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南文化的形成

镶嵌在祖国大陆南方万顷碧波中的海南岛，本与我国大陆最南端相连，在地质构造上与华南大陆是相同的，是在距今250万年～l.5万年间因地壳上升后又发生断陷而形成四面环海的岛屿。可以说，海南岛有着与我国大陆不可分割的“母子关系”，这似乎预示着与雷州半岛仅一水之隔的海南岛必然成为大陆移民的天然栖身之所，成为祖国不可放弃的宝岛;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南文化也必然成为中国文化的子系统。

1.海南文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自黎族先民入琼开发海南后，从两汉起，汉、苗、回等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移民也相继来到海南。虽然他们来自中国大陆的四面八方，又分别来自两千多年来的各个不同时期，文化形态差异较大，但是，他们的文化主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海南文化在整体概貌上就表现为，通过移民这种方式，把中原和内地的生产方式、思维模式、民俗风情等移植过来，并建立起了一个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地域文化。海南文化深深的烙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痕迹。

早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就在海南岛的东北和西北建置珠崖、儋耳二郡，自此发达的中原封建文化开始向原始的海南地区渗透，海南进入了黎汉文化并存的历史时期。至盛唐以后，以儒学为主的中原文化通过正规教育在海南进一步传播，为确立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而不同历史时期从中原遭贬来琼的宦海名臣的到来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原文化在海南的根植，这些人多是出类拔萃的文化名人，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比如被贬到海南儋州吉安的王义方，见当地居民尚未开化，于是招收黎族子弟实施文化教育，开了海南学校教育的先河。李德裕居琼期间，生活尽管十分狼狈，但他不忘著述，留下了大量的诗文，对海南文化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至今在海南也有口皆碑，在“五公祠”他被列为第一位。宋朝入琼的卢多逊、丁谓、苏轼、李光、胡铨等人因地制宜、倡导教化，他们兴办官学、传播文明。至明朝，在继续模仿复制内地官办学校大兴教育的同时，私学也颇具一定规模，比如丘浚就曾创办奇甸书院，招收学子。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海南的兴起，不但淳化了民风，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进一步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确立了中原文化在海南的主导地位。如今在海南各地都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印记。在今海南三亚市崖城的“古崖城”，其城墙四周总长度约2275米，高约8米，厚约3米，有阳春、镇海、文明、凝秀东西南北四个门，四门都有谯楼，北门附建真武庙;城外南面护城河，东西北有护城壕沟;城内总面积约128.82万平方米;全城按照“三通、四漏、七转、八角”的格局修建，与长安、开封城基本一致。除了可见的文物，海南的许多民俗风情基本上也是对中原文化的模仿。现藏于宁波天一阁的明正德刻本《琼台志》里记载了很多民俗风情，如“元夕”，琼山府城一年一度的独具风味的正月十五换花节，成了海南岛上人们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文昌元宵的送灯，到了农历正月十五夜晚，人们掌着一盏盏花灯(花灯整个可见72个大小红“喜”字和36个“寿”字。在灯的正面还印有“招财进宝”，“连生贵子”等吉利的词或思古幽情的人物风景画)，由一个“灯主”领队，排成长龙，敲锣打鼓，燃放炮竹沿村游行，然后到离村不远的公庙去，灯挂在庙的内外，灯一挂好，人们便蜂拥而上去抢采花灯，据说，抢到了花灯便能发财，人丁兴旺。关于“灯主”的产生，还有一番讲究，由于“灯”与人丁的“丁”谐音，人们把“灯”和“丁”联系起来，送灯有财丁兴旺的意思，所以“灯主”是以村中有男孩、家景兴旺的村民轮流担任。这些民俗风情对海南人来说不只是民间的节日，更体现了特定生活的经历和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传。

当然，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由于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其地位、身份、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纷然杂陈，海南也就成了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多元文化融合，多种文化性格缀列的地区。它既有各地移民所带来的不同地方文化色彩，又有着共一地生活所形成的相似观念;有着边地初民淳朴慓悍的野性，又有依循中土久沐诗书的儒风;有着移民开拓冒险的吃苦精神，又有热带岛民慵怠散淡的性情;有着相安无事的生活哲学，又有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惊人执着;既面向大海，又固守深山，既灼如艳阳，又淡似清冽。这种多元对立与互补的风格和情调，始终弥漫在海南文化的丛林里。

2.海南文化在融合与创新中形成

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体的海南文化并不是对中原文化的简单复制和拼凑，作为一个移民文化的独立个体，它必然体现为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与创新上。这种融合与创新典型地体现在海南的民歌与戏剧方面。

海南岛世居着黎、汉、回、苗四个民族，它们之间长期的文化交融和渗透，使得在民歌的歌词、句式、曲调等方面都有了特殊的表现。海南民歌主要以南部的崖州民歌、中部五指山区的黎族民歌、西部的儋州调声、临高的呖俚调为主。由于崖州地区方言有汉族的客语即海南话、军话、澄迈话、儋州话、黎话、回族的回辉话以及苗族话。四族八语的歌谣，几乎综合了中原文化、农耕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品味和特点，它内容丰富，形式活泼，风格独特，既有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语系特色，又有不同文化形式相互融合渗透的特色。比如，崖州民歌主要流行在今三亚和乐东一带，据《三亚市资料本》介绍，它的成因可追溯到南北朝流行在长江下游的《子夜歌》、《吴歌》，唐代宣扬佛教教义的《宝卷歌》、宋代江南的《竹枝词》以及明代后流行在南方的粤歌、潮汕民歌、客家山歌等。海南民歌歌词朴素，比兴生动，音乐感强，音乐节奏安排灵活。以客家歌为例，它的句式结构常见的是重叠、铺陈、对比、反复和问答，主要采用赋、比、兴的传统修辞手法，抒情、浪漫、忧郁集于一身。只要你掌握了它的规律，几乎能够开口就唱。海南崖州地区和五指山区至今仍保持着民歌对唱的淳朴民风。

在海南文化的创新上，琼剧的产生应该可以视为范例。琼剧，亦称琼州戏，海南戏，是海南岛百姓群众和海外华侨十分喜爱的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剧种。她历史悠久，和粤剧、潮剧、汉剧同称为岭南四大剧种，属南戏的一支。琼剧产生以前，海南戏曲长期是内地来的木偶戏、梨园戏、正音戏和潮剧上演。作为文化的参照和交流，海南人民勤奋地学习内地艺人的演出，用当地土语改造外来戏剧艺术。据史书记载，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海南就已有艺人流行用土语演戏，这土戏就是琼剧的前身。其后，它吸收闽南戏、广东潮州正音戏和海南民歌、道坛乐曲而逐步形成了琼剧。如果不是一大批海南艺人对戏剧艺术的热爱和追求，在熟练地掌握戏剧的表述规律和方式的同时，潜心研究和认真分析，致力于本地语言的戏剧化创造，琼剧是不可能形成的。琼剧诞生后，主要流行于海南岛各县及雷州半岛。清咸丰至光绪年间(公元1851～1908年)，开始向海外和国内一些地区传播。海南人民旅居泰国、新加坡、马来半岛等地较多，因而琼剧就随之传播到东南亚华侨地区，琼剧艺人在南洋一带演出频繁，播下了琼剧的种子。琼剧的传统剧目分三部分:一是文戏(以唱功为主)，如《槐荫记》、《琵琶记》等八百多出;二是武戏(以做功、武打为主)，如《杨家将》、《封神演义》等历史、神话小说戏等四百多出;三是文明戏，又称时装旗袍戏，如《空谷兰》、《断肠草》等一百三十多出。解放后琼剧经过整理、改编、创作和移植其他剧种的古装、现代剧目，总共创造出有一千五百多出戏，其中还出现了一批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如《红叶题诗》、《张文秀》、《搜书院》、《狗衔金钗》等。这些剧目，故事动人，唱词通俗易懂，又富有哲理。琼剧的行当角色起初只有生、旦、净、丑四个大行当，清同治至光绪年间才发展为生、旦、净、末、丑、杂六大行当。琼剧唱腔曲调优美，高亢激昂，唱作为功夫细腻，表演形式灵活多变，各行当历史上都有一批名优问世。如林道修、陈华、红梅、梁家良、王英蓉等著名演员，他们备受观众欢迎。田汉同志在观看了琼剧后，曾赋诗赞美琼剧:“武技何妨河北派，艳歌别有海南风。”

海南民歌、特别是琼剧艺术的发展历史，说明了海南文化与中原文化一样具有创造机制。其创造机制概括起来有几方面:第一，注重教育所奠定的文化基础。海南虽远离中土文化政治的中心，但受官办学校、私办学堂以及被流放的文人、官员助学兴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海南一直非常注重教育在文化传播与继承中的作用。在男性后代中形成逐步形成了“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取向。虽然受时代局限和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等因素的制约，海南在文字精进和普及方面比较落后，文盲现象一直存在，但重教的传统却使得书本知识得以传扬。而这正是使多元文化得以融合的前提。第二，有自成体系的民俗文化系统。海南特有的热岛风情和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使得落户到海南的各种文化有一定的变异、融合和再生，形成了与热带海洋气候吻合又相对平稳、封闭的生活文化体系，如本土语言与汉字的结合方式、宗教仪式、民俗风情、歌舞娱乐、文学戏剧等体系。这些就构成了海南的主体文化，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当仁不让地成为吸收外来文化的本体。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海南文化主动吸取营养，传承中原文化。第三，有较大的社会需求。人类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离不开精神文化的需要，能够满足人类这一需求的最主要的是文化。海南是移民岛，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对文化有着强烈、多样的需求，这样的需求必然刺激海南文化自身的创新，成为融合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各种移民文化并整合而成的海南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海南文化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文化相互认同，把多重性格的海南文化不断创新，形成了文化的自我创新机能。海南文化在不断接受的过程中获得前后递进，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地域文化。但就文化整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与海南文化依旧是“源”与“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