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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若是乎，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也。敢问文章之用，莫盛于《诗》乎^〔1〕?曰: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三代以前，《诗》教未尝不广也。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2〕古无私门之著述，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3〕。惟托于声音，而不著于文字^〔4〕，故秦人禁《诗》、《书》^〔5〕，《书》阙有间^〔6〕，而《诗》篇无有散失也^〔7〕。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8〕。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质，出于一也^〔9〕。世之盛也，典章存于官守，礼之质也；情志和于声诗，乐之文也^〔10〕。迨其衰也，典章散，而诸子以术鸣。故专门治术，皆为官礼之变也；情志荡，而处士以横议^〔11〕，故百家驰说，皆为声诗之变也^〔12〕。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13〕。然而独谓《诗》教广于战国者，专门之业少，而纵横腾说之言多；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14〕，而文集繁，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15〕，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故曰:后世之文体皆备于战国，而《诗》教于斯可谓极广也。学者诚能博览后世之文集，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庶几有立而能言^〔16〕，可以与闻学《诗》、学《礼》之训矣^〔17〕。

〔2〕《论语·季氏篇》:“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3〕《说文》:“衷，亵衣也。”假借为中。达衷，犹言达胸中之意。

〔4〕文字以代声气，故于语言为后起。已详《文学总略篇》。

〔5〕《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弟子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易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6〕《史记·五帝本纪赞》:“《书》缺有间矣。”《正义》:“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汉志·六艺略》:“《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郮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文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此《书》阙有间之大略也。

〔7〕《汉志·六艺略》:“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9〕案出于一者，谓其时政教文质重轻，皆如其分，非谓三代无等差也。虞、夏、商、周各有所胜，则《礼记·表记》详之矣。

〔10〕《礼记·乐记》:“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又:“中正无邪，礼之质也。”此用其语。

〔11〕《孟子·滕文公篇》:“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12〕原注:“名、法、兵、农、阴阳之类，主实用者，谓之专门治术。其初各有职掌，故归于官，而为礼之变也。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类，主虚理者，谓之百家驰说，其言不过达其情志，故归于诗，而为乐之变也。”

〔13〕原注:“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校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案其说已略引于《诗教上篇》注。

〔14〕原注:“伪体子书，不足言也。”江蠳《读子卮言·论子部之沿革兴废》曰:“古之著书，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卓然一家言，而后可以名曰子书。唐、宋以后，诸子道衰，类书繁起，钞胥是务，剿袭相因，亦褒然列名于子部之中。子书之体不明，先民之绪遂湮。无惑乎诸子百家之学，响沉景绝于后世，而缀学汲古之士，所以(然而惧也。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家之学，寄想于无朕，役志于无涯。显之家国天下之大，隐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纯然为无形之学。故其为道，诚为百学之冠，下视彼纷纷者，均无足以攀其肩。惟昔在古代，天地秘藏，钥之未启，至周、秦之际，诸子乃逐浪奔贠，礐石彯沙，扶舆旁薄，坌然兴起，开古今未有之奇观。然吾国学术之盛，莫过于周、秦，而吾国学术之衰，亦自周、秦始。盖盛极难继，理则然也。”

〔15〕《说文》:“醇，不浇酒也。”《玉篇》:“驳，马色不纯也。”以喻纯粹与否。

〔16〕原注:“学问有主即是立，不尽如朱子所谓肌肤筋骸之束而已。”案《论语·泰伯篇》:“立于礼。”朱《注》:“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有节文度数之详，可以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故学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必于此而得之。”章氏所指即此。

学者惟拘声韵之为诗；而不知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是以后世文集繁，而纷纭承用之文，相与沿其体，而莫由知其统要也^〔1〕。至于声韵之文，古人不尽通于《诗》，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亦不尽出六义之教也^〔2〕。其故亦备于战国。是故明于战国升降之体势，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六艺之教可以别；七略九流、诸子百家之言，可以导源而浚流；两汉、六朝、唐、宋、元、明之文，可以畦分而塍别^〔3〕；官曲术业^〔4〕、声诗辞说、口耳竹帛之迁变，可坐而定矣^〔5〕。

〔1〕文学之事，因物喻志，随类赋形，辞意参伍，变化至繁。若仅执一而论其流别，则不免拘虚之见。如诗者，其意主于抒情，其辞必须有韵，然亦有抒情而无韵者，有用韵而不抒情者，是当分别观之，乃尽其道。自来论文，拘执外形者多，故章氏力矫其失，而昌言《诗》教之广焉。

〔2〕六义之教，谓《诗》教也。《诗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亦见《周礼》太师。

〔4〕《礼记·儒行》:“营道同术。”《注》:“术，业也。”

〔5〕坐定，言其易也。《晋书·石季龙载记》:“不烦一旅之师，而坐定梁、益。”本节总论论文不拘形貌，乃能明其统要。

演畴皇极，训、诰之韵者也^〔1〕，所以便讽诵，志不忘也。六象赞言，爻、系之韵者也^〔2〕，所以通卜、筮，阐幽元也^〔3〕。六艺非可皆通于诗也。而韵言不废，则谐音协律，不得专为《诗》教也。传记如《左》、《国》^〔4〕，著说如《老》、《庄》^〔5〕，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6〕，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焦贡之《易林》^〔7〕，史游之《急就》^〔8〕，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9〕。《黄庭经》之七言，《参同契》之断字^〔10〕，子术韵言之不涉于诗也^〔11〕。后世杂艺百家，诵拾名数^〔12〕，率用五言七字，演为歌诀，咸以取便记诵，皆无当于诗人之义也^〔13〕。而文指存乎咏叹，取义近于比兴，多或滔滔万言，少或寥寥片语，不必谐韵和声，而识者雅赏其为《风》、《骚》遗范也^〔14〕。故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15〕。

〔1〕《尚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伪孔《传》:“洪，大。范，法也。言天地之大法。”《正义》:“乃赐禹大法九类。”又:“五曰建用皇极。”伪孔《传》:“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正义》:“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当用大中之道也。”演畴者，《正义》云:“此经开源于首，覆更演说，非复一问一答之势，必是箕子自为之也。”训、诰者，《书》体之名，若《伊训》、《大诰》之类。《洪范》是箕子举天锡大法告之武王，亦其属也。吾国经籍韵读之研讨，自明陈第发其端，厥后顾炎武、毛奇龄、段玉裁诸君著书，皆有增益修饰，及江有诰氏著《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四书，然后四部古书，悉了然矣。今就章氏举例，于江书中各录一例，其详具在原书。《洪范》:“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为皇之极。”色、德、福、极，同在之部。

〔2〕六象，谓卦之六爻。《系辞》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盖八卦始作，每卦三爻，虽有万物之象，其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此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于是发挥旁通，无微不纶矣。彖、象、系辞之属，则以演赞卦义，明其吉凶者也。屯卦:“六二，箏如鍃如，乘马班如。”鍃、班，同在元部。其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生、贞、盈、宁，同在耕部。其象有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刚、常，同在阳部。《系辞》:“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处、语，同在鱼部。

〔3〕《礼记·曲礼》:“龟为卜，

为筮。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此所谓阐幽玄也。元本作玄，已见前。

〔4〕《左传》用韵者，如隐十一年:“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度、择，同在鱼部。《国语》用韵者，如《越语》:“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衸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时、滋、志，同在之部。

〔5〕《老子》用韵者，如二章:“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生、成、形、倾，同在耕部。《庄子》用韵者，如《人间世》:“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成、生、刑，同在耕部。

〔6〕《史通·称谓篇》:“意好奇而辄为，文逐韵而便作。”此仿其语。

〔7〕《隋志》:“《易林》十六卷，焦赣撰。”贡赣古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书每卦变六十四，综四千九十六首，皆为韵语，与《左氏传》载‘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汉书》所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之语绝相类。岂古之卜者各有此等书邪?”

〔8〕《汉志》:“《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郡斋读书志》:“书凡三十二章，杂记姓名、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文多古语、古字、古韵，有足观者。”按全书皆韵语。

〔9〕《易林》，诸书目或入经部易类，或入子部五行术数类，《急就》则均入经部小学类。

〔10〕《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老子黄庭经》一卷。”五行类:“《周易参同契》二卷，魏伯阳撰。”二书传世者异本颇多，而皆用韵。

〔11〕王世贞《艺苑卮言》:“延寿(案焦贡字。)《易林》、伯阳《参同》，虽以数术为书，要之，皆四言之懿，《三百》遗法耳。”案此特就体制言，故所论不及章氏之精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1〕班氏固曰:“赋者，古《诗》之流。”^〔2〕刘氏勰曰:“六艺附庸，蔚为大国。”^〔3〕盖长言咏叹之一变^〔4〕，而无韵之文可通于诗者，亦于是而益广也。屈氏二十五篇，刘、班著录，以为《屈原赋》也^〔5〕。《渔父》之辞，未尝谐韵，而入于赋，则文体承用之流别，不可不知其渐也^〔6〕。文之敷张而扬厉者，皆赋之变体；不特附庸之为大国，抑亦陈完之后，离去宛邱故都，而大启疆宇于东海之滨也^〔7〕。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8〕，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然而赋家者流，犹有诸子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为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9〕。马、班二史于相如、扬雄诸家之著赋，俱详载于列传，自刘知几以还，从而抵排非笑者^〔10〕，盖不胜其纷纷矣^〔11〕。要皆不为知言也。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以视范史而下，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为远胜也^〔12〕。然而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以文传人也^〔13〕。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14〕。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15〕。

〔1〕《汉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按《毛诗·睟风·定之方中传》云:“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无“不歌而诵谓之赋”一句，颇疑《汉志》“《传》曰”二字，当在此句之下，志首此语，继乃引毛《传》以明之耳。《文心雕龙·诠赋篇》:“刘向明不歌而颂。”(明上原有云字，盖衍文，颂诵通。)则《志》文此句盖《七略》引向说也。

〔3〕《文心雕龙·诠赋篇》:“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六义，章氏引作六艺，涉笔之误也。

〔4〕《礼记·乐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5〕《汉志·诗赋略》:“《屈原赋》二十五篇。”云刘、班者，班固《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也。

〔6〕《渔父》之辞，非无韵者，特不通篇皆然耳。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清、醒，同在耕部。“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膆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其糟而陃其镵?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移、波、镵、为，同在歌部。是其例也。章氏此说，其意甚是，举证则非，盖疏于小学耳。

〔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陈完者，陈厉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过陈，陈厉公使卜完，卦得观之否，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宣公十一年，杀其太子御寇，御寇与完相爱。恐祸及己，完故奔齐，桓公使为工正。完卒，谥为敬仲。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其后)行阴德于民，由此田氏得齐众心，宗族益强，民思田氏。(及田)太公乃迁(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与魏文侯会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诸侯，请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天子许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为齐侯，列于周室。”

〔8〕原注:“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四库提要》子部艺术类:“《述书赋》二卷，唐窦藒撰。案张彦远《法书要录》称:‘藒作《述书赋》，精穷旨要，详辨秘义。’今观其赋，品题叙述，皆极精核。”又类书类:“《事类赋》三十卷，宋吴淑撰并自注。类书始于《皇览》，其联而为赋者，则自淑始。淑本徐铉之婿，学有渊源，又预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两大书，见闻尤博，故赋既工雅，又注与赋出自一手，事无舛误，故传诵至今。”

〔9〕原注:“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诗赋论》。”案即今《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篇》。《汉志》诗赋分屈赋、陆赋、荀赋、杂赋、歌诗五种。《校雠通义》尝论当日必有其区别，已引于《南北文学不同论》注。《汉志诗赋篇》又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故其叙列诸家之所撰述，多或数十，少仅一篇，列于文林，义不多让，为此志也。然则三种之赋，亦如诸子之各别为家，而当时不能尽归一例者耳。岂若后世诗赋之家，裒然成集，使人无从辨别者哉?”又《遗书·立言有本篇》亦曰:“史学本于《春秋》。专家著述，本于《官礼》，辞章泛应，本于《风诗》，天下之文，尽于是矣。子有杂家，杂于众，不杂于己，杂而犹成其家者也。文有别集，集亦杂也，杂于体，不杂于指，集亦不异于诸子也。故诸子杂家，与文集中之具本旨者，皆著述之事，立言之选也。”

〔10〕韩愈《进学解》:“蘦排异端。”又《答李翊书》:“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

〔11〕《史通·载文篇》:“夫观夫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书》载其元首、禽荒之歌。郑庄至孝，晋献不明，《春秋》录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谠而切，其文简而要，足以惩恶劝善，观风察俗者矣。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皆书诸列传，不其谬乎?”此章氏所指。

〔12〕据今存史籍言之，范晔《后汉书》始著《文苑列传》之目，入传者，间载其文辞。嗣后诸史，则不载文者多，亦以多不胜载耳。

〔13〕《汉书·贾谊传》载《陈政事疏》、《请封建子弟疏》、《谏封淮南四子疏》。《董仲舒传》载《对贤良策》三首。

〔14〕刘熙载《艺概》曰:“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又曰:“《

赋》为赋之变体，(按《

赋》，贾谊作，载《史》、《汉》本传。)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足自成一家。”此赞成章说者。

〔15〕本节举赋为例，明其演变之繁，以申论文自战国而下，尤贵求作者意指之理。

盖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矣。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1〕。集文虽始于建安^〔2〕，而实盛于齐、梁之际。古学之不可复，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3〕。范、陈、晋、宋诸史，所载文人列传，总其撰著，必云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4〕。则古人文字散著篇籍，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孙武之书，盖有八十二篇矣^〔5〕，而阖闾以谓子之十三篇吾既得而见，是《始计》以下十三篇^〔6〕，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韩非之书，今存五十五篇矣，而秦王见其《五蠹》、《孤愤》，恨不得与同时^〔7〕，是《五蠹》、《孤愤》，当日别出独行，而后世始合之明征也。《吕氏春秋》自序，以为良人问十二纪^〔8〕，是八览、六论未尝入序次也^〔9〕。董氏《清明》、《玉杯》、《竹林》之篇，班固与《繁露》并记其篇名^〔10〕，是当日诸篇未入《繁露》之书也^〔11〕。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裒，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12〕?

〔2〕原注:“魏文撰徐、陈、应、刘文为一集，此文集之始。挚虞《流别》，犹其后也。”魏文帝《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

〔3〕原注:“挚虞《流别集》，乃是后人辑前人。人自为集，自齐之《王文宪集》始，而昭明《文选》，又为总集之盛矣。”案:《三国志·诸葛亮传》载陈寿所定《诸葛氏集目录》，其名虽集，而实是子书。《艺文类聚》载曹植《文章序》云:“余少而好赋，所著繁多，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自定其文，又不以集名，盖体式初兴，尚无定称耳。任窻撰《王文宪(俭)集序》云:“是用缀辑遗文，永贻世范，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南史·张融传》云:“融文集数十卷，行于世，自名其集为《玉海》。”王、张同时，盖其时集部乃大著耳。若夫魏文所撰，初不以名其书，而《隋志》所载汉集，又皆后人编次，则其事实显于魏、晋以来。《隋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此在当日或有所据，今苦不能详矣。

〔4〕如《后汉书·张衡传》云:“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5〕原注:“说详外篇《校雠略》中《汉志兵书论》。”今本《校雠通义·汉志兵书篇》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图九卷。’此兵书权谋之首条也。按《史记·孙武列传》:‘阖闾谓孙武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阮孝绪《七录》:‘孙子兵法三卷，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杜牧谓魏武削其数十万言为十三篇者，非也。盖十三篇为经语，故进之于阖闾，其余当是法度名数，有如形势、阴阳、技巧之类，不尽通于议论文词。十三篇之自为一书，在阖闾时已然，而《汉志》仅记八十二篇之总数，此亦所以益滋后人之惑矣。”案章氏此说，实本王应麟《困学纪闻》，其语略同，不更录。阮孝绪语，《史记·孙武传正义》引。杜牧语，见所撰《孙子序》。

〔7〕《史记·韩非列传》:“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8〕《吕氏春秋·序意》:“维秦八年，岁在縩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十二纪者，《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孟夏纪》、《仲夏纪》、《季夏纪》、《孟秋纪》、《仲秋纪》、《季秋纪》、《孟冬纪》、《仲冬纪》、《季冬纪》。

〔9〕八览者，《有始览》、《孝行览》、《慎大览》、《先识览》、《审分览》、《审应览》、《离俗览》、《恃君览》。六论者，《开春论》、《慎行论》、《贵直论》、《不苟论》、《似顺论》、《士容论》。

〔10〕《汉书·董仲舒传》:“《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师古《注》:“皆其所著书名。”

〔11〕《玉海》引《中兴馆阁书目》:“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又云:“《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释者。案《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

(原作绝，据本书校改。)无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

〔12〕古人著书，始以竹木，继用缣帛，物既质重，故皆可单篇别行。观汉、隋两《志》之所著录，略可知矣。后世楮墨之便，远迈前古，非合多篇为一书，虑不能传久行远。文集炽盛，此亦一因矣。本节论文拘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

赋先于诗^〔1〕，骚别于赋^〔2〕，赋有问答发端，误为赋序^〔3〕，前人之议《文选》，犹其显然者也。若夫《封禅》、《美新》、《典引》，皆颂也。称符命以颂功德、而别类其体为符命^〔4〕，则王子渊以圣主得贤臣而颂嘉会，亦当别类其体为主臣矣^〔5〕。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6〕，其云“述《高祖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已退居于述尔^〔7〕。今于史论之外^〔8〕，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9〕。汉武诏策贤良，即策问也，今以出于帝制，遂于策问之外，别名曰诏^〔10〕。然则制策之对，当离诸策而别名为表矣^〔11〕。贾谊《过秦》，盖《贾子》之篇目也^〔12〕，因陆机《辨亡》之论规仿《过秦》^〔13〕，遂援左思“著论准《过秦》”之说，而标为论体矣^〔14〕。魏文《典论》，盖犹桓子《新论》、王充《论衡》之以论名书耳，《论文》，其篇目也。今与《六代》、《辨亡》诸篇同次于论，然则昭明自序所谓:“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其例不收诸子者，岂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题论，而改子为集乎^〔15〕?七林之文，皆设问也，今以枚生发问有七，而遂标为“七”^〔16〕，则《九歌》、《九章》、《九辩》，亦可标为“九”乎^〔17〕?《难蜀父老》，亦设问也，今以篇题为难，而别为“难”体，则《客难》当与同编，而《解嘲》当别为“嘲”体，《宾戏》当别为“戏”体矣^〔18〕。《文选》者，辞章之圭臬^〔19〕，集部之准绳^〔20〕，而淆乱芜秽^〔21〕，不可殚诘^〔22〕；则古人流别，作者意指，流览诸集，孰是深窥而有得者乎^〔23〕?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裒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邪?若夫总集别集之类例，编辑撰次之得失，今古详略之攸宜^〔24〕，录选评钞之当否，别有专篇讨论，不尽述也^〔25〕。

〔1〕章氏《永清县志·文征序例》曰:“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诗，于是赋冠前，诗歌杂体反附于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矣。”

〔2〕吴子良《林子偶谈》曰:“太史公曰:《离骚》者，遭忧也。离训遭，骚训忧。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则赋也。故班固《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选》，不并归赋门，而别名之曰骚。后人沿袭皆以骚称，可谓无义。”按屈、宋诸作，初无总称，《九歌》、《九辩》、《九章》之歌、辩、章诸字，说者以为乐章之名，是矣。而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则皆曰赋。又文中自名其作者:《九辩》曰:“自压桉而学诵。”《九章·悲回风》曰:“窃赋诗之所明。”曰诵(颂)曰诗，则与《三百篇》同名矣。若《楚辞》之称，则始见《史记·酷吏传》，非先秦固有，故《汉志》直以为赋。要之，局言则《楚辞》与赋有别；通言则赋亦可赅《楚辞》；至骚非文体之名，则无可疑者耳。

〔3〕苏轼《志林》:“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赋也，而统谓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邪?”又《答刘沔书》辞意略同。王观国《学林》:“傅武仲《舞赋》，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本皆无序，昭明编《文选》，各析其赋首一段为序。此四赋皆记楚襄王答问之语，盖借意也，故皆有‘唯唯’之文。昭明误认‘唯唯’之文为赋序，遂析其词。观国按，司马长卿《子虚赋》，托乌有先生，亡是公为言，扬子云《长杨赋》，托翰林主人、子墨客卿为言，二赋皆有‘唯唯’之文，是以知之。傅武仲、宋玉四赋本皆无序，昭明因其赋皆有‘唯唯’之文，遂误析为序也。”

〔4〕《文选》符命类载司马相如《封禅文》、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三篇，于光华《评注》引董景真云:“帝王之兴，必有符命，盖以祥瑞之征，符于天命也。”三篇之文，《文心雕龙》归之封禅一类。故其《封禅篇》云:“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

〔5〕《文选》颂类有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易·乾文言》:“亨者，嘉之会。”又曰:“嘉会足以合礼。”

〔6〕《史记·自序》及《汉书·叙传》中，皆以数言述其每篇作意及先后次序。《文选》载《汉书》述《高纪》、《成纪》、《韩、彭、英、卢、吴传》者三篇，而标目为史述赞。次韵者，谓《史记·自序》亦间用韵，后以次前也。《梁书·周兴嗣传》:“次韵王羲之千字。”次韵二字出此。

〔7〕《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邢《疏》:“此记仲尼著述之谦也。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

〔9〕《汉书·叙传》师古《注》曰:“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之叙目耳。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然，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挚虞尚有此惑，其余曷足怪乎?”案:据颜说，知《文选》盖沿《文章流别》之误。

〔11〕蔡邕《独断》:“汉天子正号曰皇帝，其言曰制诏，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又云:“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此汉时公文书制之大略。《文心雕龙·议对篇》云:“对策者，应诏而陈政，即议之别体也。”以此推之，则策问者，或策之别体。盖策问之与对策，其时非岁以为常，故不列于公文之中，而萧《选》归类，遂亦不能得当也。

〔12〕原注:“今传贾氏《新书》，首列《过秦》上下二篇，此为后人辑定，不足为据。《汉志》:‘《贾谊》五十八篇。’又:‘赋七篇。’此外别无论著，则《过秦》乃《贾子》篇目明矣。”

〔14〕原注:“左思著论之说，须活看，不可泥。”案左思语见所撰《咏史》诗。《吴志·阚泽传》云:“孙权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是以论名《过秦》，不始晋人。或者此篇初亦尝别出独行，人辄为加题论字，以便称说耳。张涤华先生曰:“案魏文帝《典论》云:‘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此与《吴志·阚泽传》所云‘《过秦论》最善’，并在左思之前。则知论字决非萧《选》所加，亦非援《咏史》诗而标为论体矣。《汉书·贾谊传赞》及《文选》班固《典引》亦称《过秦》为论。实斋盖未之深考也。”

〔15〕四部之书，经与史为近，子与集为近，盖官学私学之分耳。说详拙著《言公通义》。章氏《杂说篇》曰:“诸子仅工文辞，即后世文集之滥觞。”《过秦》、《典论》之入《文选》，此或亦消息之一端也。

〔18〕设问，当作设论。《文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皆入设论类。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旧本在檄类，流俗本有析出此篇，别题难类者，非昭明之旧。章氏误据俗本为说，斯其疏也。

〔19〕《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疏》:“案土人职云:‘土圭尺有五寸。’”又《考工记》匠人:“置?以县，)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注》:“?，古文臬假借字，于所平之地中央树八尺之臬，以悬正之，)之以为景，将以正四方也。《尔雅》曰:‘在墙谓之禝，在地谓之臬。’”

〔20〕《汉书·律历志》:“权与物钧而生衡，衡运生规，规圆生矩，矩方生绳，绳直生准，准正则平衡而钧权矣，是为五则。规者，所以规圆器械令得其类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规矩相须，阴阳位序，圆方乃成。准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绳者，上下端直，经纬四通也；准绳连体，衡权合德，百工由焉，以定法式。”

〔21〕《离骚》:“哀众芳之芜秽。”洪兴祖《补注》曰:“芜，荒也。秽，恶也。”

谨案:文学之事，作者授之，读者受之，而所资以授受者，则作品也。析论作品，则外形内容两端可以括之。散文、骈文、韵文，文学之外形也；抒情、叙事、说理，文学之内容也。取最适合之内容，表之以最恰当之外形，使作者读者之授受皆无遗憾，斯尽文学之能事。然其间有未易言者:一则作者之才性，时有偏长；一则意辞之繁变，难拘成格。如王粲、徐长于辞赋，陈琳、阮蠫长于书疏，此体式之偏长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此风格之偏长也。凡此利弊，初难自知；援牍之时，何能尽合?则其未易言明矣。又如史以叙事，而马迁以抒悲愤之情；诗以抒情，而宋贤每多议论之作；则《典论》、《文赋》、《流别》、《雕龙》以次，相意以定体者，固不足以尽之。墨守成规，徒形磗格，其未易言益明矣。

夫才性之异同，情辞之变化，既如此其不居，故作者读者之授受，亦非一往无碍，而文意无定向，文体有定形，论文之家，遂不得不执简驭繁，以形貌为准。末流之弊，极于不顾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旨，而立言之道，亦因以不尊，此所以来章氏之讥也。若余杭章君《答人书》云:“来书疑仆所论，只问形式，不论精神。夫文辞之体甚多，而形式各异，非求之形式，则彼此无以为辨；形式已定，乃问其精神耳。非能脱然于形式也。”则又以近世论家，偏主精神，尽废形式，驯至文章流别，无可遵循。救豨以忠，因有兹说。二章之言，相反相成，学者所尤当致意。盖文章之用，因内符外，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故必缘情树体，即体成用。以形貌论文虽不可废，而亦当参稽作者意旨，深窥历祀流别，以求折中，庶尽其道，非谓形貌可弗论也。论人之文，且当如此，则自作可知。学者诚知此理，则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故饰情貌，徒为尘点者，可以屏而不为，亦庶几实斋所谓有立而能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