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琼崖革命先驱与琼崖革命精神
自1858年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在美、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武力威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以来，琼崖便从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期处于“军阀压迫，外资榨取，土匪抢劫，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1]。为了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受压迫深重的琼崖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幸福，从“竞把头颅换自由”、“愿将铁血洗神州”的海南辛亥革命先驱和出色的革命活动家林文英，到“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海南籍北大学生郭钦光;从徐成章、洪剑雄、周士第、王器民、李爱春、王大鹏等琼崖革命的“伐木开山的先锋”，到杨善集、冯平、王文明等首先举起琼崖革命红旗的琼崖革命先驱，前仆后继地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对琼崖革命精神的形成、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琼崖革命先驱非常重视革命精神在琼崖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琼崖革命先驱洪剑雄早在1924年1月1日《新琼崖评论》第一期《国民党改组与琼崖革命运动》一文中就提出:“中国目前最急切和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有主义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群众革命团体，领导一班有革命精神的群众去努力革命的工作，以解放被压迫者一切的痛苦。”[2]1924年5月16日，琼崖革命先驱徐成章在《新琼崖评论》第十期发表《敬告琼崖同志》一文，对革命精神进行了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以为当这个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是应当拿出我们坚忍沉毅的全副精神，作伐木开山的先锋，除去这道途上一切的障碍物，造成平坦康庄的大道，为民众立永久的幸福，为社会留永久的纪念，这才是我们同志的责任，这才是我们革命党的精神。”“我们同志在民众里头可算是先知先觉的分子，其地位何等重大，何等紧要;在民众中间，处处要表现革命的精神，尤其要表现革命党员为群众利益奋斗的精神。革命党员的精神，最要紧的是严厉律己，不为利诱，不为威胁，而且生活不能超过民众上面;其坚忍强毅的性格，尤其引起民众热烈的同情，亦可以表现自己重要地位;同时又能尊崇群性，牺牲个性，集合许多个性造成一个群性——党。换言之，就是集合各个党员的自由力量，做党的自由发展，这样才能使民众认识明白，这样才能把民族精神合拢起来，这样才能有伟大力量来打倒两种的压迫——军阀和帝国主义——造成庄严灿烂的中华民族独立的新国家，尤其是解放目下受压迫最厉害的琼崖人民。”[3]如同徐成章所说的那样，正是作为“琼崖民众里头先知先觉的分子”和琼崖革命的“伐木开山的先锋”的琼崖革命先驱，以“坚忍沉毅的全副精神”“为群众利益奋斗的精神”等革命的精神，引起民众“热烈的同情”与支持，“把民族精神合拢起来”汇聚成琼崖革命的伟大力量，在后继的琼崖革命领袖的带领下，艰苦奋战，才最终取得了琼崖革命的彻底胜利，迎来了琼崖全岛的解放和新生。在琼崖革命运动过程中，琼崖革命先驱通过自己的革命行动和宝贵生命所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如同徐成章所说的那样:“其壮烈，其勇敢，其豪侠，其慷慨悲歌，其从容就义，其赴汤蹈火，这种独立人格的牺牲精神，在琼崖解放史上，是永久令人崇拜!令人纪念!”[4]
辛亥革命时期，在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的推动下，琼崖社会开始了思想启蒙与民主思想的宣传，涌现出一批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先驱和革命活动家。早期中国同盟会员、国会众议院议员林文英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林文英，号格兰，原籍海南岛文昌县清澜市四坑村，1873年出生于一个久居泰国的爱国华侨家庭。林文英幼怀大志喜好读书，熟通经史，在随父亲多次返琼探家问祖的过程中树立了爱家、爱乡、爱国的思想。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同孙中山结下了“布衣之交”。林文英遵照孙中山“联成海南同志、扩充团体”的指示，与陈子臣等先后返琼，秘密联络进步学生和部分“励志会”成员，建立了琼崖同盟会支部，并创办了海南第一家革命报纸——《琼岛日报》和海口工商夜校，宣传爱国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深受琼崖学生及有志救国之士的欢迎。1914年3月，林文英被袁世凯授意广东龙济光部将、琼崖绥靖督办陈世华秘密逮捕，强加以死罪。临刑前林文英大义凛然，说:“吾死于国，嘱家人勿以为痛。”留下一首义薄云天的遗诗:“溘然长逝去悠悠，竞把头颅换自由;我不负人人负我，愿将铁血洗神州。”后人题挽诗赞曰:“大好头颅挂自由，英明正气满神州，黄花岗上诸先烈，同此精神万古流。”[5]林文英为了自由民主“竞把头颅换自由”、“愿将铁血洗神州”的豪情和革命气概即使今天也仍令人荡气回肠!而这种豪情和革命气概，也正是一批批琼崖革命先驱的革命之路中贯穿始终的琼崖革命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
“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烈士、海南籍北大学生郭钦光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一起，永远为人们所赞颂，他为国而死的精神也永远融入到琼崖革命精神之中。郭钦光，字步程，海南文昌龙马镇龙尾塘村人。郭钦光在广东初级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喜欢阅读中国历史和英雄故事，痛恨近代中国政治之衰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凶狠，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热血青年。1915年5月，当听到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郭钦光与广州各校爱国学生一起冲破当局的压制，在广州东园组织“国耻大会”，声讨袁世凯的卖国罪行。他当时登坛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时，竟由于过于激愤而当场吐血，其爱国激情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群众。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郭钦光与爱国学生一起上街游行示威，奋不顾身地奔走呼号，冲向赵家楼搜寻卖国贼，遭到曹汝霖卫兵的毒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也受到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郭钦光因当场呕血不止被送进医院，当听到关于爱国活动进行情况时，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并叹息到:“国家濒危，政府犹以狮子搏兔之力，以压一线垂尽之民气;日政府待我留学诸君之事，不图乃见于生斯长斯之祖国，事可知矣。”[6]七日后溘然逝世，年仅24岁。
郭钦光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为国而死的消息传到琼崖，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愤慨和爱国热情。在王文明、杨善集、王器民等琼崖革命先驱的发动和组织下，成立了“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在五公祠召开了有1000余学生参加的追悼郭钦光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掀起了琼崖青年运动的高潮。在爱国运动中，他们组织纠察队、宣传队、抵制日货检查队等，呼号奔走，开展宣传活动，取得了抵制日货运动的胜利。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率领爱国学生深入工农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张，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唤醒琼崖人民的革命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五四”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琼崖青年学生纷纷走向工厂和农村，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进步思想文化的传播。
琼崖革命先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琼崖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执着于对革命理论的不懈追求和对革命舆论宣传的努力付出，把革命的信仰和激情播种于琼崖群众的心中，激发了群众革命的自觉性，增强了琼崖革命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推动着琼崖革命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也不断培育、传承着以琼崖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琼崖革命文化。1921年4月，徐成章、王器民等在海口创办《琼崖旬报》，任用刚从欧洲回国的罗汉、鲁易及从北京来琼宣传革命的李实等人担任该报编辑，以“改造琼崖”为宗旨，“介绍欧洲最近的社会主义学说”，“给琼崖人研究”。徐成章与罗汉、鲁易、吴明等人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琼崖旬报》为阵地，组织“琼崖友声书社”、“琼崖文化书局”、“琼崖土剧改良社”等来宣传革命文化。1924年1月，徐成章、杨善集、周士第、王器民等创办琼崖革命同志会会刊《新琼崖评论》。徐成章、杨善集、王文明、冯平、王器民、徐天柄、李实、罗汉、鲁易等一批早期琼崖革命先驱，不仅是琼崖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文化在琼崖的早期传播者。通过这些传播革命文化、宣传革命思想的活动，从而为后来琼崖党组织的建立、琼崖革命精神的孕育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琼崖革命先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领导琼崖革命的过程中，在培育和传承以琼崖革命精神为核心的琼崖革命文化的同时，更是在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满腔的热血和年轻宝贵的生命推动着琼崖革命历史向前发展，诠释和丰富着琼崖革命精神的内涵。
琼崖革命先驱既有着“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的坚定革命信念与英雄气概，也有着正常人的丰富的情感世界。琼崖早期共产党人王器民自幼双亲去世，小学毕业后便随同乡华侨去新加坡谋生，虽然在侨居南洋的数年中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但在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他毅然弃职回国，先后进入上海水产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学习，确立了改造社会的志向。他曾被党组织派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积极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北伐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3师师政治部主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器民不幸被捕。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临刑前给妻子高慧根写下一封充满真挚情感的遗书:“我最念的爱妻慧根:‘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自我立志革命，参加实际工作以来，这二句已成誓词”[7]。“革命分子既抱定以上二句誓词，即牺牲又有什么紧要，况且佛家有说过‘自己不入地狱，叫谁入地狱’，革命分子明知会有牺牲，革命会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8]“唯是对你很是不住，因为数年与您艰艰苦苦，我用全副精神为革命而努力，没有和你享受过一日的安闲快乐的日子，我们夫妻可谓因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呵!你虽然体谅我，而我终是觉得对不住呢。”“亲爱的慧根，我和你做夫妻是生生世世的，在精神，不在形体，我苟牺牲之后，你应紧记着我的遗嘱，那我就瞑目了。……用锐利眼光，细心去察找有良心、富有革命性的男性，和你共同生活”[9]。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为革命死而无悔的坚定革命信念，同时又流露出因未能让妻子过一天安闲的日子而感到深深的内疚情感。这种打上了革命者深深烙印的丰富的革命人情味，使琼崖革命先驱更加具有人格感召力，也使琼崖革命精神更加具有凝聚力和影响力。
在环境艰险的琼崖革命进程中，琼崖革命先驱以身作则，前赴后继，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面对险恶的政治斗争风浪，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琼崖革命先驱冯平，出生于海南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一个贫农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到上海文化大学读书，后又回到广州念大学。1923年，冯平被党中央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曾和聂荣臻、杨善集等是同学。回国后，在广东省农民协会工作，后随国民革命军参加南伐。1926年6月，琼崖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海口市召开，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冯平当选为委员兼军事部长。琼崖第一届农民协会成立后，冯平又当选为主席。在他的领导下，琼崖大部分地方，都先后建立了农会组织，农会会员近20万人，同时还创办了琼崖农民军事政治训练所，为琼崖革命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1927年6月，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琼崖特别委员会，冯平当选为委员。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开展武装斗争，琼崖特别委员会先后成立了“琼崖讨逆革命军”、“琼崖工农红军”，冯平任总司令。1928年，冯平在反“围剿”斗争中不幸被捕，敌人把他缚在竹椅上抬着“示众”。面对前来看望自己的老百姓，他大义凛然，对周围的群众进行革命宣传说:“父老兄弟们!本人就是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感谢大家来看我，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杀了一个冯平，还有千万个冯平。革命是杀不绝的，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当国民党驻琼师长蔡廷锴亲自劝他改变信仰，许诺他到广州任要职时，冯平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要我不信共产主义，比太阳从西边上来还难!”“共产党是为穷人，为全人类谋利益的，富人恨他，穷人爱他，我就是喜欢共产党。”[10]正是因为有了像冯平等革命先驱这种“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的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才能使琼崖革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战胜千难万险，最终使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琼崖革命先驱、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杨善集、王文明等为创建琼崖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孕育和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琼崖革命精神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始终能够从琼崖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琼崖革命的实践。而这一点也正是琼崖革命先驱杨善集、王文明等人最突出的品格之一。杨善集是我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之一，琼崖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琼崖工农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团广东区委书记、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军事委员会主席、琼崖讨逆革命军党代表等职。他出生于海南琼海一个晚清秀才家庭，中学时代即参加了“五四”运动，成为琼崖青年运动的领袖。1924年下半年，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东方大学留学，其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了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琼崖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回国后，他经常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进行革命宣传。1927年1月，杨善集在《少年先锋》上发表《寄旅俄革命同志的一封信——为列宁纪念日而作》一文，提出了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主张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在该文中说:“真正的马列主义，不单单是在莫斯科、在苏俄……世界上到处都布满了列宁主义的种子……十月革命的经验是宝贵的，但，不过是一些重要的原则，至于应用的方法和策略，非就地去找不可!很呆板的搬来中国用，是一个笨仔，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能在革命的运动中去找经验，去找到不违背原则的革命经验!”“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列宁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真正的列宁主义”[11]。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全党理论水平仍较低的情况下，杨善集能够富有远见地提出要注意防止把马列主义理论“呆板的搬来中国用”的教条主义错误，强调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寻找革命经验和革命道路的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其重要性被琼崖革命乃至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反复证明。而由杨善集提出和倡导的这种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寻找革命经验和革命道路的思想，也在长期艰苦的琼崖革命孤岛奋斗的实践中内化为琼崖革命精神中最重要的内涵之一。
王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琼崖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琼崖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琼崖革命的重要奠基人。1926年创建琼崖党组织以来，王文明为了琼崖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始终从琼崖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与琼崖革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带领琼崖的革命斗争绕过一个又一个暗礁，渡过一个又一个险关，成为“琼崖数百万工农群众最爱护的领袖。”[12]王文明出生于海南乐会县益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五四”运动中，他以忘我的精神，站在琼崖爱国运动的最前列，与杨善集等学生领袖一起，领导了琼崖的青年运动。1922年，他与曾赴法勤工俭学的共产党员罗汉、琼东县民选县长王大鹏等在嘉积市创办琼崖第一所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学校——嘉积农工职业学校，后改称琼崖仲恺农工学校，为琼崖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1924年，王文明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就读，期间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南征讨伐盘踞琼崖的邓本殷反动势力，光复了琼崖。1926年6月，王文明与杨善集在海口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创建了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他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中共琼崖地委的诞生，标志着琼崖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琼崖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琼崖人民的革命精神也因此而被赋予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琼崖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面对琼崖严重的反革命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1927年7月，王文明与杨善集、陈永芹等在乐会县第三区的椰子寨打响了全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琼崖党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1月上旬，为了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王文明主持召开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在琼崖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会后，在王文明与琼崖特委深入实际的具体指导和努力下，琼崖工农革命军迅速发展，成立了琼崖苏维埃政府，进行了党、政、军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建设工作，全琼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在琼崖革命的危急时刻，由于王文明与杨善集等一批琼崖革命先驱坚持大无畏的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和正确的领导，奋不顾身地率领琼崖人民继续坚持革命斗争，从而使琼崖革命没有终止，琼崖革命红旗没有倒下，琼崖革命精神得到不断的传承和发展。
正当琼崖革命不断蓬勃发展之际，1928年3月，国民党广东省当局派其第11军第10师蔡廷锴部及谭启秀独立团来琼，对琼崖苏区及红军进行“围剿”。以王文明为书记的新的琼崖特委领导机构组成不到半个月，省委又派巡视员黄学增来琼对特委进行改组，由黄学增任特委书记，王文明暂时离开了琼崖特委的领导岗位，改任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文明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继续全力以赴地搞好工作。他领导琼崖苏维埃政府坚持从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进行艰苦深入地工作，颁布了《临时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保护工商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税收条例》等法令，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巩固了苏区革命政权。但是，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琼崖红军反“围剿”失利而处于困难的局面，仍然一再指示琼崖特委继续执行“以城市为工作中心”的错误方针，“将南路、琼崖二特市委合并迁往海口，指挥琼崖全属及南路各县工作”。特委书记黄学增教条地执行省委这一错误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兵运和工运方面，将特委机关迁往海口。王文明从琼崖革命的实际出发，对黄学增的这一作法持不同意见，但没有被采纳。之后，王文明率领红军130多人和琼苏直属机关共600余人，在定安县南的母瑞山开辟了新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进入母瑞山后，王文明带领队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披荆斩棘，搭起一批草寮，安营扎寨，同时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在母瑞山初期，生活异常艰苦，常以野果、野菜充饥，王文明以身作则，不顾自己长期患病而又无法医治的虚弱身体，一如既往地坚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同干部战士分吃一个饭团，共进野菜、野果餐，干部战士都被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高贵品格所感动。他经常鼓励大家说:“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什么困难都会得到解决。”[13]他与指战员一齐动手开荒生产，建立了3个农场，通过地方政权，实行派粮、征粮、购粮，支援红军，使红军和琼苏各机关恢复了正常的运转，军械厂也恢复了正常的生产。1929年2月和7月，迁进海口的琼崖特委机关先后两次遭到敌人破坏，特委领导被捕牺牲，特委组织一时陷于瘫痪。王文明得到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报告关于特委组织遭到破坏的消息后，抱病在内洞山主持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重建了特委组织，提议并经特委成员一致通过，由冯白驹主持特委的日常工作。在琼崖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王文明主持召开的内洞山会议，使琼崖革命度过了又一个险关，重建了琼崖党组织，形成了以冯白驹为核心的琼崖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使琼崖革命的红旗在母瑞山根据地继续飘扬，琼崖革命精神得到不断发展和弘扬。
1930年1月，因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长期积劳成疾而又无法医治，王文明不幸在母瑞山病逝。王文明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无私无畏，胸怀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在特委领导岗位上，他曾经五次上下毫无怨言，无论什么职位总是为琼崖革命全力以赴地开展工作。他为琼崖革命事业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贵品格和革命精神不断鼓舞和影响着琼崖人民。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他的胞兄、妻子、儿子、两个侄儿、侄媳共7人为琼崖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琼崖苏维埃政府在王文明因病去世时所发布的《为王文明同志逝世告群众书》中，这样评价:“王文明英勇奋斗、坚苦耐劳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他曾领导着海口市工人群众反抗资本家的压榨和反动工贼，他曾亲自领导琼崖数百万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等一切反动势力，他是琼崖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他曾以‘愈困难愈奋斗’的革命精神，鼓励工农群众和自勉。他这段英勇奋斗、革命斗争的历史，早已深刻地印在琼崖群众的脑筋里，成为琼崖数百万工农群众最爱护的领袖。”[14]同年2月15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发布《为追悼王文明同志告民众书》，指出:“王文明同志是一个高才卓识的大学士，同时也是一个以革命为职业的专门家，因致力于革命以来，每天都在死的预告中去努力工作。其物质生活之简单，尤甚于工农无产阶级者，其奋斗精神之热烈，真的罕有伦比，特别是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低落时，益见他奋斗的决心和百折不回的毅力。他不知已冒着几多危险煞费苦心而为民众谋许多利益了，使全琼崖的民众不论男女童叟都异常敬爱他，与他结了深切的关系，巍巍乎，王文明同志真不愧为琼崖工农群众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了!”[15]这里虽然是对王文明及其革命精神的评价，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琼崖革命进程中琼崖革命先驱和琼崖革命领袖群体及其所具有和展现的琼崖革命精神的精彩概括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