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文学不同论(论文学与地域)
刘师培
夫声律之始,本乎声音〔1〕。发喉引声,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2〕。商、角响高,宫、羽声下〔3〕。高下既区,清浊旋别。善乎!《吕览》之溯声音也〔4〕,谓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篲谣乎飞燕,始为北声〔5〕。则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6〕。故神州语言〔7〕,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8〕,则析分南北为二种〔9〕。陆法言有言:“吴、楚之音时伤清浅,燕、赵之音多伤重浊。”〔10〕此则言分南北之确证也〔11〕。
〔1〕《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伪孔《传》:“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言当依声律以和乐。”孔《疏》:“《周礼》太师云:‘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言五声之清浊有五品,分之为五声也。又:‘太师掌六律、六吕,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钟、南吕、林钟、仲吕、夹钟。’是六律、六吕之名也。”《文心雕龙·声律篇》:“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按有句读文,皆可讽诵,抑扬抗坠,悉出自然。其后精研,乃益臻于细密,世人或以声律为有韵文所专属,非也。
〔2〕《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宫,徐呼中徵。疾不中宫,徐不中徵,不可谓教。”
〔3〕《文心雕龙·声律篇》:“商、徵响高,宫、羽声下。”黄先生《札记》曰:“此二句有讹字,当云:‘宫、商响高,徵、羽声下。’《周语》曰:‘大不逾宫,细不逾羽。’《礼记·月令》郑《注》云:‘凡声尊卑,取象五行,数多者浊,数少者清。’案宫数八十一,商数七十二,角数六十四,徵数五十四,羽数四十八。(详见《律历志》)是宫、商为浊,徵、羽为清,角清浊中。彦和此文为误无疑。”刘弘度丈《校释》云:“黄引经典及郑《注》证原文有误,是也,其所改之句非也,当作‘徵、羽响高,宫、商声下’。”案揆之音理,发声大而浊者必低下,细而清者必高亢,则诸说当以刘丈为最谛。本文虽欲矫《文心》之失,然其所改仍未当也。
〔4〕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篇》:“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
〔5〕涂山以下四句,用《文心雕龙·乐府篇》语。《吕氏春秋·音初篇》:“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有篲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高《注》谓南音者,“南方国风之音”。北音者,“北国之音”。
〔6〕俞樾《九九消夏录》:“凡事皆言南北,不言东西,何也?盖自郑君说《禹贡》导山,有阳列阴列之名,而后世遂分为南北二条:南条之水江为大,北条之水河为大。西北之地皆河所环抱,东南之地皆江所环抱。南北之分,实江河大势使然,风尚因之异也。”
〔7〕神州,东胜神州之简称,驺衍所以称中国也。详《诗教上》注引《史记》。
〔8〕《文心雕龙·时序篇》:“诗必柱下之旨归。”《隋志》有严遵《老子指归》十一卷。指归,盖谓旨要归趣也。
〔9〕原注:“大抵北方语言,河西为一种,则陕、甘是也;河北为一种,则山西、直隶(今河北)以及山东、河南之北境是也;河南为一种,则山东、河南及江苏、安徽北境是也。界乎南北之间者,则淮南为一种,则江苏、安徽之中部及湖北东境是也;汉南为一种,则湖北中部、西部及四川东部是也。南方语言则分五种:金陵以东为一种,则江苏南境、浙江东北境是也;金陵以西为一种,则安徽南部及江西北部是也;湘、赣之间为一种,则湖南全省及江西南境是也;推之闽、广各为一种;广西、云、贵各为一种。然论大旨,则南音北音二种其大纲也。”
〔10〕此陆氏《切韵序》之说也。原文作“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
〔11〕原注:“大抵时愈古则音愈浊,时愈后则音愈清;地愈北则音愈重,地愈南则音愈轻。”考《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
钝。”亦与陆说相似。夫文章之事,由情性生声音,由声音生文字,故论南北文学之不同,先陈其语言之有别也。本节论神州语言,自来有南北之异。
声能成章者谓之言,言之成章者谓之文〔1〕。古代音分南北〔2〕,河、济之间,古称中夏,故北音谓之“夏声”〔3〕,又谓之“雅言”〔4〕。江、汉之间,古称荆楚〔5〕,故南音谓之“楚声”〔6〕,或斥为“南蛮
舌”〔7〕。荀子有言:“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8〕夏为北音,楚为南音。音分南北,此为明征〔9〕。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10〕。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11〕,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12〕,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中国古籍,以六艺为最先,而《尚书》、《春秋》,记动记言,谨严简直〔13〕;《礼》、《乐》二经,例严辞约,平易不诬〔14〕。记事之文,此其嚆矢〔15〕。《大易》一书,索远钩深〔16〕,精义曲隐〔17〕,析理之作,此其权舆〔18〕。若夫兵、农标目,医、历垂书,炎、黄以降,著述浩繁〔19〕。然绳以著书之律,则记事、析理,实兼二长。此皆古代北方之文也〔20〕。惟《诗》篇三百〔21〕,则区判北南。《雅》、《颂》之诗,起于歧、丰〔22〕;而《国风》十五,太师所采,亦得之河、济之间〔23〕。故讽咏遗篇,大抵治世之诗,从容揄扬〔24〕;衰世之诗,悲哀刚劲〔25〕;记事之什,雅近《典》、《谟》〔26〕。北方之文,莫之或先矣〔27〕。惟周、召之地,在南阳、南郡之间〔28〕。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29〕。比兴二体,厥制益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30〕,咏《汉广》而思游女〔31〕,屈、宋之作,于此起源〔32〕。《鼓钟篇》曰:“以雅以南。”非诗分南北之证欤〔33〕!
〔1〕《诗大序》:“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此推本其义也。
〔2〕原注:“如《说苑·修文篇》言,舜以南风,纣以北鄙之音,互相不同。又《家语》言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而《左传》又言,楚钟仪鼓琴操南音,亦古代音分南北之证。”
〔3〕原注:“《左传》襄二十九年。”案《传》略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杜《注》:“秦本在西戎陇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夷之音,而有诸夏之声,故谓之夏声。及襄公佐周平王东迁,而受其地,故曰周之旧。”
〔4〕原注:“《论语》言:‘子所雅言。’雅即夏也。”案句见《述而篇》,云雅即夏者,以音近证之也。
〔5〕《说文》:“荆,楚木也。”又:“楚,丛木,一名荆。”《春秋》庄十年《左传注》:“荆,楚本号。”《疏》:“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
〔6〕《汉书·礼乐志》:“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又《史记·项羽本纪》:“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正义》引师古云:“楚人之歌也。”《隋志·楚辞类序》云:“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皆古者南北异音之证矣。
〔7〕原注:“《孟子》。”案《孟子·滕文公篇》:“今也,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8〕《荀子·儒效篇》:“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杨《注》:“夏,中夏。靡,顺也。顺其积习,故能然。”荀悦《申鉴·时事篇》亦云:“言有楚夏。”
〔9〕原注:“余杭章氏谓夏音即楚音,不知夏音乃华夏之音。汉族由西方入中国,以黄河附近为根据,故称北方曰华夏,而南方之地则古为荒服,安得被以华夏之称?不得以楚有夏水,而夏楚音近,遂以夏音即楚音也。章说非是。”案章君之论,见《检论·方言篇》。以声音训诂证史者,发自清儒,而近贤尤优为之。此虽佐证之一端,而欲考据精详,则非持此可尽。即如二君之说,以夏通雅,则为北音,以夏通楚,则为南音,其据音近为训一也,而违异若此,则学者当慎择焉。要之,史迹茫昧,书阙有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于所不知,案而不断,亦寡过之一道也。《尚书·胤征》:“明征定保。”伪孔《传》:“征,证也。”
〔10〕《尔雅·释诂》:“迥,远也。”
〔11〕《春秋》成六年《左传》:“晋人谋去故绛,献子曰:‘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十世之利也。’”
〔12〕《淮南子·览冥篇》:“往古之时,水浩洋而不息。”浩洋,大水貌也。
〔13〕郑玄《六艺论》:“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是以《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初学记》文部引《七略》曰:“《尚书》,直言也。”韩愈《进学解》曰:“《春秋》谨严。”
〔14〕六艺并举,惟乐经无闻。《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此二经同称者,盖据《周官》、《仪礼》以推之也。
〔15〕《庄子·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为桀、跖嚆矢也。”《注》:“嚆矢,矢之鸣者。”后世假作先声之义。
〔16〕《易·系辞》:“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舋舋者,莫大乎蓍、龟。”
〔17〕《文心雕龙·征圣篇》:“四象精义以曲隐。”又曰:“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
〔18〕《尔雅·释诂》:“权舆,始也。”《文心雕龙·宗经篇》:“《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19〕原注:“如兵家始于黄帝、鬼容区,农家始于神农,医家始于神农、黄帝及岐伯诸人,历学亦始于容成,皆见于《汉志》,实为上古之书。”按《汉志·兵书略》:“《黄帝》十六篇,图三卷。《鬼容区》三篇,图一卷。黄帝臣,依托。”《诸子略》:“《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方技略》:“《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黄帝杂子步引》十二卷,《黄帝岐伯按摩》十卷,《黄帝杂子芝菌》十八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世本·作篇》:“容成造历。”《汉志·诸子略》有《容成子》十四篇,不言其造历事。
〔20〕原注:“因古帝皆都北方,而南方则为苗族之地。”
〔21〕《诗》有三百五篇,云三百篇者,举其成数以言之也。《论语·为政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22〕郑玄《大、小雅谱》:“《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丰、镐时之诗也。”孔《疏》:“郑必须言周室居丰、镐者,以《国风》皆题诸国之名,知其国土所在,《雅》亦须显其号,并知天子所居之处也。《采薇》、《出车》以天子之命命将率,则文王时未称王也。则二《雅》各有未称王时作者,未称王时,则在岐周矣。而系之丰者,以其为《雅》诗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丰乃称王,纵使在岐周时作,亦系之于丰也。厉王流于彘,王爵仍存,镐京尚在,故亦总云丰、镐焉。”《颂》诗据《谱》又在《雅》后,故总云起于岐、丰也。
〔23〕《礼记·王制》:“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汉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春秋》宣十五年《公羊传解诂》:“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此古代采诗之大略。云得之河济者,《国风》之地望然也。
〔24〕原注:“如《周颂》及《大雅》、《小雅》前半,《鲁颂》、《商颂》是。”班固《两都赋序》:“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
〔25〕原注:“如《小雅》中《出车》,《采
》、《六月》,以及《秦风》诸篇,皆刚劲之诗也。而《小雅》、《大雅》之后半,则为悲哀之诗。”
〔26〕原注:“如《七月篇》历叙风土人情,而《笃公刘》诸篇皆不愧诗史。”《史记·高帝纪》:“雅不欲属沛公。”《集解》引服虔曰:“雅,故也。”《典》、《谟》谓《尚书》,举偏以概全也。
〔27〕《孟子·滕文公篇》:“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此仿其词。
〔28〕原注:“此《韩诗》说。予案《周南》言《汉广》,言《汝坟》,则周南之地,当在南阳、南郡之东。《召南》言汝沱,(帆案:此谓其《江有汜》篇中有‘江有沱’之句也。疑汝沱乃江沱之误。)则召南之地,当在南阳、南郡之西。盖文王兼牧荆、梁二州,故《国风》始于周、召。”案:《韩诗》者,汉初韩婴所传,《汉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今惟《外传》存。郑玄《周南、召南谱》谓:“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则《毛诗》说。征之本诗,于义为短,故不用也。云文王兼牧荆、梁者。《谱》又云:“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孔《疏》:“江、汉之域,即梁、荆二州,故《尚书注》云:‘南兼梁、荆。’”
〔29〕《史记·邹阳传赞》:“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引辞表旨,譬物连类。”
〔30〕《诗大序》:“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31〕《诗·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序》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
〔32〕刘君《文说·宗骚篇》曰:“感物兴怀,援情记兴,袅袅女萝,寄离忧于公子;森森佳树,望归来于王孙。比兴不乖乎六义,情思远绍乎二《南》。此《诗》教之正传也。”
〔33〕原注:“《毛传》云:‘言为《雅》为《南》也,舞四夷之乐,大德广所及。’又言:‘南夷之乐曰任。’盖以雅为中国之乐,以南为四夷之乐也。不知北方之诗谓之《雅》,雅者,北方之音也;南方之诗谓之《南》,南者,南方之音也。此音分南北之证。非以南夷之乐该四夷之乐也。”本节论上古南北文学之不同。
春秋以降,诸子并兴。然荀卿、吕不韦之书〔1〕,最为平实。刚志决理,
断以为纪,其原出于古《礼经》〔2〕,则秦、赵之文也〔3〕。故河北、关西,无复纵横之士。韩、魏、陈、宋,地界南北之间,故苏、张之横放〔4〕,韩非之宕跌〔5〕,起于其间。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6〕。及庄、列之徒承之〔7〕,其旨远,其义隐〔8〕,其为文也,纵而后反〔9〕,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費怪之词〔10〕,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11〕。屈平之文〔12〕,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13〕,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14〕。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15〕。南方之文,此其选矣。又纵横之文,亦起于南〔16〕。故士生其间,喜腾口说。甚至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诡辩相高〔17〕,故南方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论相訾〔18〕。虽其学失传〔19〕,然浅察以词,纤巧以弄思〔20〕,习为背实击虚之法〔21〕,与庄、列、屈、宋之荒唐谲怪者,殆亦殊途同归乎〔22〕!观班固之志艺文也,分析诗赋,《屈原赋》以下二十家为一种〔23〕,《陆贾赋》以下二十一家为一种,《荀卿赋》以下二十五家为一种〔24〕。盖屈原、陆贾,籍隶荆南〔25〕。所作之赋,一主抒情,一主骋辞,皆为南人之作。荀卿生长赵土,所作之赋,偏于析理,则为北方之文〔26〕。兰台史册〔27〕,固可按也〔28〕。
〔1〕荀、吕,《史记》各有传。《汉志》儒家:“《孙卿子》三十三篇。”即《荀子》。又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皆存。
〔2〕原注:“孔、孟之言亦最平易近人。”《庄子·天下篇》:“椎拍
断,与物宛转。”郭庆藩《集释》引郭嵩焘曰:“
断即下文
断。郭象云:‘
断,无圭角也。’言
断之而已,不用锋棱,所以处事制物而与为宛转也。”《七十家赋钞序》:“刚志决理,
断以为纪,内而不汙,表而不著,则荀卿之为也,其原出于《礼经》。”
〔3〕荀子赵人,《吕氏春秋》则不韦为秦相时集宾客为之,故云秦、赵之文也。
〔4〕原注:“苏秦为东周人,张仪为魏人。”案《史记》各有传。
〔5〕原注:“非为韩人。”案《史记》有传。《汉志》法家:“《韩子》五十五篇。”今存。宕跌,或倒文作跌宕,宕与荡通。《后汉书·孔融传》:“跌荡放言。”李贤《注》:“跌荡,放纵也。”诸书或作涤荡、佚荡、骀荡,义并相近。
〔6〕原注:“老子为楚国苦县人。”案《史记》有传。《汉志》道家有《老子》书四家,今本作二卷。
〔7〕原注:“庄为宋人,列为郑人,皆地近荆楚者也。”案《史记》庄子有传,列子行事略见《别录》。《汉志》道家:“《庄子》五十二篇,《列子》八篇。”今传《列子》,则晋人依托,非先秦之旧也。
〔8〕《易·系辞》:“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
〔9〕《七十家赋钞序》:“其质也华,然其文也,纵而后反。”
〔10〕《庄子·天下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又《齐物论》:“恢)費怪,道通为一。”
〔11〕韩愈《答李翊书》:“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刘君《论文杂记》云:“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奥,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亦与此之所言互相发明。
〔12〕《史记·屈原列传》:“屈原名平。”《汉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今本惟王逸《楚辞章句》为最古。
〔13〕《离骚》:“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王《注》:“耿,光也。介,大也。”又:“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王《注》:“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君德也,故以喻君。”
〔14〕原注:“观《离骚经》、《九章》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与二《雅》殊。”《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案据班固《离骚序》,此淮南王安《离骚传》文,而史公引之。)王逸《离骚经序》:“屈原既执履忠贞而被谗衺,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
〔15〕原注:故《史记》之论《楚辞》也,谓“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馢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案此亦淮南王安《离骚传》文,所谓遗尘超物者也。《文心雕龙·辨骚篇》云:“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篲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
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谲怪之谈也。”则其所谓荒唐谲怪者也。刘君《文说·宗骚篇》亦云:“瑰意奇行,超然高举。
马阆风,骖螭西极。溘埃风而上征,过江皋而延伫;顾下土而愁予,与佺期而为友,厌世之思,符于庄、列。”
〔16〕原注:“如陈轸、黄歇之流是也。”案歇楚人,轸仕楚,不详何地人,皆无书传世,其行事、词令略见《国策》、《史记》。
〔17〕刘向《别录》:“邓析者,郑人也,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之世,数难子产为政。”《汉志》名家:“《邓析》二篇。”今传世者,疑为后人掇拾之本。
〔18〕原注:“见《庄子》。”《公孙龙子·坚白论》:“坚与白为二,坚白与石不可为三。”此坚白之论。《庄子·天下篇》:“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此同异之论,二者盖其时哲人常用为论题,故诸子书多及之。《荀子·修身篇》:“夫坚白、同异、有厚、无厚之察,非不察也。”《天下篇》亦云:“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躗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足证此非仅形名一家之言。《吕氏春秋·审应篇注》:“訾,毁也。”
〔19〕谓后世无习之者。
〔20〕《文心雕龙·谐隐篇》:“纤巧以弄思,浅察以辞”。刘君盖以诡辩有类谐隐矣。
〔21〕《孙子·虚实篇》:“兵之形背实而击虚。”
〔22〕江蠳《读子卮言》云:“道家之言,半涉玄虚。老、庄、列、文之书,皆寄想于无何有之乡,神游于寥廓之地,眇然而莫得其朕,名家宗之。名家坚白异同之辩,以及鸡三足、卵有毛之说,多涉虚想。故惠施为名家之巨子,尝问道于庄周。尹文子亦名家之学。刘向谓其学本于黄、老。此名家出于道家之证也。”此所谓殊途而同归也。以上论战国诸子之文,以下辞赋。
〔23〕原作二十五家。据《汉志》,《屈原赋》以下仅二十家,“五”字今删。
〔24〕《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篇》:“《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每种始叙列为诸家,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耶,抑流传之脱简邪?今观《屈原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今诸家之赋,十逸八九,而叙论之说,阙焉无闻,非著录之遗憾欤!”
〔25〕原注:“贾亦楚人。”案《史》、《汉》俱有传。
〔26〕刘君《论文杂记》曰:“写怀之赋,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骋词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阐理之赋,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词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余杭章君《国故论衡·辩诗篇》曰:“屈原言情。荀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二君之说大类,然亦有所未尽,往余尝为《汉志诗赋略首三种分类遗意考》,究其义例,兹不更详。
〔27〕《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史通·古今正史篇》:“汉氏中兴,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诏撰《光武本纪》及诸列传、载记。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献所作《哀牢传》,为帝所异,征诣兰台。斯则兰台之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
〔28〕本节论战国南北文学之不同。
西汉之时,文人辈出。贾谊之文,刚健笃实,出于韩非〔1〕。晁错之文,辨析疏通,出于《吕览》〔2〕。而董仲舒、刘向之文,咸平敞通洞,章约句制,出于荀卿〔3〕。盖西汉北方之文,实分三体:或式经诰,褒德显容,其源出于《雅》、《颂》,颂赞之体本之〔4〕;或探事献说,重言申明,其源出于《尚书》,书疏之体本之〔5〕;或文朴语饰,不断而节,其源出于《礼经》,古赋之体本之〔6〕。又淮南之旨,虽近庄、列,然衡其文体,仍在荀、吕之间,亦非南方之文也〔7〕。若夫史迁之作,排
雄奇〔8〕,书为记事,文则骋词〔9〕。而枚乘、司马相如,咸以词赋垂名〔10〕。然恢廓声势,开拓宦突〔11〕,殆纵横之流欤〔12〕。至于写物附意,触兴致情〔13〕,则导源楚《骚》,语多虚设。子云继作,亦兼二长〔14〕,例以文体,远北近南〔15〕。东京文士,彪炳史篇〔16〕,然章奏、书牍之文,咸通畅明达;虽属辞枝繁,然铨贯有序〔17〕。论辨之文亦然〔18〕。若词赋一体,则孟坚之作,虽近扬、马,然征材聚事,取精用弘〔19〕,《吕览》类辑之义也〔20〕。蔡邕之作似之〔21〕。平子之作,杰格拮詊,俶诡可观,荀卿《成相》之遗也〔22〕。王延寿之作似之〔23〕。即有自成一家言者,亦辞直义畅,雅懿深醇〔24〕。盖东汉文人,咸生北土;且当此之时,士崇儒术〔25〕,纵横之学,屏绝不观;《骚经》之文〔26〕,治者亦鲜。故所作之文,偏于记事、析理〔27〕,而骋辞、抒情之作,嗣响无人。惟王逸之文,取法《骚经》〔28〕。而应劭、王充,南方之彦〔29〕。故《风俗通》、《论衡》二书,近于诡辩〔30〕。殆南方墨者之支派欤。于两汉之文,别为一体。盖三代之时,文与语分。排偶为文,直言为语〔31〕。东汉北方之文,词多骈俪,语严句重〔32〕,乃古代之文也;南方之文,多属单行,语词浅显,乃古代之语也〔33〕。
〔1〕谊,洛阳人,《史》、《汉》有传。《汉志》儒家:“《贾谊》五十八篇。”《隋志》:“梁有《贾谊集》四卷,亡。”案今略见于张天如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及严铁桥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凡以下汉、魏、六朝诸家集无单刻行世者,视此。《易·大畜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
〔2〕错,颍川人,《史》、《汉》有传。《汉志》法家:“《晁错》三十一篇。”《隋志》:“梁有《晁错集》三卷,亡。”刘君《论文杂记》:“西汉之时,论辩书疏,不杂骈骊之词。或出语雄奇,如史迁、贾生之文出韩非;或行文平实,如晁错、刘向之文出《吕览》。”《文心雕龙·奏启篇》:“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
〔3〕仲舒,广川人,《史》、《汉》有传。向,汉宗室,附见《汉书·楚元王传》。《汉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刘向所序》六十七篇。”《隋志》:“《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刘向集》六卷。”《七十家赋钞序》:“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又:“章约句制,
不可理。”
〔4〕《文心雕龙·体性篇》:“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又《颂赞篇》:“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
〔5〕《文心雕龙·书记篇》:“圣贤言辞,总为《尚(原作一,从一本)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
〔6〕原注:“如孔臧、司马迁、韩安国之赋是。”《文选·两都赋》李《注》引《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后。”迁,龙门人。安国,梁城安人。《史》、《汉》有传。《汉志》:“《孔臧赋》二十篇,《司马迁赋》八篇。”《安国赋》未著录。《七十家赋钞序》:“刚志决理,
断以为纪,内而不污,表而不著,则荀卿之为也,其原出于《礼经》,朴而饰,不断而节。及孔臧、司马迁为之,章约句制,
不可理,其辞深而旨文,确乎其不颇者也。”
〔7〕原注:“惟小山《招隐士篇》出于屈、宋。”案此篇王逸编入《楚辞》,是其体近屈、宋之证。
〔8〕韩愈《荐士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
。”
〔9〕谓《史记》也。
〔10〕《汉志》:“《枚乘赋》九篇,《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隋志》:“《司马相如集》一卷,梁有《枚乘集》二卷,亡。”乘,淮阴人,《汉书》有传。相如,蜀郡成都人,《史》、《汉》并有传。
〔11〕《尔雅·释宫》:“东北隅谓之宦,东南隅谓之舕。”郝《疏》:“舕,别作穾。”《汉书·叙传》云:“守穾奥之荧烛。”应劭《注》引《尔雅》:“东南隅谓之穾。”又或作突。《御览》引舍人曰:“东方万物生,蛰虫必出,(必毕同。)无不由户突。”《七十家赋钞序》:“循有枢,执有庐,颉滑而不可居,开决宦穾,而与万物都。其终也芴莫,而神明为之橐,则司马相如之为也。其源出于宋玉。”
〔12〕原注:“如枚乘《七发》,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是也。”
〔13〕原注:“如相如《长门赋》、《思大人》,枚乘《菟园赋》,是也。”案《思大人》当作《大人赋》,《长门赋》则后人伪作也。
〔14〕原注:“如《羽猎赋》、《河东赋》,出于纵横者也。若《反离骚》诸作,则出于楚《骚》者也。”子云,扬雄字。雄,成都人,《汉书》有传。《隋志》:“《扬雄集》五卷。”
〔15〕以上西汉,以下东汉。
〔16〕《易·革》:“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太玄经》:“彪如在天,文炳也。”
〔17〕刘君《论文杂记》曰:“东汉文人,既与儒林分别,故文词古奥,远逊西京。”通明铨贯,此其由矣。
〔18〕原注:“如班彪《王命论》、朱穆《崇厚论》是。”班彪,固之父,扶风安陵人,见《汉书·叙传》、《后汉书》本传。朱穆,南阳宛人,附《后汉书·朱晖传》。
〔19〕《春秋》昭七年《左传》:“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20〕《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以其成非一手,依类相从,故云类辑也。
〔21〕邕,字伯喈,陈留圉人,《后汉书》有传。《隋志》:“《班固集》十七卷。《蔡邕集》十二卷。”
〔22〕《成相》,见《文学总略篇》注。
〔23〕平子,张衡也,南阳西鄂人,《后汉书》有传。王延寿,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阳宜城人,见《后汉书·文苑传》。《隋志》:“《张衡集》十一卷。梁有《王延寿集》三卷,亡。”《七十家赋钞序》曰:“张衡盱盱,块若有余,上与造物为友,而下不遗埃墟。虽然,其神也充,其精也絍。及王延寿、张融为之,杰格拮榝,钩孑菆牾,而俶诡可睹,其于宗也,无蜕也。”案刘君此篇,颇用张《序》词句,此则并其意而用之者。杰格拮榝,谓其文句之诘屈聱牙也。钩孑,即钩棘;菆牾,即龃龉;俶诡,奇异也。
〔24〕原注:“如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是。”案此云一家言,谓子书也。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人,附《后汉书·荀淑传》。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后汉书》有传。二书《隋志》皆在儒家。
〔25〕《后汉书·儒林传论》曰:“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此其时士崇儒术之证。
〔26〕《离骚》称经,未详所始。王逸《章句序》已云:“《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洪兴祖《楚辞补注》曰:“余按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逸说非是。”洪氏谓经名非本有,其说甚当,然逸既据以作解,则在逸前已通行可知。
〔27〕原注:“如《幽通》、《思玄》各赋,以及《申鉴》、《潜夫论》之文,皆析理之文也;若夫《两都》、《鲁灵光》各赋,则记事之文。”《幽通赋》,班固作;《思玄赋》,张衡作;《鲁灵光殿赋》,王延寿作。
〔28〕原注:“王为南郡人。”案逸字叔师,《后汉书·文苑》有传。《隋志》:“梁有《王逸集》二卷,亡。”今《楚辞》有逸作《九思》一篇。
〔29〕原注:“劭为汝南人,充为会稽人。”案劭字仲远,见《后汉书·应奉传》。充字仲任,《后汉书》有传。
〔30〕《隋志》杂家:“《论衡》二十九卷,王充撰。《风俗通义》三十一卷,应劭撰。”《史通·自叙篇》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原作传兹,从《通释》改)癥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四库总目·风俗通义提要》曰:“《后汉书》本传称:‘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不知何以删去义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义》之称《白虎通》,史家因之欤?其书因事立论,文辞清辨,可资博洽,大致如王充《论衡》,而叙述简明,则胜充书之冗漫。”刘熙载《艺概》曰:“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
〔31〕已详《文学总略篇》。
〔32〕李商隐《韩碑》诗:“语奇句重字难晓。”
〔33〕刘君《论文杂记》曰:“西汉之时,箴、铭、赋、颂,源出于文,论、辨、书、疏,源出于语。”其说亦与此相发明。本节论两汉南北文学不同。
建安之初〔1〕,诗尚五言。七子之作〔2〕,虽多酬酢之章〔3〕,然慷慨任气,磊落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4〕,隐义蓄含,余味曲包〔5〕,而悲哀刚劲,洵乎北土之音〔6〕。魏、晋之际,文体变迁,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曹植词赋,涂泽律切,忧远思深,其旨开于宋玉;及其弊也,则采择艳辞,纤冶伤雅〔7〕。嵇、阮诗歌,飘忽峻佚,言无端涯,其旨开于庄周;及其弊也,则宅心虚阔,失所指归〔8〕。左思诗赋,广博沉雄,慷慨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昧厥修辞〔9〕。北方文体,至此始淆〔10〕。又建安以还,文崇偶体;西晋以降,由简趋繁〔11〕。然晋初之文,羹元尚存〔12〕,雕几未极〔13〕。如杜预、荀勖、傅玄,咸吐辞简直〔14〕。若张华、潘岳、挚虞,始渐尚铺张〔15〕。三张、二陆,文虽遒劲,亦稍入轻绮矣。诗歌亦然。故力柔于建安,句工于正始〔16〕。此亦文体由北趋南之渐也〔17〕。江左诗文,溺于玄风,辞谢雕采,旨寄玄虚,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故孙〔18〕、许〔19〕、二王〔20〕,语咸平典,由嵇、阮而上溯庄周〔21〕。此南文之别一派也。惟刘琨之作,善为凄戾之音,而出以清刚〔22〕;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词,而出以挺拔〔23〕。北方之文,赖以不坠〔24〕。
〔1〕建安,东汉献帝年号。
〔2〕七子者,鲁孔融文举,山阳王粲仲宣,东平刘桢公,广陵陈琳孔璋,北海徐伟长,汝南应玚德琏,陈留阮蠫元瑜。孔融《后汉书》有传,余六人并见《魏志·王粲传》。《隋志》:“《孔融集》九卷,《阮蠫集》五卷,《徐幹集》五卷,《应玚集》一卷,《陈琳集》三卷,《刘桢集》四卷,《王粲集》十一卷。”
〔3〕《易·系辞》:“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神矣。”孔《疏》:“酬酢,谓应对报答。”
〔4〕《文心雕龙·明诗篇》:“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
〔5〕《文心雕龙·隐秀篇赞》:“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案今本《隐秀篇》后半是伪作,《赞》则原本旧有。
〔6〕原注:“气度渊雅逊东汉,而魄力则过之。孔融、曹操之诗,尤为悲壮。”案曹氏沛国谯人。《诗品》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七子著籍亦有南人,而吐音皆同北土者,则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且时际叔世,戎马生郊,自多慷慨磊之作耳。
〔7〕植,字子建,《魏志》有传。《隋志》:“《曹植集》三十卷。”《七十家赋钞序》:“涂泽律节,罶
纷悦,则曹植之为也,其端自宋玉。浮华之学者相与尸之,率以变古。曹植则可谓才士矣。蝵乎改绳墨,易规矩,则佞之徒也。”
〔8〕嵇康,字叔夜,谯郡人,见《魏志·王粲传》。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并见《魏志·王粲传》、《晋书》本传。《隋志》:“《阮籍集》十卷。《嵇康集》十三卷。”《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七十家赋钞序》曰:“言无端崖,傲倪以为质,以天下为郛郭,入其中者,眩震而谬悠之,则阮籍之为也。其原出于庄周。”嵇、阮笃好老、庄之学,《晋书》、《世说》所载綦详。
〔9〕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晋书·文苑》有传。《隋志》:“《左思集》二卷。”《诗教》上:“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列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今案太冲诸制,广博沉雄者,《三都赋》是矣;慷慨卓越者,《咏史》诗是矣。故此以诗赋交举也。
〔10〕谓陈思以下,皆北人而效南文也。
〔11〕原注:“凡晋人奏议之文,论述之文,皆日趋于偶,日趋于繁,与东汉殊。”《史通·叙事篇》论六代史家之作,谓其“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盖骈俪之文,此病最多,熔裁之道,所当亟论也。
〔12〕《礼记·乐记》:“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史记·礼书》:“大羹元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雕敝。”《集解》引郑玄曰:“大羹,肉湆不调以盐菜也。元酒,水也。”元,本作玄,避清讳改。
〔13〕《礼记·郊特牲》:“凡漆雕几之美。”孔《疏》:“雕谓刻镂,几谓沂鄂,言以丹漆雕饰之以为沂鄂也。”
〔14〕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勖,字公曾,颍川颍阴人。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晋书》并有传。《隋志》:“《杜预集》十八卷,《荀勖集》三卷,亡。《傅玄集》十五卷。”
〔15〕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人。岳,字安仁,荥阳中军人。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晋书》并有传。《隋志》:“《张华集》十卷。《潘岳集》十卷。《挚虞集》九卷。”
〔16〕《晋书·张载传》:“载字孟阳,安平人。弟协字景阳,亢字季阳,同称三张。”又《陆机传》:“机字士衡,吴郡人。弟云字士龙,与机齐名,号二陆。”《隋志》:“《张载集》七卷。《张协集》三卷。《张杭集》二卷,亡。(姚振宗《考证》云:‘杭当为亢。’)《陆机集》十四卷。《陆云集》十二卷。”《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正始,魏齐王芳年号。
〔17〕以上建安迄西晋,以下东晋。
〔18〕原注:“孙绰。”案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附《晋书·孙楚传》。《隋志》:“《孙绰集》十五卷。”
〔19〕原注:“许询。”案询,字玄度,高阳新城人,附见《陈书·文学传·许亨传》。《隋志》:“《许询集》三卷。”
〔20〕原注:“王羲之,王献之。”案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晋书》有传。献之,字子敬,羲之子。《隋志》:“《王羲之集》九卷。《王献之集》十卷,亡。”
〔21〕《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至过江,佛理尤盛,(按:‘至过江,佛理尤盛’七字原误在‘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十五字之前,今据文义乙正)(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又《时序篇》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箏鍃,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诗品序》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在晋中兴,玄风独扇,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于义熙,虽比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以上并刘君所本。
〔22〕原注:“孙楚、卢询之作亦然。”案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晋书》并有传。询,谌之误。谌,字子谅,范阳涿人,《晋书》附《卢钦》传。《隋志》:“《刘琨集》九卷。《孙楚集》六卷。《卢谌集》十卷。”《文心雕龙·才略篇》曰:“刘琨雅壮而多气,卢谌情发而理昭。”《诗品》曰:“晋太尉刘琨、中郎卢谌诗,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辞,自有清拔之气。”又序曰:“刘越石仗清刚之气。”
〔23〕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晋书》有传。《隋志》:“《郭璞集》十七卷。”《文心雕龙·明诗篇》曰:“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诗品》曰:“郭璞诗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
〔24〕本节论魏晋南北文学之不同。
晋、宋以降,文体复更。渊明之诗,仍沿晋派〔1〕。至若慧业文人〔2〕,咸崇文藻,
雕云风,模范山水〔3〕。自颜、谢诗文,舍奇用偶〔4〕,鬼斧默运〔5〕,奇情毕呈。句争一字之奇,文采片
言之贵。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6〕。齐、梁以降,益尚艳辞,以情为里,以物为表,赋始于谢庄〔7〕,诗窻于梁武〔8〕。阴、何、吴、柳〔9〕,厥制益工,研炼则隐师颜、谢,妍丽则近则齐、梁。子山继作,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10〕,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11〕。鲍照诗、文,义尚光大,工于骋势;然语乏清刚,哀而不壮〔12〕。大抵由左思而上效苏、张。此亦南文之一派也。梁、陈以降,文体日靡〔13〕。惟北朝文人,舍文尚质〔14〕。崔浩、高允之文,咸硗确自雄〔15〕。温子升长于碑版〔16〕,叙事简直,得张、蔡之遗规〔17〕。卢思道长于歌词,发音刚劲,嗣建安之佚响〔18〕。子才、伯起,亦工记事之文〔19〕。岂非北方文体,固与南方文体不同哉?自子山、总持身旅北方〔20〕,而南方轻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又初明〔21〕、子渊〔22〕,身居北土,耻操南音,诗歌劲直,习为北鄙之声〔23〕。而六朝文体,亦自是而稍更矣〔24〕。
〔1〕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浔阳柴桑人,见《宋书·隐逸传》。《隋志》:“《陶潜集》九卷。”案陶诗兼平淡挺拔之长,故云然也。
〔2〕《南史·谢灵运传》:“得道应须慧业。”
〔3〕《文心雕龙·物色篇》:“诡势模声,模山范水。”
〔4〕颜延之,字延年,琅琊临沂人。谢灵运,陈郡阳夏人。《宋书》俱有传。《颜传》云:“延之与谢灵运齐名,江左称颜谢。”《隋志》:“《颜延之集》二十五卷。《谢灵运集》十九卷。”
〔5〕陆时雍《诗镜总论》:“诗至于宋,古之终而律之始也。体制一变,便觉声色俱开。谢康乐鬼斧默运,其梓庆之
乎。颜延年,代大匠賙而伤其手者也。”
〔6〕原注:“谢元晖亦然。”元晖,緿字,亦阳夏人,《南齐书》有传。(元,本作玄,避清讳改。)《隋志》:“《谢緿集》十二卷,《逸集》一卷。”陆机《文赋》:“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文心雕龙·明诗篇》:“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 物,辞必穷力以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
〔7〕庄,字希逸,亦阳夏人,《宋书》有传。《隋志》:“《谢庄集》十五卷。”
〔8〕原注:“简文及元帝之诗亦然。”《隋志》:“《梁武帝集》二十六卷,《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梁武帝别集目录》二卷,《梁武帝净业赋》三卷。《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梁元帝集》五十二卷。”又集部后叙曰:“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迄于丧亡。陈氏因之,未能全变。”章公《国故论衡·辨诗篇》曰:“世言江左遗彦,好语玄虚,孙、许诸篇,传者已寡。陶潜皇皇,欲变其奏,其风力终不逮。玄言之杀,语及田舍;田舍之隆,旁及山川云物,则谢灵运为之主。然则《风》、《雅》道变,而诗又几为赋。颜延之与谢灵运,深浅有异,其归一也。自是至于沈约、丘迟,景物复穷。自梁简文帝初为新体,床笫之言,扬于大庭,迄陈、隋为俗。”
〔9〕原注:“阴铿、何逊、吴均、柳恽。”案铿,字子坚,武威姑臧人,《南史》附其父《子春传》。逊,字仲言,东海郯人。均,字叔庠,吴兴故鄣人,见《梁书·文学传》。恽,字文畅,河东解人,《梁书》有传。《隋志》:“《柳恽集》十二卷,亡。《吴均集》二十卷。《何逊集》七卷。《阴铿集》一卷。”阴、何诸家,研炼妍丽,遂开新变之体,初盛唐人颇学之。
〔10〕子山,庾信字也。信,南阳新野人,《周书》有传。《隋志》:“《庾信集》二十一卷。”《隋书·文学传序》曰:“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11〕原注:“惟范云、任窻,文诗渊懿;江总、沈约,亦无轻靡之辞,乃齐、梁文士之杰出者。”案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窻,字彦升,乐安博昌人。约,字休文,吴兴武康人。《梁书》并有传。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陈书》有传。《隋志》:“《范云集》十一卷。《任窻集》三十四卷。《沈约集》一百一卷。《江总集》三十卷,《后集》二卷。”
〔12〕鲍照,字明远,东海人,附《宋书·临川王道规传》。《隋志》:“《鲍照集》十卷。”《南齐书·文学传论》曰:“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诗品》曰:“宋参军鲍照诗,贵状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
〔13〕原注:“至陈后主而极矣,即刘孝标、刘彦和、陆佐公之文,亦多清新之句。”案刘峻,字孝标,平原人。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见《梁书·文学传》。陆翺,字佐公,吴郡吴人,《梁书》附父《慧晓传》。《隋志》:“《陈后主集》三十九卷。《刘孝标集》六卷。《陆翺集》十四卷。刘勰《文心雕龙》十卷。”
〔14〕《隋书·文学传序》曰:“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15〕浩,字伯渊,清河人。允,字伯恭,渤海人。《魏书》并有传。《隋志》:“《高允集》二十一卷。”《崔浩集》未著录。《韩诗外传》:“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硗确,土地瘠薄也,诸书或作
綨,通。张涤华先生曰:“案‘硗确自雄’,张溥《百三家集·温侍读集题词》中语,刘君盖用此。”
〔16〕杜甫《八哀诗》:“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称金石之文为碑版,盖自唐已然矣。
〔17〕张、蔡,谓衡、邕也。温子升,字鹏举,太原人,《魏书·文苑》有传。《隋志》:“《温子升集》三十九卷。”张
《朝野佥载》曰:“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庾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韩陵一片石堪共语。’”张涤华先生曰:“案《魏书》、《北史》子升本传载:子升作《侯山祠堂碑文》,时称大才士。亦其长于碑版之证。
〔18〕原注:“如《蓟北歌词》诸作是也。”卢思道,字子行,涿州人,《隋书》有传。《隋志》:“《卢思道集》三十卷。”张涤华先生曰:“案《隋书》、《北史》思道本传:‘齐文宣帝崩,当时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惟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帆案:《困学纪闻·杂识篇》云:“或谓米当为采。”何《注》云:“见《猗觉寮杂记》。”)后以事免归。尝于蓟北怅然感慨,为五言诗见意,世以为工。周武帝平齐,追赴长安,与同辈阳休之等数人作《听蝉鸣篇》。思道所为,词意清切,为时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览诸同作者,而深叹美之。’又张溥《百三家集·卢武阳集题词》:‘子行诗兼工七言。唐玄宗自蜀回,登勤政楼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北征人去未还。即卢《蓟北歌词》也。唐风近隋,卢、薛诸体,世尤宗尚。’此并思道长于歌词之证。”
〔19〕原注:“邢邵、魏收。”案子才,河间鄚人。伯起,巨鹿下曲阳人。《北齐书》并有传。《隋志》:“《邢子才集》三十一卷。《魏收集》六十八卷。”《颜氏家训·文章篇》:“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张涤华先生曰:“案《史通·叙事篇》自注引王劭《齐志》:‘时议恨邢子才不得掌兴魏之书怅怏。’是子才工记事文之证。伯起有《后魏书》。李延寿论之曰:‘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是伯起工记事文之证。”
〔20〕庾信仕梁,聘于西魏,被留不遣,后入周。江总陈亡入隋,并见本传。
〔21〕原注:“沈炯。”案《陈书》本传:炯,字礼明,吴兴武康人。荆州陷后,为西魏所虏,入北。礼明,《南史》作初明,疑是。《隋志》:“《沈炯前集》七卷,《后集》十三卷。”
〔22〕原注:“王褒。”案褒琅琊临沂人,《周书》有传。始仕梁,魏陷江陵,入北,继仕周。《隋志》:“《王褒集》二十一卷。”
〔23〕《春秋》庄十九年《左传注》:“鄙,边邑也。”又同年《公羊传注》:“鄙者,边垂之辞。”张涤华先生曰:“案张溥《百三家集·沈侍中集题词》:‘《劝进》三表,长声慷慨,绝类刘越石。《为陈太傅让表》义正辞壮,即阮嗣宗《上晋王笺》曷加焉。江南文体,入陈更衰。非徐仆射、沈侍中,代无作者。’又《周书》、《北史》王褒传:‘褒曾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又《百三家集·王司空集题词》:‘今观子渊诗文,多《燕歌》类。建章楼阁,长安陵树,伤心久矣。’此并可证刘君之言。”
〔24〕本节论南北朝南北文学之不同。
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隶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1〕。杨、薛之作,间符隋炀,吐音近北,詀藻师南〔2〕。故隋、唐文体,力刚于颜、谢,采缛于潘、张,折衷南体北体之间,而别成一派〔3〕。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4〕。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四杰既兴〔5〕,文体益恢,诗音益谐〔6〕。自是以降,虽文有工拙,然俳四俪六〔7〕,益趋浅弱。惟李、杜古赋,词句质素〔8〕;张、陆奏章,析理通明〔9〕。唐代文人,瞠乎后矣〔10〕。昌黎崛起北陲,易偶为奇〔11〕,语重句奇,闳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追秦、汉,虽模拟之习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没也〔12〕。习之、持正、可之〔13〕,皆奉韩文为圭臬〔14〕,古质浑雄,唐代罕伦。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15〕?若贞观以后〔16〕,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17〕,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18〕。中唐以降,诗分南北〔19〕。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20〕。若夫高〔21〕、常〔22〕、崔〔23〕、李〔24〕,诗带边音,粗厉猛起〔25〕;张〔26〕、孟〔27〕、贾〔28〕、卢〔29〕,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30〕;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31〕;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32〕,皆南方之诗也。晚唐以还,诗趋纤巧,拾六代之唾余〔33〕,自郐以下,无足观矣〔34〕。
〔1〕《隋志》:“《炀帝集》五十五卷。”《隋书·文学传序》:“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及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
〔2〕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薛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隋书》并有传。《隋志》:“《杨素集》十卷。《薛道衡集》三十卷。”
〔3〕自三国分争,四海辐裂,典午驭宇,不旋踵又有八王、五胡之乱,遂成南北朝之局。其风尚学术,俱各不同,而文章之美,则南朝远胜,故北方之彦,颇效南文,然以气质各殊,终有淄渑之异。隋以北统混一寰宇,时会所趋,隋、唐作者,遂掩有南北之长矣。
〔4〕《唐书·文艺传》曰:“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昂。”
〔5〕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杨炯,华阴人;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骆宾王,义乌人;以文章齐名,称为四杰,见《唐书·文艺传》。《唐书·艺文志》:“《骆宾王集》十卷。《卢照邻集》二十卷,又《幽忧子》三卷。杨炯《盈川集》三十卷。《王勃集》三十卷。”案:自唐以次诸家集,世多传本,今亦依史志略著其目以便稽检。
〔6〕六代文人,精研声病,至唐而骈俪进为四六,古诗变作律诗矣。
〔7〕柳宗元《乞巧文》:“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孙德谦《六朝丽指》曰:“骈体与四六异。四六之名,当自唐始,李义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为称,乃起于唐,而唐以前则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骈文为四六,义山亦不必为之解矣。《文心雕龙·章句篇》虽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此不必即谓骈文。不然,彼有《丽辞》一篇,专论骈体,何以无此说乎?吾观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对者,往往只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间而出,至徐、庾两家,固多四六语,已开唐人之先,但非如后世骈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调也。”此亦学者所不可不知。
〔8〕李白,字太白,生于碎叶,迁居绵州。杜甫,字子美,襄阳人。《唐志》:“《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杜甫集》六十卷,《小集》六卷。”二公古赋今传者各数篇。《国故论衡·辨诗篇》云:“赋盖先亡于诗,继隋而后,李白赋明堂,杜甫赋三大礼,诚欲为扬雄台隶,犹几弗及。世无作者,二家亦足以殿。”
〔9〕张说,字道济,又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唐书》并有传。《唐志》:“《张说集》三十卷。《陆贽议论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
〔10〕《庄子·田子方篇》:“夫子奔轶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瞠,直视也。
〔11〕昌黎,韩愈,退之也,《唐书》有传。愈本南阳人,然以昌黎韩氏族盛,故每随称之。《唐志》:“《韩愈集》四十卷。”
〔12〕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谓公“文起八代之衰”。盖自汉、魏以迄陈、隋之文,至公而一变,故云然也。
〔13〕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人,《唐书》有传。皇甫,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唐书》附《韩愈传》。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自称关东人,不知其籍何县也。《唐志》:“《李翱集》十卷。《皇甫集》三卷。《孙樵经纬集》三卷。”
〔14〕孙樵《与王霖秀才书》曰:“某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翱则韩公侄婿,故其学悉以为归。陆翺《石阙铭》:“陈圭置臬,瞻星拨地。”圭所以测日影,臬所以正四方也。详后《诗教下篇》注引《周礼》地官及《考工记》。
〔15〕此谓韩、柳之文有南北之异也。《唐书·柳宗元传》:“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后徙于吴。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唐志》:“《柳宗元集》三十卷。”
〔16〕贞观,唐太宗年号。
〔17〕《唐书·文艺传》:“宋之问,字延清,汾州人。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唐志》:“《沈佺期集》十卷。《宋之问集》十卷。”
〔18〕此谓二人之诗,严凝流丽,犹上承隋氏,兼有南北之长,其后乃分南北也。《春秋》宣三年《左传》:“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19〕唐诗分期,始于宋严羽《沧浪诗话》,大约以大历以前为盛唐,以还为中唐,次则晚唐。元杨士弘《唐音》,明高棅《唐诗品汇》,更于盛唐之上别增初唐。如刘君此下所举,则上至李杜,下至温李,皆属中唐,说亦颇与前人有异也。
〔20〕黄钟、大吕,乐律之洪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引苏子由曰:“韩诗豪,杜诗雄。杜诗之雄,可以兼韩诗之豪。”韩盖从杜出也。
〔21〕原注:“适。”案适,字达夫,沧州勃海人,《唐书》有传。《唐志》:“《高适集》二十卷。”
〔22〕原注:“建。”案建,不知其字,里贯亦无可考。《唐志》:“《常建诗》一卷。”
〔23〕原注:“灏。”案灏,汴州人,见《旧唐书·文苑传》。《唐志》:“《崔灏诗》一卷。”
〔24〕原注:“颀。”案颀,不知其字,东川人。《唐志》:“《李颀诗》一卷。”
〔25〕《礼记·乐记》:“粗厉猛起,奋末广贲之音作,而民刚毅。”
〔26〕原注:“籍。”案籍,字文昌,和州乌江人,《唐书》附《韩愈传》。《唐志》:“《张籍诗集》七卷。”
〔27〕原注:“郊。”案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唐书》附《韩愈传》。《唐志》:“《孟郊诗》十卷。”
〔28〕原注:“岛。”案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僧,名无本,后反初服,《唐书》附《韩愈传》。《唐志》:“贾岛《长江集》十卷,又《小集》三卷。”
〔29〕原注:“仝。”案仝,亦范阳人,号玉川子。《唐志》:“《玉川子诗》一卷。”
〔30〕原注:“乐府则出《楚辞》。”又刘君《论文杂记》曰:“太白之诗,超然飞腾,不愧仙才,是为纵横家之诗。”亦即所谓旨近苏、张也。
〔31〕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人。李商隐,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唐书·文艺》并有传。《唐志》:“温庭筠《握兰集》三卷,又《金筌集》十卷,《诗集》五卷,《汉南真稿》十卷。李商隐《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诗》三卷,又《赋》一卷,《文》一卷。”
〔32〕储光羲,兖州人。孟浩然,襄州襄阳人,见《唐书·文艺传》。《唐志》:“《储光羲集》七十卷。《孟浩然诗集》三卷。”
〔33〕《庄子·秋水篇》:“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江淹诗:“咳唾成珠玉。”李白诗:“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元好问诗:“北人不拾江西唾。”唾余,犹言残膏剩馥矣。
〔34〕《春秋》襄二十九年《左传》:“自郐以下无讥焉。”案《传》所载乃季札观乐事。无讥者,杜《注》云:“不复讥论之,以其微也。”本节论隋、唐南北文学之不同。
宋代文人,惟老苏之作,间近昌黎〔1〕。欧、曾之文,虽沉详整静,茂美渊懿,训辞深厚〔2〕,然平弱之讥,曷云克免〔3〕?岂非昌黎之文,固非南人所能效哉〔4〕?若东坡之文,出入苏、张、庄、老间,亦为南体〔5〕。苏门四子,更无论矣〔6〕。北宋诗体,初重西昆,派沿温、李〔7〕。苏诗精言名理,有东晋之风〔8〕。西江一体〔9〕,逋峭坚凝〔10〕,一洗凡艳,然雄厚之气,远逊杜、韩。岂非杜、韩之诗,亦非南人所克效与〔11〕?南宋诗、文,多沿古制。惟同甫、水心,文体纵横〔12〕,放翁、石湖,诗词淡雅〔13〕,然咸属南人。若真、魏之文,缜密端悫〔14〕,诚哉中流之砥柱矣〔15〕。
〔1〕老苏,谓苏洵明允也,眉州眉山人,《宋史·文苑》有传。《宋史·艺文志》:“《苏洵集》十五卷,又《别集》五卷。”
〔2〕训辞句,太史公记《博士议》语也。见《文学总略篇注》。
〔3〕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宋史》并有传。《宋志》:“《欧阳修集》五十卷,又《别集》二十卷,《六一集》七卷,《奏议》十八卷,《内外制集》十一卷,《从谏集》八卷。曾巩《元丰类稿》五十卷,又《别集》六卷,《续稿》四十卷。”二公之文,有得于阴柔之美,故与昌黎殊。
〔4〕原注:“小苏之文,愈伤平弱;介甫文虽挺拔,然浑厚之气,亦逊昌黎。”案苏辙,字子由,洵次子。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宋史》并有传。《宋志》:“苏辙《栾城集》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均阳杂著》一卷。《王安石集》一百卷。”
〔5〕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洵长子,《宋史》有传。《宋志》:“《苏轼前、后集》七十卷,《奏议》十五卷,《补遗》三卷,《南征集》一卷,《词》一卷,《南省说书》一卷,《应诏集》十卷,《内外制》十三卷,《别集》四十六卷,《黄州集》二卷,《续集》二卷,《和陶诗》四卷,《北归集》六卷,《儋耳手泽》一卷。”刘熙载《艺概》曰:“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又刘君《论文杂记》曰:“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
〔6〕《宋史·文苑传》:“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案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补之,字无咎,济州巨野人。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并见《文苑传》。《宋志》:“《黄庭坚集》三十卷,《乐府》二卷,《外集》十四卷,《书尺》十五卷。《张耒集》七十卷,又《进卷》十二卷。《晁补之集》七十卷。《秦观集》四十卷。”
〔7〕《蔡宽夫诗话》曰:“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今传世者,有《西昆酬唱集》,皆一时唱和之作,专以藻丽为宗。所谓西昆者,杨亿《酬唱集序》云“取玉山策府之名”也。
〔8〕原注:“此出于道家,若欧、王之诗,于北宋亦为特出。”案刘熙载《艺概》曰:“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得来。”东晋玄风,无间三教。二刘之言,盖有符节之合矣。
〔9〕宋吕居仁作《江西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人,天水一朝,诗林风靡,至南宋之末,方回撰《瀛奎律髓》,乃定一祖三宗之说。一祖者,杜甫;三宗者,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也。
〔10〕《北史·文苑传》:“(温)子升不修容止,谓人曰:‘诗章易作,逋峭难为。’”《广韵》:“緄峭,好形貌。”
〔11〕以上北宋,以下南宋。
〔12〕陈亮,字同甫,婺州永康人。叶适,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宋史·儒林》有传。《宋志》:“《陈亮集》四十卷,又《外集》四卷。《叶适文集》二十八卷。”
〔13〕陆游,字务观,晚岁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人。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吴郡人。《宋史》并有传。《宋志》:“陆游《剑南续稿》二十一卷,又《渭南集》五十卷。范成大《石湖居士集》(卷亡),又《石湖别集》二十九卷,《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原注:“一近张、苏,一近庄、列。”案近张、苏者,陈、叶之文;近庄、列者,陆、范之诗也。
〔14〕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景希,浦城人。魏了翁,字华父,邛州蒲江人,《宋史·儒林》并有传。倪灿《宋史·艺文志补》:“真德秀《西山文集》五十五卷。魏了翁《鹤山全集》一百十卷,《渠阳集》二十二卷。”
〔15〕原注:“若夫东莱之文,稼轩之词,亦近纵横。朱子之文,雅近真、魏。”案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寿州人,见《宋史·儒林传》。辛弃疾,字稼轩,历城人,《宋史》有传。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见《宋史·道学传》。《宋志》:“《吕祖谦集》十五卷,又《别集》十六卷,《外集》五卷。《辛弃疾长短句》十二卷。《朱熹前集》四十卷,《后集》九十一卷,《续集》十卷,《别集》二十四卷。”《书·禹贡》:“导河东至于砥柱。”《汉书·地理志注》曰:“砥柱在陕县东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本节论宋代南北文学之不同。
金、元宅夏,文藻黯然。惟遗山之诗,则法少陵,存中州之正声〔1〕。子昂卑卑,非其匹也〔2〕。自元以降,惟剧曲一端,区分南北〔3〕。若诗文诸体,咸依草坿木,未能自辟途辙,故无派别之可言。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4〕,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5〕。当明代中叶,七子之诗,雄而不沉〔6〕;归、茅之文,密而不茂〔7〕。至如明季几社、复社之英〔8〕,发为文章,咸感愤淋漓,悲壮苍凉,伤时念乱。音哀于子山,气刚于同甫。虽间失豪放,然南人之文,兼擅苏、张、屈、宋之长者,自此始也。明社既墟〔9〕,遗民佚士,衏怀故都〔10〕,或发绵渺之文〔11〕,或效轶荡之体〔12〕,咸有可观〔13〕。
〔1〕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人,《金史》附其父德明传。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元好问《遗山集》四十卷,《诗集》二十卷。”遗山,我国五七言体诗之巨匠。曾涤生选《十八家诗钞》,止于遗山,诚特识也。
〔2〕赵孟
,字子昂,宋宗室,宋亡仕元,《元史》有传。钱《补元志》:“赵孟
《松雪斋集》十卷,《别集》一卷,《续集》一卷。”《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申子卑卑。”《春秋》僖二十三年《左传注》:“匹,敌也。”
〔3〕刘君《论文杂记》曰:“诗与乐分,然后诗中有乐府;乐府将沦,乃生词曲。曲分南北,自昔然矣。然南剧之调,多本于词,而北剧之调,鲜本于词,其故何哉?昔唐人祖孝孙有言:‘梁、陈旧乐,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涉胡、戎之技。’乐分南北,分析昭然。而所谓音杂胡戎者,皆北方之乐也。自是以后,胡角之音,渐输中国。(《通志》曰:“古有胡角十曲。”即胡乐)而隋炀之世,复有凉州、伊州、甘州、渭州四曲,由西域输华,而四夷之乐,析为九部,(如西凉、龟兹、天竺、康居之乐是。)播为声歌。夷乐之兴,自此始矣。隋、唐以降,北方之乐,胡、汉杂淆,惟南方之地,古乐稍存。唐、宋之词虽失古音,然源出乐府,鲜杂夷乐之音。(大抵东晋以降,北方北乐之音多流入江南,与南方之乐歌相杂,故与秦、汉之音不同。)宋元以降,南剧起于南方,南方为古音仅存之地,以调之出于古乐府也,故其调亦多出于词。北剧起于北方,北方为胡乐盛行之地,故音杂胡乐,而其调鲜出于词。”此就历史言南北曲之异者也。魏际瑞《伯子论文》曰:“南曲如抽丝,北曲如轮枪;南曲如南风,北曲如北风;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如六朝,北曲如汉、魏;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妆素服,文士羽扇纶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价,老农晴雨桑麻;南曲情连,北曲情断;南曲圆滑,北曲劲涩;南曲柳颤花摇,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盘,北曲如金戈铁马;北曲步步桥高,南曲层层转落;北曲枯折见媚,南曲宛转归正;北曲似粗而深厚,南曲似柔而筋节;北白似生似呆,南白贵温贵雅。”此就风格言南北曲之异者也。
〔4〕韩愈《进学解》:“诘屈聱牙。”《荀子·富国篇》:“《诗》曰:‘雕琢其章。’”
〔5〕此谓其文虽不足道,而南北之别固存。
〔6〕明弘治间,庆阳李梦阳献吉、武功康海德涵、县王九思敬夫、信阳何景明仲默、吴县徐祯卿昌、历城边贡廷实、仪封王廷相子衡,最称作手,世称七才子。及嘉靖间,又有历城李攀龙于麟、太仓王世贞元美、兴化宗臣子相、长兴徐中行子舆、兴国吴国伦明卿、临清谢榛茂秦、顺德梁有誉公实,共持文柄,世称后七子以别之。诸人中惟王廷相于《明史》自有传,余并见《文苑传》。《明史·艺文志》:“李梦阳《空同全集》六十六卷。康海《对山集》十九卷,《乐府》二卷。王九思《美陂集》十九卷,《乐府》四卷。何景明《大复集》六十四卷。徐祯卿《迪功集》十一卷。边贡《华泉集》四卷,《诗》八卷。王廷相《奏议》十卷,《家藏集》五十四卷。李攀龙《沧溟集》三十二卷,《白雪楼诗集》十卷。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四部者,一赋,二诗,三文,四说。)《续稿》二百八十卷。梁有誉《比部集》八卷。徐中行《天目山人集》二十一卷,《诗》六卷。《宗臣诗集》十五卷。吴国伦《鐌甔洞稿》五十四卷,《雪楼集》二十七卷,《诗》十五卷。谢榛《四溟山人集》二十卷,《诗》四卷。”
〔7〕归有光,字熙甫,昆山人。茅坤,字顺甫,归安人。《明史·文苑》并有传。《明志》:“《茅坤文集》三十六卷。归有光《震川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8〕《明史·陈子龙传》:“陈子龙,字卧子,松江华亭人,与同邑夏允彝相负重名。允彝,字彝仲。是时东林讲席盛,苏州高才生张溥、杨廷枢等慕之,结文会,名复社。允彝与同邑陈子龙、徐孚远、王光承等,亦结几社相应和。”
〔9〕《荀子·解蔽篇》:“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因也。”《注》:“虚读为墟。”《汉书·贾谊传》:“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注》:“虚谓丘虚。”案国亡则祭祀之所沦为丘墟也。
〔10〕《离骚》:“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刘向《九叹》:“思念郢路兮,还顾衏衏。”
〔11〕原注:“如吴梅村之诗,毛西河之文是。”案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人。毛奇龄,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萧山人。《清史稿·艺文志》:“《梅村集》四十卷,吴伟业撰。《西河集》一百八十九卷,毛奇龄撰。”自是以下诸人,其行迹略见《国朝先正事略》、《清史稿·列传》诸书。
〔12〕原注:“如侯、魏之文,阎、万之诗是。”案侯方域,字朝宗,商邱人。魏禧,字冰叔,宁都人,与兄祥字善伯(后更名际瑞)、弟礼字和公齐名,而禧尤著。阎尔梅,字调鼎,沛县人。万斯大,字充宗,弟斯同,字季野,鄞县人。《清志稿》:“《魏叔子文集》二十二卷,《诗集》八卷,魏禧撰。《白耷山人诗集》十卷,文集二卷,阎尔梅撰。”侯方域《壮悔堂集》,《清志稿》未著录。万氏兄弟著述,今惟有关史学者盛传于世,集无闻焉。
〔13〕原注:“大抵梨洲之文冗长,惟亭林诗文为最佳。船山之文,则又明文之杰出者矣。”案黄宗羲,字太冲,号梨洲,余姚人。顾炎武,初名绛,字宁人,号亭林,昆山人。王夫之,字而农,学者称船山先生,衡阳人。《清志稿》:“《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余集》一卷,顾炎武撰。《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三卷,《诗历》四卷,黄宗羲撰。《斋文集》十卷,《诗集》十八卷,王夫之撰。”本节论金、元、明南北文学之不同。
清代中叶,北方之士,咸朴豨蹇冗〔1〕,质略无文;南方文人,则区骈散为二体:治散文者,工于离合激射之法〔2〕,以神韵为主,则便于空疏,以子居、皋闻为差胜〔3〕;治骈文者,一以摘句寻章为主,以蔓衍炫俗〔4〕,或流为诙谐〔5〕,以稚威、容甫为最精〔6〕。若夫诗歌一体,或崇声律〔7〕,或尚修辞〔8〕,或矜风调〔9〕,派别迥殊。然雄健之作,概乎其未闻也〔10〕。故观乎人文,亦可以察时变矣〔11〕。
〔1〕《集韵》:“豨,细碎也。”
〔2〕包世臣《文谱》:“余尝以隐显、回互、激射说古文,然行文之法,又有奇偶、疾徐、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不明此六者,则于古人之文,无以测其意之所至,而第其诣之所极。垫拽、繁复者,回互之事;顺逆、集散者,激射之事;奇偶、疾徐,则行于垫拽、繁复、顺逆、集散之中,而所以为回互、激射者也。回互、激射之法备,而后隐显之义见矣。”
〔3〕原注:“此所谓桐城派也,余咸薄弱。”案恽敬,字子居。张惠言,字皋闻。并武进人。《清志稿》:“《大云山房文稿》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恽敬撰。《茗柯文集》五卷,张惠言撰。”自 清初桐城方氏望溪以古文为天下倡,继起者,有刘大鏪、姚鼐诸人,皆同里贯,学者因称桐城派。其后阳湖诸子恽、张之徒,复衍桐城之学,而有阳湖派之名。其于桐城,盖有类于别子为祖。刘君此仍以桐城派称之,盖溯其所从出耳。
〔4〕《后汉书·党锢传》:“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蔓衍犹绵延,此谓其徒逞卮言而不饬也。
〔5〕《汉书·东方朔传》:“颇复诙谐。”师古《注》:“诙,嘲戏也。”《文心雕龙·谐隐篇》:“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
〔6〕原注:“稚威之文以力胜,容甫之文以韵胜,非若王、袁之矜小慧也。”案胡天游,字稚威,山阴人。汪中,字容甫,江都人。《清志稿》:“《石笥山房诗集》十一卷,《补遗》四卷,《文集》六卷,《补遗》一卷,胡天游撰。《述学内外篇》六卷,《诗集》六卷,汪中撰。”
〔7〕原注:“如赵执信及后世扬州诗派是。”案赵字申符,号秋谷,益都人,尝著《声调谱》以究诗之平侧。《清志稿》:“《因园集》十三卷,赵执信撰。”
〔8〕原注:“如宋琬之流是。”案宋字玉叔,号荔裳,莱阳人。《清志稿》:“《安雅堂诗》不分卷,《文集》四卷,《未刻稿》四卷,宋琬撰。”
〔9〕原注:“前有施、王,后有袁枚,皆宗此派。”案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新城人。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人。《清志稿》:“《学余堂文集》二十八卷,《诗集》五十卷,《外集》二卷,施闰章撰。《带经堂全集》九十二卷,王士祯撰。《小仓山房文集》三十卷,《诗集》三十一卷,《外集》七卷,袁枚撰。”
〔10〕《庄子·天下篇》:“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11〕《易·贲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本节论清代南北文学之不同。
谨案:刘先生名师培,后易名光汉,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父贵曾,当有清道、咸、同、光之时,俱以经术名东南,尤精《左氏传》,成一家之学。先生以清德宗光绪十年(1884)生,幼而英特,既承家学,益自发舒,而立著书,已凌轹乾、嘉诸老。始与先师蕲春黄君同充北京大学教授,旋君以经术弗逮,即北面执弟子礼终身,其为名辈推服如此。著述宏富,单篇持论,多载《国粹学报》中;又有《左庵集》八卷,然皆早岁之作;其于《周官》、《礼经》、《左传》均有专研之书,生前未尝流布。民国八年(1919)以疾卒。后十余年,南桂馨氏始裒集诠次为《刘申叔遗书》,汪旭初先生序之,其术业乃大显于世焉。
本文为先生所著《南北学派不同论》之一篇,原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国粹学报》,今人许文雨《文论讲疏》曾载之。今亦为增补。《南北学派不同总论》曰:“中国群山,发源葱岭,蜿蜒而东趋。黄河以北为北干,江河之间为中干,大江以南为南干。盖两山之间必有川,则两川之间亦必有山。中国古代舟车之利甫兴,而交通未广,故人民轻去其乡,笲笲榛榛,或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易俗。’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观《史记·货殖传》、《汉书·地理志》及王船山《黄书·宰制篇》,可见。)俗字从人,由于在下者之嗜欲也。风字训教,由于在上者之教化也。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沿黄河以达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其故何哉?盖并、青、雍、豫,古称中原,文物声名,洋溢蛮貊,而江、淮以南,则为苗蛮之窟宅。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如河南、山东古代各水道,今皆不存,惟有故道耳。)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迄于南海不衰,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案如上所说,敷理举统,探原于山川之位置,推本乎民族之融合,于以见南北风俗之有异,古今趋向之不同,可谓善矣。顾犹有二端,为论文学与地域之关系所当知者,谨更为推衍之。
其一,则吾华文学之方舆色彩,虽分南北为二种,然此仅就其大较言之,若细加区分,则南北二种之中,又各有其殊异。如《国风》十五,太师所采,得之河济之间,所谓北方之文也。而《左传》载季札观乐于鲁,听声知政,各有不同。班书《地理志》证以山川之险夷,始有符节之合,其略曰:“秦地于禹贡时夸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师古曰:“谓《七月》之诗。”)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小戎》)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无衣》)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吴札观乐,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夏则能大,大之至也,其周旧乎?’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睟、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睟,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睟、卫之诗相与同风。邶诗曰:‘在浚之下。’(《凯风》)睟曰:‘在浚之郊。’(《干旄》)邶又曰:‘亦流于淇。’(《泉水》)‘河水洋洋。’(师古曰:“今邶诗无此句。”案盖涉下引卫诗而衍。)睟曰:‘送我淇上。’(《桑中》)‘在彼中河。’(《柏舟》)卫曰:‘瞻彼淇奥。’(《淇奥》)‘河水洋洋。’(《硕人》)故吴公子札聘鲁,观周乐,闻邶、睟、卫之歌,曰:‘美哉,渊乎!吾闻康叔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蟋蟀》)‘宛其死矣,它人是菾。’(《山有枢》)‘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葛生》)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汾沮洳》)‘蜫诸河之侧。’(《伐檀》)吴札闻魏之歌,曰:‘美哉,,,乎!以德辅此,则明主也。’郑国,今河南之新郑,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郑诗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出其东门》)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恂
且乐,惟士与女,伊其相谑。’(《溱洧》)此其风也。吴札闻郑之歌,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陈国,今淮阳之地,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宛丘》)又曰:‘东门之竔,宛丘之栩,彼仲之子,婆娑其下。’(《东门之竔》)此其风也。吴札闻陈之歌曰:‘国无主,其能久乎?’齐地,《诗·风》齐国是也。临名营丘,故齐诗曰:‘子之营兮,遭我乎
之间兮。’(师古曰:“齐国风《营》诗之辞也,《毛诗》作还,《齐诗》作营。”案:今《毛诗》题及文二营字均作还。《传》曰:“还,便捷之貌。”)又曰:‘俟我于著乎而。’(《著》)此亦其舒缓之体也。吴札闻齐之歌,曰:‘泱泱乎大风也哉,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凡此所论,虽与刘君有巨细之异,而实为其先驱,不可不加之意矣。
其二,刘君之诂风俗二字,以上之教化,下之嗜欲为言,亦取义于《地理志》。今按班氏之言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俗,故谓之俗。”应劭《风俗通义自序》则曰:“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阴阳,泉水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斯又推本《汉志》而加详者也。准此二者,证以《国风》之各别,则知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犹有先天后天之异。所谓先天者,即班氏之所谓风,而原乎自然地理者也。所谓后天者,即班氏之所谓俗,而原乎人文地理者也。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也。凡刘君所论文学南北之异,执此以绳,无不可解。若夫近世以来,科学转精,交通日便,禹域之内,秦、越一家,瀛海之中,夷、夏相望,截长补短,尤便曩时,是必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乃能汲彼醴泉,挹吾悬圃。如不辨玉石,但知稗贩,徒以“异国情调”夸世骇俗,则必有类寿陵余子之学步邯郸,未得国能,又失故步;殆难有助于我国文学之发展矣。
抑犹有进者,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东晋以来,南服已非荒徼;五代以后,中华更无割据。故学术文艺虽或有南北之分,然其细已甚,与先唐大殊。刘君此论,重在阐明南北之始即有异,而未暇陈说其终则渐同,古则异多同少,异中见同;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此其今古之殊,亦论吾华文学发展之地理因素所不可忽者也。且地理区分,于文学之发展,固不失为重要之因素,然实非决定性之条件。刘君此论,于我国文学南北之殊,强调过甚,遂若舍此一端,即无以解释周、秦以次文运之变迁,此亦一往之见。今诵此篇,于斯种种,固不可不分别观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