偕百神下降，他说的是和灵氛一样的好话。

第十九组四节：巫咸历举历史禹、汤、武丁、周文。齐桓与皋陶、伊尹、傅说、吕望、宁戚等君臣遇合之盛事，鼓励我远去寻觅合我理想的国家。并说你的德行虽佳，奈党人嫉妒，不容你有所作为，不如趁此壮年别图发展，莫弄得老大徒悲。

第二十组四节：想到光阴代谢之迅速，世事变迁之无常，昔日芳草如兰如椒如,均化为萧艾，失去芬芳，我在故国，诚无淹留的必要。

第二十一组四节：椒兰尚且变化，揭车江蓠那类次一等的香草则更不待论。但我所带着的琼佩则芳香永久不变，抱此壮盛的装饰，听从以前灵氛的劝告，拣选吉日，准备糇粮，决计出门远行。

第二十二组四节：忽然想到意见乖离的人，与我终难一致，楚国如此，他邦亦然，不如作一次远征，聊自宽慰。即由昆仑掉转路线，乘象车驾飞龙，向极西的地点出发，早上自天津(昆仑别名)动身，晚间便抵达西极，经过流沙，到了赤水沿岸，指麾蛟龙，为我驾桥，令西皇助我渡过。

第二十三组四节：道路艰远难行，不得不下令命众车小心侍卫，我要经过不周山，再向左转，以直达西海为目标。

这一次出行的仪仗与上回大大不同，相从的车子多至千乘，登上了升皇(日落之山)之山，猛然回头望见故国的河山，于是仆夫凄悲了，马也不肯向前了。

第二十四组一节：总结一句话，算了吧！国内既无知己的人，故乡本也无须系恋，既不能实现我优良政治的计划，现在仆悲马怀，难道我又能走回头的道路么？进既不能，退又不可，想来只有投入巫彭巫咸所居的深渊，一死了之罢了。

以上三大段二十四组文字，脉络分明，章法井然。至大段议论，连结几组成为一片，极波澜壮阔之致，前文已言，不复。

《离骚》之文，自来很少人能完全读懂，即因摸不清它的脉络，分不清它的条理之故。王世贞谓：“骚赋虽为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不可偏属。《离骚》之所以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亦故乱其序，使同声者自寻，修隙者难揣耳。今若明白条易，便乖厥体。”又曰：“杂而不乱，复而不厌，其所以为屈子乎？”(《艺苑卮言》)真是闭眼穿针，隔靴搔痒的话。还有些评家(《离骚》向称有七十二家评本)，连《离骚》究竟说了些甚么话都弄不明白，居然要乱注解，乱批评，真如林云铭所骂：“凭臆穿凿，削趾适屦，棘句钩章，武断卖弄，懵然不知本题之层折，行文之步骤……将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谬加千层雾障，幻成迷阵。”《离骚》要让他们这些人来读，怪不得陈继儒要说《离骚》和《庄子》都是“无首无尾”，“无端无绪”，而王邦采少年时“读未数行，便昏昏思睡了”。其实《离骚》实如林氏所说：“自首至尾，千头万绪，看来只是一条线，直贯到底，并无重复。”(《楚辞灯》)陈本礼说“其经营惨淡处，如鬼斧神工，巧妙入微”(《楚辞精义》)倒是相当中肯之谈。所惜者林陈二氏对《离骚》的解释，仍然有欠透彻；于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有心安排的章法，也未曾窥破，所谓泄二千年之积闷，徒托空言，我殊为之惋惜，但亦时代所限，无可如何者也。

《离骚》文章上的价值，自淮南王刘安、班固、王逸、刘勰直至现在，皆有评论。陆侃如说这一首近四百句的长诗，是中国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品，它有四种为人所不注意而实为中国诗歌所少有的特点：(一)自传的体裁；(二)富于神话分子；(三)善用人格化；(四)隐喻(《屈原》)。游国恩则谓：“我谓《离骚》这篇文章，可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作。”游氏从具体方面指出《离骚》五种特质：(一)从世系叙起的体裁；(二)女性中心思想；(三)韵文的对话体；(四)极长的抒情诗；(五)多用双声、叠韵、重言，音节极美。陆、游两氏评论甚佳，但笔者则尚有几点补充的意见。我以为《离骚》有以下几端好处：

(一)《离骚》为中国最早的象征文字：在《离骚》以前的《诗经》三百篇那些象征主义的文章都是靠不住的，是汉儒附会出来的，《离骚》诞生，我国才有了真正的象征文学。王逸所称：“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里有几句是王逸的神经过敏之说：譬如《离骚》的禽鸟只有鸾凤鸩鸠几种，鸩虽信口造谣，鸠虽多言轻佻，也不过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诗人对之并无如何的恶感；至于诗人上天的仪仗没有组织成功，飘云帅云霓而来御，拥护他直抵天门，我想他只有对之感谢，决不会以“小人”相待，虬龙鸾凤不过是借为游历神境的交通工具，也未必竟视为“君子”。至灵修及宓妃佚女，譬喻君主及贤臣，也不见得。所以王逸的话只有一小半对。我以为《离骚》用以构成象征条件的，只有两种材料，一是“香草”一则“美人”。

《离骚》一开头便以“江离”、“辟芷”、“秋兰”、“木兰”、“宿莽”来象征自己的学业德行；以“申椒”、“兰桂”、“蕙-”之众芳，象征夏商周开国诸贤臣；以“滋兰九畹”“树蕙百亩”来象征他在左徒及三闾大夫任时之教育人才，培植优良干部；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来象征自己见疏失职以后的食贫居贱，忠贞自励；以“擥木根”、“贯薜荔”、“矫菌桂”、“索胡绳”来象征自己朝夕..，进德修业；以“菱荷为衣，芙蓉为裳”来象征自己的志节高洁，不同流俗。相反的一方面，则以“/”、“菉”、“葹”、“萧”、“艾”、“茅茨”象征朝中那许多贪婪、嫉妒、有名无实、专佞慢0的“党人”。只有“兰”、“椒”二字坐实了公子兰和公子椒，其余则都是影射。不但名词形容诃多用香草代替，即代名词也用“荃”、“荪”字样。

再说美人问题，先论“灵修”。朱熹云：“灵修，言具明智而善修饰，盖妇悦其夫之称。”王夫之：“灵，善也。修，长也。称君为灵修者，祝其所为善，而国祚长也。”甚至尚有如王邦采的莫名其妙的议论，甚么“灵，谓灵场，修，谓其修其祀事，即指祭所”。这些话笔者都认为是不得其解而强为之解。灵修亦见《山鬼》。笔者尝考其事，实指冥府君主，故对于游国恩所说灵修乃系所以指已死之怀王，犹言先帝，甚表赞同。王逸以“灵修”和“美人”并论，以为也含有甚么象征意义，并非事实。

《离骚》中点明“美人”的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逸、洪兴祖、朱熹因连下节读，均以为喻君即喻怀王。这个美人性别并不明白，说女子可，说男子也未尝不可。《诗》：“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卢令令，其人美且仁。”“洵美且都。”可见“美人”二字并不如后代分别那么严格。谓指怀王，不错，照文法来说也应如此。只有“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之善淫”。屈原真以妇女自比而以夫主喻怀王，二千数百字的长诗只有这两句，所占百分比极小。游国恩的“楚辞女性中心说”我以为论据并不充分，我所谓“美人”乃屈原所欲向之求婚的诸神女。

王逸谓“宓妃佚女，以譬贤臣”。但《离骚》中的宓妃是“保厥美以骄傲，日康娱以淫游”的人，怎么够得上贤臣的资格？屈原本人并非一国之君主，有何求贤臣的要求？若说替怀王代求，则己身尚不能见容于楚廷，代求贤臣，何所用之？但这几节文章也不能说完全是发泄无聊苦闷的游戏笔墨，观灵氛劝他：“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又曰：“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看来是屈原以上述诸神女象征列国君主，自己则为委质欲事之臣。这是以男女的婚姻喻君臣的合遇。不过屈原对于怀王一向以女自比，现在竟以女喻列国之君，转了一个弯子，不易叫人看出，所以王逸将它说颠倒了。

屈原的象征主义以“香草美人”为大端。后世文人对于后一端似乎特感兴趣，利用不已，往往有推陈出新的作品。这一派名为“托夫妇以言君臣”，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屋”，“凛凛岁云暮”，论者皆谓为放臣逐客望其君复之辞。后世“香奁”、“无题”有所寄托者颇多，不及举例。

象征主义(Symbolism)的文学在西洋为大宗派，以前虽有，至十九世纪始趋壮大。如法国的魏仑(Verlaine)，马拉梅(Mallarme)，保罗·梵利希(Paul Valery)，比利时的范尔哈仑(Verhaeren)，梅特灵克(Maeterlinck)，德意志的霍卜特曼(Hauptmaun)，名著竞出，脍炙人口。不意二千数百年前，我们已有像《离骚》一样的象征主义文学，真是我国文学莫大的荣誉。

(二)《离骚》是中国神话文学最高的准则：我国先秦及两汉，神话之书不为不富，如稷下谈士之大九州，庄列的寓言，《吕氏春秋》，《山海经》，《穆天子传》，《淮南子》，《归藏》及汉纬书所记人物及故事，每多荒唐诡异，但不能称之为文学，纯粹的文学不得不推屈原作品，而《离骚》则更为卓绝。这篇大文的后半篇完全以神话成分组成，作者自就重华陈词以后，精神便开始遨游到另一境界里去了。在这个境界里所见的人物则有灵氛、巫咸；有居于瑶台的有娀之佚女；有邻近春宫的宓妃；有有虞氏之二姚。他并想叫望舒为他前驱，飞廉为他奔走，帝阍为他开天门，雷师和丰隆为他护卫。他的簿卤则瑶象之车驾以玉虬或飞龙，玉鸾和鸣以为乐，凤凰接翼以为盖，玉1并驰，云旗委移，向着西方，恣意奔走。一路上还奏着《九歌》，舞着韶舞，作为漫长旅途的消遣。他所游的境地则为咸池及昆仑内的阆风、悬圃、白水、春宫、瑶台，后来他愈走愈远，居然到了西极，跨过流沙，渡过赤水，转过不周山而想远达于西海。但说来说去并非实有其事，只不过是作者的幻想罢了。可惜的是自从专讲实际的儒教思想称尊思想界以来，这篇绝无仅有的神话文学，竟受了很重的压迫和排斥。班固便足为这一派人的代表。他的《离骚序》先驳斥淮南王刘安推尊《离骚》的话，以为“斯论似过其真”，又说《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王逸是作《楚辞章句》的人，对于屈原当然有深厚的同情，他听见班固骂他，当然要出头替他辩护，但辩护的话却迂腐得可怜，真是冬烘先生的见解，他说：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

”，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离骚·叙》)

在他之前，则“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文心雕龙·辨骚》)。这几位先生以为比附六经始足以抬高屈原作品的身价，但不知这些话是屈原不愿受，也是不屑受的。刘勰《辨骚》先摘其同于风雅之四事，继则举其异乎经典者四事：

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缅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

刘勰是颇能了解屈赋真价的，但为了内容上有这些异于正统儒家学术的神话成分，也只得加屈赋以“夸诞”，“体慢于三代”，是虽“词赋之英杰”，而只能算得“雅颂之博徒”，这一类的批评，真使人丧气。外国自命正统思想的学者，也批评神话文学为“异教精神”(Paganism)，和班固、王逸等人的话可谓为一鼻孔出气。曾国藩的文艺鉴赏力不为不高，他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选取了三十二人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者。文学部门有好为“虚辞滥说”的司马相如，有一举笔便摹仿的扬雄，却没有屈原的位置，大约也是惧怕他的“异教精神”的缘故。

(三)《离骚》是中国唯美文学至上的典型：我们的伟大辞人屈原，可说是文学家中之具有极端洁癖者，又可说是人中爱美心之充分发达者。他惯以芬芳美丽的事物，象征自己的一生，故香草美人充2篇幅？实际上我们这位三闾大夫也的确是个仪容俊美，雅好修饰的人儿，你看他谪贬以后，暮年已至之际，他还是冠切云之崔嵬，带长铗之陆离，说他什么“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实不尽然；若说他什么“披发佯狂，行吟泽畔”，更远于事实了。《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可说是譬喻，也何尝不可说是写实？

可见屈原是颇以自己昳丽容颜自负的。再看《招魂》所叙楚国的宫室之美，服饰之珍，饮食之适口，女侍之婵娟，音乐之悦耳，宝玩之娱目，博饮之佚乐，种种的高度物质享受，虽不见得是屈原自己的生活，至少他经历过，并且对于这种生活是很能欣赏的。我说这话并没有丝毫唐突我们辞人的意思，仪表由于天生，自己不能作主，美貌不是罪恶，爱好丽都也不一定是不良的习惯。反之，正因为他有了这样一副美的外表，所以也就有了一个美的灵魂(当然这话不可以一概而论)，也就有了一个“诗的灵魂”(L’°me Poétique)。宇宙间纷纶万汇，透过这个美的诗的灵魂，丑陋的变成雅丽，缺陷的变成完全，渺小的变成高大，正如日光透过三棱镜反映出辉煌眩目的七彩来。譬如“受谗”、“被谪”，本来是痛苦的，用香草来一比，我们满眼只见姹紫嫣红的颜色，扑鼻是馥郁袭人的幽馨，我们何尝不感觉到诗人的悲哀，但这种悲哀，却是经过蒸馏，经过升华，它能同时给予我们以莫大的快感。譬如朝中那群狐朋狗党，原是诗人所深恶痛绝的，但他用自然界的“臭草恶木”来影射，仍然不失其美。至于《离骚》后半篇各种神话人物和境界，色彩的瑰丽，极光怪陆离之能事，想像力的伟大，可惊可喜，足与荷马、魏琪尔、但丁、弥尔顿争一日的短长，近代唯美派的诗人，反抗丑恶的现代物质生活，企慕希腊的美，隐遁于象牙之塔，我们的大辞人屈原，则并不以小小象牙之塔为满足，他的精神借着幻想的帮助，好像一只五彩辉煌的威凤，口中唱着嘹亮的歌声，高翔九霄之上，脱离了这个世界的牢笼，直飞到万万里外虚无缥缈的仙境。在他的想像里，空间的界限是完全泯灭了，碧海青天，浩瀚无际，巨翼搏风，回翔无碍；时间的大流，也停止了、倒退了，他要在帝喾未聘之前，少康未娶之际，去向有娀佚女、有虞二姚求爱。这种奇思怪想，只有哥德《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结婚希腊美后海伦差可比拟，然而《浮士德》产生于十九世纪，而《离骚》则出现于二千数百年前，这还不足教我们咄咄称奇么？

至于《离骚》情感的美，也是值得一谈的。这种情感的美也就形成了他人格的美。他是具有极端洁癖的人，也是个极端爱美的人，前面已说过了。《史记》本传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这几句话不管它是司马迁所说，或淮南王刘安所说，总之批评屈原的性格和作品都是极中肯的。我们诗人的情感悱恻芬芳，缠绵固结，出于至性，他爱君、爱宗国、爱乡土，在战国时代士大夫中实是少有，他的嫉恶如仇的正义感，不容他和群小妥协，他的憎恶强权的真理爱，使他永远站在反对暴秦的战线上，他的“哀民生之多艰”，悲天悯人的宏大胸襟和他的深厚同情，使他永远“长太息而掩涕”，但他的优越政策并不能教当局接受，他忧国忧民的苦心也不能得时君了解，反而遭到“受谗”、“见疏”、“迁谪”、“放逐”一连串沉重的打击，于是我们的诗人陷于痛苦的深渊了，在他作品里，我们常听见尼采惯于叫唤的声音：“我痛苦，我痛苦，我痛苦呀！”对哟，美的灵魂原是生来受苦的。千载之下，我们尚像看见我们的三闾大夫两眼在潺湲地流着晶莹的泪，一颗受创的心在满溢着红宝石似的鲜血，我们尚感觉到他那微风一过却发出呜咽哀音风籁琴似的神经的颤栗。然而他并没有疯狂，他的一切行动还是从容中道，所以他的作品都是有着极大的节制的。失去了节制，也就失去了美。冤诬屈原发疯和误解《离骚》、《天问》杂沓重复，都是没有眼睛人的话。屈原的人和作品都不止是“优美”，而是艺术上最崇高的“壮美”。最后汨罗一跃，使他的人格，闪射万丈光芒，真足以并明日月，使他的作品也增加了百倍的权威，在我们民族性灵里相荡相摩，直到世界的末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