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周衰文弊，六艺道息^〔1〕，而诸子争鸣^〔2〕。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3〕，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后世之文，奇衺错出而裂于道^〔4〕，人知之；其源皆出于六艺，人不知也^〔5〕。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6〕；其源多出于《诗》教^〔7〕，人愈不知也^〔8〕。知文体备于战国，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9〕；知诸家本于六艺，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10〕；知战国多出于《诗》教，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可与论六艺之文，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可与离文而见道，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11〕。

〔1〕贾谊《新书·六术篇》:“《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谓之六艺。”

〔2〕《隋志》:“自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学者离群索居，各为异说，至于战国，典文遗弃。”此所谓文弊道息也。韩愈《送孟东野序》曰:“周之衰，孔子之徒鸣之，其声大而远。《传》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弗信矣乎!其末也，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此所谓诸子争鸣也。

〔3〕史家以三家分晋迄秦一土宇为战国时代，刘向编其时游士之策谋，题为《战国策》。其《序》云:“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名疑窻此。

〔4〕《周礼·天官·宫正》:“去其淫怠与其奇衺之民。”《注》:“奇衺，谲觚非常。”《庄子·天下篇》:“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文史通义·原道篇》:“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此章氏之所谓道。

〔5〕《汉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按诸子之学，皆出六经，《汉志》可谓详哉其言之，其实即申私学出于官学之意。实斋则更进论其文亦本于经也。

〔6〕案自来论文者，率云后世文体源于经典，如《文心雕龙·宗经篇》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记盟二字从唐写本。)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颜氏家训·文章篇》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诵，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是其尤著者。近世姚《郮》曾《钞》序例，犹同此说。综而言之，盖其原则起乎五经，其体则备乎战代耳。

〔7〕《礼记·经解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此《诗》教一词所本，然其义与章氏此之所指不同。

〔8〕《汉志》:“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战国者，纵横之世，《诗》教者，纵横家之所本。详下。

〔9〕《论语·八佾篇》:“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何晏《集解》引包氏曰:“孔子言子夏能发明我意，可与共言《诗》。”

〔10〕诸家，谓战代诸子也。《文选序》云:“《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然诸家虽无意为文，而文自高，故《文心雕龙·诸子篇》称:“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覈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质；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冠绵绵，亟发深言；鬼谷渺渺，每环奥义；情辨以泽，文子擅其能；辞约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韩非著博喻之富，吕氏鉴远而体周，淮南汎采而文丽。”(案惟淮南为汉人所集。)观其褒多贬少，则知诸子之衣被辞流者远矣。

〔11〕折谓折中于道也。《史记·孔子世家》:“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索隐》引宋均云:“折，断也。中，当也。”《文心雕龙·原道篇》:“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章氏之意，盖谓前圣至道，载在六艺，逮乎战国，变为诸子。后世之文，又自出焉，此升降之大凡也。本节总论战国为古今文章升降之枢纽。

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1〕?曰:道体无所不该^〔2〕，六艺足以尽之^〔3〕。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4〕，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5〕，以成一家之言也^〔6〕。所谓一端者，无非六艺之所该，故推之而皆得其本。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而出辞必衷于是也^〔7〕。老子说本阴阳^〔8〕，庄、列寓言假象^〔9〕，《易》教也^〔10〕。邹衍侈言天地^〔11〕，关尹推衍五行^〔12〕，《书》教也^〔13〕。管、商法制，义存政典^〔14〕，《礼》教也^〔15〕。申、韩刑名，旨归赏罚^〔16〕，《春秋》教也^〔17〕。其他杨、墨、尹文之言^〔18〕，苏、张、孙、吴之术^〔19〕，辨其源委^〔20〕，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录》之所叙论^〔21〕，皆于物曲、人官得其一致^〔22〕，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23〕。

〔1〕《经传释词》:“也，犹邪也。《颜氏家训》曰:‘北人呼邪为也。’盖二字声本相近，故《大戴礼·五帝德篇》:‘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乐记正义》引此，邪作也。”案:邪，今通作耶。

〔2〕《春秋》哀元年《梁传》:“此该之变而道之也。”《注》:“该，备也。”

〔3〕《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文心雕龙·宗经篇》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此六艺尽该道体之义也。

〔5〕《说文》:“恣，纵也。”《玉篇》“肆，放也。恣也。”

〔6〕司马迁《报任安书》:“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典论·论文》:“惟徐干著论，成一家言。”

〔7〕《春秋》昭十六年《左传》:“发命之不衷。”《注》:“衷，当也。”《汉志》谓诸子者，六经之支与流裔，又以九流十家皆出王官，盖六经固王官之所掌耳。余杭章君《国故论衡·原学篇》云:“九流皆出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宣究其义，是以滋长。”此经子之所以违异类。

〔8〕《老子》:“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仪征刘君《国学发微》云:“欲字作思字所字解，常无常有为对待之词，犹言常无所以观其妙，常有所以观其徼也。两者同出而异名，两即有无也。玄者，指有无未分之前言也。《易》言阴阳，即《老子》之有无，乃对待之词也。又言阴阳生于太极。太极者，即绝点之词也。《老子》以有无二字代阴阳，以玄字代太极，所谓真宰真空，即玄之义也。”他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说，与《易》之太极、两仪亦同。故魏、晋人以《易》、《老》、《庄》为三玄，而王辅嗣以次，且并注数书，以会通其义矣。

〔9〕《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率寓言也。”《索隐》:“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录》云:‘又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庄子》有《寓言篇》。”《汉志》有《列子》八篇，原注云:“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高似孙《子略》曰:“太史公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迁犹疑之，所谓列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邪?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犹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今传《列子》书，实魏晋间人伪作，今人马夷初《列子伪书考》以次，为之考辨者数家。吾友杨伯峻先生《列子集释》详著焉。《文史通义·易教篇》曰:“《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说卦》为天为圜诸条，约略足以尽之。人心营构之象，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无不可也。《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

〔11〕《史记·孟荀列传》:“驺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述。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按《尚书·禹贡》始别中国为九州，《序》所谓“禹别九州，随山刊木，任土作贡”是也。《洪范》始称五行，《经》所谓“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是也。驺子推而衍之，乃称大小九州，五德终始。《汉志》诸子略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今佚。

〔12〕《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而去。”《汉志》道家有《关尹子》九篇，原《注》云:“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其书《隋志》已不载，今本则宋人孙定传之。胡应麟《四部正讹》云:“篇中字句体法，全仿释典成文，无论《庄》、《列》，即《冠》至《亢仓》无有也。故吾尝疑五代间方外士掇拾柱下之余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书。”其《二柱篇》中有言五行者，皆二氏之说也。

〔14〕《史记·管晏列传》称管子之言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又《商君列传》述其立法理民之政甚详。考《礼记·礼运篇》云:“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是谓疵国。”是法家立制，通于儒家隆礼，皆所以纳民轨物，其源实出于《礼》教也。《史记正义》引《七略》，《管子》书在法家，《汉志》列道家，《隋志》仍还隶法家，《商君书》诸录皆在法家。

〔16〕《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申不害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曰《申子》。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其本于黄、老。”其《赞》曰:“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汉书·元帝纪注》引《别录》云:“申子学号刑名。刑名者，循名责实，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经也。”《史记·孔子世家》谓夫子之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此《春秋》正名之义，赏罚之旨，战代刑名家言所从出也。

〔18〕诸子多称杨朱，而无其书，今《列子》有《杨朱篇》，或其遗说也。《汉志》墨家:“《墨子》七十一篇。”名家:“《尹文子》一篇。”《墨子》今存。今传《尹文子》则疑出依托。

〔19〕《汉志》纵横家:“《苏子》三十篇。”又:“《张子》十篇。”今佚。兵书略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师古曰:“孙武也。”今《孙子》盖即其书，然编次已非其旧。又:“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师古曰:“孙膑。”近年山东临沂汉墓中发现战国简书，有其遗文。吾友张震泽先生尝为之理董，行于世。又:“《吴起》四十八篇。”今佚。案苏秦、张仪、孙武、吴起，《史记》皆有传。

〔20〕《礼记·学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郑《注》:“源，泉所出也；委，流所聚也。”

〔21〕《隋志》:“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二曰记传录，三曰子兵录，四曰文集录，五曰技术录，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书今佚，惟《序》存《广弘明集》中。

〔22〕《礼记·礼器》:“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孔《疏》:“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樽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谓万物委曲，各有所利:若

蘖利为酒醴，丝竹利为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异也。”

〔23〕《周礼·天官》:“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此总论诸子之学各有所当，而其本根皆在王官也。本节论战国之文，皆源六艺。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1〕。观春秋之辞命^〔2〕，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3〕。至战国而抵掌揣摩^〔4〕，腾说以取富贵^〔5〕，其辞敷张而扬厉^〔6〕，变其本而加恢奇焉^〔7〕。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8〕。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9〕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10〕，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11〕，微婉而善讽也^〔12〕。九流之学，承官曲于六典，虽或原于《书》、《易》、《春秋》，其质多本于《礼》教，为其体之有所该也^〔13〕。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纵横，所以文其质也^〔14〕。古之文质合于一；至战国而各具之。质，当其用也，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15〕。故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16〕。

〔1〕《周礼·秋官》:“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及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小行人掌邦国宾客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2〕《周礼》大行人:“谕言语，协辞命。”郑《注》:“六辞之命也。”贾《疏》:“以辞命连言，明是太祝六辞之教命也。”《孟子·公孙丑篇》:“我于辞命，则不能也。”赵《注》:“辞言教命。”伪孙《疏》:“以辞命人者，故谓之辞命。”案太祝六辞以事鬼神，则此二字，当据《孟子》之义为释。

〔3〕“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语出《春秋》襄二十五年《左传》。详上《文学总略篇》注。

〔4〕《战国策·秦策》:“苏秦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史记·苏秦列传》:“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集解》曰:“《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隐》引王劭曰:“《揣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句。”

〔5〕张涤华先生曰:“《史记·司马相如传》:‘腾茂实。’《索隐》:‘腾驰茂盛之实也。’《汉书·叙传》:‘诸子相腾。’师古《注》:‘腾，驰也。’”

〔6〕敷与铺同，布也。扬厉者，《史记·乐书》:“发扬蹈厉。”《集解》引王肃曰:“厉，疾也。”

〔7〕《文选序》:“变其本而加厉。”《说文》:“恢，大也。”

〔8〕荀悦《汉纪》:“游说之本，生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慕矣，以正行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主于为诈，绐徒众矣。”

〔9〕语见《论语·子路篇》。按末句原书作“虽多亦奚以为”。

〔10〕《汉书·礼乐志》:“欲以风谕众庶，其道无由。”颜《注》:“风，化也。”风，讽本字。

〔11〕《史记·李将军传》:“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颜《注》:“委曲而行回折。”

〔12〕《春秋》成十四年《左传》:“《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又昭三十一年《传》亦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此用其字也。

〔13〕《春秋》昭二年《左传》:“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古之经典成文，悉在官守，析之则为六艺，统言则皆典礼，故宣子之言云尔，诸子之学，又出六艺，故云其质多本于《礼》教也。

〔14〕诸子之学，起于救时之弊，《淮南·要略》言之详矣。其论纵横家云:“晚世之时，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改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从横修短生焉。”诸子皆兼纵横，盖所以期其言之必可行也。

〔16〕本节论战国者，纵横之世，故其文尤多出于《诗》教。

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菹也^〔1〕。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2〕；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3〕，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4〕，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5〕。学者不知，而溯挚虞所裒之《流别》^〔6〕，甚且以萧梁《文选》举为辞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7〕。

〔1〕原注:“详见《文集篇》。”案其言曰:“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相如辞赋，但记篇目，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孟子·滕文公篇》:“驱龙蛇而放之菹。”赵《注》:“菹，泽中生草者也。”

〔3〕原注:“即诸子书也。”《春秋》襄二十四年《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孔《疏》:“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老、庄、管、晏、杨、墨、孙、吴之徒，制作子书；屈原、宋玉、贾逵、扬雄、马迁、班固以后，撰集史传，及制作文章，使后世学习，皆是立言者也。”

〔4〕《诗·蓼莪》；“欲报之德。”《笺》:“之，犹是也。”

〔5〕《南齐书·文学传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此代变之义。

〔6〕原注:“挚虞有《文章流别传》。”案《隋志》，传当为集之误字。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1〕:京都诸赋^〔2〕，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3〕。《上林》、《羽猎》^〔4〕，安陵之从田^〔5〕，龙阳之同钓也^〔6〕。《客难》、《解嘲》^〔7〕，屈原之《渔父》、《卜居》^〔8〕，庄周之惠施问难也^〔9〕。韩非《储说》，比事征偶，连珠之所肇也^〔10〕；而或以为始于傅毅之徒^〔11〕，非其质矣。孟子问齐王之大欲，历举轻暖、肥甘、声音、采色^〔12〕，七林之所启也^〔13〕；而或以为创之枚乘^〔14〕，忘其祖矣^〔15〕。邹阳辨谤于梁王^〔16〕，江淹陈辞于建平^〔17〕，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18〕。《过秦》、《王命》、《六代》、《辨亡》诸论^〔19〕，抑扬往复，《诗》人讽喻之旨，孟、荀所以称述先王，儆时君也^〔20〕。淮南宾客^〔21〕，梁苑辞人^〔22〕，原、尝、申、陵之盛举也^〔23〕。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24〕；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25〕，谈天、雕龙之奇观也^〔26〕。遇有升沉，时有得失，畸才汇于末世^〔27〕，利禄萃其性灵，廊庙山林^〔28〕，江湖魏阙^〔29〕，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从^〔30〕。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31〕。

〔1〕原注:“挚虞《流别》，孔逭《文苑》，今俱不传，故据《文选》。”案《隋志》总集类:“《文苑》一百卷，孔逭撰。”赅同该。

〔2〕《文选》有班固《两都赋》，张衡《两京赋》、《南都赋》，左思《三都赋》。

〔3〕苏、张之辞，具详《国策》。刘向《别录》曰:“苏秦、张仪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其大略也。

〔4〕《文选》有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羽猎赋》，皆赋畋游之作。

〔5〕《战国策·楚策》:“江乙说于安陵君曰:‘君无咫尺之地，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抚委而服，何以也?’曰:‘王过举而已。不然，无以至此。’江乙曰:‘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宠臣不避轩。今君擅楚国之势，而无以深自结于王，窃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则奈何?’江乙曰:‘愿君必请从死，以身为殉，如是必长得重于楚国。’曰:‘谨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复见曰:‘臣所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计，臣请不敢复见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间也。’于是楚王游于云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云

，兕虎之嗥声若雷霆。有狂兕

(原作

，从《校注》改)车依轮而至，王亲引弓而射，壹发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也，寡人万岁千秋之后，谁与乐此矣。’安陵君泣数行而进曰:‘臣入则编席，出则陪乘，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愿得以身试黄泉，蓐蝼蚁，又何如得此乐而乐之。’王大悦，乃封坛为安陵君。”

〔6〕《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出涕?’曰:‘臣为王之所得鱼也。’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臣以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嘻!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7〕《文选》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属设论类；宋玉《对楚王问》属对问类，《文心雕龙》总称对问。杂文篇曰:“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阔，气实使之。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疏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盖此类之作，皆设为问答之辞，以舒愤懑之意，亦赋之支与流裔也。

〔8〕《渔父》设为与渔者问答之辞，《卜居》设为与太卜问答之辞，并见《楚辞》、《文选》。

〔9〕《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闞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10〕原注:“前人已有言及之者。”案陈懋仁《文章缘起注》曰:“《北史·李先传》:‘魏帝召先读《韩子·连珠论》(“论”字据《北史》补)二十二篇。’《韩子》即《韩非子》，书中有连语，先列其目，而后著其解，谓之连珠。据此则连珠已兆《韩非》。”今韩子书无连珠，而《内、外储说》体质相类，疑即《李先传》之所称也。

〔11〕原注:“傅元之言。”案:元本作玄，避清圣祖玄烨讳改。《艺文类聚》载傅玄《连珠序》曰:“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文选》载陆机《演连珠》五十首。

〔12〕《孟子·梁惠王篇》:“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扶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13〕洪迈《容斋随笔》:“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词腴旨，上薄《骚》、《些》，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之几格。”《隋志》:“《七林》十卷，梁十二卷，录二卷，卞景撰。梁又有《七林》三十卷，音一卷，亡。”案，引《御览》文部载傅玄《七谟序》云:“傅子集古今七篇品之，署曰《七林》。”即容斋此之所指，《隋志》不著录。

〔14〕《文心雕龙·杂文篇》:“枚乘詀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未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文选》所录，枚乘《七发》外，有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二篇。

〔16〕《文选》有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一首。《汉书·邹阳传》曰:“阳以吴王不可说，去之梁，从孝王游。羊胜、公孙诡等疾阳，恶之于孝王。孝王怒，下阳吏，将杀之，阳乃从狱中上书奏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

〔17〕《文选》有江淹《诣建平王上书》一首。《梁书·江淹传》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系州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

〔18〕《战国策·燕策》:“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武安君从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飧，汙武王之义而不臣，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燕下原有秦字，从《校注》删)之威于齐，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仆者进取之臣也，所谓以忠信得罪于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对曰:‘足下不知也。臣邻家有远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归，其私者忧之。其妻曰:公勿忧也，吾已为药酒以待之矣。后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进之，妾知其药酒也，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逐主母，乃阳僵弃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弃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于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实不幸而有类妾之弃酒也。’”

〔19〕贾谊《过秦》以论秦过，班彪《王命》以讽隗嚣，曹礒《六代》以讽曹爽，陆机《辨亡》以论吴亡；皆力陈前代得失而资世鉴之名论也。并载《文选》。

〔20〕原注:“屈原上称帝喾，中述汤武，下道齐桓，亦是。”案此《史记》引淮南王安《离骚传》语也。《孟荀列传》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其详并具本书。项安世《家说》:“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辨亡》，皆赋体也。”此亦可与实斋之意相发。

〔21〕《汉书·淮南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书，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楚辞》有淮南小山《招隐士》一篇，王逸《章句序》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归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以类相从，故或称小山，或称大山，其义犹诗有小雅、大雅也。”《汉志》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盖即小山、大山之属。《文选》录《招隐士》，直题淮南王安，误。

〔22〕《史记·梁孝王世家》:“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文选》录邹阳文，见前。

〔23〕《史记·平原君列传》:“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至者盖数千人。”又《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又《春申君列传》:“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又《信陵君列传》:“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矨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矨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贾谊《过秦论》曰:“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

〔24〕班固《两都赋序》:“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邱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史记·滑稽列传》:“褚先生曰:‘武帝时，齐人有东方生名朔，初入长安，诏拜以为郎，常在侧，侍中，数召至前谈语，人主未尝不说也。’”又《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乃著子虚之赋。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天子以为郎。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之，上善之。天

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然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文选》录朔《答客难》、《非有先生论》，《汉书》本传亦有之，并云:“朔之文辞，此二篇最善。”相如文载《文选》者，《子虚》《上林》《长门》三赋、《谏猎书》、《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惟《长门赋》，《史》、《汉》本传无有，盖赝品也。辨详《日知录》及何焯《义门读书记》。

〔25〕《魏志·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宫中郎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蠫，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并见友善。蠫以(建安)十七年卒，、琳、桢、玚，以二十二年卒。文帝与元城令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末句据《文选》补)《续汉书·郡国志》，魏郡有邺城，魏所都也。邺下诸子之作，《文选》第录颇多，今不更详其篇目。

〔26〕《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又《孟荀列传》:齐有三驺子，其前驺忌，先孟子；其次驺衍，后孟子；驺者，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驺衍之所言，五德终始，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曰谈天。驺修衍之文饰，若雕缕龙文，故曰雕龙。”

〔27〕《庄子·大宗师篇》:“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释文》引李《注》曰:“畸，奇异也。”《易·系辞》:“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

〔29〕《吕氏春秋·开春论》:“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奈何?’”《注》:“魏阙，心下巨阙也。心下巨阙，言神内守也。一说:魏阙，象魏也。悬教象之法，浃日而收之，魏魏高大，故曰魏阙。”按语亦见《庄子·让王篇》，惟江河作江海。

〔30〕韩愈《祭田横墓文》:“事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

〔31〕《文心雕龙·辨骚篇》:“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故论上世文学，必以《诗》、《骚》交举。战国之文，多出《诗》教；后世之文，复出战国，则其温柔敦厚之教，郁伊怆怏之怀，为后来所景慕者，非偶然矣。本节即《文选》诸体，详证后世之文，战国多兆其端。

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其言信而有征矣^〔1〕。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2〕，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3〕，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4〕，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5〕。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6〕，我夫子所以功贤尧、舜也^〔7〕。然而“予欲无言”^〔8〕，“无行不与”^〔9〕，六艺存周公之旧典^〔10〕，夫子未尝著述也^〔11〕。《论语》记夫子之微言^〔12〕，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以垂训^〔13〕，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14〕。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15〕。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16〕，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17〕，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集，而非管仲所著述也^〔18〕。兵家之有《太公阴符》^〔19〕，医家之有《黄帝素问》^〔20〕，农家之有《神农》、《野老》^〔21〕，先儒以为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22〕。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23〕，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24〕，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得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25〕。以战国之文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26〕，实非有所伪托也^〔27〕。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28〕，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29〕，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30〕。

〔1〕张衡《东京赋》:“信而有征。”薛综《注》:“征，验也。”

〔2〕《说文》:“官，吏事君也。从宀，从

，

犹众也。此与师同意。”《广雅·释诂》:“师，官也。”盖古者政教不分，官师合一，故二者异名而同训。《礼记·曲礼》所谓“宦学事师”者也。余下详。

〔3〕《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4〕《礼记·中庸》:“车同轨，书同文。”又《大学》:“国治而后天下平。”

〔5〕原注:“详见外篇《校雠略·著述先明大道论》。”案今本《文史通义》外篇无此，盖即《校雠通义·原道篇》也。其言曰:“古无文字，结绳之治，《易》之书契，圣人明其用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盖不得已而为之，其用足以若是焉。斯已矣。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夫子自谓述而不作，明乎官司失守，而师弟子之传业于是判焉。”

〔6〕《周礼·天官》:“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此非用其本义。

〔7〕《孟子·公孙丑篇》:“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9〕《论语·述而篇》:“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集解》引包氏曰:“我所为无不与尔共之者，是丘之心。”

〔10〕《文史通义·易教篇》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亦即此义。

〔11〕《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故虽删定六经，而自无著述。

〔12〕《汉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郮，故谓之《论语》。”又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精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也。”张涤华先生曰:“案《文选》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善《注》引《论语谶》云‘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则《论语》即仲尼之微言。以释实斋此句，语意尤显。”

〔13〕《汉志》儒家:“《子思》二十三篇。”又:“《曾子》十八篇。”《礼记·中庸注》云:“孔子之孙子思作之。”或《子思》遗篇之一。《四库总目·大戴礼提要》云:“《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佚，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

〔14〕《庄子·天下篇》:“深闳而肆。”韩愈《进学解》:“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

〔15〕原注:“《论语》记曾子之没，吴起尝师曾子，则曾子没于战国初年，而《论语》成于战国之时明矣。”案:事见《论语·泰伯篇》及《史记·吴起传》。

〔16〕原注:“《鬻子》、《晏子》，后人伪托。”案《汉志》儒家:“《晏子》八篇。”又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原注:“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鬻子》今佚，《晏子》今存。

〔17〕今《管子》书多载当时立法理民之政。《汉书·食货志》曰:“太公为周立九府，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又《刑法志》曰:“齐桓公任用管仲，问行伯用师之道，管仲于是乃作内政而寓军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内尊天子，以安诸夏。”此其推本周室旧典以匡齐桓伯业之明征也。伯，今霸字。

〔18〕原注:“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详《诸子篇》。”案阎说不见于《尚书古文疏证》及《潜邱諸记》，未详所出。今传章氏书无《诸子篇》，《校雠通义·汉志诸子篇》亦未讨究及此，而其意颇见于《言公》及《述学驳文》。《言公篇》曰:“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原注:“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诸子之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固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述学驳文》曰:“孔子未修《春秋》以前，并无诸子著书之事，如其有之，则夫子必从而讨论，不容绝不置于口也。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类，皆是后人撰辑，非其本人之所自为。”严可均《书管子后》:“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定。”此与实斋之说正同。

〔19〕《战国策·秦策》:“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汉志》不载。《隋志》有《太公阴谋》、《太公阴符钤录》、《太公金匮》、《太公兵法》、《太公伏符阴阳谋》、《太公三宫兵法》、《太公书禁忌立成集》、《太公枕中记》、《周书阴符》等，均在子部兵家。今并亡佚。

〔20〕皇甫谧《甲乙经序》:“《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

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

〔21〕《汉志》诸子略农家:“《神农》二十卷。”原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曰:“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又:“《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国时，在齐楚间。”应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种，故号野老。”

〔22〕《礼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孔《疏》释造端云:“初始造立端绪。”

〔23〕《孟子·告子篇》:“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古皆世官，或以官为氏，故曰世氏也。

〔24〕《史记·历书》:“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集解》引如淳曰:“家业世世相传为畴。《律》:年二十三传之畴官，各从其父学。”)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此所谓官守师传之道废也。《论语·微子篇》云:“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邢《疏》谓此章记“鲁哀公时礼坏乐崩，乐人皆去”。虽列国之事，固亦可推见王朝之大略焉。

〔26〕原注:“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案《周礼·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郑《注》谓前者“若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后者则“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是。

〔28〕《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篇》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虽其文逐声韵，旨存比兴，而深探本原，实能自成一子之学，与夫专门之书初无差别。”又《遗书·杂说》曰:“诸子仅工文辞，即后世文集之滥觞。”盖章氏为学，最重专门，故极推子书而薄文集；且谓古之辞赋，实有子风；后来子书，大类文集。篇什日富，则宗旨日衰。其贬砭时俗，用意深远矣。俞樾《宾萌集自序》曰:“文集始于诸子，古之君子既没，而其徒撰次其行事与其文词，以传于后。后世人各有集，而不知其原出于诸子，于是集日以多，而文日以卑矣。”此亦足为章说佐证。

〔29〕《孟子·滕文公篇》:“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古之作者，或如《孟子》所云:以“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或如《史记》所云，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如《诗序》所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哀窈窕，思贤才”，皆所谓不得已也。

〔30〕著述始专，诸子争鸣，故文盛。后来景慕，妄事效颦，故文衰也。本节论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乃专，总束上篇之论。

谨案: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清乾隆三年(1738)生，嘉庆六年(1801)卒。性耽坟籍，不甘为章句之学，故独能于朴学风靡一世之日，自树一帜。其倡言立论，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大抵推原官礼，而有得于向、歆父子之传，故于古今学术，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虽其缜密繁博，或不逮休宁、高邮诸师远甚，然识足以甄疑似，明正变，提要挈纲，卓然有以见夫经、史、百家之支与流裔，而得其大原，则有非诸师所能谛言者。盖诸师精于覈，而实斋善于推；诸师审于析，而实斋密于综。当举世溺于“博学多识”之时，以“一以贯之”为天下倡，信乎其为豪杰之士也。所著书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文集》、《方志》等十数种，《史籍考》今佚，余由近人刘承干汇刊为《章氏遗书》。而两《通义》其先已盛传于世。今人叶长青尝为之注，余此书抗战时期成于蜀中时，未见叶注，故与之颇有异同。幸览者察之。

《诗教》共上下两篇，盖《文史通义》中之名论也。上以论时会之升降，下以论体制之分合。余杭《总略》，横推之而极其广；会稽《诗教》，纵讨之而尽其深。厥义虽若不侔，而实互为表里者也。其下篇详在本书下卷。上篇主旨，则在甄明吾国道术公私，文章述作之迁变，以战代为其枢机。盖春秋以前，民智蔽塞，高文典册，巫史世传，述而不作，实其常理。故《荀子·荣辱篇》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及夫王纲陵迟，诸侯力政，世卿之制，既遭弹射，秀杰之士，渐起民间。孔子历干七十二君，终无所遇，退而讲业洙泗。乃删《诗》、《书》，订《礼》、《乐》，赞《大易》，修《春秋》，取周室之旧典，授从游之徒众。一再传后，诸子之学遂极盛焉；后世之文，遂益繁焉。是知孔子以前，学在官守，孔子以后，学在私门，所谓功贤尧、舜者，殆谓此也。吾国文学与时代之关系，扬蝧根极，惟此事为最著最要，学者不可不究心也。

若夫时运推移，质文递变，历祀之作，不恒厥体。自来论列，不外两端。或寻源而弃流，或崇今而蔑古，文学退化与文学进化之争以生焉。《国故论衡·辨诗篇》云:“论辨之辞，综持名理，久而逾出，不专以文情贵，后生或有陵轹古人者矣。韵语代益凌迟，今遂涂地，由其发扬意气，故感慨之士擅焉。聪明思慧，去之则弥远。”考今不如古之论，为吾国文家之常谈，惟余杭先生此说，推本情性，视余为实。然亦有不尽然者，则以文学虽主性灵，而非此一端可尽，如陆云论文，“先辞后情，尚薭而不取悦泽”，则不可以一概齐。先生亦既举以破文辞异职之说矣，古人虽情性挚至，而文辞美富，未必即胜后人，此其一。又喜怒哀乐，古今所同，而其所以为喜怒哀乐者，则视环境而异，如悯农之情，诗人共具，而古或以荒年无食，今或以富岁谷贱，则其情志所托，各有攸殊，难言厚薄矣，此其二。他若《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观夫后汉才林，可参西京；晋世文苑，足俪邺都。然而魏时话言，必以元封为称首；宋来美谈，亦以建安为口实。”此则以景慕前修，因发不如之叹，又非不易之论也。准此，知文学退化之说，未可尽信；至若进化之论，则近世文家尤多奉为科律。考《抱朴子·钧世篇》曰:“《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

博富也。若夫具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畋》、《卢铃》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乎?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若舟车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结绳，诸后作而善于前事，其功业相次千万者，不可缕举也，何以独文章不及古邪?”此主后世之文迈于前古，又早于今人矣。然自《诗》、《骚》以还，艾历千载，轶群绝伦之作，惊心动魄之篇，所谓江山如画，光景常新者，何代无之，必谓后来之作，既造极峰，则前修之辞，渐沦土芥，要亦未见天地之纯者也。

《易·系下》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文章之事，亦若是焉。知进化退化之说皆仅得其一端，然后可语于通变矣。所谓文章之通变者，内则系乎情志，外则系乎体裁。老庄告退，山川方兹，此通变之系乎情志者也。六义附庸，蔚为大国，此通变之系乎体裁者也。盖社会结构，与时进化；思想感情，随而变迁。人情每厌故而喜新，文章亦历久而生敝。当一意初用，一体初兴，作者莫不骋力高衢，自致英杰。及其要害既据，奇花已开，则来者争锋，自难齐量，势必别出机杼，乃可媲美前人，则《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也。情志之殊，基于生活之异，千变万化，通变之数，未可缕言。若体裁之变，则以顾宁人、焦里堂二君之言为最明切。顾氏《日知录》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此就声诗一体言之也。焦氏《易余硁录》曰:“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然而未暇也。”(案焦氏谓“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欲“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非八代后无古诗，唐后无律诗，宋、元后无词、曲之谓也，顾就其造极者举之耳。又八股功令之文，明人虽创其体，亦不得在文学之列。凡此皆当分别观之。)此就文词各体言之也。至情志之于体裁，其间参伍错综，尤极密切，故有体裁同而情志自异者，若词有婉约豪放之别是也；有情志同而体裁各殊者，若屈子赋《离骚》，文公歌《正气》是也。凡此之类，譬如器以贮水，此器既满，则必注而之他，惟其具通变之功，故能玉水方流，璇源圆折。亦犹琴笙悦耳，而丝竹不同；盘’适口，而甘脆易味。故文章之道，与时递变，惟有异同可指，难以优劣为言，此文学与时代关系之通例，虽百世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