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琼崖群众的革命性探源
琼岛北有宽阔的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西有一望无际的北部湾与越南遥相呼应，东、南部是浩瀚的南中国海。由于海南岛东、南、西三面有遥遥汹涌的海洋相隔，相对而言，北面的琼州海峡反而使古代先民能够较为容易地借助简单的交通工具将它征服，使之融入了中国社会中。自古以来，海南的经济开发、政权更替、社会变迁、人文兴衰，无不与中原大陆息息相连。然而，海南岛在地域上的偏远性、交通上的不便性、信息上的闭塞性，又使得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同时具有自身特点。琼崖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1.琼崖社会经济与人口构成
近代的琼崖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与中原地区相比，琼崖的生产方式更加落后、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本岛除都市外，尚滞留于原始农业时代，工商业更无论矣”[1]。琼崖的产业主要是农业(包括林业和牧业)，其次是渔业，再次是极不发达的工业、矿业、盐业和商业。由于生产力水平滞后，进出琼岛交通不便，这些产业在琼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例如渔业，“本岛环海渔场四布，渔业虽极发达，惟渔船、渔具及其渔法仍未脱离原始状态，故其渔获量仍极有限”[2];在盐业方面，琼崖盐业条件优越，生产的食盐2/5供本岛消费，3/5销往岛外，但“惟本岛盐业以盐田构造与制盐技术欠佳，及社会秩序与经济情形之不安，故产盐不免日渐减退”[3];海南岛的工业更是原始而落后，工厂规模小，设备简陋，机械化程度低，“本岛工业原极幼稚，近代工业日本占领后肇其端，然亦限于规模”[4]。尽管海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领先于全国的纺织业，但毕竟是纯手工操作，且处在黎、苗族居住的山区生产，加之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统治者采取对黎禁商政策，使得这一先进的纺织技术没能给琼崖带来多少经济效益。农业始终在琼崖社会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
近代琼崖人口有200多万。除土著的黎族外，外来人口主要是通过流徙、避难、贬谪而来。琼崖人口的增加常常呈现“突发性”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往往与内地的政局动荡密切相关，“史乘所载，每遭内地骚乱，则岛中户口为之激增，以知避乱来居者为特众也”[5]。在民族构成上，海南岛有土著的黎族，还有外来的汉族、苗族、回族等民族。从民族人口的比例看，汉族占绝对多数，黎族占20万，苗族占5万，回族1000人[6]。在人口的地域分布上，汉族主要居住环岛四周，黎、苗族生活在本岛的中部山区，回族聚集在崖县羊栏区一带。此外，尽管琼崖四面环海，交通不便，但出于生活所迫，许多人特别是文昌、琼东、琼山、乐会等沿海一带地区的穷人，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到东南亚等地谋生，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海外华侨。因此，琼崖是汉、黎、苗、回等多民族融合聚居的区域，是中国第三大侨乡。
在琼崖人口的职业构成方面，由于琼崖工业极不发达，传统的农业社会使得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据《海南岛新志》的有关考证，在人口的职业构成中，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从人口的职业性划分来看，农民占据了全岛总人数的85%。琼崖革命先驱周士第在谈到“农人”问题的时候也指出，琼崖农民占全琼崖人口的十分之八九[7]。另据民国时期琼崖绥靖公署报告，全岛户数共426829户，其中农家户数占385306户，为总户数的90.03%。又据林缵春氏在文昌、琼东、乐会、儋县等4县52村的调查称，海南岛农业户数占总户数的94%。由此可见，琼崖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农民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
关于琼崖社会阶层，1925年琼崖革命先驱周士第在《新琼崖评论》第22期发表的《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一文中，曾将当时琼崖社会的人口划分为军阀、土匪、绅士、教育界、学生、工人、农人、商人等八个阶层。他对这些阶层逐个进行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阀、土匪和绅士之间相互勾结，鱼肉百姓的关系:军阀、土匪、绅士本身的利益，是完全与民众利益相冲突的，所以军阀、土匪、绅士要互相依赖才能生存;要有土匪，军阀才有借口而行清乡及施各种苛政;要有军阀，土匪才有所借口于“为民除暴”而行掳人劫货勒饷;要有绅士，军阀之苛捐杂饷才有媒介而普遍于民间;所以兵越多处匪越多，绅士的荷包也越肥。周士第认为，实际上，“琼崖的社会上只有两种阶级:军阀、土匪、绅士(反动的教育界也拨归在内)是‘压迫阶级’;农人、工人、学生、小商人是‘被压迫阶级’”[8]。在剥削阶级社会的人口构成中，受压迫阶级的人口总是占绝大多数，压迫阶级的人口总是占少数，是少数人压迫着多数人，是一种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在以农业为主的琼崖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自然是占人口绝大数的农民。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琼崖农家每户平均占有耕地9.99亩[9]，但“普通农户耕作亩数，平均每家耕五亩以下者占有百分之七十”[10]。按照当时琼崖农村最少的家庭人口平均每户6人计算，则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也就是说，占有土地人平均不足1亩的农户占了全部农户的70%，土地主要集中在少数地主、富农手中。琼崖农村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社会分化明显。有人将琼崖农村划分为四个阶层[11]:一是多有田庄，自己不耕种，专租给人家而自己坐着收租;二是自己所有的田地，自己或雇人耕种，而以这个田地的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三是自己也有一点田地，然而只靠自己田地的出产，不能养活全家，不得不靠着耕人家的田地，分得一点以自赡;四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的田来谋生活的人。这四种“农民”就是地主、富农、贫农和雇农。其中，第一、第二种人数很少，他们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第三、第四种占绝对多数，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第四种农民最苦，每年到头苦作，还不够穿衣吃饭，一遇年岁不好或地主作恶，往往危及全家性命;第三种虽然自己有一点田地，还耕一点人家的田，然而因为收成不稳定，内要养家，外要交租，加之经常受官剥、兵抢、匪劫，所以只靠田里的生产，也无法维持生计。那么，借贷、卖田、卖儿卖女等等，就是他们暂时糊口的办法。他们也深知“宰萝补屋，割肉医疮”的后果，但如果不这样做，一家人就要即刻饿死。琼崖的“田租普通行主客匀分之制，惟昌江则作三份分之，业主得一，佃客得二”;“其贫无地者，于农忙时节，多为富家插田收割，以谷计工。”[12]因此，广大丧失土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被迫向地主租地耕种或为地主、富农当雇工。他们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生活也最为困苦。
最贫最苦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而他们最具反抗精神，是琼崖革命的主力军。革命先驱徐成章指出:“琼崖农民，也是与全国人口比例一样，占人数的十分之九，琼崖的革命运动，没有农民加入，是终难成伟大的民众革命。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落，生活简单，易趋保守。但在这样的军阀压迫，外资榨取，土匪抢劫，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呢?”农民既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也是琼崖革命的主力。
2.琼崖政治环境与民生
在近代中国，琼崖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大举侵略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同时，也把其爪牙伸向了琼崖。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和英法俄美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规定琼州为增开的通商口岸之一。战后，德国、丹麦、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也争先恐后地强迫清廷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开辟琼州为通商口岸。美国则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同其他列强一道，参与对琼崖的侵略和掠夺。
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把持琼崖海关，垄断海运，操纵进出口权，使琼崖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明显的劣势。据粤海关的统计，仅1886年输入琼崖的鸦片一项，就达1916担，价值白银149万两，占当年进口洋货总值的64.72%;输入琼崖的洋纱，1876年仅39担，到1891年增加到17184担，15年间激增了44倍;输入琼崖的洋油，1882年为6980加仑，到1925年达1511486加仑，超过216倍[13]。与此同时，列强又廉价收购琼崖的土特产品。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20年代，琼崖的对外贸易中，进口总值不断递增，而土特产品如猪、牛、皮鞋、槟榔、花生油、药材、鱼类、盐、木材等，出口价廉，造成连年入超。根据《海南岛志》记载，从1922年到1927年间，琼崖对外贸易额如下表1所示:
表1琼崖对外贸易货价表(单位:关平两)[14]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22～1927年，在琼崖对外贸易进出口交易中，每年的进口额远远超出了出口额，洋货大量充斥琼崖市场。一位琼崖革命先驱曾撰文指出:“试看我琼崖地方上，所有的货物，有几件是我琼崖的土产?布满市场，没有不是洋货，甚至日用所需:一丝一缕、一针、一杯、一碗，亦莫不是洋货。兵战而败，只是受一时的痛苦。被商品侵略，而不知觉悟，真是灭亡可不旋踵哪!所有的一文一仙，皆交入洋老爷之手，欲不穷真是不可多得的啊!一切从前的手工生活，皆被洋老爷打倒，吾人只有分利而无生利，财政命脉，已被洋资本家夺去了。”[15]帝国主义大量倾销商品和廉价掠夺土产资源，迅速地破坏了琼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琼崖微弱的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传统农业处于半解体状态，琼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列强在猖狂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打着“开办学校”、“建立医院”、“传教”、“经商”等招牌，在琼崖进行收集情报、勘察资源以及宗教、文化侵略活动。为侵略所需，列强先后在海口设机构和办事处。1872年美国首先在海口设立领事馆，日本紧接着于1873年在海口设领事馆。他们曾迫不及待地派人深入到五指山等地开展窥视活动。1888年法国在海口设立了领事馆，并于1897年强迫清政府缔结关于琼崖不割让与他国之约，公然把琼州划入其势力范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遍及海口、嘉积、那大、乐安等地，甚至渗透到了汉人一般难以到达的深山黎峒。其中，基督教在琼崖的传播最多，据统计，至1928年，美国长老会派来琼崖传教的牧师有25人，全琼受洗礼的教徒达4000人，各地建立教堂25座、医院5家、学校15所、育婴堂1所[16]。这些教堂及其神父、牧师，在各地强占土地、置产业，勾结官府恶霸，欺压百姓。
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封建统治者加剧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清政府为了企图摆脱执政危机，不择手段地把巨额的战争费和战败赔款及由此产生的财政危机转化为赋税、“摊派”、“捐献”，对人民横征暴敛。琼崖“地方财政尤其，各县市署及城乡警团学各机关团体皆得自由征收杂损。税目繁苛，几于无物不税。轻重由己，办法错杂。重重抽剥，有一物数税或十余税者。”[17]少数民族地区负担更重，崖州黎区额银1两折钱2500文、“色米”一石折钱5500文。另外，官吏在催征中又“捏称搭草鞋钱，踏狗尾钱等各种名目，勒索苛派，多方扰累，种种弊端，殊属不成整体”[18]，致使人民的负担多于应纳粮额的数倍。在这样沉重的压迫下，原本贫困的琼崖人民不得不纷纷破产，陷入绝境。
在外国列强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许多贫苦人民被迫离乡背井，到国外谋生。“文昌、琼东、乐会、万宁、琼山、定安、澄迈等县，乃竞向安南、暹罗、南洋群岛间经营农工商诸业，甚有往安南作佃农者。”[19]据统计，1876～1898年，琼崖往东南亚等地华人有344698人[20]。又自1914～1924年间，仅是往新加坡移民的就达6300多人[21]。其他还有到欧洲、美洲的。这些人，有不少是被当作“猪仔”拐卖出洋的华工。他们上船后被关进船舱，“并肩叠足而坐”，“交股架足而眠”，途中死者枕籍。活下来的，男的被迫为资本家开山挖矿，当牛作马;女的沦为娼妓，命运其极悲惨。
(2)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
民国初年以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时期。琼崖的军阀都是广东军阀的嫡系。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动，琼崖先后被陈世华、黄志桓、龙济光、沈鸿英、李根源、邓本殷等军阀统治。
琼崖的军阀为了猎取更多的私利，对外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卑躬屈膝，俯首贴耳，对内欺压百姓，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特别是粤军旅长邓本殷盘踞琼崖后，建立起了最黑暗的统治。在邓本殷统治期间，琼崖苛捐杂税繁多，名目多达二百多种。如田亩捐每亩收银七元，房屋捐每间收银一元三角，人头税每丁收银一元等。据统计，每年搜刮光洋近千余万元[22]。公开买卖官爵，从排长、连长、营长到县长，要价分别从600元、2000元、6000元到1万元。铸假银元，滥发钞票，开赌场、卖鸦片、售军火，无恶不作。在广大农村，贪官横行，土豪劣绅呈威，农民家失田业，卖儿卖女，挣扎在死亡线上。《琼崖革命同志大同盟成立宣言》指出:“琼崖(各军阀)相继盘踞，肆其蹂躏，至邓本殷而益变本加厉，臻于绝顶——烟馆遍地，捐税层生，勒赎拉夫，杀人放火，私铸伪银，强迫种烟，无所不用其极，致使工缀于肆，农缀于野，商缀于请帖市，士缀于校，其欲生不得想死不能的悲苦惨况，真是令人见之坠泪，言之心痛……唉!渴想解决琼崖社会问题的人们，对于琼崖现在的暴恶政治作何感想?”[23]琼崖军阀对琼崖人民横征暴敛，对外却软弱无能，为不得罪侵略者而不惜屠杀自己的同胞。如1924年，琼东县基督教会美国牧师冯卓殊被窜入教堂的土匪所杀，美领事扬言，要100中国人偿命，并赔偿50万，否则将以兵舰攻打。邓本殷为投靠美国，筹款购买军备物资，扩充实力，达到抗拒革命政府，永远割据琼崖的目的，不但不抵抗，反而派人到嘉积杀害了无辜百姓数十人。美国人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得寸进尺，除利用邓本殷勒索琼东三万元外，还强行霸占了市民出入嘉积市的通行要道——嘉积北门福音堂前面的公路，并禁止行人通行。这种野蛮行径之所以得逞，都是因为军阀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各谋己利，无视民众疾苦的结果。
在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军阀的统治下，琼崖各地方恶霸也肆无忌惮地敛财和诛戮群众。如陈凤起在文昌清乡因勒索不遂枪毙百余人，陈庆图在定安、乐会、万宁也是四出勒索不遂而杀戮了八十多人[24]!
琼崖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陵水一带有一首民谣唱道:“乌云压压把天遮，荒年卖仔去逃命;求得清风来相助，干柴烈火照路行。”痛苦不堪的琼崖人民，渴望着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