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南传统文化与琼崖革命精神
琼崖革命精神是海南人民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和保障，它在琼崖革命斗争中诞生，但它的形成却离不开海南传统文化的熏陶与铸造。也可以说，正是海南的传统文化为琼崖革命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1.“修齐治平”思想与投身革命的热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力倡导的价值取向，是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尽匹夫之责，振国家之威的精神动力。海南岛虽孤悬海外，但并未阻挡这种传统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历代官办学校的教育，尤其是一批批被统治者流放至此的，以天下为己任、一身正气的官员、文人的言传身教，为这种传统精神植根于海南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海南岛由于有海峡的阻隔，边远荒僻，在历史上曾长期地作为流放地，成为一部分政治失意被贬谪的官员的宿地。这些人虽一心为公，刚直正派，一生只倾心于治国安民，但只因昏君无能、奸佞当道，最终只落得悲凉的政治下场。比如唐代被贬来的官员有王义方、韩瑗、韦执谊、李德裕等;宋代有苏东坡、李纲、赵鼎、李光等，元代有范淳;明代有赵谦等。被贬谪对他们个人来说是不幸的人生经历，然而这给海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这些远离“庙堂”的政治倾轧和是非之争的官员们，虽然深感失意与悲凉，但他们毕竟是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一代人杰。即使在贬居的日子里，他们依旧热心于海南的文化教育，在地方上兴教传学，用心于文德教化，开了一代又一代的向学之风。他们不仅以书本文字教化弟子，而且以自己的气节和情操影响周围的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抱负训导学生，以“自强不息”的浩然之气塑造学生的人格。因此在海南这个不管是两汉经学、魏晋玄风、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训诂之风都隔海难拂的地方，读书人受的却是最正统的经史子集宣教。这种正规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结果不仅使海南这个边远荒僻的地方人才辈出，还铸就了海南人为江山社稷甘愿孜孜奋斗、赴汤蹈火的文化品性。正是这种文化品性使海南人民从反清开始就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剧，使他们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中有着高度的革命热忱。
琼崖早期的共产党人洪剑雄在1924年的《我们怎样去干琼崖革命?》一文中表达了海南人民渴求自由平等和积极投身革命的热忱:“你们要知道我们人类从娘肚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地应该做工。为什么他们一生出来就应该一点工都不做，坐着吃好的，穿好的;你们一生出来就应该像马一样的做工，倒反要被他们抢劫挨冷挨饿呢?”“农工的朋友!你们想除去你们的痛苦，是全靠你们自己动手的。专靠人家来救你们是靠不住的。”“革命!不是害人的洪水猛兽，是救人济世的福音!琼崖被压迫的民族，快起来干呵!”他朴实的语言吼出了掷地有声的呐喊，成为海南人民投身琼崖革命、解放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心理写照。
在为解放海南人民而进行的琼崖革命中，本着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无数革命志士义无反顾、前赴后继地加入琼崖革命队伍。有些革命者不但自己投身革命，还将自己的家人和亲属带入革命队伍。比如，在王文明的动员下，全家人都参加了革命。他的胞兄、妻子、儿子、两个侄子、侄媳共7人在琼崖革命中先后壮烈牺牲。但他们的牺牲不仅没有减弱海南人民革命的热忱，反而为革命的发展与扩大播下了火种。有了他们，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有了他们，琼崖革命坚持23年仍然红旗不倒，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多元、兼容的文化品格与“五湖四海”的革命精神
海南岛终年暖热，水产丰富，动植物品种繁多，有大量可以造房和舟船的材料，这对生产力落后、缺衣少食的原始古越人来说，海南岛就是他们生活的天堂。从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开始，大陆汉族开始不断迁往海南，但是直到隋末，居住在海南的汉人总数仍然有限，他们和本地居民——黎族共处海南岛，“汉在北，黎在南”是当时黎汉分布状况的真实写照。到了唐朝，随着汉人的增多，政府开始对海南进行管制，黎汉聚居地区出现阶级分化和贫富矛盾，汉族豪强和官府通过掠夺的方式迫使黎族纷纷内迁，出现“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分布状况。加上回、苗、客等少数民族也移民入琼，在海南岛也就自然形成了包括中原汉文化、黎族文化、回文化、苗族文化、客家文化和华侨文化等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仅从方言来看，海南就有12种之多，其中使用人口在万人以上的有汉语、黎语、苗语、儋州话、临高话等。海南面积较小，各民族若想能够在岛上和谐地生活，就必须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彼此渗透、相互兼容。也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列缀与兼容使得海南文化生生不息，并独具特色。
海南多元文化的兼容性，具体体现在各种文化的相互学习和借鉴上。比如，黎族需要向汉族学习农业技术、教育文化;汉族也向黎族学习适应热带气候的生活技巧和纺织技术。元代流落到海南的黄道婆向黎族人学习到了纺织技术，之后她回到内地，推动了江浙的纺织业的发展，是黎汉文化兼容结合的典范。另外，在海南还有回、苗等特色文化。回族主要使用回辉话，他们主要分布在三亚凤凰镇的回辉和回新两村。苗族则使用瑶语，多分布在琼中、琼海、五指山、乐东等地。多元和兼容的文化特性，培养了海南人豁达大度、爽快真诚、容纳百川的气度。无论哪个民族和地域的移民，海南岛都热情接纳，正所谓登岛无先后，只要踏上这个绿岛，“大家都是海南人!”
多元和兼容的海南文化特性，也成为孕育“五湖四海”的琼崖革命精神的源泉。各民族共同生活在海岛上，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它们以包容的态度，紧密团结在一起，去努力实现琼崖革命的胜利。在琼崖革命的斗争岁月里，革命队伍中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不论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它们彼此间相互合作，为琼崖革命的胜利立下丰功伟绩。比如汉黎苗人民的起义，携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海南的统治;威震四方的“红色娘子军”中，来自不同民族的广大妇女同甘共苦，团结友爱，为自身和人类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赞歌。在革命队伍里，不论是普通群众还是领导干部，甚或是海外华侨，大家不分你我，互助友爱，为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少数民族首领如母瑞山一带的苗族首领朱日明、吊罗山一带的苗族首领陈日光、白沙地区黎族首领王国兴、黎族排长陈理文等，他们虽是不同民族的代表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有的人为革命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3年白沙黎苗人民起义失败后，黎族首领王国兴派出代表寻求琼崖党组织的指导，冯白驹等琼崖党人及时帮助他们成立斗争指挥部，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三次进攻。1944年12月，琼崖特委成立“白(沙)保(亭)乐(东)人民解放团，任王国兴为团长”。出于对祖国和家乡的深深热爱，海南的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在琼崖革命期间也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团结起来以后，海南的海外华侨更是十分积极地投入到抗战之中。
在领导琼崖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冯白驹曾提倡要善于团结培养干部，发挥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善于团结使用外地干部，发挥外地干部的积极性。事实上，琼崖革命领袖确实来自四面八方，或从小生长在海南;或远离家乡，登岛支援琼崖革命;或抛妇别子，从南洋返回故园。但是自从他们投身于琼崖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认同海南，将自己当作海南人。由于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海南岛，与海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熟悉海南的山水风物和人情世俗，因此，他们将自己的一切都融入到了海南人民的革命事业中。在这个战斗群体中，没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没有汉族干部和黎苗干部之分，大家都是“海南人”。许多来自大陆的干部在工作中还学会了讲流利的海南话。琼崖纵队的副司令李亚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生在广西藤县，被组织派到海南后，努力学习海南话，半年后便基本上能用海南话与群众交流了。掌握海南话是外地干部在海南做好革命工作的前提。只有学会使用海南话，才能和不懂普通话的海南群众更好地沟通，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并与群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海南人民谋利益[1]。可见海南文化在传统上所具备的多元兼容、容纳百川的品性，为“五湖四海”琼崖革命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3.坚忍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是坚信“红旗不倒”的精神源泉
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古训，“修齐治平”思想的引导，“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之气的熏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意志砥砺，加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的锤炼，塑造了海南人坚忍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天尔曾在描述海南人的性格时曾写道:他们“本来是纯朴耐苦，具有一颗诚洁忠厚的心，一副平和宽恕的心肠的。但遇到了最恶劣的环境的时候，他们也能咬牙挣扎，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应该怎么样自强，图强。”[2]海南人不仅自强奋发，吃苦耐劳，也开朗豁达，乐观进取。虽然远离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他们充分利用物产丰富的条件，享受着人生的快乐，与生命相搏，从而使坚忍不拔与乐观进取两种文化性格紧密连在了一起。在陈铭枢的《海南岛志》里是这样描述海南人乐观的生活情趣的，每到端阳节人们就“准备黍酒食祭祖先，早膳后放风筝，有川河湖港之处，竞赛龙舟。”在龙舟大赛中，“各村之龙咸会大溪，竞渡夺标，两岸聚观，亲邻以角黍相馈遗，男女各系香囊彩缕缠臂涂雄黄，饮菖蒲酒，折艾悬门，采草花相斗较胜负。”在兵营中，“营伍跨马挟弓矢会教场，插柳枝较骑射，名曰剪柳。”在城中，“城中人缚竹为船，用五色纸为饰、鸣钲鼓、沿街作竞渡状、名曰旱船。儿童斗蟋蟀为戏。”
海南人坚忍不拔、乐观进取的文化性格对琼崖革命从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低潮中走出并最终取得胜利有很大的影响，是琼崖人民坚信“红旗不倒”的精神源泉。比如，国民党琼崖当局制造的“四二二”反革命事件中全岛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五百余人，但琼崖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如同冯白驹所说:整个党都是倒下了又再起。在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后，革命转入低潮，琼崖共产党人及时调整策略，创建了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很快迎来了又一个革命高潮。看到革命力量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第二次“围剿”，琼崖革命再次面临困境。琼崖共产党人不但没有被困境所吓倒，反而更加坚强，表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壮举。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由于国民党陈汉光部3个警备团和1个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的残酷“围剿”，加上饥饿和疾病的困扰，原本山上100多人的革命队伍到1932年底的时候只剩下20余人。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冯白驹等革命精英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躲避敌人的围剿的同时，把革命工作搞得有条不紊。他们在八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中，没有一个人逃跑或者叛变。正是坚忍不拔、乐观进取、坚信革命终会胜利的革命精神，保住了琼崖革命的火种，写就了琼崖革命史崭新的一页。
冯白驹在回忆琼崖革命艰苦岁月时说:“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我们是革命乐观主义者，对恶劣的环境，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特别是在母瑞山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海南人的生性乐观的品质在冯白驹的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鼓励身边的同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眼下我们剩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群众，坚持斗争，革命是有转机的，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共产党人的。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应该说离不开革命队伍坚忍不拔、乐观进取的精神支持。
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反共逆流，琼崖共产党人坚决执行党中央“应作长期坚持计划”的指示，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并开辟了美合根据地。1942年5月，日军开始对琼崖独立总队和琼文、琼东等根据地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蚕食”和“扫荡”，使得琼崖革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十分困难，琼崖特委于1942年7月发出指示:自力更生抓生产，打破日军封锁。经过几年的战斗和自力更生的生产，琼崖军民于1944年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琼崖革命的环境恶劣，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自力更生、乐观进取的精神，不可能创造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辉煌。
4.“重义轻利、热爱故土”的文化传统与舍生取义的革命壮举
中国传统宗法制度及其文化根源于原始社会父家长制的亲族血缘联系，是血缘与生活、政治密切交融的产物，特别是以“祠堂、家谱、族田”为要素的家族文化和“家国同构”的结构体系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他们能够舍小家为大家，能够理解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由此，中华民族重义轻利的精神和热爱故土的情感也深深影响着海南民众，人们格外注重血缘关系和孝亲情感，由家及国，故而重义轻利、热爱故土。据《琼山县志》记载，七月七的“乞巧”，要用彩色纸糊制成纸衣裙，准备好牲礼来祭祀祖先;在除夕，要摆设酒宴祭祀祖先;春节，“晨进酒食奉祖先”，即使在海外，海南人用宗亲会和同乡会等形式来表达对祖先、血亲和故土的思念。《儋县志》将海南人的精神概括为一个字:“义”:“崇义气，侮必相御”。不难发现，海南人能为国家“大义”轻自己“小利”。
从整个海南历史来看，无数的海南人为了国家和故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丘浚、海瑞、韦执谊等忠肝义胆的古代琼籍爱国仁人志士姑且不论，仅近代以来，宋庆龄、张云逸、冯白驹、周士第等为了民族和革命而名垂青史的革命先驱就值得海南人永远自豪。就连海南普通群众身上也涌现出令人敬佩的民族气节和重义轻利的精神。在革命战争中，当独立总队的一个战士倒下去了，其余的战士掩埋好战友的尸体又继续战斗。基层党组织干部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不离开故土，率领群众采取各种方式与敌人进行斗争。在琼山县道崇乡，抗日民主政府的一个乡长被敌人杀害了，又一个人接上来，坚持斗争，先后有七任乡长被害，抗日民主政府的红旗却始终飘扬。文昌县冯凤乡山堀村的郭冠英、龙马乡新村的云四婆，为了保护抗日民主政府的人员，宁愿献出自己亲人和生命，也不向敌人告密。抗战期间，海南人民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宁到前线而死，不愿做亡国奴而生。”特别是颇有影响的“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全部成员都是南洋琼籍华侨，他们离妻别子，离开南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严密封锁的琼州海峡，服务抗战。其目的只有一个:保卫故土，争取民族革命的胜利。
有了对革命的“义”的追求和向往，眼前这些暂时的“利”有何眷念?寻着渴求光明和为人民谋福祉的远大抱负，海南革命群众无论在革命面临困苦之际或顺利发展之时，都能坚持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地支持琼崖革命事业。为了追求自由和革命的胜利，他们无怨无悔，甚至付出惨重的牺牲和代价。很难想象没有对“大义”的渴求以及革命胜利的向往、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不会有无数像云四婆那样的舍生取义的壮举。
传承着重义轻利、热爱故土的文化精神，在海南人心里形成了坚定的信念，他们对胜利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成了无数革命人士投身革命的伟大动力，形成感人至深的舍生取义的伟大革命壮举。在琼崖革命过程中，无数重义轻利的革命志士是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与自私自利、贪污腐化无缘，广大群众看到的只有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
这些革命群众是普通的，平凡得像海岛上的椰树，但他们却又十分伟大，每个人的身上都闪现着舍生取义救亡救国的革命精神。有无数普通平凡的琼崖革命者牺牲在战场刑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冯白驹回忆道:“抗日战争中的日敌‘蚕食’时期，琼山、文昌二县的区乡级干部，在几个月中就牺牲了约400名，其中没有一个出卖阶级，出卖革命的。”[3]可以说，正是人民群众甘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才使得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