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德(论文学与道德)
章学诚
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1〕。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2〕；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3〕，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4〕，学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5〕，又言“修辞立其诚”〔6〕。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7〕。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8〕。皆言德也。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9〕；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10〕。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11〕，非修德之谓也〔12〕。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13〕。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14〕。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15〕。嗟乎!知德者鲜〔16〕，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17〕。
〔1〕《春秋》襄二十七年《左传》:“宋人享赵文子，叔向为介，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又二十五年《左传》引孔子“非文辞不为功”语，已见《文学总略篇》注。是自孔子以来，即论文辞，故《史记·孔子世家》亦称《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也。
〔2〕陆机《文赋序》:“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文心雕龙·序志篇》:“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3〕详《文学总略篇》注。
〔4〕按文德一词，起源甚古。《易·大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襄二十七年《左传》曰:“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论语·季氏篇》:“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凡此皆指文教德化而言，无与文学。王充《论衡》、杨遵彦《文德论》，始稍稍及之，然命意亦与本篇有别。又《文心雕龙·原道篇》云:“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则指文之表象，亦与诸家不同。余杭章君斥实斋为攘窃，则以其皆小同异之伦也。俱详后案语。
〔5〕《论语·宪问篇》:“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邢《疏》:“有德者必有言者，德不可以无言亿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辩佞口给，不必有德也。”
〔6〕《易·乾文言》文，详《文学总略篇》注。夫子，孔子也。云夫子所言者，孔颖达《周易正义》论夫子十翼云:“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文言》在十翼中也。
〔7〕《孟子·公孙丑篇》:“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8〕韩愈《答李翊书》:“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9〕《日知录》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性与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夫，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乎。”案顾氏此语，乃为明代讲学家而发，故侧重蓄道德者当先能文章。若在今日，心画心声，每失其真，能文章者似尤当先蓄道德，然其终极，必合道德文章而一之。实斋此言，固不易之论也。
〔10〕《唐书·刘知几传》:“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邪?’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籹螰，弗能成室；(《旧唐书》此下有“犹须好是正直”一句)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案就狭义言，则文与史分，就广义言，则史亦文之一体，三长之要，固无间文史也。
〔11〕《礼记·曲礼》:“临文不讳。”孔《疏》:“临文，谓礼执文行事时也。”案此犹云行文。
〔12〕《论语·宪问篇》:“修己以敬。”《孟子·离娄篇》:“陈善闭邪谓之敬。”是敬之古义在修德也。
〔13〕《论语·里仁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邢《疏》:“恕谓忖己度物也。”又《卫灵公篇》:“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字典》于此文下引朱《注》云:“恕非宽假之谓。”疑实斋所本也。然核检朱氏《四书集注》无此说，存之以俟更考。
〔14〕《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所谓和与节者，随其时，如其分也。为文者，检束心气，审慎情理，庶几随物赋形，当机树义，而无过不及之病。
〔15〕宽容者，必以人有误失，从而宽容之；若推己及人，则其是非有不可卒定者，亦无所用其宽容也。论古之士，惟不能设身处地，故成见孔多，争议日出，此孙卿所以著《解蔽》之篇也欤。
〔16〕《论语·卫灵公篇》:“子曰:‘由，知德者鲜矣。’”此用其语。
〔17〕本节论敬恕为文德之要。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1〕，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2〕。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3〕，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4〕。“是非之心，人皆有之”〔5〕。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6〕，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7〕，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8〕。诸贤易地则皆然〔9〕，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10〕。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11〕。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12〕，况生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13〕。
〔1〕殿本《三国志·目录考证》:“史家之例，帝曰本纪，臣曰列传，始自马迁，述于班固，《晋书》则以十六国为载纪，历代未之有改也。惟《三国志》既无本纪之称，并无列传之目，不别异吴、蜀以他称，统名之曰《三国志》，然则陈寿之意亦可见矣。今《考证》悉遵寿原书例，不书纪传等字。”按陈寿以正统与魏，盖缘晋乃承魏而来，寿仕于晋，则不得不尊晋以及魏。《廿二史諸记·论三国志书法》及下引《提要》皆详之矣。若就目录而论，则曹氏称“帝”，刘氏称“主”，吴惟权称“主”，余皆名之，其用心固不难求索。然并无“纪”“传”之文，《考证》已明言之，实斋此语微误。
〔2〕《隋志》:“《汉晋阳秋》四十七卷，习凿齿撰。”《晋书·习传》:“凿齿著《汉晋春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统，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史通·探赜篇》云:“凿齿以魏为伪国者，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又《直书篇》亦称为“近古之遗直”，其书今佚。春秋或作阳秋者，晋简文太后讳阿春，时人避之而改也。见朱彝尊《经义考·拟经篇》引周密说。
〔3〕《通鉴》于《汉献帝纪》后即续以《魏文帝纪》。黄初二年附论曰:“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秦焚书阬儒。汉兴，学者始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臣今所述，止于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然天下离析之际，不可无岁时日月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齐、梁、陈、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之于汉，虽云中山靖王之后，而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数名位，是非难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晋元帝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4〕朱熹《感兴》诗曰:“晋史自帝魏，后贤盍更张。”故其依《资治通鉴》以为《纲目》，即退曹氏为魏主，改以昭烈帝备嗣献帝，而书“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刘友益《纲目书法》云:“大书章武何?绍昭烈于高、光也。魏篡立，吴割据，昭烈亲中山靖王之裔，名正言顺，舍此安归?《纲目》揭章武之元，而大书之，然后正闰顺逆各得其所，故曰: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原注:“本习凿齿《汉晋春秋》。”)
〔5〕《孟子·告子篇》:“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智也。”又《公孙丑篇》:“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6〕《礼记·檀弓》:“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郑《注》:“作，起也。”
〔7〕《说文》:“黜，贬下也。”
〔8〕原注:“此说前人已言。”案朱彝尊《陈寿论》云:“《纲目》纪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后得统之正。然百世之下可尔，其在当时，蜀入于魏，魏禅于晋，寿既仕晋，安能显尊蜀以干大戮乎?”《四库总目·三国志提要》:“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王应鳞《困学纪闻》:“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原注:“本陈寿。”)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原注:“本习凿齿。”)”翁元圻《注》引王塍云:“宋艺祖以受禅开基，《通鉴》自不得以魏为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纲目》自不得以蜀为伪，读二书者当论其世。”四库馆臣及王氏皆与实斋同时，原注云前人已言，疑指朱氏说。
〔9〕《孟子·离娄篇》:“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
〔10〕《唐书·选举志》:“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学究之名本此，世通以指鄙儒。
〔11〕《孟子·万章篇》:“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设身处地之说，盖即本孟子此义而推之也。
〔12〕《礼记·檀弓》:“有子问于曾子曰:‘问丧于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闻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于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鲁司寇，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贫也。’”
〔13〕本节论文德之恕。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1〕。喻气于水，言为浮物〔2〕。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3〕。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4〕。然文繁而不可杀〔5〕，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6〕。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7〕，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8〕。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9〕。
〔1〕韩愈《答李翊书》:“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
〔2〕亦见《答李翊书》，详《文学总略篇》注。
〔3〕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4〕《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汉书·董仲舒传》:“《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儒者之旨，在乎以人法天，故自来皆以天人性命为道之所存。故《中庸》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5〕《春秋》僖二十二年《公羊传》:“《春秋》词繁而不杀者，正也。”何休《解诂》:“杀，省也。”
〔6〕《论语·为政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7〕前人论文，皆言本经，而《文史通义·易教篇》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是此云文辞出史，史已包经，与古亦不悖也。
〔8〕《诗·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毛《传》:“穆穆，美也，缉熙，光明也。”
〔9〕《文史通义》别有《史德篇》，立说相类。其略曰:“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此皆至精之论，学者不可不致其思也。本节论文德之敬。
谨案:自王充发文德之论，一再传后，而有章氏此篇，后出转精，可谓无余蕴矣。今细绎之，则诸家之说，各有所重:若《论衡》所言，盖以文之外形内情，要当符会。世风日漓，则言多过实；夸诞日甚，而文转无功。其义似取之《论语》及《法言》。《论语·雍也篇》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法言·吾子篇》云:“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文质之说，盖以三代异尚，而玄圣折中，其义非专论文学，若事辞之说，则扬子本孔氏而推衍之，当汉赋大行，劝百风一之际，以箴砭时尚者也。其云“称则经”，即“彬彬”之谓也；其言“足言足容”，即《左传》引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谓也。夫惟如是，乃能文义密附，内外一致，得其本然，而无诬妄。实斋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之说，亦从此而生，其义深矣。然《论语》主文质彬彬；《法言》虽主事辞相称，复谓事之为尚；逮《论衡》乃专斥繁文丽辞为无文德之操，而不复有病质之言者，则以自战代以还，文胜已久，反于淳朴，实为要图，故二贤皆以此为说耳。至杨遵彦、颜之推之所论，则以古今才士，虽有高文，罕见至德，故缀翰之徒，当以道德文章并重。《论语·学而篇》云:“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道德为先文章为末之说。顾炎武《与友人书》云:“《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读此一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案刘挚，字莘老，谥忠肃。)又《日知录》云:“《诗》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巧言乱德。’夫巧言不但言语，凡今人所作诗、赋、碑、状，足以悦人之文，皆巧言之类也。不能不足以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刚、毅、木、讷为近仁。学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此为文章必折衷于道德之说，又可补杨、颜之所未及者也。
前乎章氏之论，略如上述，持较本篇，则其异同可得言焉。盖王充之所谓文德，则形文情文之宜称也；杨遵彦之所谓文德，则作者道德文章之当并重也；实斋之所谓文德，则临文态度之必敬以恕也。而其要归，则“修辞立其诚”一语足以括之。《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又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凡此皆言哲理，而其道通乎艺事。夫从容中道，则文质彬彬，而无过与不及之病矣。诚而有物，则言行如一，而无巧言乱德之失矣。尽人成物，则临文必恕矣；择善固执，则临文必敬矣。此余杭章君论文，所以标斯语为宗也。魏文帝尝叹文人类多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扬子《法言》以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盖盎面现背，有不可掩者。其影响小者及乎个人，大者及乎国族。有志斯文者，恶可不立诚慎始，以聿修厥德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