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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作品虽仅二十余篇，但历来评论和探讨者却非常之多，成了一种很大的学问。这固由屈原本人忠贞芳洁、人格超卓；他的作品也篇篇皇砡玮，光彩照人，其境探之愈深，其味炙之愈出，故此极得读者的爱赏，爱赏之不已，自然又要加之以钻研。较早的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班固、贾逵、马融等《离骚章句》及《离骚注》，今已难于得见，我们现在所有的仅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而已。唐宋明清诸代学者对于屈赋的兴趣，日趋浓厚，著述渐多。五四以后，楚辞学者尤彬彬辈出，他们已知采用精密的科学方法来分析屈赋的内容，成绩远比前人为进步。

不过二千年来，这些多逾过江之鲫的楚辞学家，对屈原的《离骚》、《九章》的疏解成绩，还算是差强人意，对于《九歌》、《天问》，则不免瞽者猜日，盲人摸象之讥。这也不是因为《九歌》、《天问》的文理过于深奥，其实当中有个原因，也可说有一道既坚且厚的墙壁，从中阻隔。这道墙壁打不通，再过二千年，甚至几个二千年，《九歌》、《天问》给我们的仍然是闷胡芦一个，打通了，则屈赋如出黑狱之冥冥而就白日之昭昭，全部内容都将点滴无遗，纤洪毕现，豁然呈露于我们之前，请问世间快事，有更大于此者吗？

这道厚墙是什么呢？就是屈赋内容多为域外的宗教神话及其他的文化分子。而这类分子皆蕴藏于《九歌》和《天问》之中，《离骚》、《远游》、《招魂》以及《九章》，异域神话色彩虽亦甚为浓厚，却是从《九歌》、《天问》一个系统传衍而来，先解决了《九歌》、《天问》，那几篇文章的内容，便可迎刃而解，不必多费笔墨。

域外的宗教神话多见于《九歌》，而域外的文化分子则全部见于《天问》。这事策源于西亚，流传于全世界。世界几支古文化，如两河流域、波斯、埃及、希腊、希伯来、印度……和我们中国，面貌精神，有许多相同之点。可证其同出一源，就是同出于西亚。埃及文化历史与西亚同其古远，发展途径并不完全相似，但也有互相蒙受影响之处。这在我的屈赋研究里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们现在先谈《九歌》所祀的是些什么神。以前楚辞学者以为《九歌》所祀神性质不同，品级高下各别，还夹杂了些死而成神者，或者人鬼，又或者乃山中木石之怪。神固是东一个，西一个拉在一起；歌辞也是东一篇，西一篇凑合在一起，彼此间毫无连属的关系。我的研究则不然：我于20年前，替张晓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论集》撰《屈原》一文，便曾宣布：“《九歌》是整套神曲，《九歌》歌主又是隶属于同一集团的神明。”原来《九歌》歌主是九重天的主神。西亚在甚古时代即有七星坛的建筑，七星者即日、月、水、火、木、金、土七重天之星。文物制度总是由简趋繁，七重天后又变而为九重天，那种星坛也由七重而变为九重了。古人没有望远镜，或有之而不精良，不能在太阳系里再发现两颗行星，没法只好以蚀与彗星来凑数。这件事西亚没有明文，倒是印度人告诉我们的。

五行之说来自水火木金土的五颗行星，就是太阳系里的五大行星，这五行星之神即是所谓五方之帝，《吕览》、《礼记·月令》，《淮南·天文》、《时则》二训记载綦详，或以诸书文字相同，疑为彼此蹈袭；甚至有人疑为西汉末刘歆伪撰，硬行插入诸书的，皆属不明白中国古代文化真面目之过。

何以说水火木金土五星之神为五帝，《淮南·天文训》曾有简单的叙说，其文云：

以五颗行星之名属之五方之帝，是《吕览·月令》所无的，弥足珍贵。

《汉书·律历志》言五星之合于五行：“水合于辰星；火合于荧惑；金合于太白；木合于岁星；土合于镇星。”《汉书》是东汉产品，其起较晚，但它点明了荧惑太白等之为火金等五星，也很难得。

五行第一次入我国，所产生的影响究竟如何，不甚可考。第二次是战国末期域外学者邹衍所携入的五行学说，有许多新资料、新组织，它所产生的关系就大得不可思议了。可以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间的万事，无不渍染着五行的色彩，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又如良"入酿，全瓮皆香，直把整个中国文化都贯穿了，浸透了。邹衍学说，汪洋无际，战国中期的各国王公们闻之都矍然失色，想遵行又实感困难，邹衍死后，燕齐方士传其术又不能尽通，但到了汉代，这五行连着阴阳的学说居然光辉灿烂，如日中天，大大发达起来。就是正统派儒家的经典像《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都充满了五行的思想；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伦理法规，也无不受着五行学说的支配。大至朝代的更迭，逃不出“五德终始”的圈儿，君相地位的去留，竟也不敢违背这个铁般原则；小至医卜星相一类方技，五行色彩之浓厚，传之数千载，直到今日，依然毫无变化。我们广大民间，五行的势力也仍然掌握着一切。好像台湾同胞的命名，离开了水火木金土便好像不成名字。即可睹其一斑。五行学说已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浑然一体，再也没法分开了。世界文化都不出这个地球的表面，我们中国文化竟能飞越数十亿里的太空，达到太阳系的五大行星上，所以我常玩笑地说“中国文化是太阳系文化”，这能不赞美一声“猗欤盛哉”！

不过玩笑归玩笑，五行既来自五星，五星又来自西亚，则五行学说自亦产于彼域，我们实未敢掠美。冯芝生于其所著《中国哲学史》谓汉代人在各方面使事物整齐化，系统化之努力，可谓几于热狂，指为“汉人之伟大”，其实这种伟大的荣誉不该使汉人独得，芝生大概忘了《吕览》、《月令》等战国时代的著作实为汉代文化之先河了。又都兰（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说一九二四年马歇尔爵士在印度河下游的西岸摩罕达约地方发现地下有四五个重叠的城市，其中遗物比西亚埃及更古。笔者以前写《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也曾说文化发源有好几种说法，有一派谓中国、印度、巴比伦的文化均为一现已消灭的某古老民族所传授，则我口口声声称西亚是不合的了。但我是就事论事的。我这部屈赋研究里文化分子与西亚有关，是确然可考的，那已消灭的民族文化及马歇尔爵士所发现印度古文化，对于屈赋所引用的文化分子，至今尚无踪迹可寻，则我的理论自可成立。

除了五行学说，西亚还有一部创世史诗，也在中国留下了莫大的影响，夏初历史固由这部史诗造成，禹鲧等也由这部史诗人物变化而就。中国古代尚有无数文化分子均与这部史诗有关，看了我的屈赋研究，便知梗概，现且带住。

远在二十余年前，笔者便曾宣言，想注解屈原作品，钻故纸堆是不行的，必须利用七种资料始可。这七种资料是：

（一）利用古代神话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吕览》、《庄列》、《归藏》、《淮南子》、汉代所有典籍及战国秦汉魏晋唐宋以来各种笔记小说，民间传统的神怪故事及不见经典的宗教祀典等。

（二）研究比较宗教学、人类学、民俗学及关于各种宗教的知识，尤须研究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的神话及传说，以与屈赋内容互相比较，藉以追究其真实来源。

（三）涉猎佛经及印度两大史诗、韦陀颂歌、道藏、基督、天方经典，将见此类书籍可与屈赋印证之处，随处而有。

（四）研究古代各文明民族的天文，历法，地理学说。

（五）参考中国正经如《诗》、《易》、《书》、《礼》、三《传》、《尔雅》等；参考正史及古代稗史，尤须注意今日地底发现之考古资料，足以校正历史事实之错误及补足其缺乏者。

（六）利用音韵学以证战国前后之古音，文字学以考证战国前后之字体，及两者之变迁流衍。于甲骨、铜器等古文尤宜留意。

（七）各家楚辞笺证皆其一生心血结晶，我们若肯一一取以参考，其陈腐悠谬者置之，其新颖明确者取之，比一己盲目的探索，便利良多。不过沉酣于故纸堆中的人，每有被前人同化的危险，我们利用这些著作时，自我意识必须清冷明了地保持着才行。

关于第一项，或者读者要笑我对于参考资料，全不知选择为何事。譬如《归藏》、《列子》乃伪书，汉代纬书多荒谬不经之谈，完全是汉哀平间一些醉心利禄的儒家所捏造。屈赋乃战国产品，反说汉以后的小说笔记，可以为证，岂不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民间传说及祭典多鄙俚荒唐，以证战国时代的学说，这样研究学问，又岂不太欠严肃呢？

答曰古人谓《归藏》为殷《易》，与夏之《连山》，周之《周易》，合称“三易”，其书有否不可知，今所存《归藏》辑本乃晋以后人伪造，学术界久有定论，笔者岂有不知？惟其书伪，其中材料则未必全伪。（观后人辑本知为战国人所作。）如其“东君”、“云中”并列，使我们知道东君乃日神，云中乃月神，可破王逸云中乃云神丰隆之谬说。蚩尤伐颛顼与空桑，使我们知道颛顼战共工，黄帝战蚩尤，无非等于希腊神话天神与巨魔之战。（实则希腊此类神话也源于西亚创世史诗。）

《列子》诚有魏晋间杂入材料，然全书决非晋张湛所能伪撰，梁任公先生轻轻定谳，岂是南山铁案，不可动摇？

《庄子》书中本多神话，如“十日并出”及禺强河伯之名，然今《庄子》中之十日已非神话，禺疆河伯之名虽屡见，却无何等之灵迹，是或后人之妄改，殊为可惜。（陆德明《经典释文》言《庄子》中多异事、梦书及《山海经》，言多诡诞，郭象注《庄》，多刊落之。）

汉纬书除推背烧饼一类预言，及其故意神化孔子，欲推崇之为教主外，其书多域外传来之宝贵知识，如《言地动》；《尚书考灵曜》“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又《春秋元命苞》“地不足东南故阴，右动终八重门”，《诗推灾度》“天左起于牵牛，地右转起于毕”，竟早于卡利略（Galiles 1564-1642）一千五六百年。纬书又说“日有九光，光照四极”又比牛顿（I.Newton 1643-1727）之以三棱镜试验日光得红、橘红、黄、绿，篮、靛青、紫七色，早一千七百余年。其他纬书所言多与《山经》、《淮南》、屈赋相表里，无怪汉儒说经必援纬为证。而近代刘师培竟作《谶纬论》，列举纬书学说之重要，曰“汉崇谶纬，虽近诬民，而隋禁纬书，亦为蔑古”云云。

汉以后小说笔记时代虽比屈赋为晚，然多根据古代传说而撰。譬如晋干宝《搜神记》之螺仙，张俨之《马头娘》，可证希腊爱神阿弗罗帝德（Aphrodite）之诞生螺壳及地母赛丽丝（Ceres）之为马头神，与印度马头观音亦为一体。而希腊爱神及地母均为西亚金星之神易士塔儿（Ishtar）所衍，亦即《九歌》之“湘夫人”。不但魏晋唐宋小说而已，即更晚之《西游》、《封神》又未尝不可加以利用？不但《西游》、《封神》而已，即民间极鄙俚之孟姜女哭倒长城，白娘子水淹金山寺，其渊源皆极远，历史皆极古，而屈赋研究，均可取证。

笔者尝以正经正史所载者为杜撰一名曰“官方文化”，稗官小说及民间祭典与传说者为杜撰一名曰“民间文化”。向来主官方文化者鄙视民间文化，以为俚俗荒谬不登大雅之堂，无一顾之价值。其实大误特误，官方与民间两种文化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则无以见中国文化的全貌。有时民间文化之重要更在官方文化之上，譬如伏羲竟称“人祖”，魏晋人常言“自伏羲以来”犹言自亚当以来。魁星为科第之神，人皆不知其出处或以为其起甚晚，不知其与甲骨文中“夔”字相通，盖夔一足立，持契刻之笔，魁星亦然。实西亚传来之笔神。又泰山诸郎好猎，乃猎人星座关系。二郎神劈山救母，竟在扬雄张衡赋中见其痕迹。大禹锁巫之祁故事见于官书及民间故事，其来源之远，竟须追溯西亚之创世史诗。林默娘一区区中国弱女子竟为“航海女神”（Sea goddess），台湾王爷，不知来历，误传为郑成功，经笔者考订：前者为易士塔儿变型之一，后者亦西亚水主衍化之一，其他类此者指不胜屈。笔者屈赋研究，多建筑在融会贯通这两种文化上，这是我探索出的特独途径，所以要郑重在这里表白一番。

第二项，研究比较宗教学取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的宗教神话与我国者一炉而共冶之，《九歌》内容因此解决，《天问》及其他篇章的内容，也因此而解决了。

第三项，佛经所谓《大藏经》，今有五千万字，佛教兴起后，将印度古代的婆罗门经典，改头换面，全化佛经，我们想在其中寻觅古印度的宗教面目，已大为不易。但我们若能善为钩稽，则可供利用的资料仍是不少，《天问》神话部分第三故事，即印度诸天搅海神话出印度史诗，佛经亦有零碎痕迹。又如《天问》九子母到佛经变为鬼子母，月免见三兽塔因缘。须弥山或苏迷卢，或阿耨达，亦即西亚之阿拉拉特（Ararat）；希腊之奥林匹司（Olympus）；希伯来之伊甸（Eden）；回教之天园；也便是中国之昆仑。详见拙著《昆仑之谜》。又我国大舜故事所有瞽叟、傲象、焚廪、掩井、二女、禅让，均出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我国乃多神教之国家，自佛教传入中国后，此林林总总之神道，皆被道教吸收而去。故欲研究中国古代宗教，必须研究道教，而中国古代文化与此多神教又有不能分析的关系，我们若从六经、二十四史中窥探中国文化之全貌，实不如径从道藏。某学者曾言“一部道藏价值胜于十三经”，此非故作惊人之论，实为有见之言。笔者屈赋研究，《九歌》部分凭藉道藏之处甚多，于《天问》亦往往借重。

《天问》神话部分第一个故事便是《旧约·创世纪·伊甸园记》，而《天问》体裁与印度某韦陀颂歌及《旧约·约伯记》相仿佛（据威尔都兰的《世界文明史》，《约伯记》又系感受埃及某古作的影响），疑《韦陀颂》与《约伯记》乃当时流行文体，偶有传来我国者，屈原受其启示而创《天问》。

天方经典言“大地如磨盘，天方盘之脐”，又言四圣河自天园流出，与《山海经》昆仑四水，《淮南》帝之四神泉合，亦与《旧约》伊甸园四河合。回教经典喜言七重天。两河流域在较古时代固言天为七重，即七曜之天。彼中七星坛之建筑，即所以象征天之层次者。是以研究屈赋，基督、天方经典与佛经、道藏，有同等的重要。

第四项，西亚、埃及之天文有名于世，希腊承之，印度亦其所传。今读《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其所言天文颇有可与西洋古代天文相印证者。黄道十二宫，全世界文明古国若合符节，历法亦彼此大同小异。（但我对天文历法完全门外，惟有提供意见，请别人去研究。）地理方面则大瀛海之说，埃及、西亚、希腊，印度皆有，我国则由邹衍传来（但《诗经·商颂》已有大瀛海的观念，特不详而已）。其他若昆仑、悬圃、洪渊、九州，皆具世界性，诠解屈赋，尤其《天问》者，不能不加以探讨。

第五项，中国正经《诗》、《易》、《书》、《礼》、三《传》，所蕴域外知识不为不富，《左传》尤多。正史及古代稗史对于《天问》后半部，夏、商、周三代故事之疏证，尤万不可缺。

第六项，音韵学、文字学之应用，近代楚辞专家为力颇勤，可以采取。

第七项，各家楚辞笺注，若王逸陋则诚陋，然以其为汉人，时代近古，其说亦间有可征者。如逸注“厉”“殇”相通，古人云“厉主杀伐”，我人知两者皆无头战神，以证《史记·封禅书》八神将之兵主蚩尤，蚩尤被斩后，身首分葬两处，实则原为无头战神。又注《东皇泰一》之“吉日良辰”谓“日谓甲乙，辰谓寅卯”，我们知此篇歌主为木星之神。注《天问》“河海应龙”曰“有翼曰应龙”，知即为土星之飞龙，皆甚宝贵。其他若洪兴祖《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及《楚辞辩证后语》，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王夫之《楚辞通释》，皆有可采。而洪兴祖多引《山海经》、《淮南子》、战国子书，及汉代纬书其途径尤为正确。近代楚辞专家一时称盛，陆、游、闻诸氏，乃其翘楚。游、闻二家成就尤为卓越。且彼等皆为近代人，头脑经过科学训练，其研究楚辞的成绩，当然胜于前人，他山之石，笔者亦未尝不借以攻错焉。

研究屈赋应该准备资料的问题，既已谈过，现在应该再来谈谈“域外文化”的问题了。笔者固曾说，域外文化之来华实有二度，战国尚为第二度。战国学术之成为黄金时代实外来文化刺激而成；又说屈原曾全盘接受这种域外知识。他的《九歌》诸神及其故事及《离骚》后半篇遨游昆仑西海诸仙境，固皆由外来，他的《天问》尤为域外文化知识之总汇，这些话都不是凿空之谈，读了我的《屈赋新探》，不承认也得承认。又我所说应准备资料的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综括言之，也无非为研究域外文化而发。

我之所谓西亚，并不限定苏末、前后巴比伦、亚述，因在两河流域这片土地上国家之倏与倏亡，民族之忽起忽灭，也像我们战国时代一般，非精研其历史者难以道其究竟。我自愧对此知识，非常缺乏，仅能笼统地以“西亚”或“两河流域”相代。又两度携带文化来华者，也不敢说确为西亚之人，尤其第二度，指为希腊、波斯、印度之人皆无不可，不过他们是承受西亚文化遗产的学者，则可大致断定，因其文化分子的面貌精神，与西亚的相比，尚未十分走样的缘故。

我这样说，想多数读者定摇首不予置信，他们或要问，第一，我国接受外来知识原非一次，如汉后宋前，千余年间之接受佛教思想，明清迄近代数百年间之接受西洋思想，惟历史及公私文件均有记载，来踪去迹，斑斑可考，现说战国时域外文化已传入我国，何正史及古籍竟无一言及之呢？第二，我们就姑承认战国时域外文化已传来吧。请问究竟是怎样传的？是中国学者亲赴域外求得的？还是外国学者赍带来的？要知古代交通极其不便，法显玄奘西行求法，几于九死一生；利马窦等之来华，亦艰苦备尝，航海数年始至，战国时中外学者并非超人，也无神力相助，何以竟能不声不响，完成这种沟通文化的伟绩？第三，域外文化思潮既在我国波澜开阖，蔚成奇观，何以仅喧阗于战国之一时，秦以后便光沉音绝，以致班马扬刘对《天问》竟有不能读悉之叹，历代楚辞注家也聚讼纷纭，始终摸不着它的真正意义？然则你所谓屈赋内容多蕴域外文化因素，当是附会之谈，即曰两者间确有相符之点，则亦无非“偶同”“暗合”而已，我人研究学术，不废比勘，咬定是域外传来，为此惊世骇俗之论，那又何苦？

答曰：关于第一点，正史记载之事，不能证明它绝对存在，不载之事，也不能证明它绝对不存在。前者如三皇五帝，固属渺茫，夏初历史尚半属神话，我们又哪能因其见于正史而信为真实史迹？后者如中国人移殖南洋为时绝早；黄巢破广州，屠戮外国侨民20万；南宋末期，立国经费，大部仰给海外贸易，为之挹注者系波斯归化之蒲寿庚氏，此皆大事，而正史竟不见只字，若非近代有人考出，谁又能知道？况事若见于正史，则人已久知，又何待于今日吾人之考证？所贵于考证者，在于古籍中蹈瑕钻隙，批却导，藉以发现前人未知事实。若事事惟前人之言是遵，则又何用乎考证呢？

关于第二点，“通商”与“移民”乃沟通文化之主要原因，关于此事，笔者从前也曾举例。譬如汉武帝通西南夷及身毒，费了无数人力和金钱而不能得，商人则早已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通之了（参看《论丛》“中国商人及移民沟通中外文化之伟绩”）。至于移民则像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我国河南渑池仰韶村出土陶器的形式与花纹，与意大利西西岛及希腊北部启罗尼，波兰的格雷西亚，俄国西南畿美城附近脱里波留，土尔其斯坦等地所发现者极相类似。又我国直隶北边石像与里海西岸旱地所掘出者作风毕同。这均在新石器末期，可见在极早时代，我国与欧洲及西亚均有交通了。至于今北美洲的爱斯基摩人，自称“殷人”，其体形、面貌均与中国人酷肖，遂有谓“殷”者即“殷商”，当是白令海峡未断时自中国北部辗转迁去的。又南美洲墨西哥、秘鲁在古代文化发展颇高，学者考证颇多与我国相类之点。南美古印地安人首都提卡尔自称为世界中心，其象形文字作脐形。以脐代表大地中央，乃古人相同观念。今日神话学者言墨西哥有龟蛇相伴之大神，疑即我国玄武。惟笔者考证，我国玄武系自西亚水主哀亚衍来，或者墨西哥系直接受之西亚，未必去自我国。

中外文化之互受影响每完成于冥冥之中。若我国传奇之结构，完全与印度戏曲相似。近代学者考证，我人始知，然何以致此，则过去戏曲史竟无只字记载。又如明代康海作《中山狼》杂剧以诋李梦阳，该剧题材原具世界性。对山何以知之？更如胡适考《西游记》之孙悟空，谓来自印度《摩罗史诗》之猴王哈奴曼，顾中译佛经无猴王事，有之亦极简略。作《西游记》之吴承恩并不解梵文，何以能将印度猴王故事援入中土，其故皆难言。中外文化互相影响之微妙，一至于此，这是吾人不可不深长思之的。

域外文化二度来华情形，我在《屈原评传》的第六章有详细报告，此处只有从略。域外文化第一次入中华，或由于移民，故其来也渐。齐地以前曾被莱人占据，泰山之被尊为昆仑，或属此类移民之力。战国时代第二次传入中华，则有排山倒海不可遏止之势，其来也猛。笔者曾假设此与亚历山大父子侵略欧、非、亚三洲之事有关。波斯希腊印度学者为避兵祸，结伴避地于此远东乐土，携带文化同来。高谈大九州及大瀛海之邹衍尤为巨擘。屈原使齐四五年，必曾与此类外国学者周旋谈论，深相结纳。以屈子天分之高，学殖之深，感受性之敏，对于此域外文化知识，全盘接受，并且有甚深之了解，以后乃如蜂之酿蜜，蚕之吐丝，写成《九歌》、《天问》、《离骚》、《招魂》等充满异域文化色彩之篇章，又何足为异？

至谓域外文化盛于战国之一时，何以战国以后竟若完全消灭？则当知文化之为物乃人类思想之产品，必须加以人力之维持，始能延续其统绪而不坠。若文化系由外来，非我固有者，则稍一疏忽，便付淡忘。战国外来文化之灭亡，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始皇所坑方士盖研究域外文化之人，方字与人方鬼方之方同义）。秦末天下汹汹，刘项五六年大战，及汉初十余年间“挟书之禁”，是有很大关系的。近代某学者曾设一譬，谓“八股”取士倡自明代，至清末始废，历世不为不久，全国士人童而习之，至老不衰，不为不广，然今日读书人仅知“八股”之名，问其内容，大率瞠目不解，至于青年学生即八股之名亦复昧然。夫以历世五六百年之文体，废来仅六七十年，而犹若此，则战国传来之域外文化，植根本来不深，忽遭政治上之大力摧残，其归于萎落，又复何怪？但谓其完全萎落，则亦未必，一部《淮南鸿烈》所蕴域外文化之分子便极为丰富，武帝好神仙，齐燕间方士又渐形活跃，所谓齐燕，盖即战国时外国学者税驾之所。因他们曾授徒讲学，所以方士独盛此二地。其余绪衍为纬书，此学盛于哀平间，非谓肇始于哀平，不过到那时代儒家又附益以推背烧饼一类妖言，以作政治上弋名钓利的工具罢了。

今若谓屈赋及战国古籍之所言，与异域文化分子相符者，不过“偶同”“暗合”，两者并无真正关系。则笔者亦未能心服。语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又曰：“东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亦同。”这话谁敢说它没有理由？不过“偶同”，“暗合”之事，仅能一二，至多六七而已。现在我在屈赋及先秦古籍里所发掘者大小凡数百证，尚强谓为“偶同”，“暗合”，则似乎说不过去吧。（参看《论丛》“从屈赋看中国文化的来源”）

记得从前胡适、刘复、魏建功诸先生讨论“帝”“天”二字之形状与发音，与巴比伦楔形文字完全相合，即与印度，希腊亦颇类似。胡先生解释《易》《老》之“象”颇引柏拉图的“法象论”；王星拱先生著《科学概论》，谓战国名家“飞鸟之影未尝动”，与希腊诡辩家“飞矢不移”相符，近代研究墨子者于其大取小取六篇中发现力学、重学、光学、几何学、算学之科学定理。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生哲学之原则。张星烺先生著《中西交通史》资料六巨册，谓我国唐虞以前与域外已有交通。王云五先生游于中东各国，见巴比伦故址之博物院所藏石刻，其文字有逼肖我国者，诧为异事。所惜胡刘二王先生于此问题仅作浅尝，未肯深究。张星烺先生用力至劬，成书亦褒然成帙，惟所援例证，多出小说笔记，被外国汉学家痛驳，其说遂不能发扬，其实笔记小说又何尝不可援引？外国学人逞其偏见，我不深责，独怪我国亦有学者随声訾议，令人殊为张氏不平。

傅斯年先生于30年前致其友某学者书即要他注意“传说之越国远行”，又曰“世界上一些寓言，一些宇宙论，每每远行到数万里”；又曰“纬书上一些想像，洪水九州等观念，我们不可忘传说走路之事”；又曰“二百二十万年及颛顼诸历，焉知非自中央亚细亚传入？”（遗集上丁，页四五）

傅氏又常谓邹衍所谓大瀛海，希腊也有类似之说，当系同一渊源。傅氏《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亦言“鲧禹犹在天神一格”；“鲧禹的故事，地平天成，正是中国的创世纪”；“皋陶谟将不同部落的宗神合于一堂，而成为神庭”（遗集中申，页七三、四○、七五）。在他的夷夏东西说则说“禹是一神道”；“颛顼正是东北方部落之宗神”（遗集中庚，页五三、四一）。

惜乎，胡适之先生尝赞美傅氏治学之精审，及其冥搜博览之勤苦，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者，于中国古史问题，亦浅尝辄止，未尝作深入之研究。他知道传说会走路，而且每每远行到数万里，但他却仅能举洪水、九州、大瀛海那几个空洞观念为例，却无法说出实际的究竟情况；他也知道鲧、禹、颛顼，是天神，天成地平乃中国创世纪，可是他也无法道其所以然。否则中外文化交通之问题，何以至今尚不能解决呢？

英法各国神话家讨论苏末、巴比伦、亚述神话谓其与埃及、希腊、印度甚多相通之处，初亦认为“偶同”“暗合”，近则言此数支古文化策源于西亚者，日益众多，想不久或可成为定论。

笔者又尝言世界数支古文化固皆策源两河，我中国比之印度希腊，实居长房地位。盖希腊文学艺术发展过早，将所接受之两河文化加以改造，美则诚美，原来面貌，已大为模糊。印度佛教兴起后，改窜古籍，使其一律佛化，今欲于佛典中认古文化之遗迹已大不易，此语已见前文。惟我中国接受西亚文化为时既甚早，文学艺术发展又稍迟，我们战国前整个的文化体系，尚完全保存西亚原来的面目，竟可以原封不动，合盘托出，与两河互相印证。（譬如前文所言五行学说策源西亚，所传当不止我中国，而别的国家几乎没有痕迹可认，我们却保存得那么细密完备。）现在西洋宗教神话学家及一般汉学家，若肯到我们中国文化宝库里探索一番，小之则中国文化比印、希领先之语，可以无疑；大之则“世界文化同出一源”“中国文化亦世界文化之一支”之说，亦可提早成立，其所关意义之重大，又岂区区屈赋问题之获得正确解释而已吗！

我知我这样说，一定有人反对，以为既主张中国文化系由外来，则中国自己竟无一点东西，于民族自信力和自尊心影响岂不太大？甚或有激烈分子将加我以出卖中国文化或毁灭中国文化之罪。关于这，我可以答覆说，世界几支古文化如希腊、印度、希伯来、天方，都不是闭门造车而创出的，事实上也由有所承受而来，我国文化又何必一定要以自创为荣？况且我这个屈赋研究不但未曾出卖或毁灭中国文化，反有拥护和发扬中国文化之功呢！何以言之？因今之谈中国文化者有新旧两派之不同，旧派抱残守缺，目光短浅，而思想固蔽，以为中国文化足称寰宇第一，傲视千古；新派受西洋文化之熏陶，于中国古书每少读，对自己文化，每存藐视，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分子零碎、杂乱、毫无系统，集腐朽迷信之大成，并无价值之可言。且这种文化就不算低级，对于今日也没有丝毫作用了，哪里值得保存宝爱，我则以为世界任何高尚优美的文化，时过境迁，亦将归于无用，何止我国文化如此？不过说中国文化零碎、杂乱，毫无系统，那也是错误的看法。我以为中国古代文化其实是一张精致坚韧的“因陀罗宝网”，每根线彼此结连，每个目彼此关合，正如前文所说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间万物，无不息息相通，脉脉流注，牵一线，触一目，则全网皆活，简直是个有机体的大结构。可惜这宝网上几条主线因为年深日久而断折，全网遂委积于地，成为零乱的一堆，假如有人将那几条主线连结起来，则这张网将立刻恢复其以前的形式。这几条主线都存于屈原作品之中，现在我已将它找出，并使这张宝网发挥其奇妙的功能了。

中国文化这张宝网，不仅贯通了数千年的历史社会，并且将世界几支古文化都包罗其中，竟可说牵一发而动全世界。请问世上哪位文人有屈原的伟大？哪种文学有屈赋这样的关系重要？

我知这些话必将引起读者的反感，以为我太自我吹嘘了。不过读者若能平心静气，读完我这部书，便将认为句句真实，绝无夸诞。当然，这部书的文字是很显浅的，与一般艰深奥曲的学术论文不同；所有“证据”都像信手拈来，不费半毫气力，又和那些旁征博引，附注数倍正文的硕学鸿儒之作，大异其趣，无怪人皆以野狐外道目我，以为不足登于庄严的学术殿堂。但我以为考证之事可分两类，其一，是“发现”，是自然而然的；其二是“发明”，要费许多心力。发现云者，那考证的对象，万千年来便静静躺在那里，以有所隐蔽，不为人见，若有眼明手快的人，将它一把揪将出来，它也就显现众目之下，无所遁形了。发明云者，那对象本不存在，考证家脑中虚构其形，一辈子捕风捉影，徒劳无功；或认错对象，听罪犯正身，逍遥法外，却将毫不相干的人捉来，做替罪羔羊，不惜百般逼拶，深文罗织，曲成其狱，反沾沾自得，以为自己是个明察秋毫的法官，不顾真正罪人，暗中笑倒。我没有那么大聪明大学问做发明工作，只好做碰运气，享现成的发现工作。我不知是那些硕学鸿儒对呢？还是我这个野狐外道对？那只有请读者自己去判断了。

不过我这部屈赋研究一百三四十万字，彼此贯通，一线到底，绝无龃龉抵触之处，也绝无穿凿附会，矫揉造作之嫌，可说是世间最自然的考证。全书小小错误，自认虽免，原则则不可推翻，因此我才敢于自信，才敢将此书公世。此书脱稿已久，自费印刷无此财力，到处请求国内外文化机构协助，皆置之不理，个中辛酸，一言难尽，想求人不如求己，决定自费发行，将书分为四册，第一册题为“屈原与《九歌》”，第二册“《天问》正简”，第三册“《离骚》及其他”，第四册“屈赋论丛”，而以“屈赋新探”为其总名，用意在先印第一册，若能收回本金，再依次印其余三册。为节省起见，或第二第三合并为一册，现在尚未决定。

此书大约有一半篇章曾经发表过，为了域外文化分子对国人相当陌生，恐读者摸不着头绪，未免要多解说一些话，各篇独立，尚无所谓，集合成书，竟有这么多的互相重复之处，实在可厌，故于编排付印时，大肆删削，而百密一疏，尚有删削不尽者，只有请读者原谅。又像这篇序文也系取以前在成大学报上发表过的《天问正简》引言改写而成。那篇引言，是为《天问》写的，但这几段文字若对全书而发，更为适当。我不怕人家骂我太偷懒，冷饭一炒竟有这么一大盘，惟是我对全书所想说的话也不过这几段，只不过早说了几年而已。学术文字系依据事理而说，事理有一定，文字当然也一定，不比文艺创作，可以时常花样翻新的。

在这里，我还要附带声明一声。我自一九五二年海外归来起便在学校开楚辞这门课，教材不过几篇《九歌》，现在居然有了一百三四十万字的成书，实由于自一九五九年起，得“长期发展科学会”的辅助（中间为我远赴南洋讲学，中断数年），该会限定申请人每年必缴论文一种，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不然，基于人类天然惰性的阻碍，更加生活问题的压迫，将光阴和精力零碎出卖，也许这部书会有始无终，废于半途。现在竟能在我有生之年，将之完全撰毕，我对该会又安能不致其感谢之忱。

本书正拟悉索敝赋，自费印行，适“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通过给我一笔印刷费，使此书第一册得以出版，也是应该感谢的。惟其余三册印行费用，尚无着落，只有寄望于第一册出版后尚不十分滞销，以资挹注。

本拟在本书扉页上题献呈某某字样，却不知选择谁好；今年初夏，家姊淑孟女士不幸摔伤，不治去世。家姊与我相依为命四十年，手足感情，既深且挚，我称之为我“第二慈母”，她不辞辛劳，为我照料家务，免我内顾之忧，得以专心著述，此书之成，皆当归功于姊。她的死，使我肺肝摧裂，几不愿独生，及创痛稍平，乃发愤整理此稿，即以呈献家姊之灵，以报姊德，并志我哀慕之情于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