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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按：《孟子·公孙丑上》篇：“自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子玄避唐太宗讳，改“民”为“人”。

昌按：《论语·子罕》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集解》：“言不可穷尽。”

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

昌按：《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

昌按：《论语·阳货》篇：“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童。

昌按：《汉书·董仲舒传》：“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

昌按：《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邢疏：“夫子门徒三千，达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惟举十人者，但言其翘楚者耳。”

昌按：《礼记·檀弓上》篇：“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昌按：《论语·微子》篇：“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昌按：《论语·八佾》篇：“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

昌按：《论语·卫灵公》篇：“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昌按：《汉书·郊祀志》：“祠黄帝，用一枭、破镜。”注引孟康曰：“枭，鸟名，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镜如

而虎眼。”獍即破镜也。

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

昌按：《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释文》：“毛嫱，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也。”

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

昌按：《孟子·告子下》篇：“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赵注：“绵驹，善歌者也。高唐，齐西邑，绵驹处之，故曰齐右善歌。”《三国志·吴志·周瑜传》：“瑜少精意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缺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

昌按：《礼记·曲礼上》篇：“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且按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

“竹书”下，旧有“与”字，宋本作“其”字。浦起龙以“与”字为衍文，删去。卢文弨云：“‘其’字似亦误，当作‘即’，下‘及’当作‘其’。”顾广圻云：“‘其’字最是，或作‘与’者非。”

昌按：顾说是也。盖竹书者，尔时汲冢出土古籍之通称，以皆著之竹简，故曰《竹书》，而《琐语》及《纪年》则其中之二种也。《晋春秋》又《琐语》之一部分，故或称《琐语晋春秋》，本篇其十一、十四两条即是如此。《六家》篇云：“《琐语》又有《晋春秋》，记献公十七年事。”尤明。《晋书·束’传》所载《竹书》七十五篇之目，有《琐语》十一篇而无《晋春秋》，亦其证也。(《琐语》中尚有《夏殷春秋》，见本书《六家》篇。)

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

君弑而不以弑称

岂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者欤？

昌按：《论语·子张》篇载子贡曰：“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集解》引包咸曰：“七尺曰仞。”

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

昌按：应劭《风俗通义·正失篇》载刘向曰：“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时者多。”王符《潜夫论·贤难篇》引谚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原注：其事并出《竹书纪年》，惟“郑弃其(昌按：“其”字据别本增。)师”出《琐语晋春秋》也。

昌按：今本《竹书纪年》乃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出土之本。清儒以迄近世学人考之详矣。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篇》引子玄长子贶所著书云：“《纪年》序诸侯列会，皆举其谥。知是后人追修，非当世正史也。至如齐人歼于遂，郑弃其师，皆夫子褒贬之意，而《竹书》之文亦然。其书郑杀其君某，因释曰：是子亹。楚囊瓦奔郑，因曰：是子常。率多此类。别有《春秋》(昌按：当作《师春》。)一卷，全录《左氏传》卜筮事，无一字之异。故知此书按《春秋经传》而为之也。”《新唐书·子玄传》附《贶传》所载略同。郝懿行《晒书堂文集》卷三《〈竹书纪年〉通考》云：“今按：二书(昌按：谓《新唐书·贶传》及《史通》本篇。)所引《纪年》，恐非也。杜预虽称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昌按：见《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然无直用经文者，今略举三事证明之。一则襄王二十年书‘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春秋经》书‘天王狩于河阳’；一则匡王六年书‘晋灵公为赵穿所杀’，《春秋经》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则简王十三年书‘晋厉公卒’，《春秋经》书‘晋弑其君州蒲’，此其书法不同之尤者。若如前书所引，并直录今文，不更一字，与本书之体亦不合，疑皆经后人所羼也。”

此不然子玄父子汲冢史书与《春秋》书法符同之说者。姑录于此，以俟更考。

而左邱明论《春秋》之义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昌按：《左传》昭三十年，君子曰：“是故君子动则思礼，行则思义，不为利回，不为义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惩不义也。”又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之文而罔褒讳之辞也。”

昌按：徐复《校勘学中之二重及多重误例》曰：“语见《史记·匈奴列传》。《索隐》云：‘罔者，无也。谓其无实而褒之是也，忌讳当代故也。’此解实非。浦云：一本而‘罔’二字倒。正是原本。‘罔’字上属‘文’字为‘句’。《游侠列传》云：‘虽时扞当时之文罔。’亦以‘文’‘罔’连文，可证。又：‘褒’通作‘裒’，多也，谓多忌讳之辞也。此文夺‘忌’字，当补。”考宋本、何焯校本“罔”字均在“而”字上，与徐校同。

语曰：“众善之，必察焉。”

昌按：《论语·卫灵公》篇：“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师伏堂骈文》后编卷二)

尼山一老，师表万世，论德在庶，施功无所，惟以述作之功，独冠帝王而上。《易》、《书》肇前古，不过编次其文；《诗》、《礼》创元公，亦非专精之业。繄维赤乌受命，获麟绝笔，褒讥一字，并非沿袭；斟酌四代，讵同钞胥。所见所闻，微言传于齐学；知我罪我，大义发于邹贤。盖《春秋》为万世作经，非为列邦作史，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元圣缀学，不必皆为赤制；素王垂法，自当保以墨守。而学海既亡，陋同蠡测；经天之义，付之管窥。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执萧何所造之律，疑皋苏之法乖；据洛下所推之义，诋羲和之算失。世无愚智，皆知不然。乃自左氏晚出，杜侯谬悠。治经者专诵鲁史之篇，习闻当阳之解，莫不以左义为经旨，以杜解为传意。譬之秦王不尊，但知穰侯之贵；汉帝充位，惟服魏操之威。卖饼大官，谬分轩轾；箴膏起废，不守师传。渡江以来，颛门业丧。宁道孔误，讳言服非。信传疑经，为日久矣。其说非子元所独，亦非瞀儒能解。说者或加曲护，或恣诋讥，皆未考其致惑之由，何能答其献疑之旨。今推本经义，详为辨释。褒贬之例，二传最明；臧否之文，左氏间具。行以直道，讵有曲笔？若郑、齐、楚三君皆以疾赴，遂没弑文，则以君臣大伦，非可忽视，弑逆重恶，不宜轻加。夫子身非史官，事未亲睹，岂得执此疑狱，断为铁案。至于反不讨贼，药不亲尝，乃以明臣子之重防，创非常之异义。赵盾书弑，本由董狐；许止之事，盖亦彰灼。凝脂漏网，比喻非伦。矧荼弑原属陈乞，灵缢实由楚比；阳生、观从，并非首恶。以此为惑，无乃大愚。善恶直书，史官之实录；贤者为讳，《春秋》之微辞。灭卫不书，河阳言狩，皆褒桓、文之霸绩，岂有向背之私情？若夫或书或不书，非所讳而讳，求之《公》、《穀》，庶得折衷。左既偏而不全，杜尤诞而难信。虎叛不记，子卒不名，晋葬，吴盟，邾止，齐败，斯皆谊重尊亲，内讳国恶。讵可执后世之史法，议至诚之大经？《春秋》属商，乃启西河之教；大义口授，必传东鲁之书。《汲郡纪年》，魏人所撰，当由师传有自，是以书法略同。杜氏后序昧于斯旨，以为当时旧史率同此法。夫子并不能自创义例，专袭此等旧文。因其所见殊傎，乃至非圣无法。子玄习于杜解，沿其谬说。则是马迁《史记》，豫袭班掾之辞；陈寿《国志》，先偷蔚宗之作。大可嗢噱，奚云厚诬？若夫公子阳生，《公羊》自有义例；许男围蔡，《列国》不乏重封。即有阙文，无伤大旨。《春秋》重义不重事，何必吹毛而索瘢？夫子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非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故或大事而不书，或小事而必纪。其文有略有详，其例有正有变。杜作《集解》，执其僻说，谓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圣人作经，乃事劝说，断烂朝报，故非诬辞。夫以万世之师，并无一书垂世，所定凡例，皆出周公。则四海儒林，应祢西京之衮

；八方俎豆，可祧东鲁之章缝。讵宜扬彼余波，沿其

缪？子元诋斥古义，分条虚美，其义仍不过以汲《坟》为信史，杜《解》为圣书。遂至追议龙蹲，大有傲睨之语；轻视凤德，遽加掎摭之词；驳孟子之名言，毁史公之精义。推崇孔子，率以为非；隆重《春秋》，更疑其失。意图翻案，弊在昧经。虽曰犷悍之言，端由沉溺之久。大惑不解，亟宜浴以兰汤；遗经独抱，原与参夫笔削。子元往矣，何从释疑；后有达者，庶使无惑。

但寿法通解惑篇

唐刘子玄覃精名理，三为史官，拘牵时议，志不获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铨综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夏虫语冰，贤者不免。余息肩沪渎，粗理旧业，闵夫前修未宏，肤受多谬，爰首著《解惑》一篇，以正刘氏因习之误。复有所得，不敢自秘。博雅君子，或不我罪也。

殷有天下，猜防列侯，销其兵器。其后周师追坶野，藩服削弱，股肱失助。一战而独夫授首，崇朝而三州敉平。周惩其失，广封亲贤。大国占地五百里，小国占地百里。大国三军，小国一军。地丑力敌，日寻干戈。列国之势既成，一统之局遂破。仲尼取百二十国宝书作《春秋》，以纪述国政为主，犹今之国际公法成例及黄皮书也。周官小行人以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则国际私法成例之所昉也。刘氏守一尊之见，眯列国之情，怀疑莫展，君子无讥。刘氏曰：“《春秋》之义，其所未论者十有二。何者？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谓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嗣，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解之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孙子》有言：“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毁人之国而不久。”征之近事，佳兵不祥，德意志以之丧师；兴绝继亡，美利坚因而称霸。《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近世国际法学者谓：国际法者，仅可施于皙族耶教之邦，然其后于中华、日本、土耳其，亦许其预樽俎之列。时势既有推移，不容胶执也。若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斯乃葆国际之和平，重联盟之信义，非徒臧否人伦，同处士之横议。国际公法，不设惩戒之条；干涉内政，尤为举世所忌。国有篡弑，讨伐之责，臣子施之，何与外人？征之清事，载湉幽囚，康、梁泣血，衣带之诏，指天誓日。虽亦持之有辞，而列国不为之动。伍子胥有言：“诸侯不为匹夫兴师。”洵国际之通例，非老生之常谭。刘氏见之，将谓凡在含识，率丧良知乎？吾知其不然也。赵盾之事，其本国史官宣之朝端，以近事言之，无异列在公报。职非辩护，岂容代其呼冤？许止果无逆迹，何不束身司败，以待公判；乃父骨未寒，亡命异国。国人皆曰可杀，匪徒迹涉瓜李。之二人者，被以恶名，何所逃罪？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一也。刘氏曰：“明镜之照物也，妍蚩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缀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之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其所未谕三也。”解之曰：周室东迁，共主悉臣之义，不足以维系人心。尔时视王室，亦如今之视罗马教皇而已。齐桓名则方伯，不翅共主，鲁附同盟，义当相隐。况狄之灭卫，鲁不能共恤简书，尤恐来与国之责言，负国际之责任。一言不智，或致丧邦。国际道德，不若私人之褊隘。从井救人，信匹夫之美德；度德量力，乃有国之常经。史官执简，万目睽睽，非同报纸之讥评。国际文书，事涉隐秘，又非可一一悬之国门，供人评议。法律畸重事实，不贵诛心。晋文年已迟暮，急于功名，虽有召王之嫌，不掩尊周之绩。况事属茫昧，若必自诩直道，以揭发阴私为快，既伤王室之尊严，复致列国之离畔，功败垂成，谁尸其咎？故隐约其辞，寓贬于褒。盖犹不废告朔饩羊之存心。非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者，孰能语于斯？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二也。刘氏曰：“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耶？如阳虎盗入于欢，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中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论五也。”解之曰：大夫无私交，国之通义。其有官职较崇，外托微行，内膺使命，通彼我之情，修两国之好，职同专使，人非游客，邦交所系，非徒震其官阶。若乃窃邑叛君，罪在不赦；而兼弱攻昧，于我犹荣。慕义归化，人情之常，有兼并之实，无侵略之形，书之宜也。章太炎先生谓：春秋之世，灭国少而兼国多。斯其一例。阳虎入欢，犹未外叛，逾年奔邓，葱灵见执。齐无容纳逋逃之事，虎无专享大利之权。较之三叛，其事悬绝。斯乃不足轻重者矣。宝玉大弓，受之周室，国之神器，存亡与共。国未灭而神器已迁，有国之大耻，臣子之奇辱也。幸而光复旧物，兹事缘起，不得从略。日本王室有剑玺镜三种神器，世世守之，以为传国之宝。各国国旗国徽，为国威所托，无敢对之越礼，反此为大不敬。军旗亦然。义例如斯，夫何足怪。又按：近代公法，国家之抚有疆土，容有由时效者。欢于齐鲁，地同瓯脱。阳虎陪臣，既兴内乱，复构外患。据事直书，责言立至。仲尼周游列国，熟谙外情，夹谷之会，雍容坛坫，弭患俄顷。及门尤富专对之才。虽其博学多能，雅不以外交自树系统，然观其书法，已建公法之典型。刘氏既知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复致疑于略大存小。斯诚知二五不知一十之流亚。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三也。刘氏曰：“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邾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且按汲冢竹书《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论八也。”解之曰：国际常例，本国内乱，率多耻讳。公报所记载，有司所表襮，自非狂愚，未有与信史等视者。《春秋》于隐之弑，书薨不地，为国耻不可昭告列国也；不书葬，为有贼不讨，责臣子也。对外则务隐讳，对内则主谨严，后圣有作，夫何间然。桓公以国之元首，偕其匹偶旅行邻邦，而阃教不修，国之小君与邻邦君主有中勾之丑。桓公失言，死于非命。此而摘发，立召兵戎，宁止彰扬国耻已哉？元首受辱，彼方为强邻，且适在列国会盟之时，仗义无人，公断难恃，忍辱负重，无得而讥。至于丧师讳败，战史咸然。盟而不与，会而后期，显违请信修睦之义。凡在同盟，例得诘问。方患无解免之口实，岂可不鞠自承？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四也。刘氏曰：“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末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成事，必当有说。经既不书，传又缺载，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论十也。”解之曰：列国并立，朝起暮仆，兴亡之数，其将问诸水滨。况强国包藏祸心，苟图兼并，何患无辞。或以诛暴锄逆为名，或以兴灭继绝相召。亡君逃人，视为奇货。如建州之放逐李闯，为明怀帝而发丧；俄罗斯之平定叛徒，为匈牙利而用武。(西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事。)柱下之纪，未可偻指数也。意者，楚欲图蔡，而又难尸恶名，因利用亡人，资之兵甲。胜则利归于己，败则嫁祸于人。亡命之人，本无所择。仲尼博闻强记，宜烛国际之阴谋，而事关邻国，利害不切，则亦存而不论。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五也。刘氏曰：“按：晋自鲁闵公以前，未通于上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闵公时事，言之甚详。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如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鹢，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乎？其所未论十一也。”解之曰：近世政府公报所披露之外交文书，皆据与国通牒叙录，无所窜易。读之干燥无味，逾于断烂朝报。若夫抉发隐秘，钩考兴亡，评论得失，褒贬诛伐，在我笔端，则当求之于外交史。斯乃私人之纪述，而未可与《春秋》同日语也。仲尼述而不作，多闻阙疑，诚如子玄所言，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用能传至于今，成一代之外交宝典，垂国际公法之典型。故书宋飞六鹢，事类邻狸生子，而非烦碎；阙晋灭三邦，(昌按：衡之文理，此处当脱一六言句。然余所见此文两本皆如此作，末由增补。)而非旷官。盖交邻之道，以质直为先。彼既来告，我即据为典实，书之官守，布之国民。其功其罪，当事之国任之，我何与焉？征之近事，日并高丽，欧、美缄口而无辞；我逐建州，列国联袂而修好。《春秋》之例，何以异此？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六也。刘氏曰：“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则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名而不以名，或应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论十二也。”解之曰：《春秋》非列国之刑书，仲尼匪国际之司直。地非法庭，事无证佐。此兴彼仆，何异太虚浮云之起灭。彼灭不告败，胜不告克，或以国交之疏昵，或以利害之重轻，而有轩轾。中立之邦，无所偏倚，不当以私意有所论列，启破坏中立之嫌。他国内乱，力不能相救，袖手而已。易君犯上，在国内法罪不容诛，在国际法事非鲜冗。兴师动众，舍己芸人，就令在道德无可訾议，而在国际法则武力干涉，悬为厉禁，正不独以暴易暴见讥义士也。同盟之国，礼数优隆；故其国君之卒，例得书名，外此不妨从阙。陈女叔特来修好，待以国客而不名。齐崔氏出奔，因其以世卿专国政，彼国恶其以身反，又不欲立其宗，以族来告，遂书其族而不名，谓之讥世卿。则言外之意，非国际书法之准式也。鱼山被杀，名而不氏。山既背其族，又不容于宗国，行人来告，必多贬辞，故亦贬之。若春崩夏闻，秋葬冬赴，事涉交际微节，无关宏旨。此足以解刘氏之惑者，七也。(昌按：以上十一字原脱，以意补。)日者，与章太炎先生论辩子玄《惑经》之作，囿于时代，不克旁通，刺取数事，以匡其谬。太炎先生为之首肯。读至春崩夏闻，秋葬冬赴，先生莞尔曰：“匪徒国际也，私人亦然。友朋讣告，生卒殡葬，纵有牴牾，无取推究。何刘氏之不广也？”余退而草是篇，以质世之读刘氏书者，且以请益于太炎先生。

(章太炎先生曰：“宝玉大弓，国之重器，得失必书，固矣。书盗而不名者，《春秋》于陪臣行事，不著其名，盖较之三叛，尤为微末也。唯卿即今之国务员，事涉政府，不容从略。孔子诛少正卯及自身出奔，皆不见经。或以少正卯职位素卑，小司寇之职，尚属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故不得破例书之耳。入讙叛不书者，据邑叛，不得书盗，而陪臣又不得书名。且事隔无几，齐人即来归欢。阙之，非阔略也。”)