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琼崖土地革命战争
1.全琼武装总暴动
“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并没有使琼崖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退却,反而变得更加坚强起来。琼建地委按照中共广东区委的紧急撤退通知,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斗争。王文明、陈垂斌撤到乐会四区,罗文淹、许侠夫撤回文昌,冯白驹撤到琼山,冯平在临高,陈德华(地委委员)、曹俊什(工会负责人)等尚未公开暴露身份的同志,则根据地委指示尚在府海地区坚持斗争。
1927年6月,广东省委特派员杨善集与王文明一起在乐会召开琼崖地委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并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杨善集任书记。会议决定,迅速恢复与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镇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同时成立了以杨善集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和以王文明为主席的肃反委员会。从此,琼崖特委的中心任务转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方面来。六七月间,琼山、文昌、乐会、定安、澄迈、陵水、万宁等县都成立了县委,并建立起革命武装。为了统一指挥,琼崖特委决定将各县的革命武装,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并成立讨逆革命军司令部,由冯平任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每县为一路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如在陵水县委书记黄振士的领导下,组织起一支有二千多人的以黎族农民为主体的农军队伍,于1927年7月18日发动陵水起义,攻克陵城,成立陵水县人民政府。欧赤为主席,还建立了县工会、农会、妇女会。建立政权后,又及时贴出安民布告,宣布封闭、没收国民党反动官僚及反动地主、资本家的住宅及财物。讨逆革命军的声威大震。这是琼崖党领导武装取得政权的第一次尝试。
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配合湘南等省的秋收起义,9月上旬,在杨善集主持下,琼崖特委在乐会四区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认真地总结了两个月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决定于9月举行全琼武装总暴动。为了加强对总暴动的领导,除了充实军委机关外,各县成立暴动委员会,具体指导本县的暴动。
椰子寨战斗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9月23日,杨善集指挥讨逆革命军攻打嘉积外围的椰子寨,战斗极其激烈。由王文明率领的琼山、定安讨逆军两个连也向椰子寨挺进,而且先攻下椰子寨,歼敌一部,其余的敌人溃逃。接着,重新布置,王文明率部渡河返回丹村,借以迷惑嘉积敌人。杨善集则率所部继续留在椰子寨开展宣传组织活动。由于敌兵反扑,讨逆革命军分散执行任务,加上枪支差、子弹缺、敌强我弱,被迫撤退。杨善集、陈永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同时,在冯平指挥下,琼崖讨逆革命军还发动了夺取临高和儋县县城的战斗。冯平指示儋县、临高的讨逆军和农军统一行动,集中力量对两县敌人发起武装进攻,并决定在“双十节”前后攻打儋县县城新州镇。战前,先由儋县组织负责人黄金容、张兴等带领讨逆革命军和农军四百余人,在泊潮村集结,而临高的讨逆革命军和两百多农军,则由王政平、符英带领先集中于临高的调楼处。然后从抱才港乘船到儋县的泊潮登岸,与儋县武装会合,一起攻打新州镇。毙敌几十人,缴获一批武器,打开监狱,救出百余群众。接着宣布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张兴为县长。后因敌人黄镇球部反扑,革命军主动撤回农村。
在琼山、文昌、琼东等地,武装暴动也分别在冯白驹、许侠夫和琼东县委的指挥下按既定的打击目标发动武装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扩大了战果。在琼崖特委领导下,琼崖革命武装暴动使敌人闻风丧胆,显示了新生的革命武装的强大生命力和顽强的战斗力。
2.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曲折发展
1927年11月,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按省委指示,会议决定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在军事行动上,集中一部分武装到东路,先夺取陵水、万宁,又在西路集中一部分武装帮助农民夺取儋县、临高,然后会师与全琼民众举行一个最剧烈的暴动去夺取全琼崖。在军事组织上,决定将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王文明任党代表,分设东、中、西三路总指挥部。会议补选和调整了琼崖特委领导成员,王文明为书记,琼山县委书记冯白驹被选为琼崖特委候补委员。
琼崖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全琼各地的武装斗争进一步掀起高潮。如陵水县各族人民再次举行攻城暴动,赶走国民党陵水县县长邱海云,并于12月26日召开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陵水县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革命条例》,决定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
在琼崖特委的领导下,以攻打城镇为目标的全琼武装斗争形成燎原之势。东路军南征,直捣三亚;中路军北战,横扫文昌、琼山、琼东、定安、乐会、万宁。这时,广大的农村均为革命力量所控制,乐、万、陵、崖4县的红色区域基本上连成一片。以第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全琼建立了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定安、澄迈、陵水8个县委和1个市委(海口)、55个区委、400个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7000人。农会组织及妇女协会也普遍成立。在琼崖特委和县委的直接领导下,乐四区首先进行土地革命,按照区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的临时办法》分配土地,使农民从此“耕者有其田”。乐四苏区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军保卫苏区。乐会四区的土地分配经验被琼崖特委及时地推广到其他苏区。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及时地颁布了《土地法》和《苏维埃组织法》。这时,苏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蓬勃发展起来。琼崖特委出版了《红潮报》、《特委通讯》等刊物。王文明还亲自编写了《共产主义十好》的宣传材料教育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正当苏区的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时,受瞿秋白“左”倾路线影响的广东省委发来指示,要琼崖特委“在短期内完成全岛暴动”。1928年2月18日至21日,省委派李源等参加并指导琼崖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对暴动、政权、土地分配、职工运动、士兵运动等进行讨论并作出决议。大会受“左”倾冒险错误的影响,虽然认为琼崖形势“险恶”,但还是作出了“夺取全琼崖政权”的决议,决定实行大暴动,并且把正确的退却视为“含有失败主义观念”而加以批判。大会选出新的琼崖特委,李源为书记。不久,李源调回省委,王文明接任琼崖特委书记。
这次大会在军事上虽然作出了脱离琼崖实际的决定,但各地党组织还是从实际出发,开展军事斗争。大会对发动农民开展农村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所作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琼崖的革命斗争继续向前发展。
这时,中央决定将工农革命军一律改称为工农红军。冯平任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琼崖工农红军队伍已达到1400人;农军改为赤卫队,也有万余人。根据琼崖的革命形势,逐步深入山区开展斗争。
苏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展开和红军的壮大,引起敌人的恐惧。国民党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率所部三个团及谭启秀独立团共4000多人,兵分东、中、西路,向琼崖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面对强敌,苏区军民与之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红军利用有利地形,采取机动灵活战术,大打丛林战,在中平仔等地与敌人激战数十次,致使蔡廷锴的第二期“围剿”计划迟迟未能实施。在反“围剿”斗争中,总司令冯平和政治部主任符节相继被捕牺牲。
为加强反“围剿”斗争,王文明主持召开了琼崖第三次代表大会,王文明仍当选为书记。由于广东省委仍坚持“城市中心论”,要马上“完成全岛割据”,到城市去开展职工运动,加强“城市领导工作”,而且还派省委候补委员黄学增来琼改组琼崖特委,并任书记。黄学增改组特委后,改变了原特委制定的坚持农村苏区反“围剿”斗争的策略,把希望寄托于开展城市斗争,并把特委机关迁至府海。错误的“城市中心论”路线,给琼崖革命力量带来了惨重的损失。1929年2月18日,琼崖特委机关被包围,陈大机等几位同志被捕牺牲。7月,琼崖特委机关再次被破坏。黄学增、官天民牺牲。血的惨痛教训宣告了“城市中心论”的失败。
在琼崖特委机关在海口被敌人破坏的严重关头,澄迈县委书记冯白驹挺身而出,及时以澄迈县委名义向苏区主席王文明和各县委建议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这得到了王文明的同意和支持。1928年8月,琼崖特委在定安县内洞山召开了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王文明带病主持了会议。会议总结了琼崖特委机关迁往海口两次遭敌人破坏的教训,纠正了“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通过了《各县代联会决议案》,重新明确党必须以农村为中心,恢复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壮大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迎接新的革命高潮。会议选举产生了临时特委。王文明因身体原因不能再负责琼崖特委工作。经他提议,大家一致通过,由冯白驹主持琼崖特委工作。
内洞山会议后,党的工作进一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全琼除了乐会、琼东、定安、文昌、琼山、澄迈、万宁、陵水8个县委外,年底还建立了临高、文北两个临委和海口特委。琼山还成立了红军军政学校,培养红军军事和政治人才。
1930年2月,冯白驹到香港向省委汇报工作,后又转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周恩来对琼崖党能抓住红军、抓住农村革命根据地、抓住苏维埃政权这三件大事以充分肯定,并指示今后要紧紧依靠群众,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坚持斗争,争取胜利,周恩来的指示为琼崖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为了总结斗争经验,进一步开创琼崖武装斗争的新局面,琼崖特委于1930年4月15日在母瑞山召开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由冯白驹同志主持,广东省委派邓发到会指导,并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当前斗争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冯白驹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会议总结了琼崖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斗争经验与教训,作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健全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建立苏维埃政权、颁布土地法令和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力量和建立红军独立师等决议。会议选举了新的琼崖特委,冯白驹任书记。这次会议是琼崖革命斗争新高潮的起点,对琼崖革命斗争的开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30年5月,琼崖党和红军执行“四大”的决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以围攻民团和反动地主武装为主要目标的“红五月”攻势。在“红五月”攻势中,拔掉了一批敌人的炮楼据点,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沉重的打击,为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扫清了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开展。至夏秋间,不仅恢复了第一次土地革命高潮时乐会、琼东、琼山、文昌、万宁、陵水、定安、澄迈等地的老区,还开辟了临高、崖县等地的新苏区。此时,红军已发展到14个连,共1300余人。于是,琼崖特委决定统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在母瑞山建立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后经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独立师(后正式命名为第二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独立师建立健全党委制,加强了军队的建设,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和战斗力。
随着妇女参军的增多,琼崖特委决定成立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5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在乐四区正式成立。庞琼花任连长,王时香任指导员,下设三个排,共103人。正是这支“红色娘子军”为琼崖革命史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新篇章。
各县苏维埃政府也在蓬勃发展的斗争中逐渐恢复起来。至1931年底,全岛县苏维埃政府有乐会、琼东、定安、万宁、陵水、澄迈6个;县苏维埃准备委员会有文昌、临高、琼山3个;区苏维埃34个,区苏维埃准备委员会24个;乡苏维埃251个,乡苏维埃准备委员会119个。琼崖东路、中路、西路的红色区域都连成一片。政权的建设,群众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发展,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再度兴起,形成了土地革命的第二次高潮。整个苏区一派兴旺。苏区成为全岛人民仰望的革命中心。
正当苏区在恢复发展的时候,193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再三催促,要求琼崖特委“夺取海口”、“完成琼崖的地方暴动”。结果,夺取海口计划失败。琼崖特委当机立断,停止执行攻打城市的计划,继续贯彻执行琼崖党的“四大”所决定的关于坚持农村武装斗争方针,从而减少了更大的损失。这充分说明琼崖党组织在斗争实践中已逐渐走向成熟。与此同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琼崖特委也错误地处理和伤害了一批党政军干部,但当琼崖特委发现问题严重后,立即采取了一些措施,中止了肃反运动。
1932年7月底,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部3000多人向琼崖苏区和红军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长驱直入”、“重层包围”、“各个击破”战术,以军事与政治并行的“剿抚兼施”手段向琼崖羊山等苏区发动疯狂进攻,敌人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劫,肆意摧残革命根据地。大批革命家属和群众惨遭杀害,琼崖人民重陷于血与火的浩劫之中。敌军先后攻破羊山、琼山、乐万根据地。琼崖特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也中断了。反“围剿”斗争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为了保卫根据地,驻守在羊山、儒郭山的军民与强敌持续战斗了4个多小时,后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往羊山的纵深据险坚持。为掩护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女子军特务连和红一营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面对10倍于自己的敌人毫不示弱,顽强阻击,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的进攻。
当敌人集中4个多营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向母瑞山根据地疯狂进攻时,红军利用母瑞山的险要地形,据险扼守。后来,敌人不断增加兵力加紧对母瑞山“围剿”,母瑞山根据地被敌人严重摧残。敌人在母瑞山周围“移民并村”,制造“无人区”。在与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领着党政机关及红军警卫连100多人与敌艰难周旋。由于没有群众的接济,加上打仗牺牲、受伤、疾病摧残,队伍不断减员,最后仅剩26人。这26人过着大地为床、树叶为被、野菜为食的野人生活。但他们胸怀革命理想和必胜的信念,坚持了8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了摆脱长期被围困的局面,冯白驹等决定突围下山,再次发动群众重创革命的新局面。经过三天三夜的日伏夜行,终于悄悄地抵达冯白驹的家乡,同坚持在琼文地区斗争的共产党人会合。
琼崖特委进入琼文地区后,首先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增补了琼崖特委委员,组成了新的5人琼崖特委领导核心。母瑞山突围的成功以及坚持琼文地区斗争的干部胜利会合和新的琼崖特委领导核心的成立,给琼崖革命的恢复和发展带来了希望。
琼崖特委与琼文县委会合的消息悄悄传遍秘密坚持地下斗争的党员、群众及被打散的红军战士,希望之火重新燃烧起来。琼崖特委于1933年6月在琼山县塔市乡镇茂山村及时召开了琼崖特委临时会议。会议决定立即派人到香港、上海等地寻找省委和党中央,迅速恢复与上级的联系,保证在上级的指导下开展斗争,以开创琼崖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经过艰苦的努力,至1936年春,琼文、乐万等地的苏区先后恢复。琼崖党和红军又顺利地开辟了琼西南新区,并组建起西南临委。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特委于1936年5月在琼山县演丰锦山村召开琼崖特委第5次扩大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这几年的斗争经验教训,对于反“围剿”斗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会议还分析了“九一八”以来全国和全琼的形势,选举了新的琼崖特委,冯白驹继续任书记。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会议决定成立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朱运泽任司令,王白信任政委,下辖7个支队。
琼崖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总结了以往的斗争经验,为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