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 一、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

一、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

琼崖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琼崖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的强大精神支柱。它作为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精神力量,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孤岛奋战,自立自强、敢为人先的精神;紧密依靠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作风;五湖四海的领导胸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

1.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革命历经了革命的几起几落,其征途坎坷而曲折。冯白驹曾这样描述:“海南党组织是经过很多曲折挫败的,整个党都是倒下再起,再起又倒下。”[1]可以说琼崖革命的过程就是琼崖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琼崖人民坚持理想信念、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过程。

19世纪中后期,琼崖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但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结果都失败了。此后,以林文英、陈侠农为代表的琼崖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进行了多方的勇敢探索和尝试。他们的探索和尝试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其为理想而努力,为信念而坚持的精神则影响了一代革命家。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先后派吴明、罗汉、鲁易、李实等人来海南岛进行革命活动,并与琼崖的先进分子徐成章、徐天炳、王器民等结合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思想。1926年,中共琼崖地方组织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并且迅速建立了各种革命团体,开展群众运动。从此,琼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在琼崖这片热土上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很快在反革命的链条上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现象。4月15日,广东的国民党血洗羊城,4月22日国民党琼崖当局也制造了血腥的“四二二”反革命事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牺牲的有中共琼崖地委委员李爱春、琼崖妇女解放协会负责人陈玉婵、琼崖总工会负责人吴清坤等200余人。在这次大逮捕大屠杀过程中,全岛被捕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2000余人,被杀害者500余人。轰轰烈烈的琼崖大革命宣告失败,琼崖革命由此转入低潮。但是琼崖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而是果断地将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了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1927年6月,琼崖地委在乐会县第四区的宝墩村李氏祠堂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传达并强调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恢复农村工作,以革命红色恐怖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的指示精神。会议以后,各县委再次成立,并恢复和建立了一批区委和支部。党的各级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县还组建了革命的武装,成立了讨逆革命军,掀起了武装斗争的高潮。1927年9月23日,在椰子寨打响了琼崖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琼崖总暴动是琼崖党组织领导琼崖人民用革命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伟大行动,在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第一次竖起了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表明了琼崖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继续革命的坚强决心。它带来了琼崖大革命后的又一次革命高潮。

1927年夏至1928年秋,琼崖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土地革命的高潮。此间革命发展迅速,红军发展到1400余人,赤卫队发展到10000人,党员发展到17000余人。[2]琼崖革命势力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28年春,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派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领所部3个团及谭启秀独立团一个营共4000余人,分批到琼,在全琼实行“保甲法”,强化对群众的控制,开始了对琼崖各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面对强敌,陵水、澄迈、文昌、琼山、乐会、万宁等苏区军民毫不畏惧,与之展开了一场血战。如在守卫彭谷园村的战斗中,敌人凭借强大的机枪火力发动进攻,陵水县党政军领导人许邦鸿、陈贵清等率领300多名农军与敌人进行浴血奋战,大部分同志牺牲,一部分冒火冲出火海也被敌人的机枪所杀,未能幸免于难;还有一部分人因受重伤而被捕,他们在被送回县城后,次日被敌人当众剖腹,英勇就义。在西路,冯平领导的队伍在东江与敌人遭遇,由于敌众我寡,损失惨重,冯平和符节被捕。敌人为了劝说二人投降,用尽威逼利诱,并许以高官厚禄。冯平却答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除非太阳从西边上来,否则休想让我改变信仰。”在临行的路上,他和符节唱起了《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冯平作为一位琼崖农民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坚贞不屈,其忠诚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鼓舞着琼崖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反“围剿”因敌众我寡的客观原因和“左”倾思想的错误指导而失败,“琼崖工作迭次受破坏,党的基础几乎完全塌台,各县虽有工作,但目前无法联系”[3]。琼崖革命由此而转入低潮。

但琼崖革命的火种并没有在敌人的围剿中熄灭。不久,在王文明等琼崖革命领导人的努力下,创建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这是琼崖革命由挫折转向复兴的新起点。1929年8月,琼崖革命转危为安的转折点——内洞山会议召开,重建了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核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琼不仅恢复了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时的苏区,而且还开辟了临高、崖县等一些新区。琼崖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苏维埃政权广泛建立,推动了琼崖土地革命高潮的再次兴起。

1932年7月,国民党军又一次对琼崖苏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琼崖大地被拖入血与火的浩劫之中。各苏区遭到严重的破坏,通讯联络和交通被打断,琼崖党组织与省委和中央失去联系。红军损失惨重,女子特务连几乎全军覆没,独立师解体,师长王文宇被俘。面对种种诱惑和威胁,王文宇坚贞不屈。他自豪地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而无憾。”[4]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失败,使琼崖革命斗争进入空前艰难时期。

此后在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冯白驹、符明经带领着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警卫连共一百多人在母瑞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敌人的搜剿追击下,他们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坚定乐观的革命情绪和旺盛的战斗力,最终胜利冲出重围,返回琼山老区。母瑞山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在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战斗历程中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在琼崖革命处于最为艰难的时期,它保存了琼崖党政领导骨干,使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华大地兴起。琼崖共产党从此开始抗日救亡斗争。根据琼崖当时的政治局势,琼崖特委依照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在琼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的谈判过程中,以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体现了琼崖党组织的原则坚定性。其间,冯白驹一度被琼崖国民党当局逮捕。冯白驹为了革命的理想,在狱中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以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由于日寇步步紧逼,形势突变,琼崖国共两党最终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议。此后,琼崖特委就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如何在实行持久战总战略方针的前提下,开展灵活的游击战并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问题上进行了探索。他们在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琼崖的岛情与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壮大琼崖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用生命和热血谱出了琼崖人民抵抗外辱的悲壮赞歌。

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琼崖各族人民在琼崖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极其艰辛的斗争而取得的,是以沉重的代价付出为前提的。据统计,抗日战争中琼崖军民伤亡人数达40万以上,仅琼崖独立总(纵)队指战员就牺牲了5600余人[5]。其中,在1942年反“蚕食”、反“扫荡”斗争中,琼山、文昌二县的区乡级干部就牺牲了400余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出卖革命。[6]琼崖人民为了革命的事业和理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密令琼崖国民党当局,三个月内消灭琼崖共产党。1945年10月,李汉魂密令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46军抵琼,一方面加紧对革命胜利果实的劫收,另一方面准备发动全琼内战。1946年初,第46军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纠集3万余人向解放区实行“填空格”式的“扫荡”。琼崖党政军民在面对数倍于自己兵力的敌人面前,克服武器装备差、弹药不足、给养不足等严重的困难,取得了自卫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琼崖人民在自卫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就琼纵部队而言,其战斗、非战斗减员将近全部总人数的三分之一[7]。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军民发扬不畏险阻、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挫败了国民党蔡劲军部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韩汉英部的全面“清剿”,最终配合解放大军实现了解放海南的历史使命。为此,中共琼崖党组织领导了全岛革命军民经过了二十多年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琼崖革命的胜利,不是一件偶然的历史事件,它是千千万万的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军民用血与泪创造出来的不朽奇迹。琼崖革命不倒的红旗,就是琼崖党政军民不畏牺牲、崇尚真理的旗帜。

2.孤岛奋战,自立自强、敢为人先的精神

海南岛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地处南疆边陲,四面环海,孤悬海外,敌人不但可以在陆上重重围剿它,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层层封锁。因此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琼崖革命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不可能得到大量外援,甚至在理论政策和措施上面也难以得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要在孤岛上进行类似于“背水一战”的革命并取得革命的成功,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象。特殊的现实要求琼崖军民不但要和敌人进行严酷的军事斗争,还要进行艰苦的经济斗争。同时,也因为琼崖革命根据地大多处于偏僻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高,外加之敌人的长期封锁和围剿,进一步加剧了各种军需用品和日用品的匮乏,军民生活极其艰难。基于对以上客观实际的实事求是地认识,琼崖特委在领导整个琼崖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始终发扬敢为人先、自立自强的精神。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母瑞山艰难的斗争岁月就是琼崖革命中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在开辟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日子里,敌人在军事上进行包围和封锁,建筑碉堡、分兵控制路口、切断交通;在政治上,敌人对母瑞山附近的居民采取了高压政策,强迫民众从母瑞山附近转移到敌人控制的白色区域去,以便斩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母瑞山根据地的创建是十分艰难的。由于被困守,粮食的供应首先发生了困难,当时几百人的队伍许多天只能吃上一顿用五六市斤的大米煮成的汤饭。为了渡过难关,红军一方面采摘山中的野菜、野果充饥,另一方面以王文明为首的苏维埃政府机关组织干部、战士和跟随红军进入母瑞山的民众,披荆斩棘、烧山开荒、种植农作物,进行自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开辟了3个红军农场,建立了上村、中村、下村三个革命村庄,种植了200多亩地,基本解决了母瑞山根据地全体军政人员的粮食问题。此外,为了加快母瑞山根据地建设,增强红军反“围剿”的力量,解决党政组织不健全和工农红军数量过少的问题,琼崖苏维埃政府加大了对母瑞山地区群众的组织和发动的力度,恢复和发展了周围地区各级党组织和基层苏维埃政府,同时也发动群众参军,使红军队伍得到了补充和发展,建立了琼崖红军独立团。此外,还加强了母瑞山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建立了琼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在后勤保障方面,建立了军械厂、红军医院、印刷所、消费合作社、粮食加工厂、缝补组等。

1932年秋到1933年春,由于国民党陈汉光部的残酷“围剿”,加之饥饿和疾病的困扰,母瑞山上100多人的红军队伍锐减到26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冯白驹和他的战友们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密林深处与敌人周旋,生活秩序井然。每天上午坚持组织生产,挖野菜、摘野果、采山芭蕉心、打柴、挖山薯等等,下午坚持组织学习和练兵,晚上则进行多种多样的文艺节目表演。饿了以山果、野菜充饥,冷了将芭蕉叶烤热作被盖。他们不顾日晒雨淋、蚊虫叮咬,转战于密林深处。这个只有二十多人的战斗集体,在八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中,没有一个人逃跑或者叛变。他们最终突出了重围。艰苦卓绝的母瑞山革命斗争锻炼革命者的意志、考验了革命者的决心,同时也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掀开了琼崖革命新的一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从1941年起日寇对琼崖革命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导致琼崖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空前凋敝。加之敌人破坏市政和村庄,使许多地区变成了“无人区”。琼崖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再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为了渡过难关,中共琼崖特委先后发出了“奖励生产,发展手工业”[8]、“提高(了)群众对生产的认识,成立(了)生产委员会”[9]的指示。经过努力,大量的军需民用工业发展起来了,创办了一系列的军械修理厂、枪榴弹厂等。在农业方面,琼崖特委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生产自救。特委书记冯白驹亲自带领着干部、战士开荒、种稻、种菜、养猪,发挥带头作用。在特委的领导下,各区乡民主政府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种棉织布,解决军民穿衣问题。如崖县梅山乡6个村庄800多户农民,在1942年就开荒种棉800多亩,纺纱织布,解决了全乡人民的穿衣问题[10]。此外,为打破日军封锁,发展生产,活跃经济,琼崖抗日民主政府制定了“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琼崖东北区商业”、“奖励农工商”[11]的政策,积极兴办合作社,组织集市贸易。为增加财政收入,琼崖特委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开源:征收公粮、军粮、税赋;打没汉奸、奸商的财物;发行代用券;开展各种捐献活动等等;其二是管理:制定了琼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在各县民主政府内同意设立财税机构,加强财税管理;严格财政制度,严明财经纪律,厉行节约,严惩贪污浪费等。由于琼崖党政军民积极地开展自救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粉碎了日伪顽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琼崖内战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琼崖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各解放区遭到严重破坏。如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领导解放区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搞好商业贸易,以进一步缓解越来越严峻的解放区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战争需要之间的矛盾,成为琼崖党政军民当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琼崖党组织一方面领导和发动群众和部队机关开展生产运动,积极兴办合作事业,推动商业贸易的发展。1947年春,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在乐(会)万(宁)保(亭)陵(水)边界首先展开,后逐步推广到全琼各解放区。到1948年,解放区大部分地区的机关部队实现了蔬菜半自给或者自给,大批的军需民用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如纺织织布厂、铁厂、木铺、纸厂、肥皂厂、胶鞋厂、牛皮厂等[12]。另一方面,琼崖党组织和民主政府加强了政权和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从思想上加强了对广大民众的帮助和引导。1948年以后,琼崖各级政权组织发展迅速,机构逐步健全。琼崖区党委和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在东、西、南、北区地委领导的地区再成立东、西、南、北区4个专员公署。到1948年10月,琼崖临时民主政府下辖有5个行政专员公署、22个县民主政府、29个区民主政府、1个区办事处、225个乡民主政府。琼崖纵队和民主政权控制和活动的地区(包括巩固区、游击区和边缘区),占全琼土地面积的4/5,人口约150万,占全琼总人口的3/5[13]。在文教方面,大量的报刊杂志在此间涌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如琼崖特委(区党委)和琼崖纵队创办《新民主报》、《建党》杂志和《建军报》,北、东、南、西区地委分别出版了《人民报》、《群众报》、《前进报》和《先锋报》[14]。解放区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有力地克服了经济困难,为琼崖解放准备了条件。琼崖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琼崖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就是在极为恶劣和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这种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创业精神,摆脱了困难,渡过了难关,用生命和信仰保证了琼崖革命的红旗不倒,使得琼崖革命能够在这远离大陆的孤岛上得以坚持并奏响胜利的凯歌。

3.紧密依靠群众,始终保持与群众血肉联系的优良作风

冯白驹曾经用“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这样一句话来形容过琼崖革命,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解读当时琼崖革命与琼崖群众、琼崖共产党人与琼崖群众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它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琼崖群众在琼崖革命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二体现了琼崖共产党人与琼崖群众之间、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琼崖共产党人在琼崖革命的过程中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奉行了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了群众至上的原则。因此,琼崖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当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也是一部群众为了革命甘于牺牲、勇于奉献、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我们必须明确,琼崖革命精神不仅包括共产党人在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革命气节和革命精神,也包括革命群众在琼崖革命过程表现出来的坚定决心和革命到底、甘于奉献的精神。

海南人民具有敢于斗争、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农民阶级就是琼崖革命的主力军。近代以来,地方封建势力的盘剥日益残酷,琼崖人民备受武装镇压之苦,而近代军阀割据、列强欺诈、土匪抢劫、痞绅横行、官僚腐败等更是加剧了琼崖人民生活的困顿,这大大增强了琼崖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在革命的过程中,英雄的琼崖人民组建了一支又一支的革命队伍,无以数计的琼崖儿女参加了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大量的农民协会建立起来。从1926年2月到12月,全琼除感恩县外,各市、县的区、乡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达到20余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万人,农民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高潮[15]。在土地革命时期,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和女子特务连。由于琼崖民众积极参加革命,到1931年底,这支创立初期只有1300多人的队伍迅速发展到2000人,加上苏区各县、乡基干队、赤卫队,全琼革命的武装力量达到七八千人,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如果没有民众对于革命事业的参与和奉献,琼崖的红旗不可能23年岿然不倒。

的确,在琼崖革命过程中,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争得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和自由,民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的领导,与革命军队形成了血肉关系。在十年内战期间,这种血肉联系和深厚情谊经受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国民党反动派当时对苏区共产党人和群众进行了惨烈的屠杀,大量的村庄被毁坏,甚至被夷为无人区。无以数计的村民和红军家属流离失所或者被迫害,但琼崖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屈服。1932年,由于敌人的疯狂“围剿”,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给养变得十分困难。北墩村的革命群众得到消息以后,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千方百计把粮食和食盐送上了山岭,自己却勒紧腰带用薯根、野菜充饥。在六连岭的山洞里,100多名群众被国民党陈汉光部军围困,为了保护红军战士,他们宁可集体饿死,也没有一个人供出红军的踪迹。抗日战争时期,南阳乡的20多名老年妇女在日军的追逐下,跑到了白石隙,但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堵截,她们视死如归,齐身跳溪殉国,表现出了海南妇女的英雄气节。可以说,琼崖革命不倒的红旗,是千千万万的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军民用鲜血染红的,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光留下名字的烈士就达23000多人。没有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哪能有不倒的红旗。冯白驹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时写道:海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坚持下去并且能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始终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得到了海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16]

琼崖党组织是琼崖革命的领导核心。她从建立伊始,就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作为自己的任务。无论何时何地,琼崖共产党人都把“一切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行动宗旨。琼崖革命就是琼崖共产党人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出发,带领人民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压迫的新社会而进行的革命。在艰苦的革命斗争过程中,琼崖党组织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这一方向,努力通过红色政权区组织群众,通过土地改革建立干部与民众的鱼水关系。1928年,琼崖党组织先后成立了第2届和第3届琼崖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和《肃反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和法令,领导苏区人民深入而全面地进行土地革命。1939年12月,琼崖特委第八次扩大会议再次明确提出并强调:要“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作用,使党与群众密切的联系起来,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条件下,琼崖党组织在自身经受住种种考验的同时,仍然十分注意和关心群众的生活和困难,经常派出党政机关干部和战士协助群众,帮助群众干农活,解决耕牛、种子、肥料、农具等不足的困难。同时,各级人民政府、人民团体和党政机关,为发动人民群众支援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琼崖各地普遍出现了妻送郎、母送子、兄弟相争入伍的局面。人民抗日武装由300人的独立队,迅速发展到拥有7700多人的独立纵队和2000多人的县基干队。解放战争时期,琼崖人民更是鼎力支持革命,积极捐粮捐款。1949年12月27日,琼崖区党委发出《准备粮食迎接大军解放海南的紧急通知》,向全琼人民开展最后一次筹粮,掀起筹粮筹款的“一元钱、一斗米”运动。仅一个月的时间,北区就筹集22000石,其中琼山县筹粮4300石,文南、文北两县筹粮8000多担;东区的定安县筹粮12000石、番薯杂粮5万余斤,南区仅崖县就筹粮3000石,遭敌人严重洗劫的西区人民也筹粮9000余石;五指山区的黎、苗族群众也争着把粮食贡献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仅乐东县就筹粮13000多石,白沙县筹粮2700多石。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全琼共计筹粮5万石左右[17],并且全琼各地组织起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从而为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野战部队渡海作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4.五湖四海的领导胸怀和民族团结精神

中共琼崖党组织在领导琼崖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琼崖革命孤岛作战的严峻性和艰巨性。为增强革命力量,琼崖特委十分注重对少数民族、岛外人士和海外华侨的团结和争取工作。

其一是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群众大团结。海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黎族和苗族是海南主要的少数民族,除文昌等几个县为纯汉区以外,大多数县是民族杂居的地区,而保亭、白沙等则是纯粹的少数民族集居县。少数民族是中国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琼崖共产党人认识到民主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事业,只有发动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依靠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全体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早在1927年陵水暴动中,琼崖党组织就开始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工作。当时在暴动中,琼崖党组织争取到了黎族首领王昭夷的支持。王昭夷曾担任琼崖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员,虽然后来他叛变了革命,但这为琼崖党组织团结、提拔与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提供了经验。此后仍有大量的少数民族首领或者能人成为琼崖党组织的能人,如母瑞山一带的苗族首领朱日明、吊罗山一带的苗族首领陈日光、白沙地区黎族首领王国兴、黎族排长陈理文等。至海南解放时,琼崖纵队中每五个人就有一名是黎族同胞。海南的黎苗民族优秀分子被吸纳到革命领导层,为海南岛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琼崖革命精神中也融入了他们的质朴与文化的精华。

其二是本土人士与外地精英兼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琼崖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与岛外的沟通较少,造成长期的封闭、落后和文化不发达的局面。尽管如此,琼崖民众要求民主、自由和解放的愿望较为强烈,琼崖革命的发展十分迅速。这一方面迅速培养了一批本地干部,如杨善集、王文明等;另一方面,由于琼崖革命发展太快,革命需要有更多具有领导才能的干部来组织和发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琼崖革命干部短缺的窘迫与尴尬。这种情况得到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重视,在革命早期就派遣了罗汉、吴明、鲁易和李实等党、团员赴琼培养干部和指导工作。但是他们中有的因公调回大陆,有的英勇牺牲。在琼崖党组织成立后,党中央更是加强了对琼崖革命的指导与人力上的援助,经常分批派干部来海南协助琼崖党组织工作。琼崖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外地干部的作用,并采取用人唯贤、量才任用的原则,将外地干部充实到琼崖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岗位中。其中非常典型的有来自延安的刘亚东,来自广东的欧照汉、陈健、黄康,来自南路地区的李英敏、罗文洪,以及从南洋回来的陈青山、杨少民、符思之等。冯白驹告诫本地干部:“要善于团结培养干部,发挥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善于团结使用外地干部,发挥外地干部的积极性。”这不但体现了冯白驹作为琼崖党组织领导人的博大领导胸怀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而且更是反映了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以为琼崖革命解放事业出生入死、甘洒热血、不怕牺牲的精神。

其三是海外华侨与本地群众均发动。海南岛远离大陆,人口相对稀少,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动员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琼侨是琼崖革命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早在琼崖革命之初,琼侨中的一些优秀青年,如许侠夫、陈垂斌、徐成章等就成为革命骨干。从这个意义上说,琼崖革命一开始就呈现为一种既立足于本土、系结于本地,又联系、牵动着琼侨社会的民族革命运动。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党中央制定了一条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路线,特别指示琼崖特委,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和港澳同胞的中心根据地。团结与凝聚具有革命传统的琼侨同胞共同抗日成为了琼崖特委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琼崖特委派李森等人到香港,与廖承志商讨向南洋侨胞宣传琼崖抗战情况,发动募捐事宜。同时,在广州湾(湛江)设立办事处以方便与海外琼侨的联系。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多次致函海外侨胞,报告琼崖战况,吁请侨胞援助。南洋华侨先后成立了“援八(路军)援四(新四军)委员会”、“援冯(白驹)委员会”、“琼崖华侨联合会”、“琼崖抗日救护队”等华侨抗日爱国团体,通过各种渠道募集大批款项、物资、药品,来支援祖国抗战,救济受难同胞。可以说,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琼侨与琼崖人民一起担负起了革命重任,在琼崖革命精神中灌注了拳拳的爱国之心,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总之,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以上所论只是其中几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概括的话,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就是:红旗不倒,信念坚定;孤岛奋战,自立自强;依靠群众,甘于奉献;五湖四海,民族团结。琼崖革命精神作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体系中有着独特的丰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