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琼崖妇女的革命行为分析
文化一经形成便往往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延续性，文化传统的起因也许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但人们仍然可能长期遵循这些传统。琼崖妇女吃苦耐劳、勇于抗争、顽强自立等优秀品质作为琼崖妇女的文化传统已深深根植于琼崖社会这片土壤中，内化为琼崖妇女的行为指南。但琼崖妇女所受的压迫却是深重的，其社会地位是低下的，而这正是琼崖妇女积极投身革命的社会因素。
1.琼崖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文化成因
琼崖妇女社会地位低下在海南人非常重视的祭祖仪式中表现尤为突出。在祭祖过程中，妇女虽然准备、操持祭祖所需要的一切物品、东西，但真正到了祭祖的那一刻，一切却与妇女无关，祭祖仪式不允许妇女参加，更不要说主持。这些做法从心理上向妇女暗示，祭祖强调的是父权夫权，是男性家长的权威，是男性家庭、家族血脉延续不断的象征。妇女是无名份的、低微的、可以被忽略不计的、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传统的积淀，使妇女自己也认为自己真的是与家庭中心权力无关的，是应该从属于父权、夫权的。
琼崖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主要是过去历代中央政府的政治统治使儒家文化以官方形式在琼崖社会确立所致。
海南岛自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正式进入中国版图后，历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管辖和治理海南，中央集权统治在海南不断得到加强。政治统治的强化必然带来文化影响的强化，儒家文化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在海南的确立而在海南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官方正统文化的传播、灌输主要是通过办教育的方式进行的。教育方式主要有官办与民办两种。海南教育开始于唐代、加强于宋代，而于明代达到鼎盛。唐朝初年，海南岛开始有了“学校”，明代时，学校教育有了重大发展。当时，学校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教育成果之丰硕，所中举人、进士人数之众，均为各代之最。这些学校主要讲授儒家经典。到了清初，海南的教育事业持续发展。众多的书院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著名的是设在琼山府城的琼台书院，一度成为海南的最高学府，这说明传统儒家教育在琼崖已扎根并成为其主流文化。
儒家文化极力推崇等级观念，“等级”也即“名分”。它给予每一个男人或女人以一定的社会或家庭地位，并明确他与他人的关系即“五伦”。这五大伦理关系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有三项都与家庭有关，在我国封建制度下，家庭是社会的基石、细胞，家庭原则是一切社会原则的基本出发点，于是如何确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了确定所有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所以父子、夫妇、兄弟关系是最受重视的关系。父子、兄弟因其血缘关系，名分已定，无需多加论证，而夫妇间名分的确定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这关系到家庭制度确立的根本。中原文化经过不断发展，最终确定了“男尊女卑”这一家庭等级制度，家庭等级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夫为妻纲”。那么，如何确保夫妇间这种家庭原则的实施呢?于是又对妇女提出了“贞专柔顺”的要求、“三从四德”的规范。由于妇女没有受教育的权力，所以，“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从男性及上辈妇女那里获得的。儒家文化中关于妇女的“贞专柔顺”、“三从四德”通过男人传达给妇女，并为处于底层的妇女群体所接受，而妇女不但接受男人为她们确定的那一套理论，妇女自身也为自身设定了相应的服从夫权、约束自我的行为准则。长此以往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即妇女的社会地位是低下的，个性是柔顺的。忠贞、顺从就是妇女最明显的文化个性特征。
中原文化在海南有一个教化开始及加强并最终内在化的过程。琼崖作为地区性亚文化分享整个社会的总的文化，遵循总文化的价值标准、规范和生活方式。随着中原文化在琼崖社会的最终确立和主导地位的形成，中原正统文化中儒家的伦理纲常为整个琼崖社会所接受，“三纲五常”也成为琼崖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这些伦理准则也就左右了琼崖妇女的思想、行为并最终内化。千百年来，儒家的“三从四德”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浸透了每个琼崖妇女的心灵，并积淀为一种固定的价值标准，使琼崖妇女完全依照儒家文化模式去塑造自己的心理与行为，从而使琼崖妇女对低下的社会地位接受、认同，并在心理态势上固定化。
虽然琼崖妇女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在生产中承担着重大责任，但是由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却并没有由此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因为琼崖妇女虽然从事田间劳动，但这种劳动却不体现为社会劳动，而仍然表现出家庭劳动的性质，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外”，而是“内”的延伸、扩大，实质上仍然是“内”。琼崖妇女囿于家庭劳动，附属于自己的家庭。她们同他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父亲或自己的丈夫发生的，妇女的地位与她们的父亲或丈夫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因为男人是整个家庭对外联系的桥梁，是一个家庭的门面，男人才具有社会上的地位。而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是谈不上家庭地位的，在家庭生活中是男人说了算的。这正如奴隶的产品属于它的主人，奴隶不会因为活干得多而可以不再是奴隶，妇女的劳动属于她的家庭、家族，而不属于她自己，不能体现为她自身的价值，所以，琼崖妇女并不因为承担了更繁重的劳动而地位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就社会地位而言，琼崖妇女虽然在生产劳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但这并未提高其社会地位。琼崖妇女被束缚于家庭事务更束缚在土地上，是更完全意义上的会说话的劳动工具，这使得琼崖妇女比大陆妇女的实际地位更低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压迫最重哪里反抗就最激烈。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兴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在海南岛产生红色娘子军绝不仅仅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2.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开展
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就已有要求改善妇女社会家庭地位的妇女解放斗争。康有为认为自由、平等、独立是个人的权利、个性的解放。废除等级制的根本就在于男女平等。人人平等的演绎就是对尊尊卑卑的封建纲常的否定。资产阶级为了个人的解放，就要反封建，反对宗法家庭制度的束缚。家庭关系中的“男尊女卑”就由此受到挑战。“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在“五四”浪潮的激荡下，琼崖也展开了新文化运动。“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极力鼓吹男女读书机会平等，宣传妇女既要有德也要有才;反对媒妁婚姻，宣传自由恋爱;鼓吹改革旧的社会风俗，宣传剪长发解缠足等。宣传、鼓动的结果是进一步唤醒和启迪了琼崖广大妇女的解放意识，从而使她们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反封建的战斗行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为后来的琼崖妇女解放斗争兴起播下了火种。国民革命时期，广东省是全国的革命中心，也是妇女运动的中心。海南当时作为广东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革命风潮的影响。海南女性纷纷进入广东各女校，接受新思想，回来后进行宣传工作。1925年5月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成立，广东省妇女解放协会琼崖分会也于当年12月成立，共有会员10余人。1925年5月至1927年3月，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曾选四届执行委员，琼崖琼山籍的省农讲所见习生高慧根曾任第二届省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琼崖文昌籍广州女师学生陈三华曾任第二届省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助理宣传，并兼出版委员会书记。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琼崖妇女斗争运动的领导人。
随着琼崖妇女运动的发展，接受教育的权利获得了一定的保障。1922年，琼崖中学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接着，琼山中学、琼崖师范等校开始招收女学生。还有不少女性跨越琼州海峡，北上求学。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特别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家庭包办婚姻。如1923年，琼东女青年冯素娥就在《琼崖旬报》上发表抗婚书:“妇女如果由父母包办婚姻大事，就是没有平等自由权的人，不是独立的人，不是自由的人。”[1]她还告诫当时的地方官员不要干涉她的行动。冯素娥的勇敢行为，为琼崖妇女反对封建买卖婚姻树立了榜样。在争取自身解放的同时，一些女学生还经常同男同学一道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政治活动。
这种氛围，为后来琼崖革命妇女解放斗争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琼崖妇女解放斗争之所以真正广泛开展起来，则离不开琼崖共产党组织对琼崖妇女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张。为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工农群众运动。妇女作为重要革命力量之一，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极力将妇女解放斗争纳入自己的轨道。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妇女运动这项议决案中对妇女解放斗争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党发展妇女运动的具体办法，主要有:“1.各地党部应注意介绍女党员，因为在宗法社会关系未曾打破的中国，女党员担任妇女运动确有许多便利。从经验上说，没有女党员的地方，妇女运动常常无从着手。2.各地党部亟应设立妇女部，其无女党员的地方亦应组织妇女部，党的妇女运动才有专门负责的机关，才能一日一日地力图发展。3.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妇女党员关于妇女运动之理论方面的指导和训练。”[2]鉴于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共产党妇女部只能秘密存在。所以提出了共产党妇女部可以借助国民党妇女部和无党的妇女团体组织进行活动。大会强调在一般的妇女组织运动中，更应该注意女学校的组织运动。大会指出:“妇女运动中最适用的口号应是‘男女社会地位平等’，‘男女教育平等’(一切教育机关为女子开放)。‘男女职业平等’，‘结婚离婚自由’。‘反对大家庭制度’，‘打破奴隶女性的礼教’等。”[3]
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在海口成立。琼崖地委一成立，就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妇女解放斗争的方针、政策，并依照党所制定的具体措施的要求着手开展琼崖妇女解放斗争。琼崖地委设立妇女部，由琼崖地委委员陈三华兼任部长，以加强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7月，共青团琼崖地委成立，陈玉婵任团地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一批女学生先后入党入团，成为琼崖妇女运动的骨干。琼崖党组织非常重视妇女干部的训练和培养。1926年夏，中共琼崖地委在海口市得胜沙路开办了“琼崖公学”，由共产党员陈公仁担任校长，教员由共产党员林基等人担任。该校的宗旨是培养开展革命运动的干部，公学内设立了女生部，对培养妇女干部起了重要的作用。党创办的“琼崖仲恺农工学校”也设了一个妇女班，招收了一批女生。她们和女教师一起积极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如“剪长发运动”、“解缠足运动”等。与此同时，中共琼崖地委在早已创办的府城女一高的基础上，又派出一批女共产党员和进步女青年分别到海口、府城、文城、万城等地办起女校，这些女校主要是对女青年进行新文化教育和革命教育，积极开展各种革命宣传活动，有些学校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人的联络点之一。府城职业学校除教妇女识字外，重点是教授妇女各种手工技术。所有这些均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口号的具体体现。为了进一步谋求琼崖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党还陆续派出女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琼崖党部和各县国民党党部设立的妇女部去工作。她们积极施行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斗争的决定、方针和计划，努力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妇女去做解放自己的工作和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6年至1927年春，为了进一步把琼崖妇女发动和组织起来，使之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争取妇女解放，在中共琼崖地委领导下，在国民党党部妇女部的积极合作下，琼崖妇女解放协会进一步充实领导班子，各县妇女解放协会相继成立。这些妇女解放协会是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团结广大妇女的群众组织。当时，青年女学生、城镇女居民和成千上万的农妇都涌跃参加自己的组织。
经琼崖地委及其领导下的琼崖妇女协会的引导、启发，琼崖妇女的革命意识渐渐觉醒，革命热情也逐渐高涨。觉醒后的琼崖妇女，普遍要求家庭和社会地位平等，政治经济上和教育上的平等;要求保障妇女独立人格，要求取得婚姻自由和参加革命、选择职业自由以及参加社会活动自由;反对夫权，反对虐待妇女;反对留长发和裹脚。广大琼崖妇女的这些要求得到了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持，使琼崖妇女运动在琼崖各地蓬勃开展起来。
随着“男女教育平等”的宣传深入到农村，琼崖妇女积极争取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女孩子入学人数顿然增加，而且许多男女分开的学校，现在也改为男女同校了。一些农村、城镇姑娘分别从万宁、琼东、乐会、文昌、琼山、澄迈、临高等县陆续到府城、海口、琼东县城求学，部分女学生毕业后还到广州、上海、福建等专业学校和大学就读。在家的妇女则积极参加平民学校和夜校的学习，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琼崖妇女不再目不识丁，也不再无名无姓，而可以取自己独立的名字。伴随识字运动的推进，剪短发的风气也兴了起来。仅几个月的时间，全琼崖的妇女，除了极落后的少数偏僻县份外，都把长发剪短了。同时开展的还有中老年妇女放脚运动，琼崖妇女放脚风气本来开展得较早，但这仅限于年轻的妇女，年纪比较大一点的还是三寸金莲，而此时则基本上没有裹脚妇女了。在婚姻问题上，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变为男女双方志同道合、两情相悦才结合的新式婚恋，任何强迫式婚姻都遭到人们的唾弃。打骂和虐待妇女的风气也有所改变。此外，昔日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琼崖妇女，也开始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在海口等地，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各种政治集会及其他社会活动，如城市女工的罢工活动、农村妇女的农运活动。1926年9月，琼山县派人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在广州开办的妇女运动讲习所学习，学习《中华民族妇女解放运动史》、《妇女运动》等课程。1926年琼山县召开了隆重的“三八”节纪念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显示了琼山妇女的力量，表明了她们要以实力赞助革命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同时也表明琼崖妇女解放斗争已经同国际妇女运动联结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为“红色娘子军”的诞生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
3.红色娘子军的诞生与成长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琼崖特别委员会领导全琼革命武装队伍，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拉开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琼崖妇女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洪流，由此，琼崖妇女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红色娘子军”是这一阶段上演的一幕令人难忘的历史剧。
1930年9月，琼崖红军独立师成立以后，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苏区妇女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乐会、万宁等地不少妇女迫切要求参军参战。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琼崖特委决定组建女子军连。
中共乐会县委和红军三团遵照特委和琼崖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关于扩大红军的决定以及红军师部的指示精神，在各乡张贴布告联合号召广大青年妇女参加红军，准备成立女子特务连。布告写着:“英雄的、经过考验的乐会县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当红军去，和男子并肩作战!”布告贴出以后，苏区的妇女积极响应特委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冯白驹在《关于我参加革命过程的历史情况》里回忆说:“在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时期，琼崖妇女强烈要求参加红军，拿枪上前线杀敌，为了表彰和发扬琼崖妇女的革命精神，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3月26日，党在乐会创建了“乐会县赤色女子军”一个排，由乐会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指挥。后来，乐会苏区有700多名青年妇女报名参军，琼崖特委决定在原乐会县赤色女子军的基础上组建女子军特务连，正式划归红军三团建制。
1931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乐会县第四区赤土乡内园村(今琼海县文市内园村)正式成立，庞琼花任连长，王时香任指导员。从几千年封建礼教束缚下获得自由解放的琼崖妇女，如今全副武装、昂首挺胸地参加了红军。从此，女子军的旗帜飘扬在琼崖红军的行列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第一支女子军连队，也是琼崖自古以来第一支妇女武装队伍，这标志着琼崖妇女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女子军特务连承担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机关，看守犯人，从而保证主力部队能够全力以赴进行外线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后，师部派来王少梅女教官进行军事指导，开展紧张的军事技能训练。女战士们不怕艰苦，在烈日下摔爬滚打，苦练杀敌本领。不久，她们就可以独立担负起执勤和战斗任务。由于敌人经常进犯，部队作战频繁，女子军特务连必要时还配合红军主力作战甚至于独立作战。女子军特务连先后参加过沙帽岭伏击战、配合主力攻克过文市、阳江、学道、中败、分界、抱罗等多次战斗，威名大震。其中影响较大、战果显著的是沙帽岭伏击战。
1931年6月，乐万地区国民党剿共总指挥陈贵苑，率所部几百人进驻中原镇，企图伺机进犯我革命根据地。但闻知共产党领导机关驻有红军主力部队时，便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为了打击这伙敌人的反动气焰，红军主力部队虚张声势，佯装转移，开往万宁。当天夜里，急回军埋伏于沙帽岭一带，布好口袋，待敌上当。陈贵苑得知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只有女子军留守，认为偷袭革命根据地的时机已到，于是迫不及待地地率领部队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扑来。
琼崖女子军特务连奉令正面阻击敌人，担负诱敌深入的战斗任务。陈贵苑部不知是计，见红军阵地上全是女兵，认为根据地就剩下这些女子军了，于是不顾一切地蜂拥而上。女子军一边沉着应战，一边按计佯装“退却”。陈部以为女子军顶不住了，便紧紧地追了上来，被女子军牵着鼻子进入了红军主力设下的包围圈。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全歼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机枪3挺，长短枪164支，子弹1000多发，陈贵苑被俘，红军部队和女子军连无一伤亡。这一仗使得女子军特务连声威大震。
女子军特务连除了战时英勇杀敌，平时还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深入到各村去开展宣传活动，甚至还到白区散发传单、写标语。不但启发群众觉悟，还向民团家属做工作，交待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做争取团丁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向革命队伍靠拢。不少团丁在家属的规劝下，携带枪支投奔革命队伍。如团丁王启孝在家属的教育下，不仅带着枪支逃出来参加革命，还带领女子军特务连和红军战士烧毁了敌人在阳江市的一座炮楼。由于女子军特务连表现突出，经常受到上级嘉奖。特委书记冯白驹在回忆女子军特务连的英勇斗争事迹时，赞叹道:“娘子军和群众结合得很好，经常参加农业生产，帮助农民干各种农活，很受群众拥护，全体战士作战很勇敢。有一次女子军配合主力作战，战斗后以连为单位计算缴获，女子军还占第一位。”[4]
随着琼崖土地革命运动形势不断深入发展，妇女们要求参军参战的人数越来越多。1932年，女子军特务连奉命调往独立师师部。为了充分发挥妇女们的战斗作用，红三团在女子军特务连上调时留下一排人数的基础上，在琼东四区扩充了一些优秀的女青年，编足两个排，成立女子军第二连，人员共有60多人，黄墩英任连长，庞学莲任连指导员。
1932年7月，在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的同时，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陈汉光率其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来琼“围剿”琼崖红军和苏区。面对在数量上、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经过顽强地战斗后，琼崖红军主力、特委和琼苏机关向母瑞山深处撤离。当撤到马鞍岭时，敌人尾随赶到，女子军第一连和红军一营奉命留下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和特委及琼苏机关撤退。经过三天三夜的殊死抵抗，女子军第一连完成了阻击任务，撤向母瑞山，而再次留下阻击的二班八名女战士则全部壮烈牺牲。退到母瑞山后，陈汉光部围追堵截，步步紧逼，女子军第一连在同敌人的多次激战中，大部分英勇牺牲，一部分被打散，连长、指导员等8人被俘。女子军第二连在随红三团撤向六连岭的途中，也在乐会县被打散。至此，琼崖女子军第一、第二连，在陈汉光部的疯狂围剿下，先后解体。
从女子军特务连宣告成立到被迫解体虽然仅一年多时间，但她们勇敢战斗的光辉业绩，在坚持孤岛奋战、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斗争中占有重要的一页。红色女子军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的创举，也是世界妇女争取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她们身上所体现的英勇斗争精神，是琼崖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