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评传

导　论

提到屈原这个名字，我们真不禁从心底油然生出敬爱之情，认为他是我们旧韵文界空前绝后的作家，也是世界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关于前一点：他渊博的学识，卓荦的见解，豪迈惊人的才气，雄肆而又精密的文笔，不但远远胜过《诗经》时代那些作者，即如后来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那些辞赋家；曹刘颜谢、李杜韩苏那类诗家，也没有一个足以和他相比。我们韵文将来的成就虽不能预测，但过去韵文界由屈原独自占领，那则是我敢于断言的。关于后一点：屈原的作品，不惟辞藻环奇，格调新颖，内容之富，竟包举了全部中国古史和全世界的古文化史。别的作家像荷马、魏琪尔、弥尔顿、莎士比亚，虽光焰至今尚未灭息，他们的时代毕竟是过去了，我们不能在他们作品里再寻出什么了。屈原的作品则有如一座蕴藏极丰的宝矿，可供无尽期的发掘。他的作品各种分子，可以解释世界古史无数不可解释的问题。他的作品内容全部揭晓之时，便是世界文化史融会贯通，成为整个之日。所以，我常说别人的时代在当日，屈原的世纪则在将来。请问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居然产生在我们中国，不是我们莫大的荣耀吗？

像屈原这样一位文学史上罕有的“巨人”，关于他的传记当然是不会少的。他在世之时，早已感觉到本身不朽的价值，用韵文写了篇自传，那就是有名的《离骚》，除《离骚》外，他又撰写了《九章》，算是那篇洋洋大篇《离骚》的补充材料。

司马迁《史记》有一篇《屈原贾生列传》，贾生便是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史迁使战国时代的屈原与之同传，大概是为贾谊与屈原身世颇相类；谊为赋全仿骚体，又曾作过一篇《吊屈原文》的缘故。《史记》这篇《屈原传》虽有乖戾违背之处，颇启后人疑窦，但总算是一篇最早的屈原传记。以韵文方式替屈原作传者尤多，像东方朔的《七谏》、严忌的《哀时命》、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皆以流连咏叹的笔调，写出三闾一生不幸的经历，为之鸣冤屈，抱不平，于其沉渊的结局，尤再三致其哀悼。虽他们的笔调完全模仿《离骚》和《九章》，却也可算得是一种可读的屈原评传。

梁萧统编《昭明文选》，选了屈原《离骚》和几首《九歌》并《卜居》《渔父》。萧统在《文选》原序里提到屈原作品时，曾说：“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抑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这几句话对于屈原说来也可说是很好的传赞。

自王逸著有《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为作《补注》，与《章句》混合为一编。朱熹更作《楚辞集注》，均注意屈原之作品，于其传记则付诸忽略。明清二代，学者对屈赋研究的兴趣更趋浓厚。清林云铭著《楚辞灯》，既在卷首列《史记·屈原列传》，又撰“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蒋骥著《山带阁注楚辞》，书前冠以《史记·屈原列传》；沈亚之《屈原外传》”，又自撰“楚世家节略”，次列楚辞地理图三幅。五四运动前后，楚辞研究更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如廖平、梁启超、胡适、陆侃如、游国恩、闻匡斋、孙作云、刘紋遂、徐嘉瑞、饶宗颐、姜寅清、郭鼎堂等；更有旧式文人如刘永济、沈祖绵、朱季海、钱穆等，于屈原作品或综合讨论，或分题研究，或侧重某篇撰写之时代，或注意于作品产生的地理之变迁。对于屈原传记之写作，仅陆侃如有《屈原》、《屈原与宋玉》二书，夹叙夹论，以屈子之文，印证其一生之遭遇，但二书仅能名之为草创之作，甚多揣测之辞，不足成为定论。游国恩于一九四五年间，著有《屈原》一书，乃专以屈原传记为主，对于屈原之姓名，里贯、家世及其学术思想，文艺篇章诸问题之考证与论定，不独发前人之所未发，亦可补游氏以前《楚辞概论》，《读骚论微》之所未及。我以为想写屈原传记者，见了游氏这本书，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要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恐怕成为妄想。

如此说来，则笔者这篇《屈原评传》大可不必浪费笔墨了。不过笔者既本着“民俗学”、“比较宗教学”的眼光来探讨屈原的《九歌》、《天问》、《离骚》、《九章》，已撰成的篇章，不下一百廿余万字，倘不将屈原的生平及其所以能接受这些奇怪观念，并将之融入其作品的原因，向读者作一交代，则我所已撰写的一大堆文字，均将成为无根之游谈，或欺世之大言了。所以屈原传记在我的屈赋研究里，仍是不可少之笔。

我这篇《屈原评传》共分七章：

（壹）屈原的世系及家庭状况

（贰）屈原的名字及里居

（叁）屈原的生卒年月

（肆）屈原的政治生涯

（伍）屈原时代的国际形势及其政治方针

（陆）屈原的学术与思想

（柒）屈原的放逐与自沉

（捌）传后论

这八章屈原评传与一般屈传不同之处而可补一般屈传之缺者，便是前文所说“民俗学”“比较文化史”“比较宗教史”在本文里用得多些。也由于此故，屈赋的真面目始能揭露。

（壹）屈原的世系及家庭状况

（一）屈原之祖辈

在屈原所作自叙传的《离骚》一开端便介绍他自己的族系道：“帝高阳之苗裔兮”，王逸《楚辞章句》云：“高阳，颛顼有天下之号也。帝系曰：‘顼娶于腾隍氏而生老僮，是为楚先。’其后熊绎事周成王，封为楚子，居于丹阳；周幽王时，生若敖，征南海，北至江汉，其子武王求尊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祖，屈原自道本与君共祖，俱出颛顼胤末之子孙，是恩深而义厚也。”

我们再看《史记·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辛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

陆终第六个儿子，“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这样看来，楚的远祖是帝颛顼高阳氏，真正的祖宗是姓芈的季连。季连是官居火正号为祝融的吴回之后。楚文王曾灭夔，即为了夔国不祀祝融、鬻熊。

颛顼在历史上虽为黄帝孙、昌意子，高阳二字或云是他的名字（据《史记·楚世家》），或云是他所兴的地点之名（见张宴说），或云是颛顼有天下之号。据《吕览》、《月令》、《淮南》均言颛顼为北方水德之主，其佐玄冥，其色黑，其时令为冬，则颛顼乃五星中之辰星（水星），在地为五方帝之一。来源实自西方的水主哀亚（Ea）或哀亚的符合者尼波（Nebo）。西亚水主每兼为死神。照《吕览·孟冬纪》等篇看来，颛顼死神性也非常浓厚。西亚、印度、希腊，水主与死神，照例为人类之祖，也照例要为人王。颛顼岂仅为楚民族之祖，尧、舜、秦、赵、陈，均以颛顼为祖，见《左传》及《史记》，亦见拙著“河伯与水主”，所以屈原因与楚同姓，自称为帝高阳之苗裔，那是靠不住的，我们只能以神话视之。

颛顼高阳氏，既为水主，应为黑帝，王符《潜夫论》竟以他为赤帝，是错误的。近代傅斯年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此高阳之帝，当是祝融，帝而曰阳，阳而曰高，与火正之义正合。近亦有人谓“高阳”应作“皜阳”，亦即是“皓阳”，“昊阳”，即光阳炎阳之意，与祝融之义同。说这话的人于《吕览》、《月令》、《淮南》那些关于五方帝的记载，竟都视同无睹，正不知是什么道理。

关于屈原远祖的事，暂且搁开，我们现在请从他家受屈为氏谈起。

屈瑕王逸在《章句》里说楚武王僭号称王“始都于郢，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客卿客字当系衍文，因为只有外国人来做官，始称“客卿”，如“孟子为客卿于齐”，秦昭王“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儿子，是楚国本国人，受封怎可以称客呢？楚武王弑其兄羛冒的儿子，自立，事在周平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四○年，其封子瑕于屈不知何年。但屈瑕为莫敖，莫敖是楚国官名，《汉书志》作“莫嚣”，大概官位很高，有如令尹。屈瑕事迹见《左传》桓公十一、十二、十三年传。这三年即公元前七○一至公元前六九九，距楚武王初立已四十年。屈瑕于桓公十一年，败郧师于蒲骚，与盟而还。十二年伐绞，又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十三年伐罗，罗与卢戎两军共击乏，楚师大败，莫敖缢于荒谷。那时在位的楚王仍是武王熊通，是屈瑕之父。

屈重林宝的《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芈姓之后。楚武王子瑕食采于屈，因氏焉。屈重、屈荡、屈建、屈平并其后。”屈重在楚文王十一年（公元前六九○）伐随之役，他也以莫敖的官衔与令尹斗祁除道梁蟟，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监，与随侯会于汉而还，时武王已卒于军中，莫敖济汉而后发丧。事见《左传·庄公四年传》。这个屈重是否屈瑕的儿子，无考。

屈荡鲁宣公十二年。即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九七）晋楚大战于邲。“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说，舍也）。许偃御右广，养由基为左，彭名御左广，屈荡为右。乙夘，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走林，屈荡抟之，得其甲裳。”襄十五年传：“楚屈到为莫敖，屈荡为连尹。君子谓楚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

屈建屈建事见襄公二十二年及襄公二十五《左传》及《国语》、《楚语》、《晋语》等。

《元和姓纂》只简单地举出几个楚国姓屈的人。游国恩在他的大著《屈原》里更举出若干姓屈的楚人，连前共二十一个。在屈重之后，屈荡之前的有“屈完”、“屈御寇”、“屈朱”；在屈荡之后的有“屈巫”、“屈狐庸”、“屈子阎”、“屈子荡”、“屈弗忌”、“屈到”、“屈荡”（别一屈荡）。“屈申”、“屈生”、“屈罢”、“屈固”、“屈伯庸”、“屈丐”、“屈署”，游氏说这二十一人，都是屈原的本家，也都是楚国的公族，除屈丐、屈署外，都在屈原之前。游氏又谓“屈伯庸”即屈原父。

我现在这些屈姓公族中挑选几个重要分子来谈一谈。

屈巫巫即申公巫臣。他有窃夏姬奔晋的故事，在那时代演出了一幕香艳风流的罗曼史。这幕罗曼史使巫臣宗族多人为楚贵族子重、子友所杀害。巫臣为了报复，奉晋命通使于吴，教吴车乘战阵之法，使吴常进兵扰楚，楚为之疲于奔命。其事见于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七年，襄公二十六年《左传》及《国语·楚语》上。

屈狐庸巫臣子。巫臣窃夏姬以奔晋原是尽室以行的，儿子当然带在身边。巫臣为晋通吴，使狐庸为吴行人。成公七年《左传》：“巫臣请使于吴，晋侯许之以两之一卒通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置其子狐庸焉，使为行人于吴。”襄公二十六年、三十一年《左传》均有屈狐庸为吴聘晋之记载。《国语·楚语》上也有一段与《左传》襄二十六年相同的文字。

屈到是屈荡的儿子，曾为楚康王时的莫敖。有嗜芰故事，遂与文王嗜菖蒲，曾皙嗜羊枣，并为好异味者美谈。他的儿子屈建，字子木，也为莫敖，又为令尹，帅师灭舒鸠。其事见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左传》。

这二十几个姓屈的楚公族，不见得是屈原直系祖宗，因为无法查考。

（二）屈原之父

《离骚》说：“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曰：“父死称考，诗曰‘既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体有美德，以忠辅楚，世有令名，以及于己。”王逸以伯庸为屈原父，明甚。

洪兴祖《补注》却持异议，谓：“原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以后谓伯庸为屈原曾祖及受姓之祖，有叶梦得、王运、闻匡斋、罗庸、路百占诸家。罗氏谓屈原为屈巫之后，伯庸即狐庸。但屈巫父子既离开楚国，仕于晋、吴，怎么又在楚传下了屈原这一支？罗氏未免太疏略了！

闻匡斋引刘向《九叹·愍命篇》，那位皇考登能亮贤，放佞斥谗，亲忠正，招贤良，屏绝谄谀与便嬖，似乎是一位君主，为楚先王之显赫者，实则为楚之太祖并非屈原父云云。

至楚之太祖究为何人？闻氏未曾确说，路百占氏乃确定为楚武王熊通。其“伯庸考”提出六项证据大意似说熊通自号武王，始振国威，武功甚盛，可为太祖。其中以第五六两项比较重要，兹节录于下。

路氏第五证谓伯庸之为熊通，实以庸、通二字意义相应论。古人名、字义必相应，如孔子名丘，字仲尼；颜回字渊；仲由字子路。若楚先王之名除熊通外，无与庸相应者。按庸，通也，见公羊隐元年疏引《春秋》说。又用也，见《庄子·齐物论》。考《说文》：，用也，从用从庚，庚事也。《易》曰：“先庚三日”，庚有变通意。案古作，毛公鼎作，子白盘从从爿。缶也，爿即床字，皆常用之物，故训以常为用。召伯虎敦变为与用形近。亦作、，即也。知用为古器中空可盛物，象形。后之如此而为者，从竹曰筒，从木曰桶，皆由用之形音而衍也。然其盛物有盈，故孳乳之，水大曰涌，人多力曰勇，足上跳曰踊，讽读声出口曰诵，疾之甚者必痛，达其目的曰通。而庸从用，正象两手出午（案午即杵之初文）于用之形，此为用而出之也，故训用。常出常入，故训常，有功于收禾，故训功（金文奉字象两手举杵击禾形，可证）。用、常、功，经典多通用，此不赘。而庸从用，自当有通意也。据上诸证，庸、通意相应，伯庸之为通无疑矣。

路氏第六证谓楚武王熊通应名庸而字通。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王逸“伯庸字也”。愚按非是。窃疑庸乃名，其证有二，其一，伯当训王，古人命字多以伯仲叔季及子诸美称字冠之，以示其行第。然伯庸之伯，就皇考（先王）意证之，当训王。古王，君，伯同意。《逸周书》尝麦解：“其在殷（当作夏）之王子，忘伯禹之命，假国之命，胥兴作乱，遂凶厥国。”《国语·郑语》：“昆吾为夏伯矣；大彰，豕韦为商伯矣。诸伯字并与王同意。其二，时人有以庸为名者，《吴语》越王勾践有臣名后庸者是也。古人称字多减其美称字，如晋狐子犯之减为寿犯。熊绚为熊严少子，称为季绚，即位后减美称熊绚，皆是。《楚世家》载：“羛冒弟熊通弑羛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知通行第不为伯，其未为王时，当为仲通或为通也。”通当为其字，而庸则其名。

总之，屈原《离骚》既直著伯庸，庸之声名必甚显赫，为高阳之后，为楚人所共知之伟大先王，始能示其与楚王族谊之近。一也。伯庸之武功必甚伟，故着之以与当时之弱楚相较，以彰先王之武勇俾自省，二也。（《楚辞发微》）

按路百占氏之解伯庸为楚先王，系据闻匡斋氏之说，闻说又根之刘向《九叹》。以《九叹》之言皇考，果类乎一位君主，不像一个贵族，更不像一个普通人。不过这是刘向个人意见，不能代表所有楚辞注家的意见。路氏所举六证，乍看似有力量，细讨则亦罅漏百出。熊通在楚先王中固然算得是一位颇有武功的君主。但楚之称王并不自熊通开始。《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亦去其王。”周夷王及厉王时代在公元前八九四至公元前八四二，熊渠开始称王及其去王号，我们不能指出正确年月，但总在这五十年内。熊通弑羛冒子自立，直到三十七年，欲随人向周室为请尊号，周室不听，熊通怒道：“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这事在公元前七○四，比之熊渠之称王，已晚一百多年了。

熊通虽有些武功，拓地则不广，北未逾鄂，东仅至随。至其子文王，楚之国境始及今河南东部及中部。楚庄王一代英主，连天下最强的晋国都曾在他手里，吃了一个很大的败仗；观兵问鼎，野心勃勃，大有想取周共主地位而代之的企图。而且，春秋五霸，楚庄王是列名其内的，与齐桓、晋文、秦穆并肩，楚国功业最鼎盛的先王，舍楚庄莫属，熊通何足与他共论？若以伯庸为楚先王，得票最多的应该是庄王吧。

路氏第五证所费气力较多，说的话也比较征实，不像其余诸证之浮泛空洞。可是楚武王之名并非“熊通”而为“熊达”，这里有好几个证据：

其一，《左传·文公十六年》：“先君羛冒所以服陉隰也。”刘炫以杜预注羛冒为楚武王父，矫正之谓为羛冒乃熊达之兄，熊达弑羛冒代立。孔颖达《正义》曰：“按楚世家羛冒卒，弟熊达杀羛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则羛冒是兄，不得为父。今知不然者，以世家之文，多有纰缪，与经传异者非是一条，杜氏非不见其文，但见而不用耳，刘以世家而规杜，非也。”我们现在不必讨论楚武王与羛冒的关系究竟是父子，抑是兄弟，只说他的名字却是熊达而非熊通。刘炫隋人，孔颖达唐人，他们所见《史记·楚世家》“通”字皆作“达”，可见《世家》之本在隋唐时如此，后来却缠错了。

其二，《左传·宣公十二年》：“训之以若敖羛冒，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义》曰：“《楚世家》云：‘熊篔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为羛冒；羛冒卒，弟熊达立，是为楚武王。’”

其三，《左传·昭公十六年》：“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之无质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孔颖达《正义》及陆德明《经典释文》，都说这个楚子便是楚武王熊达。

其四，《淮南子·主术训》：“楚文王好獬冠，楚国效之。”高诱注：“文王，楚武王熊达之子熊庇也。”高诱后汉人，时代比杜预、刘炫、孔颖达更古。

其五，《汉书·地理志》第八下：“楚地翼轸之分野也……周成王时封文王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居丹阳。后十余世，至熊达，是为武王，浸以强大。”《汉书》是后汉班固所著，时代更早。

楚武王的名字既为“熊达”而非熊通，那么，路百占氏一番洋洋数千言“通”“庸”相通的考证完全落空了。况路氏援扬雄班固之赋以食采受命之祖配远祖，扬雄的是食采于汾隅的扬×，班固的是楚令尹斗班（即子文，为虎所乳，称斗谷于"），楚人称虎为班（同斑），故字之曰子文，班氏之得姓实于此。同样，则屈原的受命之祖也该是屈瑕，怎么可以过渡到他父亲熊通身上去呢？

王逸谓父死称考。王运曰：“皇考，大夫祖庙之名，即太祖也。伯庸，屈氏受姓之祖，屈楚大族，言己体国之义也。”闻匡斋曰：“‘皇考’之称，稽之经典，本不专属父庙，《诗·周颂·閖》篇，鲁韩毛三家，皆以禘太祖之乐章。而诗曰‘假哉皇考’，此古称太祖为皇考之明征，以彼例此，则《离骚》之‘皇考’即楚之太祖。《汉书·韦玄成传》曰：‘礼，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者为太祖。’且《礼记·祭义》曰：‘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楚人之祖出自高阳，楚人禘高阳当以其先祖配之。然则屈子自述其世系，以先祖与高阳并举，乃依庙制之成法，而非出自偶然，抑又可知。”

按《礼记·祭法》：“皇考庙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转尊，又为大君之称也。”但《曲礼》下：“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又曰：“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姜寅清援金文皇考称父诸例，最为精确，兹援引之。

齐侯因敦：“皇考孝武桓公”，即因之父。

虢叔旅钟：“丕显皇考惠叔”，即虢叔之父。

颂鼎：“用乍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尊鼎。”龚叔即颂之父。

齐子仲姜镈：“用畗用孝于皇祖皇叔、皇妣圣母，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皇母。”

叔美：“用孝畗于皇祖皇妣，皇母皇考。”

陈逆簠：“以畗孝于太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

皆其证。

其见于《仪礼·聘礼》者曰：“孝孙某，荐嘉礼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此名又见于《诗·周颂·闵予小子》：“于乎皇考”“休哉皇考”皆是。则刘向以为先祖之言，为不翔实。

姜氏又谓：“朕皇考”词，亦战国习语。仲睿父敦：“朕皇考迟伯，王母迟姬。”史伯颂父鼎：“朕皇考厘仲，王母泉母。”则不仅皇考称父，而朕不以专指豪酋大君，又不仅诗书礼有其征矣。上言“皇考曰伯庸”，下言“皇览揆余”而命名，义即三月父命之制，勿事更张为也。

姜氏的话非常之好，伯庸之为屈原之父，而且他作《离骚》时，父已逝，故称之为“考”。至于这个伯庸之“伯”当说明其父在兄弟行辈中是居长兄地位。“庸”，究竟是名？是字？今不易考。姜氏疑其如“正则”“灵均”一样是影射的名字，或虚造的名字，或者是吧。

（三）屈原之姊

屈原家属除他父亲之外，可考者尚有一姊。《离骚》自言第一次放逐汉北时他曾乘便回到故乡一行，亲族皆来探视，其已嫁之姊也回来了。谈到朝中群小排挤及遭受放逐之由，其姊责备他为人太骨鲠，不肯随和，屈原愤而欲赴苍梧大舜所葬之处，向舜陈词，故《离骚》曰：“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王逸曰：“女媭，屈原姊也。”洪兴祖《补注》曰：“《说文》云：‘媭，女字，音须。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前汉有吕须。’”

媭字本来可以称姊，亦可称妹。《易·归妹》：“六三，归妹以须。”《史记》言樊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高后纪》：“太后女弟吕媭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太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又曰：“吕禄信郦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媭，媭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其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吕后崩，周勃下令军中为吕氏右袒，刘氏左袒，军皆左袒，遂与朱虚侯刘章杀吕产，“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

《陈丞相世家》：“高祖因卢绾反，命樊哙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祖令周勃代哙将，陈平驰传车载之去。二人至军，即斩哙头。”二人受诏私计道：“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弟吕媭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遂缚哙诣长安，行道中闻高祖崩，恐太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又固请宿卫中，吕媭谗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这可见媭可称姊，亦可称妹。无怪郑玄注《周易》“归妹以须”，竟说屈原之妹名女媭了。段玉裁注说谓郑之妹字恐为姊字之误，那也不必。郑所注《周易》乃归妹，他当然要把须字作为妹。

须又为有才智者之称。亦见郑所注“归妹以须”。天文上有“须女”，遂有人谓女媭实为女巫，引《汉书·广陵厉王传》女巫李女须为证。刘永济遂谓《国语·楚语》：“民之明能光照，聪能听微者，然后神明降之。”女巫名须，即天文之“须女星”，而天文须女星又表示其有才智者之称。刘氏又说道：“离骚之文，大都托意神灵，致其怨慕，重华、蹇修、灵氛、巫咸皆是，女媭亦灵巫之名，不得谓为原姊。”

刘氏又于其《屈赋通笺》“离骚正字”部分中云：“‘女媭之婵媛兮’，《楚辞考异》曰：按诗桑扈郑笺曰：‘胥，有才智之名也。’疏：‘易：归妹以须。’注亦云：‘须有才智者之称。’天文有须女，屈原之姊名曰女须。郑志答冷刚云：‘须，才智之称，故屈原之妹（原注：按疑当作姊）以为名。’是‘胥’为才智之称。胥、须古今字耳。据诗疏所云，似郑君所见之本，媭字作须。”

刘氏又曰：“媭为屈原姊，传说甚古，然实沿俗误。”

媭字意义又谓指贱妾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易归妹以须”，陆续本作“鉓”，注：“妾也。”我们再来看《说文》“鉓”字，“鉓，弱也；一曰下妻”。段玉裁云：“下妻，犹小妻。”《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光武纪》均有“下妻”字样。注皆称为小妻或贱妾。

媭字不但与鉓字相通；也与“婺”相通。《史记·天官书》说天文上有“婺女”，《索隐》谓“婺女即是须女”。《正义》云：“须女是贱妾之称，妇职之卑者，主布帛，裁制，嫁娶。”

张云趝选学胶言引《文选集解》：“媭者贱妾之称，比党人也。婵媛，妖态也。”梁章钜引朱氏绶曰：“以下文‘众不可以户说’观之，则女媭自宜以党人解之，若内被姊詈，不得归于众也。”（《文选旁证》）沈德鸿亦说女媭乃屈原之女侍，非姊，见其所编的《楚辞选读》。

以上都是比较的说法。民国三十年郭鼎堂出版他的《屈原研究》论到女媭，曾说：“《离骚》又有‘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一节，《说文》：‘媭女字也。楚词曰女媭之婵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段玉裁注云：‘王逸、袁山松、郦道元皆言女媭屈原之姊，惟郑（玄）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须，《诗正义》所引如此。’据此可知对于‘女媭’有二说，或以为姊，或以为妹。但媭又有妾义，《易·归妹》‘归妹以须’，陆德明《释文》引陆注‘须，妾也’，须即媭的省略。朱熹的《楚辞集注》也以媭为‘贱妾之称’，但他又说‘以比党人’，解婵媛为‘妖态’，那却不免是道学家的见解了。据我看来，‘女媭’不应该是屈原的姊或妹，因为《离骚》是屈原晚年六十二岁的作品（说详后），在那时候不应该还有老姊和老妹陪着过窜逐的生活，而且做老姊老妹的人也不好那样‘申申’地去骂他。‘女媭’可解为屈原的侍女，‘婵媛’为其名。《九歌》的《湘夫人》歌里面，有‘女婵媛兮为余太息’，可以为互证。又如把‘女媭’解为天上星名‘须女’，似乎也可通，因为《离骚》里面，以丰隆（云神）、望舒（月神）等为仆御，则以须女为侍，亦很近情理。”

郭氏在他所译《离骚》里，将“女媭”译为“我的女伴”。我以为“女伴”二字即不至于不通，至少是不妥当。女人呼其俦侣为“女伴”，放在男人口中便不自然。郭氏在其所撰话剧《屈原》果以女媭为屈原妾侍，其名则为“婵娟”。

姜寅清亦主张女媭为屈原之妾，他说：“女媭，《文选集解》云：‘媭者贱妾之称，比党人也。’婵媛，妖态也。寅按此说较旧说女媭为屈原姊妹为允，详附录女媭为贱妾说考。”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姜氏这篇附录吧。

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寅按《说文》：“媭，女字也。《楚辞》曰：女媭之婵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段玉裁云：“王逸、袁山松、郦道元皆言女媭屈原之姊，惟郑玄注《周易》屈原之妹名女媭，诗正义所引如此”云云。按以《离骚》文义言之，女媭果为原姊妹行，则不得以婵媛形及同怀，申申之责，亦不似姊弟情实。张云趝大约亦见及此，故以媭为贱妾之称，说最为确。（朱骏声亦曰：“据《汉书·天文志》，皆借须为鉓，媵妾也。”）惟以贱妾比党人，则过于迂曲。《汉书》樊哙以吕后女弟吕须为妇；又广陵厉王使女巫李女须下神祝诅，则女媭乃秦汉以来称幼少妇女之词。作“须”者声借字，作“媭”者后起分别字，盖自声借字又转为专字也。此本中土文字繁衍之一例。《说文》收媭字，引贾侍中说，盖许氏亦不得其解也。其本字疑作“鉓”，《易》“归妹以须”释文引陆续本作鉓，注：“妾也。”《广雅·释亲》：“妻谓之鉓”，《说文》训鉓为弱，从女、需；需亦声。凡今从需之字，皆有弱小与美好二义。襦训短衣，懦训驽弱者，儒乃柔而有术之士，训绘彩色，餌训厚酒（酒以厚为美）皆是。古妾必幼于妻，别称小妻，故可曰孺，亦如孺子之为孺矣。（古女亦有名孺者，季桓子妻南孺子是也。）天文北方宿女四星曰须，光微小；天市垣织女三星明大，故织女星为贵，须女为贱；亦假须为鉓之证。鉓本弱小美丽之称，又或以“穔”为之，《汉书·义纵传》：“纵有姊穔”，《吕后纪》“名雉，字娥穔”是。虞支旁转，则为“姨”，《尔雅》以为妻之姊妹；古嫁女以娣侄从，故亦得视为小妻矣。今世则直以姨称妾，支对转清，则音变为媵；仪礼士昏礼“媵御”，注：“古者嫁女必以娣侄从，谓之媵”；庄九年《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字或作，《吕览》：“有侁氏以伊尹女”，即《天问》之“媵有莘之国”也。

姜氏此文前半篇皆前人所已道，后半篇乃见其特学，其释“鉓”甚精彩，但以此竟欲推翻自汉以来相传女媭为屈原姊说，亦不可能。

最后起之一说，则谓女媭实为保姆，主之者为楚辞学权威游国恩氏。游氏有“楚辞女性中心说”，略谓《诗经》“比兴”材料有草木虫鱼鸟兽及各种事物，甚至自然界各种现象，但没有人，更没有“女人”。

“屈原楚辞中最重要的‘比兴’材料是‘女人’，而‘女人’是象征他自己，象征他自己的遭遇，好比一个见弃于男子的妇人。我们不必惊异，这象征并非突然。在我国古代臣子的地位与妻妾相同，《周易》坤文言说：‘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足够证明了。所以屈子以女子自比，是很有理由的……屈原对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的口吻，这一义不明白，楚辞的文义便有许多讲不通。因而他的文艺也就根本无法欣赏。根据一点模糊的观念来批详‘楚辞’一切都是瞎说。”

游国恩氏在他这篇论文中说所谓女性中心者共有九项：一、“香草”；二、“美人”；三、“荃荪”；四、“婚期”；五、“女媭”；六、“灵修”；七、“求女”；八、“媒理”；九、“其他”。我们现在将其他八项均行搁起。单提出“女媭”一项来谈。游氏说：

《离骚》在第二大段的开头。假设一个“女媭”来责备他，如云：“女媭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曰”，王逸以为女媭是屈原的姊姊，不知何据？大概是想当然的吧。屈原有无姊姊不可考。《水经注·江水篇》引袁嵩的话竟说，屈原有贤姊，闻他放逐，归来劝慰他，故名其地曰“秭归”。县北有屈子故宅。宅东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秭”与“姊”同音，这显然是后人因王注而附会的，很是可笑。所以许多注家都说，楚人通称妇人为“媭”，是不错的。按《史记·高后纪》：“太后女弟吕媭之夫”，又《陈丞相世家》：“樊哙乃吕后弟吕媭之夫。”那么，楚人也称妹妹为“媭”，《易经》“归妹以须”，便是很早的旁证，怎么可以硬解作姊姊呢？所以我的看法，这“女媭”不过是一个假设的老太婆——与他有相当关系的老太婆。说得文雅一点，只是师傅保姆之类罢了。说到这里，我们应该会很自然的联想到：原来屈子是以女子自比的。女子得罪了“丈夫”，由得宠而至于被弃；大概保姆们应该会责骂他脾气太坏了罢。所以说：“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篳节”，又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独而不予听？”女媭骂他太刚直了，太特异了，太觚棱了，劝他稍为随俗一点，何必那么矜才使气的得罪人，而连“丈夫”也不欢喜他了。若把女媭解作屈姊，不但此义不明，反而令人怀疑，何以父母兄弟们都不骂他，偏偏一个老姊姊来骂他，岂不可怪？

更有为绝奇之说者，谓女媭乃屈原近族之一人。路百占《楚辞发微》云：“前人指女媭为屈原姊或妹，或为其妾侍者皆为悬臆之说。”路氏于“婵媛”二字启发灵感，谓婵媛即“婵嫣”，或“婵连”。

《九歌·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七谏·哀命》：“念女媭之婵媛兮。”

《哀郢》：“心婵媛而伤怀。”

《悲回风》：“忽倾寤以婵媛。”

《七叹·思古》：“心婵媛而无告兮。”

王逸训婵媛为“牵引”，洪兴祖训“牵连”，李周翰训“牵引古事”，张渡训“抑郁”，闻匡斋训“喘气”。中此则违彼，若训为“族亲”，则无凿枘之失矣云云。

笔者按“婵媛”二字含义颇广，可作女性美丽之形容词，亦可如王洪之训牵引。《哀郢》《七叹》均有“心婵媛”之说，则训为“抑郁”亦未尝不可。《悲回风》“倾寤以婵媛”，则果亦有闻氏“喘气”意义。窃意女媭婵媛，似应从第一义，《湘君》“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亦同。或以为女媭若果为屈原姊或妹，岂能以此施之同怀？妾侍之说，虽由《史记·天官书索隐》“须女是贱妾之称”而来，但“婵媛”二字实为造成这一幻觉的重要因素。笔者则认为同怀间不能以才能智慧互相标榜，而涉及容貌便觉嫌疑，此乃后世礼教渐严之现象，战国时代实尚不然。屈原既频以自己貌美自负，则其姊当亦是一美妇人，屈原称其婵媛，不过为其自传文章留一实录而已，究有何害？女巫仅能为人言祸福，规谏人之行为，岂不嫌其多事？保姆之说须视《离骚》是否以女性为中心而定，今观《离骚》仅“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为善淫”二句，屈原自比女性，而以夫主比怀王，其他如游国恩氏所举“美人”“香草”“灵修”“荃荪”等等皆毫无女性意义，游氏以极浓厚之主观眼光来读《离骚》，为此怪语，我人仅能将游氏自己所提及的“瞎说”二字来回敬他了。

至路百占“亲族”一端，尤无丝毫之根据，可以不论。

读《史记》樊哙妻吕媭为吕后妹，《周易》又有“归妹以须”，须之为妹。比重略高，但王逸谓媭为原姊，当有根据。谓“秭归”县之得名，由于原姊之归，并有女媭庙，捣衣石诸说，或系附会。但捣衣石与女媭庙之存在当甚久，并非开始于袁崧之时，袁菘既言女媭为屈原之姊，当系根据当地传说。而这个传说也许即由战国时代流传下来，可说很古了。不然东汉时的贾达王逸不会那样说的。况且观《离骚》女媭规劝屈原的一番话，虽属妇女之见，究竟是深于世故者之谈，说这话的人年龄应比屈原为长。又云“申申而詈”，妾侍对家主岂敢詈？（郭氏说老姊老妹也不好那样申申地去詈他，然而妾侍倒敢詈，请问是何理由？）以妹詈兄，亦于理不顺，看来于“姊”“妹”两说中，《离骚》之女媭，非谓其屈原之姊不可。

朱季海《楚辞解故》有一段考证，甚佳，不妨援引以结束这一节文字。朱氏之言曰：

季海按：《方言》第十二：“娋，姊也。”钱绎笺疏：“《广雅》：娋，姊也。《玉篇》作，云：姊也。《广韵》：齐人呼姊。《说文》：媭女字也。引楚词《离骚》曰：女媭之婵媛。贾侍中说：楚人谓姊为媭。王逸注：屈原姊，媭，媭语之转。”……“逍摇”与“须”相通，“须摇”亦与“须”相通，楚语皆无分别，故女媭亦可谓之女娋，姊之义……媭之为姊，自贾侍中以下无异词，以子云所记别国方言证之而益信，郑氏易注，亦本当作姊，今诗疏引易注及郑志并作妹者（见《诗·小雅·桑扈》疏，钱氏易下迳引疏，而易疏初无此文，盖失勿校已），缘《易·归妹》字致误耳。（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二下，辑郑君易注据惠校相台岳本毛诗疏十四之二作“屈原之姊”，阮元《毛诗注疏校勘记》校此疏云“案姊误妹”皆是也。）若吕媭云者，正《说文》所谓“女字”也，何关女弟，辄相附会？

朱季海氏引扬雄《方言》“娋，姊也。”由肖转须，因此断定《离骚》“女媭”果为姊而非妹。于前文所言“胥”，“鉓”字外，又得一证。而且这个证据也可说是比较新颖可喜的。但笔者据《周易》“归妹以须”，敢言媭可称姊，亦可称妹，而且未必竟是楚语，《周易》若果是周民族所撰，怎么会作楚语呢？《说文》谓媭为女字，后人谓“吕媭”为樊哙妻之名，亦未必然。我们中国很早便成了男权世界，女人不过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个个有名有字，女人则否。但女人总也该有个名字，如前引金文“迟姬”“泉母”及季桓子妻“南孺子”。又如楚武王夫人姓邓名“曼”，卫灵公夫人名“南子”，晋惠公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以“圉”，女以“妾”，其他例子暂不举。岂有女人一概以“媭”为名之理？苟如此，又如何分别？如何称呼？窃意“媭”之为言如今俗语“阿姐”“阿妹”，吕媭之得名实由其姊吕后而来，如云“吕阿妹”，下汉武帝神的“李女须”，可云“李阿姐”亦可云“李阿妹”，视其姊妹中行次而定，不关重要，要之必非是她的名字，所以朱氏之辩，实为多此一举。

（四）屈原之子女

屈原家属在其韵文自传《离骚》中可考者“父”“姊”外，其他妻室儿女及兄弟等一概未及。他第一次放逐汉北，第二次放逐江南，过的都好像是独身生活。不过屈原总该有妻子的。《长沙府志》言屈原有子，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但笔者本人研究屈原《九章·哀郢》知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兵入侵，烧楚先王墓夷陵，兵锋迫近楚首都郢，顷襄不得已迁都于河南的陈城。屈原在江南溆浦贬所，闻此消息，曾潜回郢都一行，而后沿江东下，直到今安徽省青阳县南六十里的陵阳。屈原沿江东下做什么？我以为必系安顿眷属。其眷属必系最切身的妻室儿女，说不定他那贤惠的姊姊也挈家相随哩。

《蕲州志》言屈原子怨父沉江，亦沉于水，为水神，名“黑神”。按蕲州在今湖北蕲春县西北。

《长沙府志》，屈原女名纬英，墓在益阳。

屈原之有眷属我们是相信的，子为黑神，女名纬英，则后人附会之谈，不足依据。且屈原既将家属远远送到安徽的陵阳，其家属便该在那里安居下去，何致子在蕲州投水，女墓又在益阳呢？

（贰）屈原的名字及里居

（一）名字

屈原就是屈原，历史上并没有和他同名字的人，何致发生问题而需要专章讨论呢？原来一个伟大人物问题总比普通人多，若时代久远，则问题更多，竟会连名字都要使后人费许多研讨工夫，始能决定。《史记·屈原列传》说他姓屈名平，原为其字，但传题竟为“屈原贾谊列传”，在传文里前半篇，其名皆为“平”。偶然有“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一句羼乎其间。后半篇则其名全为“原”了。无怪乎廖平谓《屈原传》多驳文，不可通，后人删补非原文。而胡适读楚辞，亦以《史记·屈原传》名字不统一为疑。再者古人对人自称“名”而不称“字”，如孔子名丘字仲尼，孟子名轲字子舆，孔子曰：“丘之祷久矣”，孟子曰：“轲也常闻其略也”，而不说：“仲尼之祷久矣”，“子舆也常闻其略也”。现在“原”字既为屈平之字，他在《卜居》、《渔父》两文里，何以屡言“屈原既放”呢？

再者《离骚》里尚有“皇揽揆余于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子于“平”“原”一名一字以外，又加以“正则”“灵均”的一名一字，这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屈子有时名“平”，有时名“原”，近代早有人谈论过。古代也有人以字为名的，譬如春秋时代的晏婴字平仲，伍员字子胥，人们却常喊这两人，一为“晏平仲”，一为“伍子胥”；《史记》为伍员作传，也题为“伍子胥列传”。晋陶潜字渊明，人常呼陶为渊明而不为潜，想必也是从上述习惯而来的吧。现代楚辞家只有陆侃如的《屈原》和《屈原与宋玉》称屈子为“屈平”，但陆氏在书名上仍保留“原”字，也可见屈原这个字带着一点魅力，所以人们都乐于称呼。西洋有所谓“昵称”，故意将原来名字音节缩短，以示亲爱，多用于父母儿女夫妻兄弟之间，交谊甚厚的朋友亦可用。古人对于某某几个人，欢喜称其字而以代其名，也许有像西洋昵称的意味吧。

至于《离骚》里的“正则”“灵均”，王逸指为“平”“原”二字的注解。其《楚辞章句》曰：“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文选》五臣注云：“灵，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则善平理。”洪兴祖《补注》曰：“《史记》屈原名平，《文选》以平为字，误矣。‘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戴震曰：“灵，善也。正则者，平之谓，灵均者，原之谓。”

近代楚辞学者因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楚辞余论”引都玄敬《听雨纪谈》云“古人有小名，小字，《离骚》‘名余曰正则。字余曰灵均’。盖屈原名平，而正则灵均，则其小名小字也。”蒋氏云：“按此亦是一见，然则正则灵均，固不必牵合平原字义矣。”又懒真子马永卿云：“同年小录载小名小字，或问‘有故事乎？’或曰：‘始于司马犬子’，仆曰：‘不然。《离骚》曰……且屈原字平，而正则灵均则其小名小字也。”陈第屈宋《古音义》卷二曰：“旧注以‘平’为‘正则’，为名；以‘原’为‘灵均’，为字。张凤翼以‘正则’为原名也；以‘灵均’为平字也，皆未有的据。可以称名，亦可以称字，是置谜设覆，使人射猜之，岂理也哉？愚谓名‘正则’字‘灵均’，皆少时之名，如司马相如名‘犬子’及‘封’‘胡’‘羯’‘末’之类，见其父笃爱之意，何必以‘原’‘平’当之乎？刘向《九叹·灵怀篇》（一作离世）曰：‘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注云：“生有形兆，伯庸名我为正则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灵均以法地。幼少有大节度，以应天地，长大修行，而弥纯固其意得之矣。”

郭氏《屈原研究》第一章“屈原的身世及其作品”云：“不过在《离骚》里面也还有一个疑问，便是那‘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的两句，要说是屈原自述其名号，何以他不说名平字原？旧时的人有以为这是屈原的小名和小字的，我看这种解说也未免吃力，在我的意思，以为正则和灵均是屈原的化名，文学作品惯用化名，是古今中外的通例，屈原在我们中国要算是最先发明了这个例子。”

笔者认为小名小字，究竟起于何时未可考。小孩长到可以呼唤的时候，父母尊长给他一个小名如“僧哥”“阿狗”之类，实为常事。楚人名令尹子文为“斗谷于"”，司马相如之亲名相如为“犬子”，谢灵运育于外家，小名“客儿”，皆其例。但《离骚》自述其父伯庸为其名字是“揽揆于初度”，而且由卦兆所得，那便是正式名字了。正式名字与小名小字当然不能混为一谈的。

王逸解释有类置谜设覆，陈第反对之，笔者却颇以为然。这个“谜”和“覆”，也可指为“化名”，但与“化名”不同者，化名是所谓笔名之一种，它与作家名字不必有联系，而且两者关系离开愈远愈好，以免被人猜中。新文学运动以来，许多作家都有笔名，有几个人的笔名与本名关联呢？化名是本姓本名之外另行捏造一个姓名，那更完全像两个独立人物了。王逸的错误是将“正则”当作“天”，“灵均”当作“地”，好像屈原名字包涵天地两义？其实《尔雅·释地》有“广平曰原，高平曰陆”的话。古人虽早知地圆之理，但人目所见地面，总是平平的一片，故广而平者谓原，示与山岳丘陵有别。至于天，我们看在眼睛里，总是圆的，怎可名之为“平”呢？我们知道《易经》有“乾元用九，是谓天则”的话，但屈原《天问》亦有“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方”字篆文与“分”字近，疑《天问》原文为“地分九则”。如此观之：天固有则，地亦有则。则字在《说文》是，曰：“等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物货也。”天分九重，地分九州，都有相等划分之义，故皆用一个“则”字。（至于则之衍为“法则”“效则”甚至助字虚字的“则”，那是另外的事。）地既分为九州，有东南西北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加中央为九个部分。所谓“正则”也许是“中则”的意思。“中”和“正”的意义是相通的。总之“正则”“灵均”影射“平”“原”是对的，但皆属地，与天无关。

屈原的《离骚》全部是象征性质的文字。前半篇用各种香草象征他自己的学业、德行、志趣，政治上的作为（例如滋兰九畹，树蕙百亩，譬喻自己培植英才，提携新进），政界所树之仇敌以荆棘莠草相比，甚至代名词也用“荃”、“荪”字样。前半篇求婚神女虽说是游戏笔墨，也有求仕他国的寓意。这就是前人对屈赋所艳称的“美人香草”；还有许多神仙事物及昆仑西海的神仙境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为什么作者独独要把自己真名实姓公开给天下后世呢？所以笔者在论屈原父亲伯庸时，说这个名字正如姜寅清氏所疑是“虚造”的。则“正则”“灵均”也是虚拟的。人总不能有两套名和字。

浦江青氏从天文历法来解释“正则”、“灵均”，可说是前人所未曾道过的议论：新颖可喜，管它对不对，且援在这里，以成一说。浦氏说道：

我们根据夏历、殷历、周历三个历法来推算，公元前三三九年的夏历正月丁丑朔，三朔俱同。十四日庚寅零时，照现代天文表格推算，太阳赤经三二九度二五分，当天的未时到三三○度，交雨水中气，和用颛顼历所推乙亥，七五立春庚寅，七五雨水，相差极微，可以说是密合的了。这些历法是从战国流传到西汉年间的。假如当时楚国实用的历法比此稍有出入，那末可能节气和朔日有一日之差。这样，楚威王元年也可能碰到正月丙子朔旦立春，又值岁星在天庙，竟极适宜于作为历元的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庚寅便变成了十五日，值日月之望。至于合算阳历，仍然是二月二十三日。

总结我们所推算的屈原生辰有下列几个特点：

（一）出生的月份是孟春正月，一年的始月。而且这个正月是近于标准的正月，朔日和立春极近，太阴月份和太阳节气相调和，得阴阳之正。

（二）出生的年份是当时天文占星家流行应用的岁星纪年的正年，是十二循环纪年的始年。岁星在天庙，就在他出生的月份正月孟春和太阳同宫会合，如果用周礼从月建得太岁辰名的办法，那末这年就是寅年。他生在寅年寅月，月份上有太岁。

（三）出生的日子是庚寅，值孟春节气的中气、雨水。而且也极近于阴历月的中心，望日。

《离骚》诗上说：

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宇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这里皇即皇考，先父。揆是度算。初度就是生辰。大意说他生下以后，他的父亲察算了他的生辰的优点给他取了好的名字。王逸注：“言父伯庸观我始生年时，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赐我以美善之名也。”《文选》五臣注：“我父鉴度我初生之法度。”什么叫做“初生的法度”呢？是指小孩的躯干容貌吗？不是的，是指出生日子的天文星象。也就是后世所谓“星命”。因为这句诗是紧接着上面说他的生辰“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的那一句的。王逸注得其大意。屈原的屈姓是楚王族的分支，楚王族自称是颛顼高阳氏之后，又是职掌天文的重黎氏之后，在楚国，天文占星术必定很发达，在当时是接合着阴阳五行说的。屈原的父亲按照他的生辰来命名是非常自然的。我们今天说生辰那不过是出生日子的意思。“辰”字在古代包含有星象安排的意义，是带有具体内容的。例如《诗经》里有“我生不辰”“我辰安在”等说法，都是慨叹自己星命不好。因此“初度”其实就是“生辰”。

屈原的生辰得到日、月、星三光的齐平中和景象。日月东西相望，岁星和月同宫相合。同时，年是正年，月是正月，日子是阴阳两历齐平中和。因此他得“正则”和“灵均”的美名。“正”和“均”都包含齐平中和的意义。他的正式名字是一个“平”字。这“平”从天文法度上“正平有则”得来的。这“平”也是屈原一生立身行事的法则。古人相信人的德性是禀赋于天的，所以屈原称为“内美”，王逸注上说：“言己之生内含天地之美气”，诗人实在暗示有这层意思，倒并不是注说者的穿凿附会。（浦说甚佳。但笔者谓正则乃指地之中则，“平”与“原”相应，亦复可存。）

（二）里居

我们谈过屈原名、字以后，现在再谈他的里居。这和其他考证不同，简单几句话便可以对付的。一般说屈原是秭归县人。郦道元《水经注》引《宜都记》：

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

又引袁崧记载云：

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靡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按《汉书·郡国志》注引，此下有‘方七顷’三字），累石为室基。（按《郡国志》注引“室”作“屋”。）名其地曰“乐平里”。（按《郡国志》注引作“今其地名乐平”。）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郡国志》注未引“捣衣”二字。）

唐沈亚之所作《屈原外传》，屈原还曾在他的田里躬耕过，故云：“事怀襄间，蒙谗负讥，遂放而躬耕，吟《离骚》，倚耒号泣于天。时楚大荒，原堕泪处，独产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又曰：“《江陵志》又载原故宅在姊归乡，北有女媭庙，至今捣衣石尚存，时当秋风夜雨之际，砧声隐隐可听也。”

“秭归”之所以得名，照《后汉书·和帝纪》：“十二年，秭归山崩。”注云：

秭归县属南郡，古之夔国，今归州也。袁山松（即袁崧）曰：“屈原此县人，既被流放，忽然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秭”亦“姊”也。

“秭归”即“归乡”。袁崧又谓“父老传言，原既流放忽然暂归，乡人喜悦，因名曰‘归乡’”。这好像归乡之得名是由屈原自己而非由其姊。或姊弟都有归到故乡的事，因此得了这个地名。假如没有其他证据，这个故事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是相当有趣的。但我们再探讨下去，便知上面这些话，都是人们好奇之说。

原来古有夔国，《史记·楚世家》言楚成王曾灭夔，为了夔不祀楚先公祝融、鬻熊。《集解》服虔曰：“夔，楚熊渠之孙熊挚之后，夔在巫山之阳，秭归乡是也。”《索隐》：“谯周作计灭归，即夔之地名归乡也。”《正义》：“《左传》云：楚以其不祀祝融，鬻熊，使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是也。”我们现在且来看《左传》，这是鲁僖公二十六年，《传》云：“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人让之，对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斗宜申帅师灭夔，以夔子归。”

所谓“有疾”“失楚”，据杜预注：“熊挚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别为夔子。”孔颖达《正义》云：“传言熊挚有疾，是以失楚，明是适子有疾，不得嗣位。楚世家无其事，不知熊挚是何君之适？何时封夔？案郑语孔晁注云：‘熊绎玄孙曰熊挚，有疾，楚人废之，立其弟熊延。熊挚自弃于夔，子孙有功，王命为夔子。’亦不知何所据也。”

这个夔国又名夔子国。在今湖北秭归县东，有夔子城，地名夔沱。见《读史方舆纪要》。

“归”与“夔”发音相近，归国与夔国便混写混称了。“秭归”当在屈原故事之前，假如为了原姊之归而名，直名“姊归”好了，何必先讹“姊”为“秭”，又由“秭”再转为“姊”呢？

“秭归”即今湖北秭归县。

另有一夔州。《汉书》：“夔州云安郡，属山南东道。”《寰宇记》：“夔州云安县，上水去夔州奉节县二百四十三里。”今属四川奉节县治。汉公孙述改云安为白帝，唐改夔州。白帝城便是三国时代刘备伐吴失败，在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处。但白帝与夔并非一城，白帝实在夔州城东。杜甫《夔州歌十绝句》有“白帝夔州各异城”之句，即指此。杜甫自天宝乱后，入蜀定居成都。代宗宝应元年，西川有乱事，他曾举家避至梓州。永泰元年四月，严武卒，甫失所依，遂离蜀南下，辗转至云安居住，第二年自云安到夔州一住三年（大历元年至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六—公元七六八）。在这三年里，做了十几首题目带有“夔州”“白帝”的诗。他曾有“最能行”的七古一首。其中有“归州长年行最能”之句。刘须溪以“最能”为水手之称。但“长年”便是艄公，何可重复？想是形容语，言峡中水流湍急，而艄公行舟能力高强为天下之最而已。杜甫这首歌叙述峡中居民文风低落，“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结句则：“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似乎《水经注》所言秭归屈原故宅在此处。

但秭归在今湖北西境的长江北岸，夔州在今四川奉节的东境，也在长江北岸，正当瞿塘峡。秭归与夔州的距离，约一百公里。屈原居宅怎么能在那里？也许后人以秭归与夔发音相通，以为原是一处，遂指定一处虚设屈原故宅，杜甫不察以为真，而有那二句诗。

后人混秭归与夔州而一之，在杜集中又有一证。《汉书》注说王昭君也是秭归人，但杜甫所作“负薪行”与“最能行”是同时同地之作。诗结尾二句道：“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咏怀古迹》五首中一首“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统志》：“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方舆胜览》：“归州东北四十里有昭君村。琴操云：昭君死胡中，乡人思之，为立庙，庙有大柏，又有捣练石在庙侧溪中，今香溪也。”

这个归州系指秭归。夔州怎会有昭君村？可见又由“归”“夔”二字缠错了。

因画工舞弊，远嫁匈奴的明妃，为后世文人惋惜咏叹的对象。才华绝代，身世不幸的大辞人屈原，亦诞生于秭归，也算是中国地理史上的佳话了！

（叁）屈原生卒的年月

（甲）屈原年龄之异说

屈原究竟活了多少年纪，以前是没人注意的。以前的楚辞注家虽替屈原作传记，散文韵文的都有，却没有人替他撰年谱，为的不知道他确实生于何年，死于何年。既如此，请问替他撰写的年谱，将从何着手？近代楚辞学者凭《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推定屈原诞生的年月，至于死的年月，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屈原的寿命的长短，遂亦因以参差。比较早的是陆侃如的《屈原》，说屈原寿命大概是54岁。在他的《屈原与宋玉》中也说屈原死于顷襄十年以前，寿约五十余。游国恩《楚辞概论》则说他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前三四三）死于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四），时年六十左右。在他所著《读骚论微初集》中于其生年仍据前说，于其死年，则断为顷襄二十年以后，屈子时年六十有六。在其所著《屈原》中，则谓屈原死于顷襄二十二年，时年已六十有七。郭氏在其所著《屈原研究》说屈原诞生于前三四○年，死于前二七八，寿命是六十二岁。刘永济《屈赋通笺》，于其生年一同前说，于其死年，则谓在顷襄王十一年间，寿命大约五十六岁。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说屈原诞生于元前三三五，死于元前二九六，寿命是四十岁。

在上述诸人所拟屈原生卒年月，以游国恩六十七岁为最长，林庚四十岁为最短。现略为介绍其说于下：

（一）陆侃如陆侃如《屈原》，民国十二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在近代以语体文撰屈原故事者此书可算最早。书之第一编为“屈原评传”首引《离骚》摄提孟陬，庚寅吾降二句云：“由此可知屈原的确生于寅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末年（周敬王四十三年，西历前四七七年）是甲子年，自此推算下来，则西历前三五五年是丙寅，前三四三年是戊寅，前三三一年是庚寅。依《史记》，楚怀王十六年（西历前三一三年）绝齐时，屈原已被谗去职了；若他生于前三三一年，则此时年仅十九岁，故这个生年决不能成立。又依我仔细研究的结果，知道他死于顷襄王九年（西历前二九○年）左右；若他生于前三五五年，则他投水时年已近七十岁了：可见这个生年也不妥当。若我们定前三四三年为他的生年（这年为周显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则楚齐绝交时为三十一岁，死时为五十四岁，便很近情理了。但陆氏在“屈原评传”四字标题下加（前三四三—前二九○？）字样，前二九○是指屈原死的年份，则对屈原死年仍不敢自认为确定。在一九五三年所撰论文《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对于屈原生卒年月均游移其词，常用“约”“大约”诸词汇，说屈原约生于公元前三四三—前三三九，自沉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前二七八年间。寿约五十三岁或六十一岁。

（二）游国恩游氏《楚辞概论》初版本为北京大学印刷课印，述学社发行，民国十五年七月出版，也算是很早有关楚辞的著作。此书第三篇第一章为“屈原传略”曰：“屈原，名平，楚的宗室。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前三四三），当周显王二十六年。《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王逸：‘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体而生。’故知他不但生年是寅，就连日月也都逢着寅，这总算是很巧的事。”“死时约在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四），年六十左右。”又附“屈原年表”注明屈原生于前三四三，死于顷襄十四年，为前二八五，屈原在世年龄为五十九岁。

游氏的《读骚论微初集》，有“屈原不死于怀王入秦以前辨”，盖屈原自沉在顷襄主之世，《史记》本传载之，《新序·节士篇》述之，叙次详明，确然可据，二千年来无异辞，而清儒王懋氏独以为不然，其《白田草堂存稿》三书楚辞后，谓屈原自沉当在怀王二十四五年，已不及见怀王入秦被留之事。游氏此篇特辨其事。连带地也提到屈原生卒之年。他说：‘考屈子以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西元前三四三）生，此已无复疑义。……至怀王二十四年，不过四十岁耳。而《离骚》之言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涉江》之言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曲礼》七十曰老，公羊宣十二年传注同。……怀王在位三十年，尽怀王之朝，屈子才四十五岁，安得曰老将至？更安得曰既老乎？且姑以后世之说为断，六十以上谓之老（见《论语》季氏篇皇疏），五十以上亦可谓之老（见《管子》海王篇注），以屈子之年准之，亦非怀王之朝所宜称也。是故老以七十为断，非至顷襄王二十年前后，固绝不得称；老以五六十为断，亦必至顷襄之世而始得称也。盖屈子自沉之时，年已七十左右，以《哀郢》之文考之，尚及见白起破郢，时年六十有六，距其自沉，当不在远……’游氏又有：“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附“屈原年表”，断屈原生年为前三四三，卒年为前二七七，游氏的《屈原》对于屈原生卒年月并无专章叙述，但又说屈原自杀在顷襄廿二年，亦为元前二七七。寿六十七。

游氏后又有《楚辞论文集》的发行，其中所收论文有许多是从《读骚论微》里转来的，但也有几篇新作，《纪念祖国伟大诗人屈原》及《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文学》均作于一九五三年间。在第二篇里始言及屈原生卒问题，说道：“根据郭鼎堂先生的考证：屈原是生于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三四○）左右，死于楚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二七八），年纪是活了六十一二岁。自注云：《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一文以下，是一九五三年为纪念屈原逝世二二三○周年而写作的，因此，在屈原生卒年月的问题上有一个一致的说法，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妨碍在学术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所以，在这本集子里，我仍然保留了我以前的关于屈原生卒年月的意见。”

（三）郭鼎堂郭氏《屈原研究》民国三十二年七月初版发行于重庆群益出版社，第一章“屈原的身世及其作品”曾云：“他的诞生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在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縩滩’，知道公元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周显王二十八年）该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原注：据日本新城新藏博士战国秦汉长历图），没有庚寅那一天。我看这是因为岁星在事实上超了一次辰。岁星每八二·六年超辰一次，在那期间中超了一次辰，寅年便当是前三四○年，那年的正月小，甲申朔，庚寅是初七，与《离骚》正合。至于他的死年是公元前二七八年的楚襄王二十一年（周赧王三十七年），死的月日据传说是五月五日。关于他这死年，我在下章的论《哀郢》的一节中要详细讨论，在此我只揭出我所得到的结论：屈原是活上了六十二岁的人。”

（四）刘永济刘氏是位旧式文人，萃其毕生精力研究楚辞，所著《屈赋通笺》颇见重于学术界，虽闻匡斋，游国恩亦常取资。书之叙论“屈子时事第四”也主张屈原诞生于周显王二十六年戊寅。楚宣王二十七年，当然是公元前三四三，他的死在周赧王二十七年癸酉，顷襄王十一年，寿止五十六岁。刘氏因《哀郢》一文与顷襄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烧陵破都的史实符合，是以诸家都说屈原之死当在顷襄廿一年后。刘既主屈原死于在顷襄十一年之间，时间提早十载之久，则屈原的寿命当然也要缩短十年。那么，他对《哀郢》一文如何交代呢？钱穆曾为此剥夺了屈原对《哀郢》的著作权，说《哀郢》是顷襄时楚国另一辞赋家庄辛所作。刘永济氏反对此说，说《哀郢》写作权仍当属之屈原。但解释则不同。文学作品里地理名词与作家行动关系密切，往往成为最坚强的佐证。《哀郢》有“当陵阳之至焉兮”，陵阳属地名，是不成问题的。刘则将此二字作为动词谓“陵”本作“凌”，则“阳”亦当作“扬”，凌扬有飞举、腾驰之义，屈子于此大有奋飞无所之概，合下“淼然南渡”，“不知所届”之意读之，苍茫四顾之态，俨然如见。诸家误从洪本陵阳立义，致窒塞难通，殊失文旨云云。《哀郢》又有“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夏即江夏之夏，今汉阳、武昌、黄州、安陆、德安东南境皆是。两东门为郢都之两东门，刘氏解为屈原预忧之辞，谓屈子东行，见东鄙残破，沦为丘墟，而朝中之人，乃不知惧，则郢城之芜，将不可免，不忍质言京都，故以京都两门为之辞也。然京都先王宗庙所在，全国人心所系，孰可使之芜秽，故曰“孰两东门之可芜”也。如京都可破，则不应曰孰可芜也。语意固甚明白，情辞则极沉痛，读者不加体会，致生歧见，甚无谓也云云。刘氏这类生硬牵强的考据——如解“陵阳”为“凌扬”之类——实为可笑。“夏之为丘”“两东门之芜”，写兵燹情况，非常逼真，他却指为预忧之辞，然则《哀郢》尚有“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这类敌锋逼近人民逃散的情况，也是“预忧”了。这话说得过去吗？

（五）林庚林氏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列有屈原“生平一览表”，说屈原诞生于楚威王五年，死于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三三五年到前二九六年。林氏把屈原出生年月，比一般说法提早一年，是有他的考据的，下文再说。他考定屈原死年也以《哀郢》为根据，他说《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年二月，《涉江》又说“’秋冬之绪风”，则为次年的初春，而《怀沙》说“滔滔孟夏”，当就是《涉江》同年的四月了。这一年又正是怀王客死于秦的一年，怀王如果终于返国（怀王这样不能返国的情形，在当时的国际间是很例外的，所以怀王死于秦国，《史记》说“诸侯由是不直秦”），由于吃了子兰这一批人的大亏，可能改变作风，重任屈原，可是，怀王终于死了，对屈原在政治上的打击是无法计算的，所以《怀沙》有“伯乐既没，骥焉程兮”的话，加以怀王所受的凌辱，使得每个楚人都深为哀悼（《史记·楚世家》：楚人皆怜之，如悲其亲戚）。这哀悼不仅是对怀王个人的，而也是对整个楚国的，在热爱祖国的屈原自然是更难以忍受，这时他正在被迁放到溆浦的路上，于是投水而死，那正是顷襄王三年（纪元前二九六年），屈原四十岁。

有些楚辞学者也说屈原之死，系殉怀王，林氏更说得颇近情理。不过对于《哀郢》一歌中国都将破，人民迁徙的问题，仍然没有交代，和刘永济氏犯了同样的毛病。

对于屈原年龄长短问题，也还另有说法，现暂停止援引。

（乙）关于摄提的问题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不仅提到他自己的生年，连月份、日子都说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考出屈原诞生年月，便全靠这两句。但后世楚辞学者对于这两句却有若干不同意见，若不提出来探讨一番，则对于屈原的生年仍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我们怎又敢说摄提二字不重要呢？兹将前人的话依次援引于下：

（一）王逸《章句》曰：“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正月为陬。”“庚寅，日也。寅为阳正，故男始生而立于寅；庚为阴正，故女始生而立于庚。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体而生，得阴阳之正中也。”

（二）朱熹在《楚辞集注》里他未表意见，在《楚辞辩证》里却说：“王逸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遂以为屈子生于寅年、寅月、寅日，得阴阳之正中……以今考之，月日虽寅，而岁则未必寅也。盖摄提自是星名，即刘向所言‘摄提失方，孟陬无纪’而注所谓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故今正之。”（原注：刘向本引用古语见《大载礼》注云：“摄提左右六星，与斗柄相值，恒指中气。”）

王夫之、蒋骥皆从王逸“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林云铭的《楚辞灯》独曰：“摄提星名，随斗柄正指于寅方，是为正月。”这是从朱熹的说法。

（三）刘师培刘《古历管窥》卷下云：“近江宁陈（作屈子生卒年月考，以周历推之，谓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其建寅之月，朔日己巳，二十二日为庚寅。今以夏历推之，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距入乙！踚四十九年，积月六百零六，闰余一，积日一万七千八百九十五，小余六百五十四，大余十五，得庚午为正月朔，庚寅为正月二十一日，屈子之生，当在是年。”按陈（说屈原生于戊寅年，即公元前三四三，刘师培亦赞同之。在陈（之前，尚有邹汉勋亦用殷历及周历推算，断定屈原诞生于戊寅，见《邹叔绩遗书》。邹、陈、刘三人对屈原生年的说法，也就是近代陆侃如、游国恩及多数楚辞学家所主张的。惟陈（说屈原生于庚寅月的二十二日，刘师培则说是正月二十一日，有一日之差。

（四）陆侃如陆氏《屈原》云：“《尔雅》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朱熹因此处省去‘格’字，便说不是指年，但这个字的省与不省，大约是没有关系的。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张纯奏说：‘今摄提之岁……’这年恰是甲寅年，而‘格’也省去。由此可知屈原的确生于寅年。”《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末年周敬王四十三年（西历前四七七年）是甲子年，自此推算下来，则西历前三五五年是丙寅，前三四三年是戊寅，前三三一年是庚寅。陆氏又以屈原的年龄来推算，这三个寅年中哪一个寅年为比较适合？他若生于庚寅，则为楚怀生十六年时原年仅十九，若生于丙寅，则死时又已近七十皆不合。若我们定前三四三年为他的生年，即戊寅，则楚绝齐时为三十一岁，死时为五十四岁，便很近情理了。但陆在其近年所著论文，则屈原生卒有两种年龄。第一说为五十四，第二说则为六十一，这两种说法不同，我不知陆氏究竟自己采取哪一种？而且陆氏对自己第一说是有解说的，第二说则否，尤令人迷惑。

（五）游国恩游氏《楚辞用夏正说》云：“在先秦古籍中，有用周正纪时的，如《春秋》等是；有用夏正纪时的，如《吕览》等是，而楚辞一书便是属于后者。关于春季者……《离骚》云：‘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此，屈子当以寅月寅日生，而所记的年月，实为夏正（下引刘师培《古历管窥》，从略）。刘师培的推算，既与屈子自述的生年月日相符，又和我们根据历史所考证的不谋而合。若是用周正或殷正，则无论改不改月，都不能称为‘孟陬’。因为《尔雅》的‘孟陬’是指夏正的正月而言，改月，则夏岁正月于殷当为二月，于周当为三月。不改月，则殷历正月为夏历十二月，周历正月为夏历十一月，如何可以称为‘孟陬’之月呢？朱熹的《离骚辨》谓‘孟陬’系孟冬十月，即建亥的月，而非正月。但无论十月在习惯上称不称‘孟陬’，即使可称‘孟陬’，而那年十月根本就没有庚寅，也不可能有庚寅，与屈子自述的月日不合。马位的《秋窗随笔》又谓周正建子，楚奉周正朔，则寅月乃当时三月，何得曰‘孟陬’？‘摄提贞于孟陬’，犹言寅年的正月，岁虽寅，而月未必是寅。屈原或以寅年子月寅日生。但《尔雅》的‘孟陬’本指夏正的正月，即建寅的月，绝不能由我们随便移作子月的代辞。春秋战国时，诸侯各国所用历法本不一致，楚国也未必奉周的正朔。屈子惟其用夏正，所以才称寅月为‘孟陬’；若用周正，便不能称为‘孟陬’了。（按是岁十二月建丑之月亦无庚寅。‘孟陬’能否代表丑月，尚在其次。故知亦非用殷正。）若如朱子之说：‘摄提’只解作星名，随斗柄指十二辰者，而非太岁在寅的名称，即就是说：孟春昏时，斗柄指寅之月，其月庚寅之日，屈子下母之体而生。日月虽寅，而岁未必是，方合乎事实。若用周正或殷正，乃建子或建丑之月，又何能说斗柄指寅的月呢？所以《离骚》此文除了用夏正来解释，任何方面都讲不通。”（《楚辞论文集》）

（六）林庚林氏反对王逸“太岁在寅曰摄提格”的话而赞同朱熹摄提仅是一个星名。朱熹虽说“摄提之星，随斗柄以指十二辰”；又说“摄提左右六星，与斗柄相值，恒指中气”，究竟没有说清楚。林氏则有比较精密的研究，他说：“摄提由六个星组成，在天文上不列于二十八宿，似乎不算顶重要。它要建时节还必须‘直斗杓所指’。斗杓就是斗柄南三星，已经自己指明了方位，那么还要‘摄提’有什么用呢？所以摄提是一个很奇特的星。”

《史记·天官书》：

大角者天王帝庭，其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

《春秋元命苞》：

摄提之为言提携也，言能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

原来斗柄的尽头便是大角。大角是一颗光辉强烈的一等星，而摄提就拱卫在这颗大星的两旁。所以摄提可以更明显的显示出斗柄所指的方向。这可以说就是“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然而摄提的功用还不止此，原来指示季节的除了北斗之外还有二十八宿，从斗柄通过大角，便直指到二十八宿为首的角宿。这便是《元命苞》所说的“提斗携角以接于下也”。摄提可以把北斗连系到二十八宿去，使得在周天上对于季节的观察更为便利，这就是摄提独特的功用。然而摄提所建的是季节，主于季节之外的年是否与摄提相连系？那就要看用的是“周正”还是“夏正”。

林氏说中国人初用周正，到了战国后半期始用夏正。关于周正夏正的说法，暂不引。林氏再三强调“摄提格”始为岁名，而“摄提”则仅为星名。虽陆侃如曾说“格”字省去仍无害其指寅年，林氏则谓万不可省。亦有就音节立论者，谓《离骚》字数有定，格字不得不省，他却说《离骚》句子长短不一，句中多一字，减一字，并不会损及音节的美。假如屈原写为：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格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不是一样吗？因此，屈原并不是如过去一般所说：诞生于寅年。

屈原生于正月，“孟陬”便是正月的代词，这话林庚也承认。日系庚寅，陈（说是正月二十二，刘师培说是二十一。林氏却说是正月初七。这个日子在《荆楚岁时记》里，称为“人日”。《荆楚岁时记》谓：“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美，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但比《岁时记》更早的是董勋《问礼俗说》，其说云：“俗以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林氏云此为荆楚一带民间习俗。屈原生于荆楚的战国的末期，虽有“七日为人”的习俗却尚没有“人日”的称呼，要说这一天只有用干支，这就是屈原为什么要用“庚寅”来说他生日的缘故。“七日为人”，人生在这一天。当然是一个好日子，当然可以取一个顶天立地的“嘉名”，根据新城新藏的战国秦汉长历，在楚宣王楚威王两代里只有纪元前三三五年（楚威王五年）的正月七日是庚寅日，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屈原是生于这一年的。林氏的正月七日与郭氏合。

《离骚》虽说出自己的生“年”“月”“日”，却没有说到“时”。朱熹《集注》始言：“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林庚亦云：“《天官书》说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摄提既是直斗杓所指，莫非屈原是生于初春正月庚寅日的昏时吗？”

林氏之说，张汝舟曾表反对。他在他所著《谈屈原的生卒》中说人日之说起自晋代，不可以此附会。“摄提格”省去一“格”字也无妨碍。并说假如照陈（、刘师培对屈原生年的推算，则屈原在楚国开始活动之时，年龄正及冠，若照林氏的推算，则屈原那时才十二岁到十八岁，那是不可能的。

（七）浦江青浦氏撰有《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洋洋数万言，谓郭鼎堂根据《吕氏春秋》里一个岁星纪年的例子，用超辰法推求，假定屈原生于元前三四○年正月初七日，也只在疑似之间，未为定论。浦氏探讨向来经史学家所聚讼纷纭的岁星纪年的问题，修正邹、陈、刘三家之说。他说：差不多一百年来有几位学者尝试过推算的工作。邹汉勋、陈（、刘师培三人先后用殷历、周历、夏历推算，推定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元前三四三年）正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庚寅（邹说见《邹叔绩遗书》，陈（有《屈子生卒年月考》，刘说见《古历管窥》），三人所用历法不同，因而有一日之差，至于年份是相同的。因为前于戊寅的丙寅年，后于戊寅的庚寅年，正月里都没有庚寅日，只有这年的正月里有庚寅，而且把这年定为屈原生年，和史所叙屈原史实也暗相符合。这结论几乎成为定论，早时所出的文学史书籍往往采用了他们推算的结果，把屈原生年定在元前三四三年。

其实这结论是错误的，问题发生在年份上，何以知道楚宣王二十七年是戊寅年呢？从历史年表上的干支纪年得来，我们知道在战国和战国以前，干支只用来纪日，不用来纪年的，所以当屈原生时，只有庚寅日而没有戊寅年。战国时代有岁星纪年法。摄提格是岁星纪年的名称，相当于寅年，可不同于干支纪年法的寅年，更不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历史年表上的寅年。这历史年表上干支年名，是后汉初期废去岁星纪年法，直接采用干支纪年的年历家所排定的，凡西汉以前的年份，逐年的干支是逆推附加上去的，和那个时期的岁星纪年年名，不相符合的。

什么叫做岁星纪年呢？浦氏说古代只有以王公即位的年次来纪年，如称周某王某年，鲁隐公元年之类。战国时天文学发达，天文占星家观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改进了方法，他们也企图着用天文现象来规定年名。他们利用岁星运行的规律，把来做纪年之用。岁星就是木星，这颗明亮的行星在古代人的心目中认为是尊贵的天神所凭依，有规律地巡游在天空中的。它在恒星座中的位置，逐年移动，从某星座回复到星座，约计需要十二年。古代的天文家把黄道周围平均分划为十二次（古名次，今名宫），岁星年行一次。岁星每年和太阳会合一次，会合周期约计一年零一个月，如果今年在正月，明年便在二月，后年便在三月，逐年推后一个月。它和太阳同宫会合，有三十天左右为日光所掩，人们看不见它，在合日前十五天晚见西方为黄昏星，合日后十五天晨见东方为晓星。木星合日好比日月合朔，晨见东方为晓星好比新月的出现。日月合朔和新月的出现可以做纪年的标准，那么一年一次的木星合日和新木星的出现，为什么不可以做纪年的标准呢？岁星纪年法的被采用，一半是由迷信的占候吉凶观点出发，一半是有科学的、物质的基础的。

约在战国中叶到末叶，产生了十二个太岁年名，是摄提格，单阏等等，乃是就星在某宫，在某月里和太阳会合而称呼的。这些年名，十二循环，以摄提格为第一年。此后，大概在西汉年间吧，称呼这十二年名做岁阴年名，另外加上十个岁阳是阏逢，旃（蒙一作焉逢，端蒙）等等成为六十循环，以阏逢摄提格为第一年。十二循环的太岁年名，如果用十二辰来替代，称甲寅年，乙卯年等是相当的；六十循环的年名，如果用干支来替代，称甲寅年，乙卯年等也是相当的。所以岁星纪年法渐渐蜕变而成干支纪年法。

我们必须注意两点：一点是在纪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有岁星纪年法，后用干支纪年法；一点是岁星纪年法有“超辰”，干支纪年法无“超辰”。干支是抽象的次第符号，六十循环永不间断，比较便利。岁星纪年由木星的方位得出年名，木星在星空中运行，不恰恰是十二年一周天，比十二年一周天微速，积若干年后便超过一宫，因而必须跳过一个太岁年名，方始再能和岁星的方位相合，这叫做“太岁超辰”。当初天文占星家利用木星来名年，是假定它十二年一周天的，后来才知道它有超辰，不能不随时根据实测，规定年名，而超辰率又不容易计算正确，所以这古法终于被废弃，直接用干支纪年了。后汉以后，阏逢摄提格等古年名，还偶被文人雅士所应用，那是按照当年的干支名翻译过去的，和岁星毫无关系，可是屈原时代的摄提格，那么确定指示岁星所在，是当时历法上原来术语，可以翻译做寅年，而不是干支纪年里寅年的翻译。……楚宣王二十七年决不是战国时代太岁在寅之年。邹、陈、刘三位不曾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在年表上找个寅年是不正确的。

我们要在屈原生年找定一个摄提格，有两种办法。一个办法是找一个可靠的岁星纪年用超辰推求；一个办法是研究什么叫做摄提格，木星应该在哪一个星座，用天文算法推算木星的行程。后面一种办法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浦氏所用超辰率计算法现从略）。浦氏说：‘郭鼎堂先生在《屈原研究》（一九三五）里不用邹、陈、刘三家旧说，另作推算。他根据《吕氏春秋》的“岁在縩滩”知道元前二三九年太岁在申。从此逆推，元前三四一年该是寅年。但这年的正月里没有庚寅日，他觉察到在这一百年中岁星应该超辰一次，寅年应该移后一年，便当得元前三四○年。查这年的正月甲申朔，庚寅是初七日。郭先生推定屈原生元前三四○年正月初七日。这个推算方法是合理的。结论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于复核。查元前三四○年的夏历正月癸未朔，庚寅是初八日，那甲申朔的是周正正月，这是首先应该更正的。但主要的问题还在乎年份上。……复核的结果：寅年在元前三四一年，这年的正月里没有庚寅日，很使我们失望。元前三四○年岁星在玄枵宫，很难定为摄提格的。”

浦氏于是考钱大昕《潜研堂文集》里“太岁太阴辨”，太阴一名“岁阴”，《史记》和《淮南子》所说的摄提格都是指太阴而言。“上面所推的元前三四一年是太阴在寅，欲求太岁在寅还要移后两年，应该是元前三三九。查此年正月是丁丑朔，庚寅是十四日。这年的前后十二年，都应是太岁在寅，正月里恰巧都有庚寅日。我们参照《史记》所叙屈原事迹，以元前三三九年为最合适。”（以下考证从略）

我们综合邹、陈、刘直到陆侃如、游国恩、郭鼎堂、林庚诸人的说法，陆、游是根据邹、陈、刘的，居然取得多数楚辞学者的信仰成为一种定论。现在经过浦氏严密的科学方法，及湛深的天文历法知识的研究，我们只有舍弃那相沿已久的旧说而采取这个新说，将屈原生年定为元前三三九，正月十四日。

至于屈原的卒年，如陆侃如的顷襄九年，刘永济的顷襄十一年，林庚的顷襄三年，都太早。游国恩初坚主屈原死于顷襄廿一年秦将白起破郢时，即元前二七八。后在《屈原》中又主屈原之死在顷襄廿二年，则为元前二七七。以后说为正确。

假定屈原生年如浦江青氏之所推算为元前三三九，卒年为元前二七七，则屈原寿命为六十二岁。但屈原生于前三三九正月十四日，死于前二七七五月五日，严格说来，他只活了六十一岁搭三个多月。

（肆）屈原的政治生涯

我们读《史记·屈原传》，知道屈原曾在楚怀王朝做过两种官职。一种是“左徒”，一种是“三闾大夫”。《史记》云：“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屈原做左徒的时候究竟多大年纪，不得而知。游国恩《楚辞概论》说在公元前三一八，即怀王十一年。假如照陈（、刘师培的推断说他生于元前三四三年，那么，他做左徒的年纪是二十六岁。若照浦江青的新说则仅二十一二的及冠之年。古人三十而仕，战国时用人惟才，不拘年资，也许这个年龄是可以的。

左徒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据《左传·襄公十五年》有记楚人命官一则：“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子冯为大司马，公子）师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鯠尹，以靖国人。君子谓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我们都知道楚国官职以令尹为最大，有似后世丞相，今之国务总理。这里《左传》未曾提及左徒，游国恩引《史记·楚史家》：“考烈王以左徒为令尹，封于吴，号春申君”谓“左徒之职似仅次于令尹。楚国官制有左右二尹，可能令尹底下的两个副贰。考左尹始见于宣十一年《左传》，所谓左尹子重（公子婴齐，庄王弟）侵宋是也。右尹始见于成十六年《左传》，所谓右尹子辛（公子壬夫）将右是也。按此役楚子救郑，将中军者为司马子反，将左军者为令尹子重，而子重即前此为左尹者，今升为令尹，与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的情形正同；所以我疑左徒即左尹，至少与左尹的地位不相上下。《左传》中凡为左右尹者，多属楚之公族，与屈原以同姓而为左徒者又复相同。但可怪的是：《战国策·楚策》载韩使史疾谓楚王曰：‘今王国有柱国，令尹、司马、典令’，以次于令尹的左右徒的尊贵未见提及；而令尹之下，却有典令。典令照字面看，是掌管法令，而屈原为左徒，既与怀王议国事，发号令，怀王又使他造为宪令，又似乎左徒就是典令。或者他竟以左徒（左尹）而兼摄典令的职亦未可知。总之，左徒一官，无论他是否左尹或典令，或以左尹而兼典令之职者又称为左徒虽不能确定，但就《史记》本传所称，他的重要却是没有疑问的。”又云：“《史记正义》谓左徒盖今之左右拾遗之类。拾遗官职卑小，当然非是。”（《屈原》）钱大昕读《春申君传》曰：“黄歇由左徒为令尹，则左徒亦楚之贵臣矣。”游国恩之言当由《春申君传》而有所启悟。我们但看当时内政外交萃于屈原之一身，则左徒这个官职定然不小。

屈原做左徒不知做了几时，厄运便来了。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原属草稿，未定，同列上官大夫，与之争宠，心害其能，见宪令稿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于王道：“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属草稿”之属，本音烛，崔浩谓发端更始之意。但曾国藩曰：“屈原属草稿未定，此属字与‘属文’字有别。属者适也。《左传·成二年传》：‘属当戎行’谓此际在戎行也。昭四年：‘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谓此际有事于武城也。《汉书·李寻传》‘属者颇有变更’，谓近此之际，颇有更改也。屈平属草稿云者，谓平于此际草创宪令也。”“属”作联缀文字解；或如曾氏作“适当此际”解，都没有关系。我们所应该注意的却是“属草稿，未定”二语。稿，禾秆也，未整理成束者也。草稿二字，盖撰述文字尚未成功之义。

上官大夫夺稿之事，人皆以为上官见屈原所造宪令好，想攘夺以为己有，屈原不肯给他，因而结怨。这是很可笑的，也是很不近情理的误解。世间“掠美”之事固亦不乏，窃人著作以为己有的事，古今亦常有。好像晋郭象窃向秀庄子注；清戴震窃赵一清水经注；王鸣盛窃万斯同明史稿，虽有些案子尚未定谳，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十分之九剽袭屈原的《远游》，那就百口莫辩了。不过抄袭他人之文必在其人身后，而其人生前必名微身贱，虽有名山传世之作迄少人知，故能启人盗念。决无像小孩抢糖果一般，公然当面攘夺之理？若果如此，那岂不太叫人绝倒吗？况《史记》屈原传明言屈原所造宪令，尚在打草稿，文句未定，那么，上官大夫抢去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夺”字不应作“抢夺”解，而应作“窜改”“删削”解，《说文》夺字作，手持佳失之也。从又从奞。

《孟子》：“八口之家，勿夺其时。”《荀子》引此语“夺”作“失”。《仲尼燕居》：“给夺仁慈。”注：“犹乱也。”

《后汉书·卢植传论》：“未有不宂豫夺常者也。”注：“谓易其常分也。”

“夺”字假借为。段玉裁谓：“夺失字，今作脱。争敚字，今作夺。”敚即脱字的古文。《养新录》：“夺、脱、古书或相通用。夺本脱之正字，后人借作攘夺之义，而正义转隐矣。《后汉书》‘岂可攘夺名籍，苟安而已。’此夺字正义。”

镌削禄阶曰“夺”，如夺职，犹言“削职”。

我们再来看敚字。

《说文》：“敚强取也。《周书》曰：‘敚攘矫庋，从攴兑声。今书《吕刑》作‘夺攘矫庋’。”

段玉裁曰：“敚是争夺正字，后人假夺为敚，夺行而敚废矣。”又曰：“遗失谓之夺，今谓之脱。郑《礼记》注云：‘编简烂脱。’《释文》：‘脱音夺。’”

根据字书原理，“夺”字原义有“削去”“混乱”“烂脱”的意思。我说上官夺稿之夺，不应作“抢夺”解，而应作“窜乱”“删削”解，是有道理的吧？

上官大夫当是受怀王命与屈原共同造宪令的人。他为什么见了屈原所起的草稿而想“窜乱”“删削”呢？游国恩说夺稿事应该另作解释。楚国本为法治之国，其强在于历代法令的严明及裁制的平等。至怀王时法律条文或有废弛，乃令屈原重修。但宪法对于贵族豪强是不利的，必设法破坏或阻梗，所以“夺稿”恐怕是当时的贵族豪强官僚们一种有计划的阴谋和有组织的活动。游氏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可惜他对“夺”字没有说什么，好像仍作“攘夺”解。

屈原之被谗见疏，不仅为修宪令一事，恐怕还有与怀王相商“变法”的一事。说到“变法”便该知道楚国昔日之所以日趋强盛的原因是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完善的措施，严密的组织，和举国上下淬厉奋发，励精图治的精神。这里有宣十二年的《左传》为证。楚以郑既服楚，又事晋，阴怀二端，起兵伐之，围郑三月，克之。郑伯肉袒牵羊而降。晋师前来救郑，闻郑已与楚签了和约，也只有还兵了。晋军统帅随武子对于楚人有非常中肯的赞美，这段话是：

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政有经矣。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事不奸矣；荐敖为宰，择楚国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进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其君之举也，内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若之何敌之？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子姑整军而经武乎，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勺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武曰“无竞惟烈”，抚弱耆昧，以务烈所，可也。

随武子便是士会，时为上军主帅。

还有一个人也反对与楚为敌，那就是栾书，时为下军主帅赵朔之佐。他说道：

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息。在军无日不讨事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羛冒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不可谓骄。”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师直为壮，曲为老”。我则不德，而缴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谓老。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偏之两。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当其夜，以备不虞，不可谓无备。子良郑之良也，师叔，楚之崇也，师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郑亲矣。来劝我战，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郑不可从。

士会与栾书对于敌我强弱形势，可说了如指掌，惟以晋军将领欲战者多，意见不能一致，到底吃了一个大败仗，这便是邲之战。

我们在晋将士会栾书口中，知道楚国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产生于组织的精密，而组织的精密又产生于法律的严明。楚国法律的严明，游国恩举过几个例子，像太子入朝马蹄践溜，车及茆门，庭理执法以绳，不稍宽假；又令尹子文族人犯罪，廷理释之，子文以死自誓，不许廷理枉法。都是极其感人的故事。楚国的军法也很严厉，打了败仗，负责的主帅必须自杀谢国。像屈原高祖屈瑕，贵为楚王熊通之子，官居莫敖之职，领兵屡立战功，伐罗之役为罗及卢戎夹击而败，屈瑕自缢荒谷。那时他父亲熊通仍在位，没有听说他利用王权，免子于死之事。又如城濮之战，楚国统帅子玉（得臣）也自杀。子玉是个很难得的军事人才，晋文公一代枭雄，视为大敌，虽此战大获胜利，毫无乐意，及闻其死，乃喜跃不已，说“莫余毒也已！”就是“从此再没人为我之大患了！”“楚杀得臣而文公喜”，成了历史上一句名言。晋文公知子玉之才，楚国方面当然知道得更深彻，但为了卫护军人的荣誉和责任感，也只有牺牲他了。因楚国的国法及军法均严，得臣战败，不得不自杀。他的死虽系自杀，却好像国法军法杀了他一般。《春秋》记了一笔：“夏四月，己巳，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楚杀其大夫得臣。”真是凛然的史笔！

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军统帅公子侧（字子反）为了贪饮而醉不起，楚王率军宵遁，及瑕，王使谓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师徒者，君不在。子无以为过，不谷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赐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实奔，臣之罪也。”子重劝其弗死，对曰：“大夫命侧，侧敢不义。侧亡君师，敢忘其死！”于是也自杀。楚王叫人来止他，已不及了。

凡一种法律无论订得怎样完善，用之日久，人们自会蹈空钻隙，舞文弄墨，使它力量无从发挥。何况贵族官僚享受特殊利益，彼此勾结援引，盘踞要津，残民以自逞，蠹国以自肥，他们日益壮大，国家日益贫瘠，既无力推行新政，也无钱豢养战士，在那攻战频仍的战国时代，怎样能站立起来呢？因此战国时代许多国家都有“变法”之举。孙作云有一篇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怎样处置屈原问题》第二节“屈原主张变法，并因此而获咎”，他说：

因为屈原是一个没落贵族，再加上当时风行各国的变法运动，他受了这种运动的影响，所以他主张变法。在当时的贵族中，他是一个“维新派”。

变法运动的开始是在春秋末年，到了战国时代，特别在屈原时代（战国中期）更普遍化。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要限制贵族阶级特权，保护地主阶级利益，以期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这是随着贵族阶级没落，新兴地主阶级兴起而来的一种政治改良运动。

在战国时代首先实行变法的是三晋之中商业最发达，人民最富庶的魏国。史书上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在魏国的首君，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两代（公元前四二四—前三八七及前三八六—前三七一年），就有许多“法术之士”在那里做官。被认为法家之祖的李悝就作过魏文侯的相——一说为魏文侯的师。李悝著有《法经》，并主张“尽地力之教”。“尽地力之教”主要的措施就是开发封君们的领地封疆，来扩充耕地的面积，增加生产，这是一切法家的基本主张。在李悝之外，又有吴起在魏文侯、武侯二世守河西，使秦人不敢东向，后来因为受了王错之谗，才到楚国去做官。那时楚国的国王是楚悼王，他便用吴起为相，厉行变法。

吴起变法只有一年多的光景，因楚悼王之死（在公元前三八一年），贵族们便乘机发动政变，把吴起杀死。楚国的变法便因此而失败，楚国亦由此而衰弱，这是屈原诞生以前三十七年之事。

在吴起变法以后的二十年，卫鞅（即商鞅）就拿着同样的办法从魏国跑到秦国，说秦孝公以“强国之本”，也就是所谓变法政策。“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但在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死的时候，秦国贵族们便造谣讪谤，杀商鞅，并车裂其尸于咸阳市，灭商君之家，他所受到的遭遇比吴起更惨。

和商鞅在秦国变法几乎是同时的，是申不害的变法。在他相韩昭侯的时候，韩国十余年不被外国侵伐。从以上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变法运动几乎是当时各国通有的一种革新运动，并不限于秦国。不过秦国的贵族势力小，在秦国变法，比关东各国容易成功而已。

屈原在这种新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在他作左徒的时候（一般学者都相信屈原官左徒在楚怀王十一年至十六年左右，即公元前三一八—前三一三年），就和楚怀王搞过一次变法。这事实是根据以下三篇文章的。一篇是《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诏命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綶，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心纯緐而不泄兮（言变法之事甚秘密），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

蔽晦君之聪敏兮，虚惑误以又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这里说屈原变法是秉承着楚怀王的意旨而行，这和商鞅揣摩秦孝公之意而言“强国之术”及吴起承楚悼之旨而变法，完全一样。同时又说“秘密”“不泄”等字眼儿，知道在当时是在秘密中进行唯恐贵族们来破坏。但结果还是遭受了他们的破坏。这些贵族就是《史记·屈原列传》上所说的上官大夫之流。更应该注意的是这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国富强”，与商鞅“强国之术”完全一致。

其次是《史记·屈原列传》上官夺稿云云，在我看来，上官大夫的夺稿并不是想把屈原的法令草案攫为己有，而是因为屈原的新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才肆意破坏，后人对这件事有些讹传，所以才把它说成近似小说的模样。

其三是东方朔的《七谏》。《七谏·沉江篇》说：

明法令而修理兮，兰芷幽而有芳，苦众人之妒予兮，箕子寤而佯狂。

可见这是汉初人的通说。我们再参以屈原本人的作品，在《离骚》、《抽思》中数言楚怀王其初如何和他亲近，后来又如何和他疏远，就可以知道，这些话大概就是指当初他和楚怀王共同试行变法之事。

笔者认为孙作云氏的话大有见地。如说楚怀王命屈原造宪令仅为修改旧宪，原无不可，但若说那次造宪令实寓有变法的意图，意义便更重大了。

屈原除左徒以外，还任了一项官职，那便是三闾大夫。《史记》本传仅在所援引的《渔父》篇中说：“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王逸《离骚序》将这个官职的性质解释得较为详细，曰：“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楚本姓，但又姓熊，有人说那个曾作周文王师的鬻熊，最得楚人的信仰，遂摘取其名为王室之姓，傅斯年则谓族楚人中有姓熊者为楚王，世代相传遂以熊为王室姓了。古时贵族既有以受封地名为姓之俗，屈之为姓就因楚王熊通的儿子屈瑕受屈为卿，屈瑕的后裔从此姓了屈，则景、昭二姓当亦如此。游国恩说：“楚国的习惯，内外要职多用同姓之亲（春秋战国时各国多如此）。令尹不消说，就是其他比较重要的官职多半不用外人。所谓王族三姓的本家，除屈姓已见上章外，其昭景二姓的显官要职见于记载者极多。游氏举出昭姓要人为“昭奚恤”“昭阳”“昭雎”“昭鼠”“昭常”“昭鱼”“昭益”等六人。景姓者为“景舍”“景翠”“景鲤”“景缺”“景阳”“景痤”“景伯”等七人。游氏还忘记了一个屈原以后与宋玉同以辞赋称于世的“景差”。

三闾大夫这个官好像后世的宗人府宗正。昭、屈、景既为大族，族中子弟必多，三闾或者是个训练机关，聚三姓子弟于一处而施以教育和训练。这种教育训练，大概分为文武两途。但观三姓人有为楚国的“柱国”“相”者，有为外交家者，有为将领者，即可知道。《离骚序》说：“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离骚》中屈原自言：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

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这两简文字当是他任三闾大夫职位与责任的特写。“滋兰九畹”“树蕙百亩”，还种植了不少的“留夷”“揭车”，杂之以“杜衡”“芳芷”，可见他负责所培育的贵族青年之众。他原希望把这些青年培育成才以供国用，谁知在政治恶势力传染之下，这些青年干部也堕落了，腐化了，和子兰靳尚一班人同流合污了。是以屈原又愤慨地说道：假如我所培植的香草，天然枯萎，我倒不悲伤，但眼见它们芜秽而变为荆榛一类的臭草恶木，那才使我痛心呀！

楚国的昭、屈、景三姓既为大族，人数又众，天然成为一种势力。楚亡以后，统治阶级对这三大姓甚不放心，故汉高祖得天下，将齐国的“诸田”，楚国的“昭、屈、景”及诸功臣家徙于长陵。见《汉书·地理志》下。并说明这种移民政策在于“强干弱支”，奉皇帝山园倒在其次。本来亡人之国以后，移遗民于政治势力易于控制的地点，免得他们乘机反叛，也是我国历史数见不鲜之事。如周灭商后，分其畿内为三国，即《诗经》的邶、睟、卫。后以管蔡二叔奉纣子武庚叛，周公讨平叛党后，尽迁邶睟之民于邑。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汉武帝时亦徙天下富豪于茂陵。见《史记·游侠列传》之郭解故事。这目的固在繁荣茂陵地点（所谓五陵裘马，可见迁居汉陵者多为富豪），但也在监视不轨之民吧。

屈原究竟先做左徒，后做三闾大夫？还是先做三闾大夫，后做左徒？不易考。一般习惯凡以官职称人者多称现职。渔父遇屈原于江潭，那时为屈原再放之时，而江潭为他再放之地，以后他不但未再起用，而且终不返乎故都，渔父以此称他，那么三闾大夫当是屈原任左徒之后。虽左徒官职比三闾大夫高，官职只有由卑而高，无由高而卑理。但遭受放逐以后的屈原，已不被楚王信用，只好做个宗人府宗正一类的冷官了。

屈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尚有使齐之事。照本传是张仪以商于六百里之地诳楚。楚怀王大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阳；又战于蓝田，又败。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怀王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对秦王道“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楚”。后又因厚赂用事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了他们的话而将张仪释回秦国。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我们根据这一段记载，知道屈原自齐返国是在张仪再度入楚又逃去的时候，即在丹阳蓝田大败以后。那倒有历史可以查究的。这两次战役是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元前三一二年。赧王五年，怀王十九年，元前三一○年，张仪又到魏国为相，再一年而卒。他自请入楚及逃去诸事，仅能作于怀王十八到十九年一二年内，屈原自齐返楚当然也在这一二年内。

那么，屈原何时使齐呢？张仪于周赧王二年来相楚，诈献商于之地六百里，使秦女为箕帚之妾，怀王果闭关而绝齐，遣一将军随张仪至秦索地，仪佯堕车不朝三月，楚王闻之曰：“仪以寡人绝齐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而下秦，秦齐之交合……这事在周赧王二年，怀王十六年，元前三一三年，这时齐楚感情恶化正达高潮，屈原当然不可能使齐。他之使齐，当在丹阳蓝田败后，怀王吃了秦国的大亏，深悔绝齐之失策，所以派亲齐派的屈原去齐谢罪，并恢复邦交吧。不过以当时交通之迟缓，一来一往，究太仓猝，故我主张屈原之使齐当在周赧王二年，楚怀十六年，元前三一三。因为在那一年中，秦败韩赵于修鱼，斩首八万级，虏其将申差，诸侯震恐，齐亦败魏赵于观泽，齐秦争长。楚与秦比较邻近，一面惧秦之逼一面慕齐之强，发生了联齐自固的念头，历史于这个时期曾著了一笔“齐与楚从亲”，这个外交政策的大成功，想必应该归之于屈原。

假使丹阳蓝田大战前，张仪以商于之地欺骗，屈原若尚在楚国，一定会谏阻怀王的。即说他那时已被怀王疏远不在其位，他也可以请托别人说话的。至少，他也应该在自己作品里，透露对这国策不满的表示。

我想读者或将发问了，既说屈原使齐是为了联齐，那么即在同一年内，怀王便听信了张仪的欺骗而闭关绝齐，屈原为什么不“下旗返国”呢？答曰怀王联齐本系原来的政策。楚国原想与山东诸国站在一条战线上共同御秦。怀王十一年，山东六国——或云五国——联军伐秦，推怀王为从约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齐独后。可见齐是参与伐秦之联军的；齐王与怀王也有共事之雅，会晤过面的。至于绝齐，则事出仓卒，原来使齐之士不及召回，照战国国际道义说，两国即交恶也无杀使臣之理。屈原便留在齐国了。或者屈原之至齐，并非正使身份。不过是个副使，一则为了他年龄究竟太轻，二则也为了他是被怀王疏远之臣，不见得使他当正使的重任。

那么，使齐的正使是谁呢？我怀疑是昭雎。因为楚国朝廷上亲秦派人数多，亲齐派寥寥可数。屈原以外，便是昭雎。据《史记·楚世家》怀王二十年，齐盡王欲为从约长，恶楚之与秦合，遗楚王书劝其与齐并力，收韩魏燕赵为从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怀王得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雎分析韩赵秦楚形势，言合齐的利益。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怀王三十年秦昭王遗书邀怀王共会武关，怀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屈原传》说：“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如毋行。’”《楚世家》说：“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一样的言语，出之于二人之口，为了有这样的参差，使后人怀疑屈原的存在。实则当时谏者，有昭雎，也有屈原，是以《史记索隐》谓“二人同谏，故彼此随录之”。昭雎既和屈原一样，亲齐而憎秦，则当时使齐的正使，恐非他莫属了。

我们若假定屈原于怀王十三四年间使齐，十八年返楚，则他留齐前后四五年之久。这四五年中间，齐国田文称号孟尝君，养门客至数千人，稷下谈士也彬彬称盛。其中有不少域外来华的学者，以邹衍为之巨擘。孟轲那时也在齐国。也许这个自命承继了中原文化正统，孔子以后第一人的学者，与我们大辞人屈原曾会晤过。不过那个好作大言并无实学的老学者，一向鄙视楚国是个夷狄之邦，楚国人都是南蛮舌不闻先王之大道的；又最喜倚老卖老，看见屈原这样二十多岁的楚人，定然当作“毛头小伙”看待。当屈原来拜谒时（他当然是不屑先去见屈原的），也许像他去齐宿画，对待为齐王留行的访客一样，隐几而卧，不愿交谈一语吧。

但屈原和邹衍等一些域外学者相周旋时，所获益处之大，无可譬喻。他的中国旧文化根柢原极深厚，再在这种汪洋无际的新文化里涵泳数载，眼界更加开拓，心胸更加恢宏，学殖更加丰富，他后来写的《九歌》、《天问》、《离骚》、《远游》，光芒万丈，永垂不朽的篇章，我认为完全得力于这次使齐之举。

屈原是遭过两次放逐，第一次是在怀王时，当在怀王二十四年后。因为怀王虽听昭雎的建议与齐复交，秦昭王到底惧怕这两个大国之合在一起，对秦不利。乃设法厚赂于楚，约为婚姻，请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果去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汉中要地，秦以前取之于楚者），这时亲秦派自认为国策成功，欢腾庆祝，怀王对于这个接壤的强邻，领教过几次，弄得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正不知怎样对付才好，忽见她降心相就，屈意求欢，岂有不喜出望外之理？但楚一和秦亲睦，齐、韩、魏诸国一定认为楚有背国际信义而提出绝交，甚至还要出兵讨罪。况这个素有“虎狼之国”美誉的秦，是始终可靠吗？屈原和几个亲齐派大概反对过。对于子兰、靳尚、郑袖那群党人，想必也曾以他最为拿手的象征笔法，讥讽过，指斥过，他们恼羞成怒，更在怀王面前说他的坏话，使怀王大为愤怒。结果，屈原这一次不仅被疏，而竟遭放逐了。

第二次放逐是在顷襄王朝。屈原第一次系逐在汉北，这次时间甚短。为的是二十七年，楚太子在秦为质，与秦大夫私斗杀之而亡归。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楚重丘；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楚军死者二万，杀将军景缺。怀王恐，又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齐之救助。亲齐政策这时候又复抬头，怀王想到屈原外交路线之正确，自然要召他回朝了。他回朝确期未可知，想必在二十八九年间。

怀王客死于秦后，顷襄王又与秦交好，这个亲齐派是不能被楚廷容纳的。屈原第二次放逐的厄运又临头了。这一次出去后，再也未被召回，及郢都残破，顷襄迁陈，次年，秦寇又大至，他便投汨罗而自杀了。屈原的政治生涯便从此结束了。

（伍）屈原时代的国际形势及其外交方针

战国七雄是齐、楚、秦、燕、韩、赵、魏。周王朝封建诸侯，大大小小，想必有数百之多。春秋时尚有一百七十余国，到战国初期仅剩三十余。七雄并立的战国中期也还有几个弱小国家或受大国庇护以幸存，或仰大国鼻息以勉保，完全失去独立自主的资格。

七国之中又以齐楚秦三国幅员最广，国力最强，俨然成了鼎峙状态。假如齐楚结合，秦国便要恐慌，楚秦结合，齐国倒不大恐惧，为的她立国东海上，与秦国在地势上看来，一个是在极东，一个是在极西；与楚国在地势上看来，中间隔着韩、宋。秦在楚的西北，是壤土相接的国家，她要是出兵攻击楚国，极为容易。所以在屈原时代楚国有两种国策：一种是结合齐国再邀约赵、魏、韩共同抗拒秦国；一种是一面倒向秦国，只希望秦不来攻击，取得旦夕的和平，便心满意足。楚怀王朝中的亲齐派是陈轸、昭雎、屈原；亲秦派是公子子兰、上官大夫靳尚及怀王宠爱的夫人郑袖等。还有怀王的几个儿子及朝中许多人士，其势力之大，远胜于亲齐的一派。

（一）秦变法富强

我们现在先将秦国来谈一下。秦僻处西陲，穆公虽号为春秋五之一，所不过是中国西部若干戎狄国家。他每次想向中原进展，辄为强大的晋国所阻。我们只须看秦穆公对于晋国的事便知：自晋献公死后国中内乱，诸公子出亡在外，穆公对于惠公、文公，施了无数恩惠。惠公那个薄情负心之人，反屡次以怨报德，令人不平之至；晋文公才一薨逝，穆公误信其戍郑大夫子之言，潜师袭郑。这与晋国又有什么相干？而晋人竟邀秦师于殽，使之全军覆灭，连秦国领兵的三帅都俘虏了去。晋人对秦不见得总是没有心肝，实为了秦晋毗邻，不能两大，同时也怕秦国势力侵入中原之故。

秦孝公即位时，河山以东，齐威、楚宣、魏惠、燕文、韩懿、赵成六个强大诸侯并立，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狄，广地千里，天子致霸，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穆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见《史记·秦本纪》）

卫鞅闻孝公之求贤令，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助孝公变法。他的变法条款不过“富国”“强兵”二端。富国者，人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为收孥（为官奴婢）为田开阡陌封疆，平斗桶权衡丈尺。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有刑。司马迁谓商君有“开塞耕战书”，今商君书有“农战篇”。

所谓强兵者：“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室宗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强兵必须杜绝敌国遣来的间谍，保持高度的军事秘密。是以“会民为什伍”，即五家为保，十保相连。“而相牧司连坐”即一家有罪，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并诸乡邑为县共三十一县，每县一令，则民易治，命令易行。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赴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亦有言令便者，卫鞅说“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太子反对新法，以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父杀太子师傅祝欢。

新法行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均见《商君传》）

至孝公十九年，周天子致伯。次年，诸侯毕贺。那时齐韩魏赵各称王号，秦仍以诸侯自居，并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今河南开封东北），朝见天子。那时各国眼中早没有周天子的存在，孝公这样举动颇值得讶异。我想孝公本来想恢复其先君穆公光辉的功业，这时候为了感谢周天子“致伯”之恩，便学一下齐桓晋文的事，以便使他自己名字，与齐桓晋文共垂史册而已，不见得他真的有什么“尊王”之心呀。

（二）秦四世之武功

变法以后，国力强盛，便要对外发展了，而历次战役，总是秦获取胜利，今以秦本纪所记秦四世武功，转记于次。

（甲）孝公在位时：

（1）孝公二十二年（元前三四二）卫鞅伐魏，以诈欺魏军统帅公子？卬而虏之，大破魏师。魏为徙都大梁。河西地归秦。

（2）二十四年，与魏战岸门（秦本纪误‘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孝公是年薨，子惠文王立，商鞅诛死。

（乙）惠文王在位时：

（1）惠文王七年（元前三三二）与魏战，虏其将龙贾。军于雕除，围焦沃，魏尽以河西之地予秦。十年，张仪相秦，魏纳上郡十五郡。

（2）七年（惠文王自十四年更为元年［元前三一八］）韩、魏、燕、齐师共攻秦，秦使庶长疾与战修鱼，虏其将申差，败赵公子谒，韩太子奂。

（3）九年（元前三一七）司马错伐蜀灭之。伐赵取中都，西阳。

（4）十年（元前三一五）伐韩取韩石章，伐败赵将泥，伐取义渠二十五城。

（5）十一年（元前三一四）樗里疾攻魏焦降之。败韩岸门。

（6）十二年（元前三一三）与县王会临晋，庶长疾攻赵，虏赵将庄。

（7）十三年（元前三一二）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丐。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使庶长疾助韩而东攻齐。到满（满一作蒲，秦将名）助魏攻齐。

（8）十四年（元前三一一）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壮杀蜀侯来降。

（丙）武王时：

（1）元年（元前三一○），韩、魏、齐、楚、赵皆宾从。

（2）二年（元前三○九），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四年（元前三○七）拔之。涉河，城武遂。魏太子来朝。

（丁）昭襄王时：

（1）六年（元前三○一）使司马错定蜀。庶长奂伐楚。七年，拔楚新城。八年使将军戎攻楚，取新市。又与齐、魏、韩共攻楚方城，虏楚将唐昧。

（2）九年（元前二九八），攻楚取八城，杀楚将景缺。

（3）十三年（元前二九四）向寿伐韩，取武始。白起攻新城。

（4）十四年（元前二九三）命白起攻韩及魏于伊阙，虏公孙喜。拔王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彭。

（5）十七年，城阳君入朝，东周君来朝。秦以垣为蒲坂皮氏。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

（6）十九年（元前二八八）秦称西帝，齐为西帝。寻皆去之。

（7）二十一年（元前二八六）错攻魏河内，魏献安邑。二十二年，蒙武伐齐，以河东为九县。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共伐齐，破之济西。

（8）二十五年（元前二八二），拔赵二城，与韩王会新城，与魏王会新明邑。

（9）二十七年，错攻楚。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白起攻楚，取鄢邓。

（10）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襄王迁陈。

（三）秦战胜攻取之原因

秦军之所以战胜攻取，力量强大，有下述各种因素：

（1）地理形势之优胜地理方面，秦攻六国易，六国攻秦难。秦国本身是个四塞之国。东有黄河、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有南山及武关、关；西有大陇山及陇山关、大震、乌兰等关；北有黄河南塞，这就所谓“四塞”。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又所谓“天府之国”。六国攻秦，至函谷关而止，从来不能进秦境一步。

至于秦攻六国，便不是这样了。正如苏代告燕王之言，秦正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远乎？”楚王为是故，十七年事秦。

秦正告韩曰：“吾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我起乎宜阳而触平阳，二日而莫不尽繇（繇，动摇之意），我离两周而触郑，五日而国举。”韩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举安邑，塞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中）韩氏太原卷；我下轵道、南阳、封、冀，包两周，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戈在后。决荣口，魏无大梁；决白马之口，魏无外黄、济阳；决宿胥之口，魏无虚、顿丘。陆攻则击河内，水攻则灭大梁。”魏氏以为然，故事秦。

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于齐。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为齐罪。

秦欲攻韩，恐天下救之，则以齐委于天下……已得宜阳少曲，致蔺石，因以破齐为天下罪。

秦欲攻魏，畏楚，则以南阳委于楚……魏弃与国而合于秦，因以塞呝为楚罪。

（2）秦兵之剽悍善战战国时代，兼并日急，讲究军国主义。精选武卒，厚战士，如《荀子·议兵篇》论魏云：“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取其长短材力中度者），农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这种军队，正如俊世所谓“铁军”。又据苏秦说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则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燕则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韩则带甲数十万。韩卒之勇，被坚甲，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齐则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楚则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均见《苏秦列传》苏秦说六国的话）

兵卒虽勇，还须有犀利的武器以供其用，正如《荀子》所说“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眓不便利者弱”。《议兵篇》又云：“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輇如金石，宛钜铁，惨如鱋，轻利蚹速，卒如飘风……”又如苏秦说韩王云“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少府时力距来（皆弩名）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谿、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剑名）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射鞲）芮（系盾之绶）无不毕具”（苏秦说韩王语）。

至于秦之四世战胜，武力当然更胜于六国。像张仪说韩王又有这样一番言语：“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虎贲之士，譶,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数。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扶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张仪传》）

屈原《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洪兴祖曰：“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猎为先，又秦有南山檀柘可为弓干。”我们看前文苏秦盛称韩国出产的弓弩，好像天下无二，但屈原不称韩弩而称秦弓，当是秦弓制造之精良更出韩上。《孟子》也说：“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可见秦楚甲兵之利，有名于那个时代。

但秦军之所以动辄战胜，恐尚系马队得力。战国时骑战已渐取车战而代之（战车仍在应用，但观言人军备者动称车几百乘，几千乘，可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骑马作战。秦人迫近戎狄，当亦知骑兵比战车灵活便利。张仪说“秦马之良，探前抉后（谓马前足探向前，后足抉向后，言其走势之疾），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七尺曰寻，言马走之疾，前后蹄间一掷过二丈一尺）”。这种高大善奔驰的良马，恐必自西域得种而繁殖者，秦人居然有“骑万匹”与山东的车兵，步兵会战。又安得不胜？

（3）秦国军队行动之迅速与准确秦国军队既是一个很强大的机动化的部队，又行军时日也计算得极其准确，虽不像今日军事学上的分秒必争，也至足惊人。像前文所举，秦人告楚：起兵某处，五日至郢，又起兵某处，四日至五渚。告韩，起兵某处，一日而断大行……五日而全韩皆举。张仪说楚怀王事秦，言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扦关，扦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之不相及也。夫待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所以为大王患也。

（4）秦军屠戮敌人之惨酷与彻底苏代约燕王之言，有“龙贾之战，岸门之战，封陵之战，赵庄之战，秦所杀三晋之民数百万，今其生者皆死秦之遗孤也”。

梁玉绳自秦献公算起，到始皇十三年止，将秦斩杀敌人之数，作成一表：

秦献公廿一年，与晋战，斩首六万。

孝公八年，与魏战，斩首七千。

惠文王八年，与魏战，斩首四万五千。

后七年，与韩赵战，斩首八万。

十一年，败韩岸门，斩首万。

十三年，击楚丹阳，斩首八万。

武王四年，拔韩宜阳，斩首六万。

昭襄王六年，伐楚，斩首二万七千；复伐楚，斩首二万。

十四年，攻韩魏，斩二十四万。

廿七年，击赵，斩三万。

三十二年，破魏将暴鸢，斩四万。

三十三年，又伐魏，斩四万。

三十四年，破魏将芒卯。斩十三万；沉河二万。

四十三年，攻韩，斩五万。

四十七年，破赵长平，坑卒四十五万。

五十年，攻晋军，斩首六千，流死河二万人。

五十一年，攻韩，斩四万，攻赵，斩九万。

始皇二年，攻卷，斩首三万。

十三年，攻赵，斩首十万。

计共一百六十六万八千人，而史所缺略不书者，尚不知凡几。

秦之对待敌人，对抗者固杀，失去抵抗力而投降者亦杀。长平之战，赵军投降者四十五万，一夕尽坑之。这种残酷无人道之事，令人发指。为什么如此？第一原因当然是为了秦人尚“首功”，即以所获敌人首级多寡为升迁标准；第二原因是为了消灭敌国的战斗力。能征惯战的士兵，训练成功，很不容易，战事结束后，将这些降卒收编在自己队伍里，他们是不肯心服，不肯为你出力的。放他们回去（大概要敌国出钱赎归）则敌人又将利用之，以为将来抵抗我的资本，不如一杀了之。

我们看了上述四项理由，知秦军之不易对付。当时原有“合纵”“连衡”两派策士，合纵派人数甚多，并非苏秦首创，不过苏秦在纵人中最为突出，成功亦较大而已。连衡派人数也不少，并非张仪发明，不过仪在横人中算是较为优秀，故他独留下声名而已。但看苏秦和张仪传，二人游说六国君主时动言“从人”如何如何，“横人”如何如何，足见在他二人之前，这两派人已是存在。天下合众攻单易，以一敌八难，照理“从人”的话是最有理而动听的。但为什么“横人”的话也能说得这么响，能使人慑服而不敢动？这还不是为秦人的实力委实强大的缘故吗？

（四）楚国腐败与不振

当时楚国版图之广，六国莫比，但传国太久，以前的良法美意，总不免慢慢变质。像楚灵王之奢华与暴虐，不听谏言，卒致乾谿之乱，灵王由是而死。平王所为，更为无道，竟至娶子媳为夫人，重演新台之丑。又宠任费无忌而杀伍奢，致伍员破郢都，鞭平王尸以报杀父兄之怨。斗且批评令尹子常说他蓄聚积实，如饿豺狼，致国内人民羸馁日甚，道殣相望，盗贼蜂起，四郊多垒，官常之败坏，一至于此。斗且归语其弟至有“楚其亡乎！”之叹。（见《国语·楚语下》）。楚国军队本来很会打仗。但在怀王时，张仪便曾说：“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兵虽多，然而轻走轻北，不能坚战。”这当然不是秦军的敌手。怀王相信商于之地的欺诳，倒也不是贪此区区之地，而实是为了想买暂时的和平。欲杀张仪，张仪来又不杀，实也是为了不敢杀，不能杀。后之读史者不明秦楚当时的处境，以为楚怀王易于受人簸弄，哄骗，好像三岁的孩童，那是后人的知识不够，不善读战国史的缘故。

（五）屈原联齐政策之正确

当时足称真正强国者仅秦、楚与齐。以地势言，齐国土地不但远不及楚，甚至不及赵与秦，但她立国东方海上，人口繁密，国家富庶，在屈原时代，算是东方第一大国。秦攻韩魏，甚易，攻齐则正如苏秦对齐王之言“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喝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又像张仪说齐王，先举齐国地势的优点道：“纵人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

以国力言：那春秋时代的巨无霸，天下莫强焉的晋，自战国初年分裂为赵、魏、韩三国。韩之疆域最狭，四面受敌包围。魏据原来晋国的中部与南部，国势最盛，俨以晋的正统自居，自东败于齐，南辱于楚，西丧地于秦七百里，这大国威风已坠地无余。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中山，掠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成一强国。但屡次攻齐，国力已敝，与秦接壤，屡为秦败。据张仪传燕素称弱国，又处北边，没有左右中原之力，不去谈它了。

这样看来，七国中势强国大者只有齐、楚、秦三国了。楚若与齐联盟，则赵魏韩均将惟其马首是瞻。苏秦的合纵形势可以复活。我们看苏秦合纵成，秦兵不敢出函谷关者数年，可见合纵是有效果的。现在楚国的亲齐政策，也可说是苏秦合纵政策的再现，谓为“变相的合纵”亦未为不可。

秦一心想削弱楚国，故苏秦说“秦之要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但楚国与秦比邻接壤，秦出兵攻楚甚易。若楚合于齐，韩魏赵从齐后，秦即眼前得些便宜，究竟不能持久。故此秦又最惧怕齐国。又常说“有齐无秦，有秦无齐”，“齐秦为两敌”。若楚怀王坚执着联齐政策，秦是的确不敢轻举妄动的。楚与其他五国是不会灭亡于秦的。

那么，屈原的联齐政策，眼光的确远大吗？抑是仅仅书生之见呢？

（陆）屈原的学术思想

（甲）屈赋来源与楚国的文化水准

这个问题以前楚辞学者尚不知注意，近代学者拘泥于一切思想学术之形成壮阔波澜，决非凭空涌起，其先必有所谓“滥觞”，也即所谓“导源”。像屈原所作的《离骚》、《天问》，洋洋长篇，皇奇丽，若谓屈大夫倚仗他荦卓的天才，毫无凭藉地创此杰构，则文学史岂不将变为“灵异记”了吗？五四运动后，有些楚辞学者想将《诗经》里周南、召南，定为楚风。冯惟讷编了一部《古诗纪》，收入了几首楚人歌谣，如《接舆歌》、《沧浪歌》、《越人歌》、《徐人歌》等，遂有以为楚辞的导源者。自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谓《九歌》乃沅湘间民间歌舞祭神之歌，以原来歌辞过于鄙俚，屈原窜伏其域，为之改作。胡适误信王逸之说，又比逸更进一步，宣布《九歌》乃湘江流域宗教祭歌，与屈原毫无关系。陆侃如更考定《九歌》时代，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产品，其时代要比屈原早百来年。

按《诗经》二南以周召名篇。前人谓周指周公旦，召指召公，固有未确，而为周召子孙则可信，周召二公难道可说是楚民族的人物吗？甘棠颂周宣王时的召虎，召虎也非楚人。何彼矣“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据《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归于齐”。王姬即周平王的孙女，齐侯子即齐僖公之子襄公，事在周庄王四年，公元前六九三年。这又是很清楚的历史事迹。虽《汉广》一诗提到了长江汉水，《江有汜》也言及长江，然彼时周民族子姓分封于长江流域的甚多，所谓“江汉诸姬”，我们怎么可以因后来江汉诸姬为楚所吞并，便预先将二南属之楚民族呢？

凡此诸证，二南决非楚风，不待再解。二南既非楚风，当然不能算是屈赋的导源了。

至于那几首楚人歌谣，也算不得楚文学。像《越人歌》虽经楚译，底子却是越人的，能算纯粹的楚民族作品吗？吴季札乃春秋时代人，徐君乃徐国之君，虽徐后为楚所灭，季札聘各国时，尚未列入楚之版图。“挂剑”之歌，指为楚人歌谣，太觉早计。而且像《离骚》、《天问》那类瑰丽奇伟的鸿篇，谓孕育于此区区几首简单的歌谣，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九歌》并非湘江民族的祭歌，除了屈原，别人也决写不出，这正是笔者所要研究的主题，目前暂不讨论。

中国以前的人轻视楚国，以为楚乃野蛮国家，没有较高文化，实为偏见所害。这种偏见怎样养成的呢？我想一半是中原民族的优越感，一半是楚人的自卑感所给我们错觉太多之故。中国文化产生于黄河流域，凡濡染这种文化之民族皆以华夏自居，视其他民族为蛮夷，为戎狄。《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又：“惟女荆楚，居国南乡，昔在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鲁颂·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皆以荆楚与“氐羌”“戎狄”相提并论。《孟子·滕文公》篇，陈相见自楚来滕的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孟子乃对陈相说，相师陈良乃楚国人，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超过他，你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背之。本来应该是“用夏变夷”，现在岂非是颠倒过来，用夷变夏了吗？孟子又骂楚人是“南蛮舌之音，非先王之道”；并屡引《鲁颂·宫》“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说像楚国这种野蛮民族，周公还要惩她，你陈相跟从许行做什么？宫明明是鲁僖公时作。僖公约会了几国诸侯伐楚，虽未伐成功，却命人撰此诗以自夸耀，孟子却误认为周公时事，征引不止一次。这位“亚圣”说话总爱引诗书为证，而没有一次不引错；把鲁僖公当作周公，不过其一例罢了。但这是题外的话，与本文没有相干。

《国语·晋语》六：“栾武子曰：‘昔韩之役，惠公不复舍；邲之役，三军不振旅；箕之役，先轸不复命，晋国之政，固有大耻三。今我任晋国之政，不毁晋耻，又以违蛮夷重之。虽有后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盖姑以违蛮夷为耻乎？’栾武子不听，遂与荆人战于鄢陵，大胜之。”韦昭注：“违，避也。蛮夷，楚也。”

《国语·晋语》八：“宋之盟，楚人固请先歃。叔向谓赵文子曰：‘……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茆，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今将与狎主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务德无争先，务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国语·吴语》：“今非王室不平安是忧，亿负众庶，不式诸戎狄楚秦。”这是吴王夫差黄池之会对晋人所说的话。他把楚秦与戎狄并列。不想想吴是个后来崛起的民族，是个断发文身，裸以为饰（见《左传》）的民族，其国家也号“荆蛮”（蛮，南夷之名，荆，就是荆棘茂盛之地，不必为楚之专名），现在居然将楚秦作为戎狄，未免太忘记本来面目了。

以上是别人对楚的评价。除吴王夫差胡乱学舌外，如宋如鲁如晋，都是自命文化水准较高者，当然是出于一种民族优越感了。

在这些事之前，楚君熊渠欲立其诸子为王，曾自己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王熊通伐随，随曰：“我无罪。”王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我位号。”随人为请于周，周室不听，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

楚灵王时，其大夫析父曾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

楚人不讳自称蛮夷，当是中国有文化的国家，总是这样称呼他们，看待他们，楚人自己也只有以蛮夷自居了。这当然是楚人自卑感的作祟。

事实上，楚的文化水准不但不低，而且很高。楚人很早便诵习中国经典，其例如下：

《国语·楚语》：“楚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辞曰：‘臣不才，无能益焉。’王曰：‘赖子之善善之也。’对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将至。若不欲善，善则不用。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夫岂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烦可教训，蛮夷戎狄，其不宾也久矣。中国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慎其浮。’……”我们看《春秋》、《诗》、《礼》都成了楚王子的教科书，士大夫和民间当然也要研读的吧。

《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晋师大败，楚师次于衡雍，潘党劝楚王道：“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王道：“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何以为京观乎？”

庄王解释武的七德，大概是中原旧说并非完全从“大武六章”而来。这番道理甚为高深，必须有高度文化者始能道此。现在且暂不论，我们只须看庄王背诵周颂这几章诗，竟信口若流，可见他平日读《诗》极熟。

楚臣与其君主言，所征引者皆中原历史典故。这里又有几个例子。

《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廷见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之，举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子无亦谓我老髦而舍我，而又谤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髦，故欲见以交儆子。若子方壮，能经营百事倚相将奔走承序，于是不给，而何暇得见？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子实不睿圣，于倚相何害？《周书》：‘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文王犹不敢骄，今子老楚国而欲自安也，以御数戒者，王将何为？若常如此，楚其难哉！’子亹曰：‘老之过也。’乃骤见左史。”

《国语·楚语》上又有白公子张谏灵王事。“灵王虐，白公子张，骤谏。王患之，谓史老曰：‘吾欲己子张之谏，若何？’对曰：‘用之实难，己之易矣。若谏，君则曰：余左执鬼中，右执殇宫，凡百箴谏，吾尽闻之矣，宁闻他言？’白公又谏，王如史老之言。对曰：‘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疾也，犹自谓未艾，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齐桓晋文，皆非嗣也，还轸诸侯，不敢淫逸，心类德音，以德有国。近臣谏，远臣谤，舆人诵，以自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备一同，而至于是有畿田以属诸侯，至于今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忧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无乃不可乎？周诗有之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臣惧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以其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复语，不虽不能用，吾之于耳。’对曰：‘赖君用之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睺兕象其可尽乎？其又以规为調也。’遂趋而退归，杜门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乱，灵王死之。”

《国语·楚语》尚有观射父与昭王论周书重黎，绝地天通事。又与昭王论祀牲事。前一篇讲到古代君主少昊、九黎、颛顼、尧、夏商、周宣王；后一篇讲天子，诸侯，大夫祭祀时所用祭品如何如何。叙述得头头是道，细入毫芒，这当然也是中原古代文化，非楚之所固有。楚国有左史倚相及观射父这类人才，实足自豪。无怪王孙围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问楚国之宝，问楚国白珩（玉器）是否尚在？传世几代？王孙围回答道：“白珩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焉？围闻国之宝有六而已：明王圣人，能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叶公子高闻子西使人召王孙胜，论其不可，举了若干近代中原史迹以为证。“昔齐驺马以胡公入于贝水，邴歇阎职戕懿公于囿竹，晋长鱼矫杀三却于榭，鲁圉人荦杀子般于次，夫是谁之故也，非唯旧怨乎？”后来白公果作乱，子西、子期皆死。

楚臣出使于国外，一部《诗经》固然读得烂熟，并且赋诗言志，加以活用；其他中原典籍援引时也信手拈来，自然切合。

屈原的《离骚》就重华陈词一段：禹、启、羿、浞、浇、桀、汤、纣，贤君兴邦，暴主覆国的历史因果，叙述得异常明了。《天问》夏、商、周三代史事，及《九章》中所有先贤大都是中原的。以屈原和孟轲相比，屈原学问比他充实十倍百倍不止。所谓邹鲁缙绅先生，见了三闾大夫，也要甘拜下风吧。

（乙）楚国原有《九歌》之神的祭典无待外来问题

以前楚辞学者对于《九歌》性质及所祭的究竟是些什么神灵，向来弄不清楚。近代楚辞学者比较进步，想研究神的来源了。不过他们对于中国古代宗教神话缺乏了解，又死抱着楚乃蛮夷，文化浅陋，与中原各国毫无关系的观念，以为《九歌》之神除楚境原有者外，其他的神必由外面传入而始有。譬如《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他们以为即尧女舜妻的二妃。尧舜的政治活动均在黄河以北，何以居然与楚发生关系呢？原来古人传说舜暮年南巡，崩于苍梧，二妃溺死于江湘之间，因此便成了湘江之神了。况歌中本有湘沅江水，洞庭澧浦诸名，古人想像二妃与楚发生关系，实由于此。

论到东皇泰一，五臣云“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楚东大概在今江浙境。江苏为吴，浙江为越，吴并于越，越后又被吞于楚，既如此，则东皇泰一可以认为楚神。

东君为日神，众所共认，云中君旧认为云神，就姑认为云神吧，云与日浮游天空，别处望得见，楚国也望得见，认这两位神灵为楚神，也还可以通过。

山鬼，旧认为山中木石之怪，楚国境内高山还缺乏吗？近人又指山鬼为巫山神女，这位神女与楚襄王曾有一段罗曼史，谓其属于楚产，尚复顺理成章。

国殇旧指为战死之人，楚与秦连年大战，死者甚多，则所祭当是楚之战士。

只有《河伯》一章有点奇怪。楚立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渺不相涉，《九歌》祭典中怎会有河伯呢？近代楚辞学者谓《左传》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卜者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章，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孔子赞昭王为知大道。陆侃如说昭王卒于公元前四八九，楚人祭河，总在昭王之后，《九歌》河伯的出世最早不得在此年以前云云，见陆氏所著的《中国诗史》。陆氏不知道楚人对于黄河神之崇敬原来甚早，《左传》城濮之战，楚子玉为琼弁玉缨，梦河神乞之，谓将使之战胜。子玉舍不得那顶漂亮的头盔，其幕僚便预卜将败，及战果败，子玉自杀。城濮之战在公元前六三二，此楚昭王卜河为祟，更早一百四十余年。又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大胜，潘党劝楚庄王收晋尸为京观，楚王引周颂大武六章拒绝，前文已引。庄王乃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返。邲之战在公元前五九七，比昭王事也要早一百余年。虽城濮在春秋时属卫国境，邲属郑境，距黄河不算远，但若非楚国人早知道有黄河之神，楚子玉何至有那个梦？楚庄王又何必在黄河作先君宫并祀河神呢？

王逸《楚辞章句》对大少司命究为何神，未加解说。洪兴祖始根据《文选五臣注》谓为天文上文昌宫和三台。近代孙作云引应劭《风俗通》谓司命乃齐地之神，齐人对此神极为爱重，居则作屋（龛）供神于内，行则担簦与神相偕。但齐地之神，怎么会到楚国呢？恰好《文苑英华》引了几首《九歌》，其中《大司命》“导蒂之兮九阬”，误为“导帝之兮九冈”，闻匡斋得之大喜，说今湖北松滋县有九冈山，《左传》昭公十一年，楚人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便是这个九冈。司命以齐神而落籍于楚，所以屈原《九歌》有大少司命。

清初王夫之的《楚辞通释》也以为大司命司人之生死，少司命司人子嗣有无，皆楚俗为之名而祀之。于东皇泰一，巫者歌舞娱神的景况，王氏也认为是楚俗。

照这几位楚辞学者的意见，必楚国固有之神，或非固有而自他处传入，楚人才知道奉祀，否则便不知道，而屈原的《九歌》也撰写不成了。这是何等可笑的想法？又是何等谬误的观念？我一向认为域外文化传入我国很早，《九歌》诸神也属于域外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将中国古时几个文化较高的国家分述于次。

（一）齐国齐地八神，见《史记·封禅书》，今更将八神与《九歌》之神对照：

（1）天主（辰星之神，河伯）

（2）地主（蚀之神，大司命，但在屈原《九歌》中大司命为九重天之神，地主另有神替代。）

（3）兵主（荧惑神，国殇）

（4）日主（太阳神，东君）

（5）月主（太阴神，云中君）

（6）阴主（金星神，湘夫人）

（7）阳主（木星神，东皇泰一）

（8）四时主（土星神，湘君）

西亚初祀日月五星，为七星坛，连地在内，则为八。其后由七重天衍变而为九重天，然以彼时望远镜尚未发明，在太阳系内更无法找到其他行星，乃以彗星及蚀凑为九数，连大地则为十数。

大司命在泰山下之梁父，少司命则在亢父。《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知死。”亢父也在齐境内。桓子孟姜壶有“南宫子”即生神，此事当于少司命篇详论。

（二）秦《史记·封禅书》言秦自文公至灵公作祭青黄白赤诸帝，现记其年代于次：

（1）秦襄公作西祭白帝，事在周室东迁后，即公元前七七○。

（2）秦文公作祭白帝，事在文公十四年，即在公元前七五三。

（3）秦灵公作密祭青帝，事在公元前六七一。

（4）秦灵公作吴阳上祭黄帝；作下祭炎帝，事在公元前四二二。

（5）秦献公以栎阳雨金，自以为得金瑞，作畦于栎阳而祀白帝。这事在秦灵公作上下之后的四十八年，那便是公元前三七四。

这里五帝所配颜色已点明了。《封禅书》又说：“其后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蟥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益以秦献公因栎阳雨金，自以得金瑞，作祀白帝，五种颜色配上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得更加明白了。而且五德与朝代关系也在此有所解释。根据五帝方向，秦立国西方，本该祀奉白帝，始皇统一天下后，据五行生克之理，以为周既得火德，灭火者唯有水，遂自命得水德。由多年的金德忽变为水德，没有根据是不能服人的，所以宣称“文公出猎曾获黑龙，为水德之始”。我想文公是开始作祭白帝的，出猎获黑龙，恐怕是一种捏造的故事吧。为了秦祚太短，这个新水德尚撼不动旧金德，况民众的头脑本来迟钝，竟不知有这回事。汉高祖起兵时，夜行山中，或者曾斩过一条白蛇，他遂捏造老妪夜哭，谓其子为白帝子，为赤帝子所斩。白帝子指秦的金德，赤帝子则高祖隐以自指。赤帝之德为火，火能克金，秦当亡于他手。高祖这个政治性谣言，煽动人心力量果然甚大；他之终得“秦鹿”，与这个谣言实有关系。

但秦之先代虽奉祀金木火土四帝，始皇得天下又自称获水德，却没有替黑帝作，后来汉高祖入关，乃补立“北”。

青赤黄白黑五帝，即木火土金水五星，正是屈原《九歌》所歌颂的九重天的主神。

宋代发现秦祭巫咸文，一名诅楚文，在该文中，秦惠文王控楚王熊相背叛缪公以来十八世盟约之罪。称巫咸为“丕显大神”，这位神似是盟誓之见证者。我曾考定西亚死神尼甲兼司盟誓。桓子孟姜壶里的“大巫司誓与大司命”也正是他。西亚尼甲在诸神中为巫长，另一水主兼死神哀亚则正称“大巫”。

秦灭蜀后，命李冰为蜀守，将蜀人所传死者魂魄所归处的“汶山”——即岷山——改名为“天彭阙”。彭即是巫彭，屈原常以他与巫咸并称为“彭咸”。彭之名在咸之前，则他的死神资格当较咸更老。《九歌》司命有大少之别，当由此来。

（三）晋《史记·封禅书》：“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属。”这一条言屈原《九歌》之神最为完备。五帝不正是东南西北中的五方帝或金木水火土的五星之主吗？东君是日神，云中是月神，司命应包含大少两位，屈原《九歌》所祀之神，不正是这几位吗？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蔡墨于是大谈了一番龙经。又谈到五行之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这五官是什么呢？蔡墨说：“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蔡墨还知道这五官的来历：“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据蔡说木正、金正、水正是由少昊氏四个儿子分任的。任水官的是两个儿子。

他又说：“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

“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这个金木水火土的五行之官，我不知他们究竟是神呢？还是人呢？但看句芒、祝融、玄冥及少昊氏、颛顼、共工都是神话人物，则自非人类。

又《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而今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火胜金，又是五行相克之理。

（四）楚《晏子春秋》卷一内篇谏上谓楚巫说“五帝之位在乎国南”。可见楚固有五帝之祀。《晏子春秋》虽不可靠，这项材料必非伪撰。这里的楚巫到齐国见齐景公，谓公即位十七年，事未大济者，神明未至也。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从之。景公之国原有八神，五帝在其内，竟不知，要楚巫来教，可见楚巫神学远在中原人士之上。屈原《九歌》之神也在楚境，东皇泰一在楚东，湘君湘夫人在楚西。

（丙）屈赋里域外文化分子问题

屈原作品尤以《九歌》、《离骚》、《天问》，充满域外文化分子，此无论如何不能否认者。这类域外文化分子究竟由何而来的呢？据本人研究，有商以前已入中国者，有战国时代外国学者携来者，皍分别说明于下。

（A）域外文化第一度的来华

所谓商以前那当然就是夏代了。尽管夏王朝地底资料至今尚未发现；也尽管夏代初期几个帝王的事迹颇为神话化，不像历史人物，但笔者却主张夏王朝是存在的。我们看有关屈赋的文化分子起源甚早，即可知之。这里请粗枝大叶举出几项证据：

（1）《九歌》、《九辩》之为神曲《九歌》、《九辩》相传为禹乐，或其子启上天所得之乐。《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王逸谓《九辩》、《九歌》为禹乐。《山海经》则言夏后开（开即启，避汉帝名讳改）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这两节文字都把《九辩》、《九歌》与夏启发生关系，总不能说是毫无理由的。

（2）夏启征伐当时一个诸侯有扈氏，大战于甘，作《甘誓》。他宣称有扈氏的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近代学者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系战国中叶邹衍一派人所鼓吹，所谓阴阳五行之学，夏初哪会有？遂断《甘誓》为伪作。但笔者则敢说阴阳五行之说，战国前便有，像甲骨文有“方帝”，又有“贞帝于东”“贞帝于西”，似为东西南北中的五方，故方帝即五方之帝，五方帝不正代表五行吗？商代既有了代表五行的五方帝，我们又哪能坚断夏代没有？至“三正”当是后来的“三皇”“三一”或“三官”。

（3）齐地八神《史记·封禅书》说秦始皇到了齐国封禅泰山，同时祭祀八神。那八神即前文所谓天主地主阴主阳主等。史公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祀绝，莫知其起时”。这是说八神祀典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时已久断绝了，若非始皇好神仙，崇祀典，到齐国境内，苦心搜求，这八神祀典的根据地在什么地方，谁也不会知道。八神与屈原《九歌》的主神其实相同，前文已提，后更当详论。我看《封禅书》说姜太公封齐，始开始八神的崇拜，不确，“自古而有之”，那句话才可信。古到什么时代呢？不在商，便在夏，据我看，恐自夏即有。

（4）仙山或首都位大地脐上世界文化古国均谓其国境内名山，或其国都所在，或最重要的地点，在大地脐上，上对天脐，那就说是居于大地的正中了；遂名其国曰“中国”。“中国”二字，早见诗书，不过并非我国的特创名词，实来自两河流域，流传至于其他国家。印度摩揭陀自称“中国”，其他亦有称者。晋僧法显赴印度求法，时印度佛教文化正昌盛，印僧谓蛮夷边地之人，能慕法远来，咸以为喜，而法显见诸僧威仪可观，自幸以蛮夷边地之人，亲到中国。其同伴竟有终老斯邦，不愿东返者，惟法显愿流通佛法，感化同胞，独自回国。其实这不能怪法显这批西行求法的和尚“自卑感”太重，印度在那时候本就以“中国”自命的。魏晋六朝时佛教大量传入东土，拥护者固多，反对者亦不少，于是“夷夏论”，“华戎论”，闹得锣鼓喧天。有个和尚名僧愍谓“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今华人自称所居之土为中国，好像是“出自井坂之渊，未见江湖之望的‘井蛙’”，是不能同他谈什么的。僧愍谓天竺为中国，当然是根据佛经和法显的佛国记，但他的知识还是有所局限。假如他生在今日，便知印度也还不算中国，真正中国二字的源流，应该上溯更早时代，而觅之于西亚。

现在请再把脐字来谈它一谈。《封禅书》八神之天主祠天齐，“齐之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苏林注：“当天中央，齐。”此注不甚明白。颜师古引解道彪《齐记》：“临甾城南有天齐泉，五泉并出，有异于常，言如天之腹齐也。”齐即脐之古体字。《左传》：“后君噬齐。”注：“若口噬腹脐。”人因脊骨弯曲程度的关系，想用口去咬自己的脐，一定咬不到，后世遂有“噬脐莫及”的成语。因解氏《齐记》有“天之腹齐”语，我们始知天齐者即是天脐。陈侯因钟，此陈侯即是齐威王。“”古作“”，后乃省作“齐”。齐本姜太公所封之国，战国初期为强大的大夫田和所篡取。“因”之名，乃田姓代替姜姓，取得齐国之义。“陈”与“田”古通，故曰“陈侯”。如希腊提非、回教天方、南美危地马拉、印地安玛耶族首都提卡尔，及南洋某岛，均谓其地居大地脐上，其起源均甚古。欲知其详，请读拙著《昆仑之谜》一书。

观此，则齐国之为齐，其起源当甚早，并不始于姜太公之始封。泰山之所以为封禅圣地，实因它原居于昆仑地位。汉武帝酷慕长生，屡求群仙所栖，不死药所在之仙山曰“昆仑”者不可得，与朝中博古之臣，共按古图籍，以于阗某山为昆仑，对于处于自己国境之内，且曾登履七次之泰山，竟失之眉睫，实为可怪，若非泰山典故久已失传，何至于此？泰山典故在秦始皇、汉武帝时便已失传，可证其历世之悠久。

（5）夔与巫咸夔相传为舜之乐官，奏乐时能使百兽率舞。天生独脚，故有“夔一足”之说。甲骨文有若干夔字，皆作一足.踔之状。笔者考证，夔后变为“终葵”，殷有终葵氏为遗民七族之一。复衍变为“钟葵”，淮南王佗子名刘钟葵，以后以钟葵名者有杨、丘、葵、张、慕容诸姓。又变为“钟馗”，即我国民间所传喜于啖鬼的钟进士。以后便没有再变什么了。但在天文上有“奎宿”为文章之府。张衡《西京赋》“奎踽盘旋”，前人谓“踽”乃开步走的意思。《诗·唐风·有禞之杜》“独行踽踽”注“疏行貌”又“无所亲貌”。《孟子·尽心下》“行何为踽踽凉凉”义亦同上。则开步走之义未的。张赋既曰“奎踽”，奎即天文上的奎宿，其来自夔。夔既一足则奎踽当是一足.踔以行之状。古人又曾说大禹治水辛劳，一脚偏枯，只有独脚走路，遂有“禹步”之说。“奎踽”当从此来。奎后来又变为魁星，乃头生双角，青面赤身之鬼。他一手持笔，独脚立鳌鱼背上。相传他的笔点到人的额头上，那人考试始可获取，所以科举时代，魁星与文昌同为士人虔敬供奉的对象。不过我国鬼神名号的变化并非一条直线传下来的，而是时时综错变换着的。《战国策》蔡泽貌陋，相士唐举历举他的奇丑之相，有“魁颜”一语，前人解魁为魁梧，我们可以说人躯干魁梧，万无颜面魁梧之理。“魁颜”二字明明说蔡泽脸色发蓝，有似魁星的鬼脸罢了。甲骨文的“夔”字是头生双角的鬼状物，钟进士的“钟馗”也是狞恶如鬼者，与魁星相貌皆相类。

巫咸之名亦见甲骨，称之为“祖咸”，或曰“戊”，不下四五十条。我们都知道商民族的始祖是契，为舜的司徒，现在为什么竟以巫咸为祖呢？经我考证，巫咸乃死神，死神照例为人类之祖。甲骨所称的祖咸非商人一族之祖，实乃全人类之祖而已。“巫咸”之名已见甲骨，可见其来我国之早。

（6）鲧禹与洪水故事鲧禹故事与洪水有拆不开的关系。相传鲧窃上帝息壤填洪水，致水势愈塞愈大，为舜所殛。然《诗经·商颂》有“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之句。《山海经》亦有此语。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山海经》‘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又注《天问》“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引《淮南子》云：“凡鸿水渊薮自三百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渊。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注云：“息土不耗灭，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也。”

洪氏所引《山海经》见《海内经》。郭璞注“息壤”云：“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也。《开筮》曰：‘滔滔洪水，无所止极，伯鲧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洪氏所引《淮南子》见《地形训》。《海内经》于“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句下更云：“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鲧禹治水一失败，一成功，失败的原因是鲧一味用土去填。成功的原因是禹开了许多河道将洪水疏导到大海里去。现在《商颂》言禹敷土于洪水中，《山海经》说禹布土，《淮南·地形训》也说禹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那不是跟他父亲的作为一样了吗？无怪朱熹在《楚辞辩证》里大以为疑，说道：“若是壤也，果帝所息，则父窃之而殛死，子掘之而成功，何帝之喜怒不常，乃如是耶？”朱熹于《天问》窴洪之疑问也曾说：“禹之治水，行之（疏导使顺行也）而已，无事于窴也，水既下流，则平土自高，而可宫可田矣。若曰必窴之而后平，则是禹复为鲧，而父子为戮矣。”

其实《天问》、《山经》、《淮南》所言洪水并非尧时泛滥成灾的大水，乃是西亚开辟史诗所说的当天地尚未造成时充塞整个空间的原始深渊。这原始深渊，西亚名之曰“深”（The Deep），《商颂》时代名之为“洪水”，战国时代名之为“洪渊”，与原来语意尚甚相接近，唐避李渊之讳改为“洪泉”，那就讹远了。因凡所谓“泉”者，乃是滔滔长流，随山石曲折的一股水，与“渊”大是不同。

西亚开辟史诗言木星之神马杜克屠龙创世，取芦灰堆积于所屠女怪的腹甲（女怪形体当如巨龟）上创造“伊斯哈拉”（Esharra），是为大地。所谓“禹敷土”“禹布土”皆指此而言。只有顾颉刚读《商颂》曾悟到这个“洪水”是原来便有的，与鲧禹父子所治的洪水无关。可惜顾氏未研究西亚神话未能说出究竟的道理。

至于禹能导水（见《大雅》），奠山（同上），制定朝夜（见《淮南·天文训》），测量四极，主领山川（见《山海经》，《周书·立政篇》及《墨子·明鬼篇》），与西亚开辟史诗主角马杜克无一不若合符节。《墨子》、《山经》或出于战国；《淮南》成书在西汉之初，或不足塞反对者之口，《商颂》系宋襄公大夫正考父所作，产于春秋时代，但其所根据的传说，应该比春秋时代更古。

禹妻涂山氏与其子启也颇多神话。后羿故事尤为荒诞。那个在夏史上篡夏的后羿，居然能射落九个太阳；这能说他是个凡人吗？

夏初历史大半属于神话，民间口耳相传，至战国始著之竹帛。

（7）圣河主盟誓西亚的死神证盟誓，而大河每言发源地府，故河亦证盟誓。《左传》襄公十九年晋荀偃病疽，卒而目不瞑，栾怀子誓之曰：“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晋文公与舅犯盟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白水也即是黄河，黄河之神便是河伯。《封禅书》谓有专祠河之巫，名曰“河巫”，其祠在临晋。

希腊奥林匹司为仙山而苦无河。河既策源地府，乃以司蒂克司（Styx）位置之于冥界，指以发誓，虽天神亦不敢违背。印度圣河恒河，亦证盟誓。

齐、晋、秦，自春秋以来即为大国，楚也是大国，其祠奉九神由来已久，哪里会像陆侃如、闻匡斋之说，要等外面传来，始能奉祀呢？

（B）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再度的涌入

前文言域外文化夏时已入我国，有些文化分子已混合于我们自己文化体系之中，融汇而为一片，早已分不清哪是外来，哪是固有的了。有些文化分子以传入年代过于久远，竟把原来意义完全遗忘了。我们现在举最简单的几个例子为证：第一例我已说过齐之所以为齐，以泰山居大地脐上，所以泰山应该居于昆仑地位，但汉武帝一意向国境以外寻觅昆仑的仙山，对国境内的泰山居然熟视无睹。若非解道彪《齐记》说临有天齐（天脐）泉，五泉并出，有如天之腹脐。我们直到今日还不知齐国之所以名为齐，原来是因脐字而得。第二例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自国都咸阳跑到泰山封禅，把“其祀久绝”的齐地八神都挖掘出来一一拜祭。他到琅邪奉祀四时主，在海滨停留三个月，筑琅邪台，对这位神可谓敬礼备至。及他沿长江返国，经过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闻博士言此风系湘君所作，则大怒，发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以为报复。他不知湘君和四时主原是一神，他对四时主这样恭敬，对湘君则又这样傲慢，说起来岂不好笑，但在这个故事上，又可以证明域外文化传入中国甚早，所以到秦始皇时，居然模糊得无法辨认了。

到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又以排山倒海之势，再度涌入中华。这种域外文化虽还和第一度的是一样的东西，但经过这样久长的岁月，一定会发生许多变迁，加上许多新资料，增加许多新枝节，俨然以崭新的姿态和面目出现。我们的大辞人屈原本已接受了全盘的中原文化，是一个绩学之士，他奉命使齐四五年，这四五年中他与那些稷下谈士们不能没有交游，又获得域外文化的新知识不少。他的《九歌》，九位大神乃是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时所带来，但关于各神的故事以前不甚明了，而此时则变成明了；关于各神事实，各种情节的点染，以前不甚完备，而此时则趋于完备。所以《九辩》、《九歌》虽夏代时便有，但那时一定极其简陋，屈原的新《九歌》出来，我们始能拿来和西亚、希腊、印度相印证。又如《天问》分天文、地理、神话、历史几个部分，可说是域外知识的总汇。而那些域外知识大半是新的，是战国时代传进来的。

战国时代域外文化何以又大量传入？不但文化传来，尚有许多域外学者携家而至，又是什么缘故？我假设这与马其顿亚历山大侵略欧非亚三洲有关。人的性情总是安土重迁，若非有不可抵抗的灾祸在背后驱迫，是不肯离开故乡故土的。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在世时候便有混一欧非之志，许多人早已想逃避了。那些学者从游牧民族口中，或商贾口中，知道远东有一大片安乐土，便决心迁来了。他们之来有三条路线，一条是采取法显、玄奘的西行路径，由印度翻过喜马拉雅大山，先抵我国秦蜀，而后渐至各国。一条是沿着印度洋的边岸，慢慢向东走，抵广州登陆，惟以那时广州没有文化，自不乐居留，乃沿海北上，到了今山东的之罘或登州登陆，那就到了战国时代的齐国了。另一条是由印度到云南的大理——大理是古时国际通道——辗转而达到楚秦燕赵诸较大之国。或者这些学者先到印度，本想停顿下来，而亚历山大又向东侵略，兵锋及印度河，他们不得不再逃避，一逃便逃到中国来了。（参看《论丛》“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

（C）外来学者传播其知识

（一）稷下谈士

这些学者也是人，需要穿衣吃饭，何况很多携有家室，到了中国以后，有的寄食于当时王公大人之门，像战国四公子和吕不韦的门客，动辄数千人，他们溷迹其间有何难处？又齐国的稷下更为才智士的集中地，我想于这类域外学者是更好的庇身之所了。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予、田骈、邹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索隐》“稷下，齐城门。或云山名。谓齐之学士集于稷门之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髠、田骈、慎到、接予、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索隐》引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又引《齐地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堂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亦异说也。”

（二）战国四公子门客

我们再看战国四公子及吕不韦传。《史记·孟尝君传》：

……诸侯皆使人请薛公田婴，以文为太子，婴许之。婴卒……而文果代立于薛，是为孟尝君。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以为孟尝君亲己。……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

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盖至者数千人……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相倾以待士。

《史记·魏公子列传》：

公子为人仁，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史记·春申君传》：

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这四位公子并非同时。以孟尝君时代较早。他于齐宣王二十二年号孟尝君（或云孟尝乃其谥号，非是），而《史记》却说他的父亲田婴始封于薛为盡王三年，轮到孟尝继位岂不太晚了吗？齐宣王在位实有二十九年，二十二年为元前三二一。

信陵之得封为君，在元前二七六，他与赵平原君为姻娅，则二人时代大致不远。

楚黄歇以辩士使秦，在范雎相秦之后。范雎相秦在魏安矨王三十一年，后三年，黄歇始相楚，在元前二六六。所以《史记》在平原传中说“是时齐有孟尝，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相倾以待士”。在吕不韦传中又说：“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似四公子是同时人，不知自元前三二一扯到元前二六六，相差有五十余年了。笔者所云外来学者寄食于四公子之门，也不过言其大概，严格说来，寄食孟尝之门，是可以的。因为田文之父婴原就好客，当他发现其子文的聪明才干以后，便“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于诸侯”。可见孟尝君父子都好客。孟尝之养士当比他之袭封为早。邹衍与公孙龙都是域外来华的学者，而《史记·平原君传》曾记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则平原君也曾为若干域外学者的食主。只有春申君时代较晚，吕不韦更晚，也许他们也养过域外学者，但为域外学者的子孙，或其再传弟子罢了。

我们说得保守一点，齐国的稷下才是这些域外学者栖身之所，为的齐宣王即位与亚历山大侵印度时代相当。

（三）邹衍

我们现在再来读《史记·孟荀列传》：

…其后有邹子之属，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其次邹衍……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为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禆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

我敢断定邹衍是域外来华的学者，而且是所有来华学人中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能够倾动朝野，风靡一时。《史记》本传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索隐》：“惧音劬，谓衍之术，皆动人心，见者莫不惧然驻想，又内心留顾而已化之，欲从其术也。按化者是易常闻而贵异术也。”按“惧”应作“矍”，惊视貌，作为惊惧是不对的。“矍然顾化”盖谓各国显要乍闻邹衍之议论，为之矍然失惊，思考之余，颇欲采取其言以为施政之标准，可是后来还是没法实行。

《史记》又说：“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錡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惠王郊迎一句据胡适考证恐不可靠，因惠王与平原君非同时代人）邹衍曾游赵，平原君闻其所言“至道”，而绌喜言坚白同异的诡辩家公孙龙，已见前文。

邹衍游燕时，备得昭王的礼遇。及昭王子惠王即位（据钱穆考证邹传：适梁，惠王郊迎，此惠王乃燕惠王非梁惠王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竟将邹衍拘捕下狱。《史记》虽不载此事，汉人书则屡见不鲜，似乎不是虚构的。《淮南子》云：“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日，天为之下霜。”（《太平御览》十四引）《论衡·感虚篇》：“传言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又《寒温篇》、《变动篇》，也有涉及邹衍系狱，天为陨霜的话。邹衍下狱后，燕惠王恢复他的自由没有？各家无说，想必那时邹衍的年龄也有七十以上，便瘐死狱中了。这样一位大学者结果如此不幸，令人惋惜不置。

（四）邹衍的学说

邹衍的学说当然有专书发表，现在且将他几种学说简单地来谈一谈。

（1）大九州与大瀛海邹衍有所谓“大九州”和“大瀛海”的理论。所谓“九州”也是战国以前的就有的说法。齐侯镈钟：“成唐（汤）有严在帝所，专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左传》襄公四年传：“芒芒禹迹，画为九州，径启九道。”九州有三种说法：

一、《禹贡》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二、《尔雅》九州：冀、幽、兖、营、徐、扬、荆、豫、雍。

三、《周礼》九州：冀、幽、并、兖、青、扬、荆、豫、雍。

这三种资料均属晚起，援以为证，颇多危险。比较可靠的《书经》，仅言“东土”，“西土”，“四方”，“四国”，甚至于“四海”却无“九州”二字的明文。仅咸有一德，相传是伊尹作的。中有“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诗·商颂·玄鸟》：“奄有九有”，传：“九有，九州也。”伊尹时代，居然知道说“九有”的话，可疑。也许是后人自《商颂》采取了这两个字，混入商书咸有一德的吧？

《诗经·商颂·长发》：“帝命式于九围。”疏：“九分天下，各为九处，若规围然。”又：“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九有解见前。《诗经》的二南、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均无九州字样。只有商颂有，而其有亦不过代字，如以“围”、“有”代“州”，“州”字明文，则始终不见。商颂是春秋时代的宋襄公命他的大夫正考父做的，其起较晚。因此，笔者敢断言“九州”二字疑系起于春秋时。但还指不出确定地域。九州区域据《禹贡》、《尔雅》等所言甚为广大，如雍州直达今甘肃青海，梁州达云南贵州。必秦汉大一统以后，始能作此区分，以前则无此能力。但尽管春秋战国时无此能力，人们脑子里实已有了“九州”观念，不然齐侯钟和《左传》襄公四年魏绛和戎时何以提到“九州”的话？春秋时还有一种野蛮民族，称为“九州戎”，见哀公四年《左传》：“士蔑乃致九州之戎。”注：“九州戎在晋阴地陆浑。”这九州戎不知是戎人竟抱有囊括九州之志故以自号呢？还是其族名之音近于“九州”二字，别人遂戏以称之呢？总之，在春秋末期已有“九州”之说，此为其证。

邹衍入了中国以后，提出“大九州”的说法来更正我们的小九州。他“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这段文字虽简单，缺欠那时域外文化知识，仍解不明白。文中共有三个“中国”字样，第一个中国系指齐国。齐脐古今字。齐以泰山故，谓其国处大地脐上，故齐训为中。孟子对齐宣王说：“然则王之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莅，注疏家皆以为系临蒞之蒞。窃以为不然，齐既训中，则宣王原在中国，又何必临蒞？此莅字当作位字，言其位于原来位置也。齐国那时尚未明确地自号为兖州或青州，邹衍只好称之为“中国”。以下两个“中国”则指全中国，秦楚燕赵一概包括在内。邹衍意思，大地上共有九个大州。一个大州又分为九个小州，一共有八十一个小州。全部中国名为赤县神州。这赤县神州又区分为冀、兖、青、徐等九州。这即大禹所划分的九小州。这九小州是不得参与九大州之列的，故曰：“不得为州数。”这九个大州各有裨海环绕，人民禽兽莫能相通。其人民肤色，语文同，禽兽种类同，便算属于同一之州。像这样子的一共九个大州，始有所谓“大瀛海”环绕其外。大瀛海的外边，便是天地的会合处了。

屈原《天问》“地方（此字疑为分字之误）九则，何以坟之？”所问乃是邹衍所说的大九州。希腊古亦有九州之说，亦言大瀛海，称之为“河海”，埃及称之为似蛇之水，遂有谓为有翅之龙者。其详见拙著天问天文，地理两部。其源实出西亚。今有一西亚古石刻，大地上有八个圆圈，似指八个大州。中间有一黑点，代表一州，两河出其间，似指巴比伦，亚述立国处。（图在《天问正简》中，此处从缺）

九州观念战国前便传来中国了。大瀛海呢？我以为虽无明白的瀛海之名，观念则有，特模糊不清而已。《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莫遂莫达，九有有截”。上两句言契孙相土，拓地至广。但到大瀛海便被截住了。下二句言相土开疆辟土，无不如愿，但大九州外有大瀛海截住，不能更进，又将如何？《山海经》有海外东西南北经。“海外”二字亦指大瀛海之外。后人将“海内”当作中国，海外当作中国以外的国土，是会错了这两个名词意义之故。（大瀛海详见《天问正简》）

（2）以黄帝为民族始祖邹衍学术在《史记》本传里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他的历史系统自他所处的战国时代上推至于黄帝而止，说是“学者所共术（述）”。我国在春秋时便以颛顼为各民族共祖，战国以后，又改为伏羲。不仅以为各民族之祖，并以为全人类之祖，邹衍何以特尊黄帝？原来公元前八九世纪，亚述有名王某特崇土星之神尼尼伯，黄帝正为土星之神，邹衍也许是尼尼伯学派之一吧。

（3）《山海经》与邹说的关系其二，自黄帝上推直到天地未生时窈冥状况，这就涉及战国时代若干种开辟论，如《易·乾卦》的“万物资始，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老子的“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及“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吕氏春秋》的“天地有始，天微以生，地塞以成，天地合和，生之大经”，等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这段话好像是一部《山海经》的提要。笔者早说过《山海经》的地理并非中华地理——有些是的则系后人混入——我怀疑它是两河流域地理书。所谓“大荒”及“海外”诸经，则系神话地理。这部地理书恐系邹衍的讲义，由其弟子笔录，录者非一人，故体裁总杂，文词亦颇鄙俚。录成后，托大禹治水时命伯益记述的，后人遂以为夏书。

《周礼·春官·大宗伯》钟师条：“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大夫奏釆苹，士奏釆蘩。”贾公彦疏：“驺虞义兽，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圣之德，则应之。……谨按古《山海经》邹书云驺虞献说……是其圣兽也。”贾公彦乃唐时人，他所见“古山海经”称为邹书，想必就是邹衍著的意思。若是，则实是一个珍贵的佐证。

（4）明堂与五德终始邹衍学术中心点像《史记·封禅书》所言：“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邹衍以主运显于诸侯”。前一段，《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后一段，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如淳虽是三国时人，这个注解大体是不错的。《古史辨》第五册六二一页说：

邹衍书本有两种：五德终始是“五德之次从所不胜”的，所以说“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而“五行相次用事，随方面为服”，是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春夏秋冬，相次用事的，如《吕纪》、《月令》及《淮南·天文训》及魏相奏议所说。

所说“五德之次从所不胜”便是五行相克的道理。“五行”一字早见《甘誓》及《洪范》。两文即说不全真，资料当是夏商时传下。五行相克，春秋时已见一些痕迹。如前文所引晋史墨对赵简子言吴虽能入郢，终亦弗克。理由是“火胜金”。据此以推，则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辗转相克，不需解说便可明白的了。至于将五行之德排列起来，使与我国古来朝代一一相合，像所谓“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想必是邹衍替我们安排的吧？

至于“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钱穆谓如《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天文训》等等，很是。下文说邹衍的学说并未完全消灭，是被战国秦汉学者剽窃而去，引入自己著作，钱穆氏的话是可以为我证明的。

不过《吕览》、《月令》、《淮南》关于“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诸端的记叙，当以《吕览》为最早，《月令》次之，《淮南》最晚。我们现在抄《吕览·仲秋纪》一段以概其余。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辒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盲风至，候鸟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

五方帝各有其色，这在秦襄公到秦灵公、秦献公作祭白黄青及炎帝早见历史记载。战国时代这些方帝的颜色，成为国家的颜色，以君主为代表。到了那位方帝当值的月份，天子要搬到所谓“明堂”——一个代表时令的偏殿里住下，食的东西，用的器具，听的音乐，都要与这个时令相配合，车马服饰的色彩也要与这个时令相配。春季一切青色，夏季一切赤色，秋季一切白色，冬季一切黑色。一年仅有四季，而五方帝却有五位，多了一位中央土的黄帝，如何安置？只好寄之于季夏之末与秋季相接的一段时间里。《吕览·季夏纪》第六云：“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驽黄，载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掩。”范耕研云：“月令正义，四时五行，同是天地所生，四时布于三百六十间，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土则每时辄寄王十八日，而位本宜处季夏之末，金火之间，故在此陈之。”

《淮南·时则训》比之《吕览》、《月令》更为精密完备。好像天子御女颜色也与季节相合。春季三个月，居东宫，御女青色。夏季居南宫，御女赤色。戊己的土日，居中宫，御女黄色。秋季居西宫，御女白色。冬季居北宫，御女黑色。这已经太好笑了。军队所用兵器也要与时令相应。譬如春季兵器是矛，注：“矛有锋锐，似万物钻地以出。”夏用戟。戟有枝条，像阳气布散。季夏系中央土之日，其兵剑。注：“剑有两刃，谕无所主也。一曰，谕无所主，皆主之也。”秋季其兵戈。王念孙注云戈字乃戉字之误，戉即钺。古时天子救日时陈五兵，钺陈于西，西为白帝的方向。冬季其兵铩。铩系长矛之一种，高诱云：“铩，象阴闭。”训练军队，用惯了一种兵器，岂能为季节而改？这不是太儿戏，也太危险了吗？

《吕览》、《月令》、《淮南》所言天子都住在“明堂”里，虽有什么“青阳左个”、“明堂左个”、“总章左个”、“玄堂左个”，都是那个号为“明堂”的大建筑中的小建筑。《礼记》有“明堂位”一篇，言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己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明堂既为天子朝见诸侯之所，齐宣王境内怎会有此呢？据赵岐注：“谓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东巡狩，朝诸侯之处也。齐侵地得而有之。人劝宣王，诸侯不用明堂，可毁坏，故疑而问于孟子，当毁之乎？”焦循《正义》曰：“阎氏若璩释地云：封禅书初天子封太山，太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是古明堂，至汉武帝时犹有遗踪。……《左传》隐八年，郑伯使宛来归祊，不祀泰山也。注云：“郑桓公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沐邑在祊。祊在琅邪郡费县东南，郑以天子不复巡狩，故欲以祊易于鲁，以从鲁所宜。计尔时距东迁五十六年。泰山下汤沐邑郑尚能守之，则明堂仍为周天子所有，齐焉敢侵？不知几何时而为齐得。又至宣王时不复东巡者四百四十年矣。人咸谓齐毁明堂，无王愈可知。”又引孔广森《经学鮐言》曰：“……汉时公玉带上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近泰山明堂之遗象……”

焦循又引阮元《明堂论》：“……神农氏作，始为帝宫，上圆下方，重盖以茅，外环以水，足以御寒暑，待风雨，实为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名也。是故祀上帝则于是，祀先祖则于是，朝诸侯则于是，养老尊贤，教国子则于是，飨射献俘馘则于是，治天文告朔则于是；抑且天子寝食恒于是，此古之明堂也。黄帝尧舜氏作，宫室乃备，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门三朝，后曰路寝。路寝之制，准郊外明堂四方之一，向南而治，故路寝犹袭古号曰明堂。若于祭昊天上帝，则有圜丘；祭祖考，则有应门内左之宗庙；朝诸侯，则有朝廷；养老尊贤教国子献俘馘，则有辟雍学校，其地既分，其礼益备，故城中无明堂也。然而圣人事必师古，礼不忘本，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册典于此，或祀五帝，布时令，朝四方诸侯，非常典礼，乃于此行之，以继古帝王之迹。……”

我抄了许多关于“明堂”的考据，无非在证明“明堂”这种建筑，中国自古有之。阮元所谓古代天子一切都在明堂里办，明堂是天子惟一居所。文化进步，哪件事应该在哪个地点举行，才划分清楚。但仍要于近郊东南别建明堂，于其中“祀五帝，布时令”则与《吕览》、《月令》、《淮南》所言相合。

我们现在将话头带回来。明堂制度当是域外文化第一度入华时带进来的。“祀五帝，布时令”的事，大概已有些简略的条文，其成为《吕览》、《月令》、《淮南》所言的状况，则疑系邹衍来华时所增益。各篇中所述文物制度与时令相配之精密、细致，令人舌挢不能下；天子生活之拘板也几无人生乐趣可言。你看他在那一季里所吃的东西有一定，所御女颜色也有一定，半毫不能差错，即贵为九五之尊，恐也不如一介平民了。《史记·孟荀列传》说：“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这也是无怪的吧！

（5）邹衍学说之被剽窃《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篇，共一百零五篇，后失传。清人马国翰辑《邹子》一卷亦不过从《史记·孟荀列传》、《封禅书》、刘向《别录》等摘抄了十几条简单文字而已。我想像邹衍这样一个伟大的学者，著述完全失传是不可能的，当是被别人剽窃窜入他们自己著作中了。从前的人是无所谓“学术良心”的，也无所谓“著述主权”的。剽窃了别人的东西，谁又注意？谁又能出面抗议？

邹衍的著作在距他不远之时，人家便大肆剽窃了。《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髠。’”

《史记·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在邹衍及身之日，他的五行学说，还被儒学大师孟轲攘夺了去。《史记·孟荀列传》说邹衍在孟子后，那是错的。也许这是以年龄来论的。孟轲以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三三六）适魏，见梁惠王，王已称他为叟，再过十七八年，以周靓王二年，齐宣王二十四年再至齐，时在公元前三一九，他年纪当然更老了。而邹衍和一些域外学者避乱来华，当在亚历山大侵略印度之际，约在公元前三二六以后几年里。邹衍来华时究竟多少年纪，自难详知，但决不是像孟子一样的“叟”。故此，我敢说邹衍到齐在孟子前，年龄则比孟子年轻一大截，故《史记》误认他“在孟子后”。

荀卿非十二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颻颻然不知其所然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里“五行”，杨絫谓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谭戒甫的《思孟五行考》广征博引，也主五行即是五常。五常是儒家所极力鼓吹的道德规条，若真是五常，荀子为什么要加之僻违无类，幽隐无说，闭约无解的抨击？可见不是。今《孟子》七篇中并无五行之说。外篇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久佚。看这四篇题目似乎也不会有五行学说杂出其间。恐怕仍在内篇里，被后人认为异端，删去了。

《荀子》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可见孟轲盗窃邹衍学说，而托之子思。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又是孔子之孙，荀文中的“先君子”据扬絫说即是孔子，下文又说“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世”。杨注：“仲尼，子游为此言，垂德厚于后世。”又可见孟子不但假托子思，还一直上溯到儒家之祖孔子身上。孟子在墨翟学说里大作其贼，反骂墨为“无父”，为“禽兽”，那么他偷了邹衍的东西却挂在子思身上，原是这位亚圣所惯为的事。刘节云：“战国时，齐鲁之学，孟子为盛，而五行说盛倡于邹衍辈亦在齐鲁之间，或与孟子有关，故荀子讥之。”（洪范疏证）其实孟子之五行学说是“必与”邹衍有关，并非“或与”。

五行之说我国夏代即有，生克之理，《左传》已稍见端倪，但邹衍入华以后，所谓五德终始与主运之理，擘柝细密，灿若列眉，则为他携来的新资料。孟子剽窃了这新资料而附会于子思，不知者当然不知其所由来，故荀子谓其“案往旧造说”，“案饰其辞”。

孟子在齐与邹衍曾相过从，今所传孟子佚事，言孟子曾对邹衍说：“我老矣，不能从子作海外游也。”似乎邹衍曾邀约孟子同游海外，即他所从来处，孟子以老谢之。这段话似系从《孟子》七篇刊落资料而来，且与五行一类话头一同被删削，偶然得被保存者。我敢证其为真实。因为邹衍乃域外学者，以前从无人知道，造伪史者决不会有“从游海外”之语。

（五）惠施及公孙龙的诡辩学派

与邹衍同时来华或先后来者尚有公孙龙，见前引《平原君传》。《孟荀列传》云：“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坚白同异之辩。”《庄子·骈拇篇》：“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汉书·艺文志》有《公孙龙》十四篇。今本《公孙龙》有“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六篇。其《白马篇》云：“白马非马，可乎？曰可。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求马，黄墨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应有白马，是白马非马审矣。”其《坚白论》云：‘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

《庄子·天下篇》又说一个学者名为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汎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庄子》又云：“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牛；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碾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二十来条又说是公孙龙的话。希腊在苏格拉底前有一派诡辩学派，其所辩理论，今已失传，但有几条则颇与战国惠施、公孙龙等所言相类。如“轮不碾地”，“飞鸟之影未尝动”等条。他们的话诚如《庄子》所言：“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然非有高度的脑力，精密的思考，亦不能提出这类问题，产生这类智慧和思想的；产生这类智慧和思想又非有高深的文化背景不可。我们战国时代文化忽然跃进到这个地步，我认为是难于想像的。除了说是域外学者挟此以俱来，是很难有别的解说的。

（六）墨经中之科学定理

还有一个大学派便是墨家。笔者曾怀疑墨翟是希伯来的学者，他揭橥“兼爱”的宗旨，创立“钜子”制度，又一意阐扬“天志”，很像罗马旧教的前身。其墨经里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蕴藏着若干科学定理。备城门至杂守十一篇也有许多机械理论。虽是“别墨”所撰，总也算出于墨派。墨翟率领其徒众并带了许多书籍来，本身生活极其俭朴，生存条件较易，又以宗教家的热忱，推行其教义，是以不需要多少时间，其言便盈于天下。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文化进步，一日千里。不是王官失守，学术散在民间；也不是封建制度崩溃，列强崛起延揽人才，破格用人；也不是井田破坏，农业社会忽变为商业社会，经济情形大为变动的缘故。这些缘故固亦不能说毫无影响，而实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城外学者避乱来华，携其学术思想以同来，中国学术界受此刺激，始涌起了学术思想壮阔的波澜，成了光辉灿烂的黄金时代。

（柒）屈原的放逐与自沉

屈原一共被放逐二次，一在怀王二十四五年，谪贬的地点是在汉北。《九章》的《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即作此时，《离骚》也该在这时候开始起草了。《史记·屈原传》说上官大夫夺稿不成而进谗，“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事实上，屈原为怀王所疏，失去了左徒的职位，仍在朝中，大概三闾大夫那个官职便在那时候担任的。后来还派他出使齐国。可见怀王对待这位少年文学家还相当的重视，屈原若于此时即撰写《离骚》，则他的气量果然如后人所妄测：太爱“怨怼”了，太偏狭了。所以《离骚》之开始撰写，我们遵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他“答任安书”还有班固等人的话，说是屈原放逐以后才动笔的。

再者《离骚》后半篇的各种仙人仙女的接触，昆仑西海各种神仙境界的描写，也必须于他使齐以后获得无数域外知识始能着手。这是极明显的证据。

（一）初放之原因——被诬

《惜诵》这一篇自述召致放逐的原因。屈原竭忠事君，尽智奉职，触怒党人，反将他谪贬在外。是以他再三提及这件事道：

竭忠诚以事君兮，　

反离群而赘肬，　　

忘儇媚以背众兮，　

待明君其知之。　　

又曰：

吾谊先君而后身兮，

羌众人之所仇，　　

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仇。　　

又曰：

疾亲君而无他兮，　

有招祸之道也。　　

……　　　　　　　

忠何罪以遇罚兮，　

亦非余心之所志，　

行不群以颠越兮，　

又众兆之所稵。　　

纷逢尤以离谤兮，　

謇不可择，　　　　

情沉抑而不达兮，　

又蔽而莫之白。　　

在这几节文字里所该注意的是“逢尤”、“离谤”、“招祸”、“遇罚”、“蔽而莫白”等字样。这些字样，除了“放逐”，“疏”是不足以当之的。或将谓屈原主张亲齐和联齐，不过外交政策不同，怀王不肯采用他的意见，也就罢了，何必加以重罚，竟至将他逐出朝廷呢？我想这里面还有由张仪幕后策动的政治阴谋，加屈原以重大冤诬的事，可惜历史均未明载，我们仅能在屈原作品里测知一二而已。

秦之终于灭亡六国，奏统一之大功者固凭藉她强大的武力，同时又运用种种政治阴谋从敌人内部加以颠覆。这些阴谋，我从前曾为其杜撰了两个名字，一个叫做“黄金政策”；一个叫做“白刃政策”。现请先叙秦的第一政策。秦以这个政策收买敌国臣僚，做她的“第五纵队”。

较早时的事：苏秦倡合纵时，对赵王说道：“……然横人谋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遇秦患，不被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于此者！”又说道：“夫为人臣者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对楚王则又说：“夫秦，天下之仇雠也。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雠者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瞗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

苏秦所说“破公家而成私门”又说“割其主之地，以外交瞗虎狼之秦”，可见当时所谓联秦事秦的“横人”并非由于政策之不同，而实由他们个人的利益。苏秦说赵王时，将这类事明白说出，他说：“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予秦。事成，则高台榭，美宫室，听竽瑟之音，前有楼阙轩辕，后有长姣美人，国有秦患，而不与其忧，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盚诸侯，以求割地。”横人这种高度的物质之享受，自何而来，还不是由于秦的厚贿吗？秦国对于她的第五纵队，还给予身家安全的保障，国破之后，别人被杀了，家被掠被焚了，他们却安如泰山，更可在秦的庇护下，继续享受他的富贵。而他们联秦暂得和平，又可膺本国君主的厚赏。

稍晚的时候，有一回，秦闻燕赵韩楚将为一以攻秦，姚贾自愿出使四国以绝其谋，秦王乃资贾车百乘，金千斤，使其赂遣四国之用事臣。又有一回。顿弱与秦王议山东诸国，谓韩为天下之咽喉，魏为天下之胸腹，请秦王资以万金游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则天下不足虑。“用事臣”都是当权的重臣，“社稷臣”则更重要了，这样的人还可收买，何况其他？秦赵长平之战，赵将廉颇坚壁不出，秦相应侯——即范雎——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谓秦所畏独马服君子赵括，赵王果以括代廉颇，大败，赵卒四十五万失主帅降秦，一夕尽为白起所坑。李牧是赵奢、廉颇以后赵国的名将，曾破匈奴十余万骑，灭雦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远遁，十余年间，匈奴不敢近赵边一步。他又曾大破秦军于宜安，走秦将桓。后亦屡破秦，南则拒韩魏。秦始皇十八年，使王翦伐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赵王宠臣郭开以前有仇廉颇故，赂赵王派去召廉颇的使者，诬颇一饭间三遗矢，赵王以颇为老而不用。现在又受秦金，造作流言说李牧与司马尚欲反，赵王信其言而杀李牧，王翦乃急击赵而灭之。其实在赵国里受秦金者何止郭开一人，据《列女传》说赵王迁的母亲悼后是邯郸的倡女，嫁而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生子迁。后通于秦平侯，多受秦赂而谗李牧致之于死。

大梁人魏缭亦曾说秦王：“愿大王勿爱财物，赂其豪巨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而诸侯可尽。”六国的灭亡，武力而外，这三十万金一定曾发挥了甚大的作用吧。

怀王以受张仪之欺吃了大亏，恨之入骨，宁愿放弃汉中之半而得张仪以甘心，仪居然谈笑再度入楚，如入无人之境。难道他真的不怕死？固然他是以秦国所委派的使臣资格而来，楚王本不能杀他；同时，他在楚国早已布置妥了内线，靳尚、子兰、郑袖以及无数的亲秦分子，结成一个死党，正像后来赵国的悼后、秦平侯、郭开一般，由宫闱之内而至庙堂之上，怀王所看见的无非是亲秦之人，所听见的无非是亲秦的论调，他即使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也还要陷入了迷魂阵，至死转不出来，何况他还不是。

现在请再谈秦的第二政策。秦至始皇时，“黄金政策”之上，又加了一种“白刃政策”。若敌国忠贞公正之士，老成谋国之人，贿赂买不动的，则使“第五纵队”买刺客杀之。这事见《史记·李斯传》“李斯固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事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贪金钱，惜性命，人之常情，秦利用这两大政策，在六国内部破坏其组织，外面再加以声势如秋风扫落叶，强力如泰山之压卵的军事行动，果然于短短数十年之间，实现了“毕六王”而“一四海”的好梦。这虽是屈原死后多年的事，然而在屈原之前，“黄金政策”便已在大大地利用，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了。

各国“第五纵队”想排去反秦分子时，惟一手段在“造谣”，“诬蔑”，本来是忠臣，他们良谋嘉谟，有大利益于本国者，偏说是祸国殃民的；本来是忠良正直的臣子，偏说是蠧国之奸，欺君之贼。像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都断送在秦国的黄金政策上，一介文臣如屈原者又何足论？当时亲秦派怎样造屈原的谣言，怎样诬蔑屈原，我们固苦不能详知，但屈原曾奉使于齐一次，在齐勾留数年之久，与齐国贤士大夫及当时域外来华的学者必深相交纳，奸党就可以乘机向怀王进谗，说他曾向齐泄漏过本国的机密。这事本为当时所大忌。魏范雎得齐襄王赐金十斤并牛酒，魏使须贾也是范雎的主人，以此事告魏相魏齐，被笞击得折胁摺齿，置厕中令群客醉者更番溺之。在此之前，伍子胥谏吴王夫差不听，知吴必亡，使齐时属子于齐鲍牧，意欲存伍氏一线，竟为伯所谗，一代功臣，不免属镂之赐，可见此事之如何严重了。安知奸党不以类似的话来诬陷屈原吗？

屈原的《惜往日》是在再放时作的。他回忆第一次遭谗而致怀王之怒，有这样几句话道：

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

心纯緐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澄其然否，

又曰：

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

曰“秘密事”，曰“不泄”，可见这是有关国家的军事政治上的机密。若说是“造宪令”，是用不着秘密的。因为上官谗屈原时曾在怀王前说道：“王使屈原造宪令众莫不知。”可见这件事本就是公开的。若说是“变法计划”那也要公开的，没有“不泄”的需要。（孙作云引《惜往日》以为屈原与怀王变法时作，非是。）怀王闻群小言而大怒，我们能说那谗言不与子胥托子、范雎受齐牛酒也有点相像吗？屈原在齐四五年，年纪又轻，毫无政治经验，言语行动上，或者有点把柄落在人手里。奸党抓住这个把柄，夸大其辞，百端渲染，更加以许多凭空造作的谎言，怀王当然要受其蒙蔽了。故曰：“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虚惑误”三字是捉住一点风影或疑似之辞而绘声绘影，俨然当作真事而惑误怀王；“又以欺”三字则是凭空加上的谎语。你看屈原叙述得何等明白，只恨千古以来读者始终不悟耳。

但泄漏国家机密完全是冤枉的，怀王不参互折中，以考此案是否属实，便将这样一个贞臣，放逐出去。屈原蒙了这种不白之冤，想申辩则怀王对于他的话完全听不进耳（《抽思》：“兹历情以陈辞兮，荪佯聋耳而不闻。”可见他曾上书申辩过），为了怀王的震怒，确乎不比寻常，屈原《九章》中屡著“怒”字，《抽思》：“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惜往日》：“君含怒而待君兮”；《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及其放逐之后，申辩的道路更断绝了，只落得像《惜诵》所说的情况，“固烦言不可结诒兮，愿陈志而无路”，“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号呼又莫吾闻”。

因他蒙了这种奇谤，名誉上亦必有所损失，像他这么一个洁身自爱的人，加倍地受不了。因精神痛苦难以言喻，以致“背膺糞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惜诵》）。并且通宵失眠，长吁短叹，“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曼遭夜之方长”（《抽思》）。他只有“令五帝为之中，戒六神与向服”，“指苍天以为正”，“命咎繇为之听直”。既然这些事也是不可凭，那只有以伍子胥、比干、太子申生自比而聊自慰了。试问屈原若非受了大冤屈，这类话说之何为？

第一次放逐的时日假设为怀王二十四五年间。二十八年，因齐韩魏联兵共攻楚，二十九年，秦复攻楚，杀楚将景缺，怀王恐惧，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齐楚复交，怀王大概也察知屈原之冤将他召回来。是以怀王与秦会武关，屈原得与昭睢同谏。

屈原自贬所回来，大概仍然继任他的“三闾大夫”。

（二）再放之原因——文字狱

屈原第二次放逐的地点是在湘西。时间当在顷襄十三年，因为《九章》的《哀郢》有“至今九年而不复”，秦将白起破郢都在顷襄二十一年（公元前二七八年），屈原《哀郢》正为此事而作。由二十一年上推九年，不是十三年吗？这一次放逐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不得而知。但我们细读《屈原列传》倒发现一个有趣的故事，原来屈原以文章贾祸，得罪那些亲秦奸党，可说是最早的“文字狱”——这是缪天华教授的话，我认为有理。

《史记·屈原传》说楚怀王听稚子子兰之劝，入武关与秦会，被扣，亡走赵，赵不敢纳，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立——按怀王入秦在公元前二九八年，国不可一日无君，楚诈讣于齐迎太子横归即位，再二年，怀王乃死，非怀王归葬后乃立，史文不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传》又写道：

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返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衏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屈原于怀王末年已返，此处史文又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故不可以反，卒以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张文虎曰：‘臣字疑误’），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怒而迁之。

《史记·屈原传》所谓“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说“令尹子兰，闻而大怒”，这话说明了屈原有篇文章，闻于子兰而招祸。这篇文章是什么，我以为是《离骚》，而且舍《离骚》莫属。屈原作品有《九歌》，那是使齐归来，奉怀王命撰写以祭神的。是属于宗教性的文章，与政治毫无关系，不足以构成文字狱。《天问》当也是使齐归来所作，无非将他自齐所获得的域外文化知识，连缀成篇，也与政治无关（仅最后乱辞末数句有第二次被放痕迹，乃自杀前定稿），不足构成文字狱。第一次放逐汉北，虽写了《惜诵》、《抽思》、《思美人》三篇，短篇文字，结构不严，恐屈原尚不欲示人，文字狱恐也与此三文无份。惟有《离骚》是他有心结构的自序传，自第一次放逐开始撰述，惨淡经营，将达廿载，结构之谨严，辞藻之优美，寓意之深远，可说是一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绝世奇文。虽《离骚》到他投渊自杀前始有定稿。但在再放前大体已完成了。这样奇文，屈原即不敢公开宣布，友好间吟诵传抄，事所难免，既有此事，又怎能担保不流传开来呢？《离骚》中对自己与怀王君臣关系之离合，党人对他之倾轧与排挤，叙述得异常明白，这样文章传到子兰等人耳中，怎么能不生气？怎么能容他再留于楚廷之上呢？所以说屈原再放是由于文字狱。

太史公《屈原传》说屈原被疏后即作《离骚》，把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拆开引入，那段文章颇有情感，颇足表现《史记》特色，可惜与当时情事不符。假为将那段文字移到“楚人既咎子兰劝怀王入秦”之前，时间上既可求得一致，文章也不致弄成两橛，岂不好得多吗？

（三）江南之所在

屈原再放地点，《史记》未言，王逸《离骚序》：“其子襄王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江南范围甚广，东至江浙，西至川黔，中则两湖皖闽，凡在长江以南者均可称之。我们现就屈原时代所称“江南”来考证一下：

（1）屈原《招魂》：“路贯庐江兮左长薄。”“魂兮归来哀江南。”庐江据《汉书·地理志》：“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在今皖境。这里“江南”亦指陵阳一带。

（2）《史记·张仪传》，当仪再度入楚，怀王本欲杀之。仪令靳尚言于郑袖。“于是郑袖日夜谓怀王曰：‘人臣各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张仪来，至重王，王未有礼而杀张仪，秦必大怒，攻楚。妾请母子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这里的江南定在江浙之境，至少也在皖赣之境。只有这里离开秦远。照我看还以江苏南部及浙为宜。因江苏系吴国故地，浙则越国故地，人民富庶而文化高，郑袖母子想迁江南，当然以此为目标地。决不会避于湘西那个偏僻蛮荒，毫无物质享受的苦地方。

《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以郑与晋盟，来伐围郑，三月，郑伯以城降，庄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其翦除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这里的江南似与海滨相近，是今江浙两省之地。吴越二国未强盛之前，疑楚之势力已达中国东南直至海滨。日本竹添光鸿与晋杜预会笺《左传》江南云：“楚地不濒海，而子囊云‘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有南海’，南海今广州府治，为当日百越地，虽未属楚，已为兵力号令之所及。”这是以粤境为江南，我疑楚势力未能及如此之远。

（3）《战国策·秦策》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取洞庭、五都（《史记》作五渚）、江南（高诱注五都，江南皆楚邑）、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案秦兵破郢，襄王迁陈在公元前二七八年，张仪死于公元前三一○年，安能及见？秦策的话亦不过后人托仪言而已。这里江南则指湘西一带。

（4）《史记·秦本纪》：昭王“三十年，蜀守若（《华阳国志》谓为张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括地志》：“巫郡，在夔州东百里，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江南，今黔府，亦其地也。”

（5）昭王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两城，楚人反我（指秦）江南”。《史记正义》“黔中郡，反归秦”。盖白起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不旋踵间，复为楚人夺回，既不能守，又给还秦人，故曰“反我江南”。两处江南地俱与第三条同。

照《括地志》看来江南是个地名。照《秦本纪》昭王三十年及三十一年记事，凡辰沅武陵一带均名江南。笔者之意，赞同后说。

黔中地与蜀国东边接壤，时秦用司马错之言，伐蜀而并之。若秦从其本国东境及蜀两路进兵，楚国西南版图将不保。所以黔中对于楚国是国防重地。据《张仪传》，楚国蓝田大败后，割两城以与秦和，秦说“欲得黔中地，欲以武关外易之”。怀王说“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张仪），口弗忍言。张仪乃请行，曰：“假令诛臣，而为秦得黔中地，臣之上愿。遂使楚。”据《楚世家》及《屈原传》皆是汉中地。当然以汉中为是。惟黔中地亦至重要，故《张仪传》有此误记。以后秦将白起与张若两路进兵，张拔黔中，屈原遂由是而死了。

（四）辰溆之贬区

王逸注楚辞虽甚陋劣，也有些话足供采取。他的《离骚序》说襄王怒迁屈原于江南，这个江南便是辰溆一带。《渔父》篇序也说：“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哀郢》篇又“江湘”二字连用，可知是大江与湘水之间。

《九章·涉江》是屈原再放湘西的第一篇作品。他说：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旦余济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顾兮，　

欵秋冬之绪风。　　

步余马兮山皋，　　

邸余车兮方林。　　

（此处有二句脱落）

乘艶船余上沅兮，　

齐吴榜以击汰，　　

船容与而不进兮　　

淹回水而疑滞。　　

朝发枉荹兮　　　　

夕宿辰阳，　　　　

苟余心其端直兮　　

虽僻远之何伤。　　

入溆浦余儃佪兮，　

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　

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　

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　

云霏霏而承宇。　　

“江湘”二字，虽取自《涉江》，但总在大江与湘水流域。王逸的话不能说错。只是王逸作《九章》序说：“屈原放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把《九章》当作放江南同一时期作，那就不对了。这一段文字的地名，如“鄂渚”、“方林”、“枉荹”、“辰阳”、“溆浦”，都是湘西一带的地名。即屈原第二次放逐之地。

《涉江》又说道：

哀吾生之无乐兮，　　

幽独处兮山中，　　　

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

固将愁苦以终穷？　　

又道：

与前世而皆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余将董道而不豫兮　　

固将重昏而终身！　　

湘西之地至今苗瑶民族与汉人杂居，文化水准，非常低下，在战国中叶，蛮荒僻陋，更可想而知了。亲秦派把屈原迫逐到这种环境里，真比处他死刑，更加难受。

在这首歌里，屈原见被贬到这种深山密林的原始地带，前途一片漆黑，更无重见光明之望。自叹将“愁苦以终穷”，“重昏而终身！”只好将比干、伍子胥、接舆、桑扈等贤人自比而自慰。

但为了《九章》顺序排错，后之楚辞学者见《哀郢》有“陵阳”而陵阳则在今安徽宁国池州界。又《哀郢》有“仲春而东迁”之句，遂谓屈原再放之江南是在皖境。他自郢都出发而至陵阳，是自西徂东。《涉江》篇从鄂渚入溆浦，那又是自东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了。如林云铭，蒋骥都主东迁，东迁以后为什么又转向湘西，直到“辰阳”“溆浦”那种非人所居的境界？诸家说不出所以然，只有乱扯一通。

陆侃如《屈原》不赞成陵阳为地名，又说《招魂》乃宋玉作，庐江虽有其水，与屈原无干。他说屈原东迁，仅到湖北东部，寓居了好几年，始终得不到召回消息，但他一心要返郢都，王既不召，他只有自动向西走了。他向西南走到与洞庭很相近处，便是两叉的歧路了。若沿长江走，便回到郢都；若沿另一条水，便到洞庭。但他不敢到郢都，故终于到了这大湖里来了。他走得高兴，便一直向西南走。沅水、枉渚、辰阳、溆水，他是否再向南行，我们无从考知。

游国恩《楚辞概论》谓屈原再放亦在陵阳，说：“他这次的放逐是在那年（游氏说是顷襄三年）二月，因为《哀郢》有‘方仲春而东迁’的话，又看《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四篇，知道他放逐的路程是由郢都出发，沿江东行，经夏浦，至陵阳；再折而西南行，入洞庭，济江湘，至辰阳、溆浦；复东北行，至长沙，便投汨罗江死了。死时约在顷襄王十四五年（前二八四）年六十左右。”

他的《读骚论微》说“屈子之居陵阳也，九年而不见召，故《哀郢》既念九年而不复，又叹一返之何时，于是浪迹江湖，纵意所之，转涉江湘，以入辰溆”；又曰“原尝自陵阳涉江湘，入辰溆，有终焉之志”。又曰顷襄王廿一年，白起破郢，是时屈子放于陵阳，寻复由陵阳上溯鄂渚，逾洞庭，由沅水以入辰溆。其明年，秦人复伐取楚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即屈子所居辰溆之地。屈子以二十一年溯江至此，则栖息甫定，而秦兵大至，斯时屈子正与之相值，断可知矣。是则不能正命于辰溆之间，而必上沅入湖，以至长沙而死者，殆亦迫于事势，不得不然耳。夫孤臣窜逐，九死不悔；且死志已决，复何所惧而避秦寇哉？将无以为与其横死于寇仇之手，曷若全真于父母之乡；与其为虎狼所毙，曷若自投于清渊以洁吾身之为愈乎？游氏在这里将屈原死期下移了七八年，那是不错的。不过屈原既是受命东迁，为什么要到湘西那种可怕的，非人所居的区域定居，游陆二氏始终说不出道理。

现代楚辞学者有谓屈原放逐一共三次者，第一次是汉北，第二次是江南，即陵阳，第三次才是湘西。亦有谓屈原放于陵阳，潜至辰溆者。

（五）陵阳之安眷

笔者则谓屈原再放之地，便是辰溆。在深山中苦挨了九年岁月。顷襄二十一年，白起破郢，襄王东迁于陈，举朝上下及富豪有力足迁者亦必随王而至河南。屈原有家眷留在郢都，为怕落于敌手或遭乱民劫杀，只好偷回郢都护送眷属沿江东下，将眷属安顿于陵阳，又溯江而上再回贬所。屈原不护送眷属到新迁的陈城，一则怕被襄王及政敌们发觉，将更蒙罪谴；二则首都生活程度总较高，既非去做官，何必去挤那热闹？况郢都君臣上下都迁陈城而安顿下来，需要物资甚大且急，物价定必飞涨，岂谪宦之所能堪？更何况都城总是敌人军事目标，总难住得长久与安稳（但观顷襄迁陈后，其子考烈王十年又迁都钜阳，一年后又迁寿春，即可知道），有这几项原因，屈原只有另觅地安眷了。

屈原在陵阳安顿眷属后，又远远地回到辰溆贬所是何缘故呢？春秋战国时代言迁谪之事者资料寥寥。我们知道秦白起以与应侯范雎有隙，不肯起领兵，秦免其武安君封号，贬为卒伍，迁之阴密，白起病不能行，秦王不许其留咸阳，起出城四十里，卒有杜邮赐剑之事。吕不韦功勋极大，始皇以毒之变，迁吕及其家属于蜀。毒之属亦迁于蜀。其他尚有言迁贬之事者，但史书所记颇少，难以援证。

迁臣既迁于某地，小小自由行动是允许的。屈原初放汉北时，日夜想回郢都，有一次命驾南行，大概旅行了几天，还是回到贬所了。见《九章·抽思》。在同章里他说：“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就是说我真恨不得像鸟儿一样扶摇而飞，像野兽一样横奔而去，可见别人为此受罚的榜样，我也只好勉强镇定自己了。这可见谪宦想离开谪所是要罪上加罪的。当国破君迁，举国扰攘的当口，为了护送眷属，偷偷儿自由行动了一次，已自觉其不当，怎敢竟像游国恩氏所说“浪迹江湖，纵意所之”呢？

（六）汨罗之自沉

屈原自陵阳回到辰溆的贬所，大概有一年多的时光（哀郢二月护眷东迁，翌年五月五日自杀，约一年另两个月），秦将白起又领兵侵楚，大概秦蜀守张若自蜀进兵拔巫郡与夔，黔中将不保，屈原若再停留贬所，将有被俘的危险，他只好向东北走去，时当草木莽莽的孟夏。五月五日乃自投于长沙附近的汨罗而自杀了。

屈原沉渊之事，千真万确。但后世偏有些好奇之士说屈原投水自杀恐系疑案，现在为省事起见引张严的“屈子沉湘疑案”（原刊《出版月刊》二卷十一期）的现成材料来谈它一谈。怀疑沉湘为不实者有以下各家：

（1）唐，蒋防《汨罗庙碑记》有云：“案《图经》，汨水冬二尺，夏九尺，则非大水也。古之与今，其不甚异也。楚人惜三闾之才，悯三闾之死，舟驰楫聚，至今为俗。安有寻常之水而失其遗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怀沙哉？但以楚辞有大小招魂，后人凭而穿凿，不足征也。”

（2）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钞》卷二，有云：“屈原自投汨罗，此乃祖传袭之误。”又论《惜往日》曰“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定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又云“世传屈原沉湘，殆与称太白捉月无异，盖原怀沙既沉之后，文词尚多，岂真绝笔于此哉？所言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章句吾将葬江鱼之腹中，此示乘槎浮海之意，孔子岂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尝有捉月事乎？”

（3）宋，林应辰（谓起）以为“屈子不死于汨罗，此诸浮海居夷之意”。又云：“《离骚》一篇，辞虽哀痛而意则宏放，与夫直情径行，勇于踣河者，不可同日而语。且寄意深远，登昆仑、历阆风、指西海、陟升皇，皆寓言也。世儒不为实，顾独信其从彭咸，葬鱼腹以为实者何哉？”（龙冈楚辞说）

（4）清，吴骞（槎客）校罗隐《谗书》有云：“原出自楚而又仕怀王朝，虽放逐江湖间，未必有鱼腹江湖之意。及发狂憔悴，非所以愿望逗遛，抑由礼乐在楚，不得不悲吟叹息。夫礼乐不在朝廷则在野；苟有合乎道者，则楚之政未亡，楚之灵未去也。”（按张氏所引止此）

（5）袁枚《随园随笔》引黄石牧太史之语云：“屈子未必沉水死也，其文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又曰：‘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皆愤怨之寓言，非实事也。太史公因贾谊一吊，遂信为真，不知宋玉亲受其门，而《招魂》之作，上天下地，东西南北，无所不招，而独不及水，何耶？惟乱曰：‘湛湛江水上有枫，魂兮归兮哀江南。’则其善终于汨罗可知也。若楚词注《招魂》作于屈子生时，则豫凶非礼，宋玉不应诅其师矣。”

（6）日人斋藤正谦云：“余尝著屈原投汨罗辨，谓原自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一时愤激之言而非实语也。子长弗察，引为实录。果然，鲁连之蹈东海，亦将谓为真投水而死耶？是连愤激之余，发此言耳，原语殆亦类此，决知其非实事也。”

刘夔鹏、曹耀湘、俞荫甫均谓屈原所言依彭咸之遗则者，不过踵法前修之意，非必效其死法也。而曹俞二家且谓彭咸不见他书，《章句》水死云云，特因屈子之事以传会之而已。

但屈原水死事除《史记本传》“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外，汉人言者颇众。贾谊《吊屈原文》：“仄闻先生兮，自沉汨罗”为第一证。东方朔《七谏》有“沉江”一章，曰“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复东，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为第二证。严忌《哀时命》“子胥死而成义兮，屈原沉于汨罗”为第三证。扬雄《反离骚》“何必湘渊与涛濑”为第四证。王褒《九怀》“子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为第五证。刘向《九叹》“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惜师延之浮渚兮，赴汨罗之长流”为第六证。班固弱冠时上书骠骑将军王苍有“昔卞和献宝以罹断趾，灵均纳忠终以沉身，愿将军少屈威神，咨嗟下问，令尘埃之中，永无荆山汨罗之恨”。又班固之《离骚赞》“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又《离骚序》：“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为第七证。王充《论衡》书虚、偶全两篇亦言屈原水死，为第八证。

这些说法很有力量，屈原投水自杀之志立之已久，在他作品中彭咸之名凡七见，而巫咸之名一见。共八见。例如：

（1）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

（2）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同上）

（3）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同上）

（4）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抽思》）

（5）独茕茕而南行，思彭咸之故也。（《思美人》）

（6）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风》）

（7）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同上）

（8）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同上）

王逸注《离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道：“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颜师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王逸将彭咸当作一人，颜师古也不过引王逸的话而为之说。王说“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是因屈原屡言彭咸而投渊自杀，倒过来附会的。

据我考证：彭咸实为二人。彭为巫彭，咸为巫咸，即《离骚》将夕降的巫咸。二者皆死神，屈原以彭位置于咸之前，则彭之死神资格比咸更老。就是《九歌》的大、少司命。不过死神头衔虽系固定，人则屡易。好像官名固定，做那个官的人则不同。我所考定的大司命之名在西亚为尼甲，在我国为巫咸。而在西亚凡大神差不多都做过死神。最早的是水主哀亚，相传为尼甲之父，那么中国的“彭”，当是哀亚。

西亚谓死神之国系在地下，但又在地下水中。西亚人筑七星坛基础必深达地下水中，侈言“直透死城”。郑庄公与母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就是说母子到死后始能见面，活着时决不可能。后颍考叔告他以补救办法：“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可见西亚之说早来我国。“黄泉”为地府代辞。直到今日尚在一般人口中。白居易《长恨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凡“九泉”“泉路”“泉壤”“泉台”“泉下”都是由黄泉一词衍出。可惜这些词汇，我们虽会说会用，原来意义却早模糊了。

西亚又谓幽都在大地西北大海下。屈原《离骚》的收煞处说道：“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们读《离骚》应该弄清楚，我们的辞人，系从大地中心的昆仑山向西进发。经过“流沙”、“赤水”而至“西极”，其所欲达的目的地是“西海”。这个西海便是那环绕大地的“大瀛海”靠西的一面。若能渡过大瀛海便可达于海外的三角仙洲了。这个海外仙洲乃神仙聚居之所，不死药之所在，正是齐威、燕昭、秦始皇、汉武帝费无数钱财，耗无穷精力想要达到的地点。可是大瀛海却是一条极其难渡的水。屈原登上“升皇”（疑即不周山）之山，临睨楚国，仆悲马怀，前进既不能，退后又不愿，便投身于西海而死了。西海的不周山既为幽都之门，那么，他这一死不是直达死国了吗？多年以来，想从彭咸的愿望，不是贯彻了吗？

但屈原实际的自杀处，实为汨罗江。西海边的自杀则为文学上的理想，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五月五日原是死神之日，中国古人认为恶日，屈原是故意选择这一天来自杀的。（参看《论丛》“端午与屈原”）龙舟竞渡也不由屈原而起，也是屈原前便有之的。（参看《论丛》“端午与龙舟”）

（捌）传后论

从前魏文帝曹丕为了羡慕文学家永久流传的名誉，以为文学有着无穷生命，比什么富贵荣华都强过万倍，曾以非常歆羡的口吻说道：“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到了唐代的杜甫，便觉得文帝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给“无穷”划出了一个限制，他怀念他的好友李白，曾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可见一代仙才如李白者，其垂之后世的诗名，亦不过千年至多万年而已。到了清代的赵翼，把文学史上名人传世时间的长短，总计一下，得到一个“平均数”，而有“各领风骚五百年”之句，给杜甫所说第一个数目，打了一个对折，第二个数目也减少了二十倍。

一个文人的著作只有五百年的寿命，未免太可怜吧，但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又将奈它何！

不过真正伟大的天才是不受时间考验的，中外文学史上的作家，多得不计其数，生时活跃文坛十数年，死后便身名皆寂；比较优秀的，他的作品还是被人批评着，研究着，若干年后，人们对他的印象便模糊了，谈论他的兴趣也冷淡了。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位如希腊的荷马、罗马的魏吉尔、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弥尔顿、莎士比亚及我国的屈原，才能鲜明地，深刻地，铭泐于人们的记忆里。正像秋夜仰望苍穹，万点不知名的银星里，北斗星座永远放射着熠熠的光芒！

屈原这一位怪杰，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但在他以前的作家无人足与并驾，在他以后二千数百年间的文人也无一足与齐驱。他真是文学史上第一伟大天才。他一生留下的篇章只有二十余篇，《离骚》、《天问》、《远游》、《招魂》，较长以外，其余篇幅均甚短，可是白铁千百斤，不抵一两黄金之价，文章是不能拿篇数字数来计算的。

为什么我们赞美白手成家的人，而瞧不起藉丰履厚之辈？为什么我们都愿把荣誉归之于发明创造的人，而轻忽那些传统的沿袭者？在屈原之前，中国文学遗产只有一部名为“三百篇”的诗歌总集，这部总集虽由于其时代之古及相传曾经孔子删订而增加其尊严性，几乎圣化神化，文艺价值实在谈不上什么，没有成见的人，想必是要承认我这一说的。

到了战国时代，屈原崛起于南方，写出《九歌》、《九章》、《离骚》、《天问》，辞采是那么瑰丽；气息是那么芬芳；结构是那么千变万化，不拘一格；意境是那么幽邃深远，卓绝古今，在文学史上简直是一个莫大的“突变”，好像是一茎小草，忽然变成了拔地参天的大树；低等动物，忽然变成了万物之灵的人类一般。学者们常说文学史不是灵异记，文学的进步，总须遵循进化定律，缓缓发展而成，万无凭空自天坠下之理。可是屈原凭他那一支如椽的大笔，和绝代的才华，竟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一段震惊百世的“灵异记”，他的作品在当时的环境里，确像是从云端跌下来的！

更奇怪的是屈原作品内蕴之丰富，他把整个中国的神话、宗教、历史、天文、地理，换言之，全部古文化史，都非常巧妙地编织在他那些沈博绝丽的篇章里，并且与世界几种古文化，息息相通。他的作品像一管宝钥，拿着它便可打开世界文化巍峨宏敞的殿堂，让你恣窥那里面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而且中国的宗教史、文化史、古代中外交通史，固得重新安排写定，世界古代的宗教神话及一小部分文化史，也须重新安排写定。请问关系之大，有什么可与屈赋相比？（记得胡适先生尚在世时，笔者曾以此语相告，胡先生大骇，以为我研究屈赋，走火入魔，神经已有些不正常了，深为我的前途忧虑。）但胡先生临终前一个月，研究泰山与司命，与我所走，正为同一路线——见《南港谒墓记》——我想胡先生此时若尚在，是会赞同我这个研究的。笔者曾在上海晤见史学权威顾颉刚先生，与他谈起我的屈赋研究，他非常兴奋，鼓励我加深探讨，庶将来为他的《古史辨》作答案（我有他亲笔信为凭）。今我书已成，而顾先生已归道山，知音无人，能不自悼。

屈原的伟大不仅在文学方面表现了最高创作的能力，在人格方面也显示了一个最卓越的，最高尚的典型。他像一方宝玉，本质原极纯粹，自己又朝斯夕斯，琢之磨之，拂之拭之，期待它能成为一件世间最完美的艺术品。这在他韵文的自叙传《离骚》里叙述得异常详细，我们现在亦毋庸絮引。他忠君爱国之情，又至深极厚，在那朝秦暮楚的战国时代，实找不出第二人。为了他的宗国，一生历尽坎坷，最后见寇氛日炽，国社将危，又不惜以垂暮之年，毅然向汨罗一跃，企图以“尸谏”之义，唤醒那个比乃父怀王更形昏的顷襄，早作救亡图存之策。

一句印度常言“大地六种为之震动”，说一句中国惯语，也足“惊天地而泣鬼神”。多年以来，他那一方宝玉，本已打磨得晶莹无比，宝光焕发，现在他又给它重重地锲上最后一刀，从此那一方和氏之璧，更成了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了！

对于屈原的自杀，以前颇有些学者怀疑其不实，无非为了他死于五月五日，乃属六朝人的笔记，《史记·屈原列传》不载，而笔记总是靠不住的居多。不过屈原之投汨罗，《史记》原有明文，何况屈原自己所作《离骚》、《九章》，屡言将赴彭咸之居，《惜往日》更明说“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以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可见他之投水自杀，是万无疑义的。前文已列举八证及屈原自己所言从彭咸以为证明。至于死的日期，则不必深论，民间口耳相传，其真确性往往胜于历史的记录，其例正自不少。在我个人的研究，则以这个日期为然，理由见我所写的《端午与屈原》，上文曾经提及，现在也只有不再细说。

不过关于屈原的自杀，我也常常引起疑惑，我的疑惑倒不在史文之有无，却在像屈原这样一个人怎会自杀的问题上。

人是感情的动物，但理智过于发达，感情便不免冷却了。一个哲人如中国道家也者，在他深沉的思考里，勘透世间事理，叫他动心很难。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智？什么是愚？什么是富贵寿考？什么是贫贱夭亡？什么是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事功？什么是没没无闻，草木同腐的寂寞？……在哲人“齐物”的眼光之下，有何差异呢？

哲人对事物表面上，纷纭综错的现象，是眩惑他不了的，因为他每每打开后壁，窥见那事物赤裸的真像。譬如慈母之爱子女，不惜为之牺牲性命；又譬如一对痴男怨女，有爱不遂，至于歌哭缠绵，至于鸳鸯并命，旁观者无不唏嘘感叹，为之泪洒同情，在哲人看来，这也不过是生物界自然现象，有何可怜，可是也没有什么可笑，他们只是自然律法的牺牲者而已。

哲人的思考力，既长于分析，又精于综合，既工于比较，又善于折中，结果他不信宇宙间果有永久不变的真理，也不信宇宙间实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悠久的历史告诉他，某一时代，人们为了维持某一原则，而杀人如麻，为了遵从某一真理，而演出无穷的悲剧，时势推移，风尚改变，才知当时那些牺牲，都是毫无意义的。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是，人类的愚昧，却永远要继续下去，旧愚昧过去，新愚昧又代之而起。人们总要找寻那空洞的什么真理，什么原则，来痛苦别人，也来虐待自己！“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情与？故尝试论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挴》）道家所谓仁义，不正我所谓真理与原则吗？

忠臣烈士为了国家，蹈火赴汤，慷慨就义；贞士义夫，为了节操，以守，之死靡他，哲人对于这类人也未尝不认为难能可贵，但他自己是否愿为，则不免有所考虑了。所以道家“羞言仁义”，惟以“全生”为上，这倒不是道家想逃避人生责任，故意作此大言；也并非为了惧死太过，只想苟全性命，他们既不肯承认世间有所谓神圣事理的存在，当然缺乏追求的兴趣，也引不起奋斗的决心了。最后道家惟有离开这个世界，到深山密林隐居起来，或者讲求服食求仙之事。道家思想的终极，不是做遗世独立的隐士，便是作逍遥方外的神仙，乃是很自然的事。

屈原生于战国道家思想盛行之际，也不免受其感染，《远游》那篇大文，这类道家的话头实不一而足，譬如：

漠虚静以恬愉兮，

澹无为而自得。　

形穆穆以浸远兮，

离人群而远遁。　

又什么：

超氛埃而淑邮兮　

终不返兮故乡，　

免众患而不惧兮，

世莫知其所如。　

这不是完全道家的思想吗？不但《远游》一篇，《九章》里这类“遁世无闷”的企图，也不时流露。《惜诵》“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涉江》“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皆是一类思想。

屈原生为与商同族的楚人，承袭着商民族非常丰饶的文化遗产。战国时代，外来文化又以奔涛出壑无法阻遏之势，灌输而入中国，与夏商时代先已传入的文化分子合流，汇成了一片波涛起伏，鱼龙万变的大海。屈原以其极端灵敏的头脑，将它全部吸收。他的视野更加辽远了，他的识域更加广阔了，他的想像力更像一匹大鹏，张开两只辉煌的金翅，高摩苍穹，横绝四海，无往而不自得了。你看这位辞人的精神，一会儿远举云中，与云中君共览冀州；一会儿乘着两龙的水车，与河伯共游大海里的龙堂贝阙；一会儿举起北斗，和东君对酌桂浆；一会飞到九重天顶，摩挲少司命的孔盖翠旌，玩弄着他腰间的长剑，倾听他云际浩瀚的歌声。这种伟丽壮阔的境界，过去三百篇里有吗？后世惟李白仿佛似之。但屈原的神话知识，酌自那汪洋万顷的世界文化之海，是直接的。李白则得之于魏晋六朝以来的道书，是间接的。李白的游仙诗和屈原的相比，深度与幅度相差都很远。古人以郭璞诗为游仙之宗，忘了眼前的三闾大夫，可谓见拳石而不睹泰山了。

及屈原写作《离骚》，设想自己变成一位神人，拥着全部神仙的仪仗，发苍梧，至悬圃，饮马咸池，总辔扶桑，本欲直登天庭，谒见上帝，奈帝阍不为他开门，只有渡过白水，少憩阆风，在春宫、瑶台那类神仙楼阁前徘徊，欲与其中仙女结为眷属。及其一无所成，乃改变主意，想越过流沙、赤水，直到大瀛海以西那天外之天，世外之世的神仙境界。

当我们的辞人在云端里恣意驰骋之际，下视这个大地，莽莽苍苍，黄河如带，泰山如砺，他的宗邦楚国，不过是隐约的一点青烟。九州万国的人民，渺小得尘沙相似，他本国的那几个政敌更连影子也辨不出。设想他们纷纷扰扰，争权夺利，痴嗔爱欲，醉死梦生，何啻粪池中群蛆之翻滚，平生和他们即有怨恩，到此还足挂诸怀抱吗？

在上界仙人的眼里，空间变小了，时间当然也缩短了。神仙的寿命是“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的（《九章·涉江》），历史上无数朝代的兴亡，仙人视之不过剑头的一礟，区区宗国的覆灭，又算得什么大事，竟值得以性命相殉吗？

所以笔者在前文里说，对于屈原的自杀，我也每每怀疑，像他这样一位思想透澈的哲人，这样一位意趣高远的诗人，对于死亡固无所惧，一定要为忠君爱国而自杀，则又太像那小节者之所为了。

可是，屈原毕竟自杀了。原来屈原的思想表面上虽属道家，骨子里则属于儒家。他出身史官，三代以来圣君贤相的故事，原饫闻而熟悉。他最重“义”与“善”，认之为做人最高标准，曾以坚决的口气说“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执非义而可用兮，执非善而可服？”他又笃信因果律，羿、浇、桀、纣诸暴君与尧、舜、禹、汤诸圣主的善恶，和他们的祸福，他是不惮再三拿来作着强烈对比，这在道家，则“腐骨一也，孰知其异”的。他又每每以“前圣”“前修”为法，这些前圣与前修，便是伊尹、比干、梅伯、箕子、周公旦及楚先君若敖子文诸公，这又是道家所嘲笑“仁义易情”“伤性殉身”愚蠢人的。屈赋里所举的这些圣贤，固是后世儒家学说成立，才拉去加入它的系统，但这些人积极进取，肯定人生的精神，与道家的退隐消极，否定一切的态度，有如南北两极距离之远，儒家肯拉他们，则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可知了。因此我说屈原思想属于儒家，并无不可。

我们的辞人又是楚国人，是楚国的贵族，他爱他的人民，不忍见他们遭受敌人的侵略，更不忍设想他们将来在秦国极权压迫之下，所过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应该援救他们。他和楚王室更有休戚与共的关系，总希望祖国昌盛，王室的尊荣可以永保。当他受着怀王的信任，做左徒，做三闾大夫时，固曾竭忠尽智，替楚国内政外交上建立了许多优良的计划，无奈怀王昏庸，奸党跋扈，忠言不用，反遭屏斥。及秦军攻拔郢都，楚国之亡，已在旦夕，我们的辞人始决心一死，结束他悲惨的政治生涯。

仗清白以死直兮，

固前圣之所厚！　

他对得住他以往所拳拳服膺的圣贤。“清白”、“正直”，原是我们辞人做人的惟一原则。但他的死并非消极，他要借此一死，为当时，为千秋万世，树立一个最高的典型。

知死之不可让，　

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　　　

我将以为类兮！　

读了这几句话，千古以下，犹令人为之慷慨雪涕！

若谓世间原无所谓“真理”，所谓“原则”，一般人认为天大的关系，不惜出万死以争之者，道家的哲人，唇边轻轻的一笑，便给予推翻了。可是当民生疾苦，国运颠危诸状况，展示于你的眼前，你尚无动于衷，袖手不顾，岂不太形冷酷？所以我想道家的哲人若尚有所谓天良，他们的内心定必感到苦闷和徨的。我们的辞人屈原则明白我们既生而为人，便有此时此地应该遵守的“原则”，便有此时此地应该服膺的“真理”。这原则，这真理，果然是造物主置于我们心中的金科玉律，我们天然会感觉它的森严，决不是哲人睿智的微笑所能否认的。这真理，这原则，合并言之，便是所谓“正义”，我们的辞人，一辈子所追求，所拥护的不正是这个“正义”吗？

最后，我们的辞人不惜以他宝贵的一死来证明它的存在。他的死有如一道灿烂的长虹，写在天空里，永远显示着“正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