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左第五

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至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古今疑滞莫得而申者焉。

昌按：子玄此以“治章句通训释”与“论大体举宏纲”相对而言，盖汉儒治经，自来有此二派也。故《汉书·夏侯胜传》尝称“章句小儒，破坏大体”。《后汉书·杨终传》亦有“章句之徒，破坏大体”之言。又《郑玄传》论曰：“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又按：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

昌按：《新论·正经》篇：“《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通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十四辑《新论》，于此条下注云：“按：君山推崇《左氏》如此。《史通》十四又引《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訾，故中道而废。’事与《新论》违异，所未审也。”

班固《艺文志》云：邱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

昌按：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二十二解之曰：“余谓此志诸论本取之刘子骏，非班氏之文。”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而《艺文志》乃云：“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一据《史记》，一据《七略》，而自相矛盾，亦与此同。盖一人之见，早晚容有异同；一书之中，先后不无差别。此或缘学问日进，则舍其旧以从新；或缘卷帙既夥，则整齐之功有所谢短。子玄本书，亦颇有类此者。其诋孟坚，毋乃同浴而讥裸裎乎？若孟坚不以子骏之言为然，何至取其说以充《汉书》之篇幅。则姜坞于此强生分别，亦为多事也。

又按：《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大将军护军司马班固集》十七卷，即子玄此之所指，盖亦出诸后人裒集，以东京之初，尚无别集之体也。又《颜氏家训·勉学篇》云：“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准此二例，知文集自始即兼收说经论学之文，本不以沉思翰藻之作为限，其后乃转而“只有诗、赋、铭、诔”之类耳。然则清儒多以考辨群经、子、史、金石、小学之文入集，亦犹行古之道也。

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既而《先贤》、《耆旧》、《语林》、《世说》，竞造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并列，斯则难矣。

“册府”，原作“班马”，浦起龙改，校云：“恐当用此二字，旧作班马，无涉。”“同时”，原作“子孙”，浦改，校云：“此二字旧作‘子孙’，更谬。此皆版本模糊，后人妄填之过。”纪昀曰：“‘子孙’二字亦不错，盖指家传言之耳。”杨守敬曰：“刘氏明云撰成国典正书，则非指家传，‘子孙’二字终有误。”

昌按：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三“《〈史通〉通释》”条：“浦氏妄改‘班马’为‘册府’，‘子孙’为‘同时’，以为‘班马’语无涉，‘子孙’更谬。不知‘班马’字承上‘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干孙’，谓晋之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马、班、干、孙，皆以当代人居史职，而撰当代史，故为可信。‘干’与‘子’字，形近而误。浦氏不学而专辄恣改，比比皆是。此蹈明人之恶习也。”诸说惟李氏得之。

岂是子长藁削，孟坚雌黄所构者哉？

昌按：《颜氏家训·勉学篇》：“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改字之法，刮洗则伤纸，纸贴之又易脱，粉涂则字不没，涂数遍方能漫灭。惟雌黄一漫则灭，仍久而不脱。”

寻《左传》所录

“寻”下，浦起龙曰：“原本此下有‘《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九字，肆笔拂经，且自害志，削之乃无语病。”杨守敬曰：“寻上下文义，子玄并无拂经之意，……当是乖字有误，或是兼字，盖兼劝诫之义。”

昌按：杨校甚是。云“寻《春秋》所书，实兼此义”，乃与下“而《左传》所录，无愧斯言”之言桴鼓相应。浦氏卫道之心虽切，考文之术亦疏矣。

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成聋瞽者矣。

昌按：章太炎先生《国故论衡》卷中《原经》：“《春秋》所以独贵者，自仲尼以上，《尚书》则阔略无年次，百国春秋之志，复散乱不循凡例；又亦藏之故府，不下庶人，国亡则人与事偕绝。太史公云：‘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昌按：见《史记·六国表序》。)此其效也。是故本之吉甫、史籀，纪岁时月日，以更《尚书》，传之其人，令与《诗》、《书》、《礼》、《乐》等治，以异百国春秋，然后东周之事，粲然著明。令仲尼不次《春秋》，今虽欲观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尚荒忽如草昧。夫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耳孙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后民无携志，国有与立，实仲尼、左丘明之赐。”此论推重《春秋》《左传》，虽同子玄，而所见者大，又不可同年而语也。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

昌按：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也。刘知几《史通》云：‘……’(昌按：引本篇自“秦、汉之世，《左氏》未行”，至“及《左氏》既行，而其失自显”止。)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事者，多矣。特前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于秦、汉之书记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于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剌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余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余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剌必更加于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于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于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崔氏《考信》，以经为准，故其说若兹。然《诗》、《书》不皆史实，传说亦具焉；百家、杂史匪尽传说，史实亦存焉。战国、秦、汉之际，造伪者固多，辨伪者亦不为少。考信史者固皆当据以互勘而求其是。疑古惑经之术，岂遂不可操哉？东壁之言，似尚未得子玄之意也。

附　录

皮锡瑞《史通·申左》篇书后(《师伏堂骈文》后编卷二)

自端门受命，斯操制作之权；西河传经，乃判高、赤之旨。独有《左氏》，不传《春秋》，或经阙而传存，或经详而传略。盖其书本别行，体殊传注，足以自成一史，不必依傍圣经。又以晚出，不无窜乱。创通大义，非复素王之心；颠倒六经，皆由红休之意。贾、服作注，参用《公》、《穀》，门户之见未甚，源流之合可寻。杜预始拨弃旧解，排斥二传。释例不免偏驳，是非谬于圣人。子元一孔之儒，偏智所得，能通《左氏》，不解《尚书》；是以学不纯经，才惟任史，《惑经》之后，继以《申左》。盖谓邱明之圣，逾于仲尼；杜预之才，优于游、夏。今就所扬榷，更为折衷。《春秋》一经，孔子所作，列国、秦、汉，人无异辞。惟《左氏》以为鲁春秋本于周公，子元遂谓始自姬旦。按：旦作《春秋》，羌无前典。岂得执一家之偏说，背万世之通议；夺尼山之简策，上献先君；分泗水之笔削，远加冢宰？说经之家，古称聚讼，必须两造具备，乃可互证而明。今无他书可凭，惟是以《左》证《左》。《周礼》所在，《御书》之出，持此自欺，何能信后？左与圣人同时，不在弟子之列，良以身为国史，未及从游；虽有采摭之勤，莫窥科旨之奥。二传授由子夏，谊属再传，义例皆出亲承，刺讥本难书见。故《左氏》先著竹帛，适传其粗迹；二传始由口授，乃得其精微。非可泥时代之先后，定传文之优劣。《左氏》所引名卿之论，行人之词，秩然有章，世称富艳。然《穀梁》清婉，《公羊》辨裁，各成一家，并著三传。子元党同伐异，不思殚见洽闻，扬《左氏》则置之青云，抑二传则等之自郐。轩轾太过，比拟非伦。又谓实录付之邱明，至疑孔经不可独用；善劝淫惧，惟《左氏》不愧斯言。夷考《左氏》一书，每轻忠义而奖篡弑。孔父正色，以艳妻行路为讥；仇牧死君，与弑逆之督并列。荀息言玷，不免微词；泄冶立辟，反受贬责。而弑君赵盾，盛称宣孟之忠；贼主栾书，上比召公之德。略为偻指，岂所谓善劝淫惧者乎？且夫王乔凫履，左慈羊鸣，杜魄为鹃，荆尸变鳖，子元极加挥诋，屡见简编。《左氏》书如伯有相惊，申生显见，宝珪化而为石，绛市杀而仍苏，此何异于凫履羊鸣，化鹃变鳖？而经外别事，曲为偏护，岂灵异谲诡，难载于后世之书；怪力乱神，应存于三代之简？一弃一取，讵得为平？楚围弑麇，二传不载；庆封行戮，已见其端。蒯聩得罪先君，势难返国。围戚伯讨者义之正，夫子不为者仁之至。二说本不相悖，非可泥于一端。《公羊》并无贤辄之文，安有奖进之失？至如三国贼弑，四君篡逐，《左氏》虽稍见详，二传亦非尽略。此当统观全传，未可轻呵古人。古书兼采众家，意在网罗散失，或数说并记，或二说俱存，未尝专主墨守，保咫闻而屏群议；远师秦法，别黑白而定一尊。子元所疑杵臼、程婴，马惊败绩之类，或由见闻之异，或属传写之讹，著书牴牾，皆所不免。必谓《左传》无误，君氏卒言声子，殊近不词；暨齐平不称燕，无此书法。他若卫宣烝姜，伯玉出关，以年考之，皆不能合。岂得左氏独是而马、刘尽非乎？守一先生之言，断千载上之事，有同豕虱，何异井蛙？《春秋》属商，圣言昭著，何可屏去卜氏，增入邱明？史公别鲁君子于七十子之外，正《左氏》不传《春秋》之征。子元不识反违，而妄引为将伯，疏失之误，固无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